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注：《戊戊政变记》先后有多个版本，并且某些版本之间有相当的差异。就单行本而言，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一为九卷本，最早为1899年横滨清议报社印九卷本，随后有新民丛报社印九卷本等，1957年香港中华书局重印第16版九卷本。另一为八卷本，根据狭间直树的研究，最早的八卷本出现在1907年之后，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的是这个版本，1953年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戊变法》同样收录了八卷本，1954年中华书局又根据《饮冰室合集》本印行了单行本。本文所研究的主要是《清议报》连载本和横滨清议报社铅印九卷本，但是为了方便查对，引用的文字一般标出其在中华书局重印本中的位置。关于九卷本和八卷本的差异情况，本文依从刘凤翰的研究成果，请参阅刘凤翰《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台北，《幼狮学报》第2卷第1期，1959年1月。）一书第一次对戊戌维新运动从整体上进行了描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和主线的戊戌维新运动宏观叙述框架。在近一个世纪戊戌变法史的学术研究中，《戊戌政变记》的总体描述逐渐获得认同，被大量近代史教材和相关专著所尊信，并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一个戊戌变法史权威叙述体系。20世纪20年代开始陆续面世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和专著，已经普遍采用梁启超的记载来描述戊戌变法史，比如颜昌峣的《中国最近百年史》（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历史研究社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纲要》（新知书店1946年版），以及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48年版）等等都以《戊戌政变记》的体系来描述这段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维新变法的研究专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略》（联群出版社1955年版）和胡滨的《戊戌变法》（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在整体叙述方面虽然力求精致严密，但依然沿用了梁氏的体系。80年代以来有多部相关学术专著问世，其中具代表性的有王栻的《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它们对于维新变法运动的具体史实的考订严谨细密，但是在总体叙述体系上如出一辙，仍然没有越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一书的框架。与此同时大量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在维新变法史的叙述方面也沿袭了前人的做法。因此，梁启超对戊戌变法史的叙述体系逐渐权威化，其主要观点成为史学界长期以来普遍接受的一个基本观念体系。比如，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注：“百日维新”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903年版的《清议报全编》的《戊戌变法记事本末》，专指
但是在梁启超的叙述获得信任的过程中，也有研究者如陈恭禄、陈寅恪（注：陈恭禄：《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1期，1933年11月；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6页。）等对其整个陈述的可靠性表示怀疑。邝兆江1984年在其专著中指出康梁的陈述夸大了他们在光绪戊戌年新政中的作用，新政的重要人物是张之洞等人而非通常认为的康梁。（注：Luke S.K.Kwong: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Personalities,Politics,and Ideas of 189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因而，《戊戌政变记》对戊戌变法史的整体叙述的可靠性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但是到目前为止，参与争论的各方尚未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对戊戌变法史整体叙述框架影响甚深的《戊戌政变记》的叙述结构是如何产生的？戊戌变法史的宏观框架的一些基本问题往往与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的环境有关，理清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的过程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这需要对《戊戌政变记》的产生过程进行专门的研究。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至今只有刘凤翰的《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吴相湘的《〈戊戌政变记〉考订》和日本狭间直树的《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等少数几篇（注：刘凤翰：《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台北，《幼狮学报》第2卷第1期，1959年1月；吴相湘：《近代史事论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狭间直树：《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汤志钧：《人物评价和史料鉴别》，《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戚其章：《〈烈宦寇连才传〉考疑》，《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杨天石：《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张德钧：《梁启超纪谭嗣同事失实辨》，《文史》第1辑，新建设出版社1961年版，第81-85页。），而其中除了狭间教授之外，其他人只是考订《戊戌政变记》中的片段记载，没有触及与戊戌维新史有关的整体叙述框架。而狭间教授尽管初步说明了《戊戌政变记》各个版本出现的时间、机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仍然有很多疑问有待解决。比如康梁流亡日本初期（1898年10月至1899年5月）为何匆匆发表《戊戌政变记》这样一本记述当代历史的著作？《戊戌政变记》是如何描述戊戌变法的来龙去脉的？当时的环境以及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对这一叙述框架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又是什么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重点考察《戊戌政变记》宏观叙述框架的形成过程，意在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也为进一步研究戊戌变法史提供一点帮助。本文联系作者所处环境以及该环境下作者的活动、策略和他所调动的思想资源，力图揭明：此书与康梁师徒流亡日本初期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并且成为他们政治活动的一个内容；书中有关戊戌变法的宏观陈述框架和关键细节实为康梁等人应对当时舆论及具体政治局势的产物。经过作者梁启超的刻意安排，《戊戌政变记》用以局内人身份说明戊戌政变（新政及其失败）真相的形式，成为康梁等人争取外援、反击舆论、推脱责任、洗刷罪名及宣传政治主张的政治工具。
一、“政变原委”——澄清“政变”责任问题
《戊戌政变记》一书正式出版于1899年，但部分内容已经先行刊登在梁启超办的《清议报》上。《清议报》第12册上的《戊戌政变记成书告白》曰：“戊戌八月之变为中国存亡绝大关系，惟其事之本末层累曲折，知之者少。今有局中人某君将事之原委编辑成书，托本馆代印代售，全书分九卷：一，变法实情；二，废立始末记；三，政变前记；四，政变正记；五，政变后记；六，殉难烈士传；余附录三卷。记载翔尽，议论精明，将中国将来之局言之了如指掌，有心人不可不读之书也……”（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告白》，《清议报》第11册，
政变“原委”在全书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全书的6卷正文是按照戊戌政变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来展开的。除了其中第2卷和第3卷直接解释政变的原因外，第1卷的内容也为下文的帝后矛盾作了铺垫，其中还有多处文字谈及政变的原委，另外在第6卷中也涉及这个问题。
政变原委为何如此受到重视，而且要打乱篇章顺序刊行？从当时的舆论氛围中我们可以找到解释。北京政局的突变是当时各方关注的焦点，政变的原因是议论的中心。针对当时清廷官方及民间舆论对此的不同解说，康梁师徒不得不先后数次出面“澄清”政变的真相，并由此催生出《戊戌政变记》一书。
康有为得到英国的援救而脱险，这也给予英国探听内幕消息的机会。
对康有为来说，形势在继续恶化。
但当时的报纸已经对此事的大致情况作了报道。据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的记载：“览报纸，上谕宣布康有为罪状，始知有结党谋徙置太后事。盖先欲剪除太后党羽，故撰密旨令袁世凯擒荣禄，即以新军入都移宫，袁不从，以告荣禄，荣密奏太后，太后震怒，故降旨严拿。康已遁，仅获其弟广仁及徐致靖、杨深秀、谭嗣同等七人。后徐致靖免死监禁，余六人皆斩西市。张荫桓亦下狱，有诏戍边。”（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根据时贤的研究，这一阴谋的确存在，并且为康梁自己事后的记述和秘密通信所证实。（注：汤志钧：《关于戊戌政变的一项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记〉》，《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8页；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本月三号北京消息称，中国皇帝志在维新，太后志在守旧，势不两立，力强者胜，皇上防有意外，欲将兵权尽交袁世凯，故先擢彼为侍郎，次将以北洋副大臣之职授之，令其兼管北洋水陆师兵权。袁世凯既受职，上朝谢恩，皇上即乘机授意，使其回至天津，即带兵入京师，护卫御驾，以免意外之变，不意为袁世凯所误，九月二十号，乘火车出天津，不即尊旨带兵入京，转将机关尽行说知荣禄，欲听荣禄决其可否，岂知直隶总督荣禄，素来痛恨维新党，一闻机关，即传电报知太后，故有今日之变。九月二十一号，皇上登朝，正欲降旨传伊藤入觐，突有内监持太后懿旨，敦迫皇上往颐和园，面见太后，皇上既往，此后遂不复见其视朝矣。（注：《知新报》第69册，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相同的时间内对政变的原因也进行了思考。政变发生后他得到日本人的救助脱离险境，乘坐日舰大岛号逃亡东瀛。当时国内的政局尚不明朗，但是形势严峻，梁必须对政变的前因后果和自己未来的行动进行思考。梁启超对于所从事的维新事业并没有失去信心，他从日本政府的援救行动中看到一线希望，期望“同文同种”的日本会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出面干预，帮助光绪复辟。所以梁启超确定下一步行动方针是游说日本政府。在古风《去国行》中，他明确表示了寻求外援的愿望：“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1898年10月，康梁师徒先后抵达日本，游说日本政界人士成为他们此时的主要活动。康有为篡改了光绪的密诏，宣称自己“奉诏求救”（注：此处依据汤志钧的研究，见汤志钧《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39-53页。），公开呼吁英日等国援救光绪皇帝；同时，他和梁启超都曾求见日本新任首相山县有朋（注：狭间直树：《初到日本的梁启超》，《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第220-222页。），多次与日本政要近卫笃麿公爵举行秘密会谈，恳求日本出手相救（注：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1期，1990年11月。）。这一类游说努力在康有为滞留日本期间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注：离开日本之前，康梁仍设法与日本政要会谈。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1月。）在游说行动中，介绍国内新政是一个重要内容，而政变的原因更不可忽略。在逃亡期间，梁启超对于政变的原因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
“敝国此次之变，其原约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俄）之争。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英日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而已。”政变是因为代表新旧两种力量的皇帝和太后之间的斗争，可是“皇帝虽在位二十四载，而
与康有为在香港的谈话相比，梁启超对于政变原因的分析更加完整清晰。西太后与光绪的公私观点的矛盾对立继续被强化为政变的主因。但与康有为的谈话不同，梁对政变直接原因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存在“九月胁皇上随西后巡幸天津，阅视三军，乘此时以兵力废立皇上”的阴谋。“及七月，其谋为皇上所觉察，因坚持不肯巡幸天津之议。又于北洋三将之中，特召袁世凯入京，赏以侍郎，待以优礼，激以忠义，冀其有事可以保护；又赐密诏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令其设法保护，以冀免于难，不意其事遽为西后、荣禄之所疑。西后即日垂帘，荣禄驰入政府，以
在上书的同时（1898年10月26、27日），梁启超又与日本外务大臣的代表志贺重昂进行笔谈（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196页。），直言希望日本出面联合英、美“仗义干预”，帮助光绪复权。梁启超的《上大隈重信书》并非只送给收信者，它还被送呈近卫笃麿公爵，同时寄给日本的《东邦协会报》并且于
1898年10月下旬康梁师徒刚到达日本之时，日本政府安排专人接待，使他们十分满意（注：梁启超
贵国政变之概况，已由日前
前首相伊藤博文在一次会议上“试论中国内政”时说：“（中国）于九月下旬，有政变之事。其革进党，平日所划策经营者，一旦归于蹉跌……惟仆察彼所谓革新党者之所为，其划策未可谓尽得其当。窃料其事难成，果不出数月，其党立败，进锐速退，自然之理。”（注：《伊藤侯论支那情形》，《清议报》第1册，
鉴于批评的激烈程度和批评者的重要地位，康梁师徒不得不认真对待。政变原因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事关对光绪皇帝和整个改革性质的评价，直接关系到他们游说活动的合法性和成败。康梁全力以赴地游说就是为了让日本政府相信，西太后一派顽固守旧，应该对政变负主要责任，中国的局势除外国干涉外别无出路。然而，假如日本各界认为政变责任在康梁方面，游说活动将失却道义的基础，一切努力势必付诸东流，所以他们对此不能再保持缄默：“语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大丈夫以身许国，不能行其志，乃至一败涂地，漂流他乡，则惟当缄口结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嘻笑之，唾骂之，斯亦已矣。而犹复哓哓焉欲以自由，是岂大丈夫所为哉！虽然，事有
由于主要的批评意见是变法过激导致政变，所以他们的辩驳集中在政变的原因上。康梁的辩驳遵循着两条思路，第一条思路着眼于破，针对有关新政性质的质疑，强调“新政并非过激”。既然新政没有过激，那么新政过激导致政变的说法就不能成立。
康梁申辩的第二条思路着力于“立”，即说明政变的发生另有原因，与新政无关。第一条办法固然持论正大，但是也容易纠缠不清；第二个说法则是釜底抽薪，更易于见效。这个办法另有一个长处，即康梁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局中人”的优势，获取发言的优势地位。关键在“立”什么。康梁对于政变的原因的认识不尽相同，这时候经过协调，决定在公开场合统一口径，以梁启超《上大隈重信书》中的说法来回应。当近卫公爵批评康有为新政过于激进导致政变发生时，康有为的回答是：
敝国此次政变，非如阁下所言，是由今春改革之所致。西太后担心我皇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以英明能干之才厉行改革，刷新旧习，将对自身不利。而且皇上有驱逐佞人宦官李莲英之意。李为安全计，暗中向太后谗言中伤，挑弄帝后之间的是非，致使二者感情日益恶化。再加上满人贵族荣禄受太后之宠，前恭亲王奕在世之时，尚能保持朝廷各派之均等势力，形成中心人物。但自亲王逝后，荣禄则取其位而代之。包藏祸心，驱逐长老，独揽政权，专横跋扈……同时，又令董福祥之部队一万四五千人自甘肃省来直，托演习之名诱皇上阅兵，企图借兵力威胁皇上退位……政变后之我国，实际上，荣禄及宦官李莲英结合担当保护之任的董福祥，以扩张太后派的势力。（注：见彭泽周《由近卫日记看康有为的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1月。）
这样做是当时最适合的选择。第一，梁启超的意见已经为日本政要所知悉，而且日本的《东邦协会报》已经于
梁启超的这一陈述有合乎史实之处，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确有不和，戊戌新政的失败确实反映新旧力量的矛盾。而且梁启超立意巧妙，从皇室内幕和权力斗争等因素来说明政变的原因，有相当的合理性和说服力，易于得到世人的承认，也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线索。但是这个“政变原因”说并不完全符合史实。第一，此说的基础是慈禧和光绪皇帝之间愈演愈烈、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光绪和慈禧个人之间也许有不睦之处，但是现有的研究表明帝后之间的矛盾被康梁夸大了。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慈禧光绪母子还是一致的，至少戊戌新政的主要措施都是他们一起决定的。（注：参阅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8-697页。）而且康梁曝光慈禧母子不和内幕在自己人中间就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王照就大不以为然。（注：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二，梁启超的“天津阅兵行废立”说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梁氏称天津阅兵废立阴谋在戊戌年
康梁师徒此刻正急于让国人和日本政府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各界人士的批评源于他们对于新政和政变情况了解太少。第一，批评者不是政变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无缘了解内情。第二，各种刊物也不知道真相，用道听途说的消息误导了读者。但尽管他们积极向报章投稿，在日本人的刊物发表文章却有相当的难度。这不仅是因为语言的差异，而且由于康梁的特殊身份，他们的文章刊载之后报馆自身会受到批评。（注：如《东亚时论》刊登梁启超的文章后即受到了压力，见彭泽周《由近卫日记看康有为的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1月。）日本人办的《东亚时论》和《亚东时报》均刊发过梁启超的文章，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国内的报馆此时处境艰难，即使封禁报馆的命令不曾发出，以现实情况论也不便于公开发表康梁的文章。与康梁关系密切的《知新报》势单力孤，又远在澳门，发表文章周折甚多，调度不很方便。因此创办自己的报刊理所当然，《清议报》便在这时候开始筹办。他们并不缺乏办报的资金，同时因为有三年前《时务报》的成功经验，梁启超对办报一事已是驾轻就熟，所以报纸的创办过程还比较顺利。（注：梁启超：《与惠仙书》（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9页。）
申辩口径既定，宣传工具也准备就绪，梁启超大约于1898年11月开始编撰《戊戌政变记》，系统地阐述政变的“原委”。这也是简便易行的，因为只要将《上大隈重信书》的有关内容加以扩展就行。关于政变的总原因，该书第三篇《政变前记》曰：“政变之总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也；其二由顽固大臣痛恨改革也。”（注：《戊戌政变记》，第69页。）其具体内容与《上大隈重信书》的有关论述基本一致。它们不仅在字词和语句方面存在雷同，而且在基本观点上完全相同。不同的是，信中简明扼要的叙述演变成了《戊戌政变记》书中基本的构架。比如，信中所说的政变原因有“四端”、“两派”，在书中就发展成独立的两卷——《废立始末记》和《政变前记》。记述帝后之争的一段话更成为《废立始末记》的结构框架。第二篇第一章“西后虐待皇上情形”即从“皇上本非西后亲生之子，当其立之时，不过拥为虚名。而西后自专朝政，皇上虽在位二十四载，而
《戊戌政变记》第四篇第二章《政变之分原因》则对于政变发生的具体原因有了交代：
十三，
十四，袁世凯之为人，能为大言，勇敢任气，且深知西后之残横。颇以忠于皇上自命。虽为荣禄所拔用，然亦常不满志于荣禄。且曾游外国，知变法之不可已。故皇上召见之，欲加以恩遇，令其感激图报。闻
由于在修订本中第十四条被完全删除，所以一般均把“以此败事”与后来修订过的第一章的一段话（“盖袁之为人机诈反复，深知皇上无权，且大变将兴，皇上将不能自保。故虽受皇上不次拔擢之大恩，终不肯为皇上之用，且与贼臣之逆谋，卖主以自保，而大变遂成于其手矣。”（注：《戊戌政变记》，第69页。））联系起来看，认为是指陈袁世凯告密，但是在初版九卷本中，那一段话并不存在。所以原先的理解并不符合初版本的原意。要了解梁启超对于政变原因的看法，应当把初版九卷本中两段文字联系起来考察，即光绪召见统领新建陆军（而且“曾游外国，知变法之不可已”，又“颇以忠于皇上自命”，还“不满志于荣禄”）的袁世凯这件事本身，引起了反对派的警觉，导致了政变的发生。而这一点实际上也来自梁启超的《上大隈重信书》。（注：《明治三十年八月至三十七年六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卷）》，《日本外务省档案》，北京图书馆藏缩微胶卷，MT-16143，第427-492页。）在这段时间里康有为也在反思政变的原因，他回忆的诸多事实为梁启超所采用，写进了“政变之分原因”一节。（注：比如被称为最大之分原因的保国会事，就来自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5-45页。）
12月初，梁启超将写成的《戊戌政变记》部分书稿先期寄往成立不久的《东亚时论》报社（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机关刊物），不久即分别登载于该报的第2期和第3期上。这部分书稿就是《清议报》刊登的《戊戌政变记第四篇?政变正记》（成书时被改为第三篇），其内容是第一章“政变之总原因”、第二章“政变之分原因”和第三章“辩诬”（成书后的组成略有变动，第三章换成了曾在《清议报》第1册刊出的“政变原因答客难”）。（注：此处根据狭间直树先生的研究，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值得注意的是《政变原因答客难》一文反驳的正是变法措施“急激”的意见，强调康有为大变全变方略的不得已和适用性。不论全书此时是否已经完稿（极有可能未完稿），选择这一部分首先刊布，正好说明《戊戌政变记》是回应舆论的作品。
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就一直是时论关注的焦点。从香港到日本，康梁两人先后或公开或秘密对于政变的原因作了数次解释。由于康梁所处舆论环境的变化，他们每次的介绍都不尽相同。到《戊戌政变记》正式刊登，关于戊戌政变原因的解说初步定型。由上可知，《戊戌政变记》关于“政变原委”的叙述是康梁师徒应对舆论的产物，并且是其游说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