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同盟会创建100周年，不免引发我们许多回忆。年老笔滞，只有略书掌故数则以示纪念。
一、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
同盟会的名称虽是出于孙中山的建议，但并非出于中国革命党人的原创，或多或少受到外国（特别是日本）的影响。
早在1892年，菲律宾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爱国志士建立一个名为“卡的普南”（Katipunan）的革命团体。卡的普南的会名是“人民子弟的最高虔敬协会”，但过去中文译名亦有采用“同盟会”者。孙中山1898年与菲律宾革命领袖彭西（M.Ponce）结识，曾以代购军火等方式支持“卡的普南”的正义斗争，想必会理解其会名的含义。在此以前，“卡的普南”于1896年在巴林塔瓦山区举行起义时，曾采用红色旗帜，中间为一个太阳，放射8条光芒，代表最初起义的8个省。而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以后，革命军政府18星旗的造型与寓意与此颇有相近之处，这也可以作为中菲之间革命互动关系的佐证。
当然，以同盟会三个汉字作为社团名称，对中国革命党人影响更为直接且大的则是日本的国民同盟会。
1898年，日本在野党为反对第二次山县内阁扩张军备、增征租赋，曾发起创建“反对增租同盟会”，积极支持者有神鞭知常、平冈浩太郎等。平冈是九州矿业资本家，宫崎滔天曾在他主持的《九州日报》任记者，孙中山1898年到东京后的住处和生活费用亦由他提供。因此中国革命党人对“反对增租同盟会”不会全无所知。
两年以后（1900），为推动日本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日本一些政界人士如近卫笃麿、犬养毅、头山满、柏原文太郎、根津一、中村弥六、神鞭知常等，发起成立“国民同盟会”，其中不少人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关系非常密切。该会以“倡为保全支那之说”相标榜，谴责“露（俄）兵尚聚于满洲”，因此颇能引起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幻想乃至好感。紧接着，松本正纯等在东京神田锦辉馆成立“青年同盟会”。同年12月，“国民同盟会”又在东京新富座举行中央大会（相对于地方大会而言），到会者有5000人之多，颇有一点声势。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由于俄军继续占领满洲，“国民同盟会”活动更为频繁，直至1902年俄国被迫签订满洲撤兵条约以后，该会才宣告解散。该会曾编纂《国民同盟会始末》，上海通志学社很快就在1903年5月出版了袁毓麟的中文译本，因而在国内进步知识界亦有一定影响。
1903年春，由中国留学生倡导的拒俄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蓬勃兴起。以同盟会命名的爱国团体日渐增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邹容在上海倡议成立的“中国学生同盟会”。《苏报》在5月30、31两天连续发表评论说：“蜀邹容者，东京退学生也。愤中国学生团体之不坚，毅然创一中国学生同盟会。海内外全体学生皆要求入会，各省各设总部，各府、县设分部，权利义务，分条揭载（会章另登）。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者也。”在此前后，
此外，还有《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5期，曾刊载“大湖南北同盟会”的书刊广告。虽然至今还未发现该会其他活动的记述，但与《湖北学生界》刊物的政治倾向接近，则是可以断言的。同年
二、《民报》以前的《民报》
人所共知，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随即出版革命喉舌《民报》，但是却较少有人知道，在这个《民报》之前，早已有日本人创办过同名报刊。
日本著名政治活动家犬养毅于1890年年底脱离《朝野新闻》，随即于
《民报》发刊词虽然以孙文名义发表，并且极为精炼地勾画出三民主义的轮廓，但执笔者则显然是中国留日学生，因为《民报》本来就脱胎于田桐、宋教仁、陈天华等经营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同盟会的《民报》的名称既然可以模仿犬养毅的《民报》，其《发刊词》也未尝没有可能从犬养毅话语中得到某些启发。
当然，同盟会的《民报》从性质来说，与犬养毅的《民报》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它是同盟会鼓吹革命的喉舌，也是20世纪中国的时代号角。《民报》发刊以后，高举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旗帜，并且与此前影响极大的《新民丛报》展开全面的激烈论战，使众多摇摆于革命与保皇之间的留日学生与君主立宪派明确了自己的政治方向。1906年12月，《民报》举办创刊一周年纪念大会，留日学生界参加者竟达6000人以上，可见其宣传功效之大。连梁启超都不能不承认保皇党已处于劣势，他在同年给康有为的信中说：“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馀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插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心腹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
三、同盟会的英文译名
同盟会的英文译名不甚统一。今之西方学者（包括若干华裔学者）或以音译为T ung Meng Hui，或以意译为China Alliance Society，其实都不符合同盟会成立之初的英译原貌。1981年秋，我曾见过东京宫崎滔天故居收藏的
在同盟会成立以前，东京中国留学生已有各省同乡会的组织，并有以各自地区名称命名的刊物，如《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洞庭波》等。此外，原有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小团体，仍然保持各自的组织系统独立活动，彼此不相联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识之士已经多次发出破除省界的呼吁，希望把各省区与各个团体的革命志士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以统率整个革命运动。孙中山到达东京以后，首先与黄兴达成“集留学生为大会盟”的共识。接着又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宋教仁、陈天华、宫崎滔天等会晤，强调指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台，必成秦末二十馀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连络为要……若现在有数十百人者，出而连络之，主张之，一切破坏前之建设，破坏后之建设，种种方面，件件事情，均有人分任。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即可从此安定矣。”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把同盟译作Federal的深远寓义。
同盟会成立以后，有各省分会的设立，凡遇本部重大会议，往往需要各省分会代表协商才能做出决定。以后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称：“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可以看作是省区联合理念的延续。当时革命尚在初始阶段，对于未来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尚无明确共识，联邦制也未尝不在计议之中。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孙中山曾对宫崎滔天说：“建都，仆常持一都四京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广州（南京），顺天（北京）。”（《与宫崎寅藏等笔谈》）似亦有联邦制的模糊构想。
有关同盟会的英文译名，还有一件史事可以追述。1907年4月，部分中印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成立“亚洲和亲会”，据以后当事人回忆，亦可称为“东亚亡国同盟会”。由章太炎执笔的《亚洲和亲会约章》，在日本尚有收藏者。其封里印有英文" The Asiatic Humanitation Brotherhood" 。Humanitation可能系Humanitarian之误植，则“亚洲亡国同盟会”亦有博爱兄弟会的含义。约章宣称：“先以印度、支那二国组织成会，亦谓东方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为亚洲屏蔽……一切亚洲民族，有抱独立主义者，愿步玉趾，共结盟誓，则馨香祷祝以迎之也。”又规定：“亚洲诸国，若一国有革命事，馀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可见，“同盟”一词还包括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友好合作乃至结盟的含意，可供我们对同盟会命名史事做更为深入的探索与诠释。
四、同盟会与孙中山
同盟会的成立与孙中山成为各地革命志士公认的领袖，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众望所归。同盟会的成立说明，历史不仅选择了孙中山，而且给孙中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使孙中山大大增添了革命胜利的信心。
所以，多年以后，孙中山回忆这段往事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以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以崛起既死之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及至乙巳之秋，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我认为，这就是对于同盟会历史地位与深远意义的最好表述。
（资料来源：《文史知识》200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