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可根据清朝从建立、巩固、发展、中衰到衰亡的过程，分成五个时期，如将清统治者入关前的历史计算在内，则是六个时期。
第一，女真各部的统一和后金时期
本时期从努尔哈赤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攻打尼堪外兰，开始统一女真各部，到崇祯十六年（1643）皇太极去世，前后共六十一年。这是满族贵族集团与明朝争夺全国统治权的准备阶段。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后金政权的建立，标志女真各部统一事业的重大胜利，明朝分裂女真各部的政策终于破产。其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使后金政权取代明朝，统治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做了极有成效的准备工作，因而得以在1644年进军中原，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少数民族统治集团为主体的第二个中央皇朝。
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前期，中国边疆地区的一个人口很少，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组织本民族，利用当地汉族的力量，迅速崛起，其战略、策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忽必烈消灭南宋，统一中国前的蒙古政权，已经是疆域辽阔，声势显赫的大帝国，而后金（清）政权则与此很不相同，因而也就更有研究的必要了。
第二，清朝的建立时期
本时期起于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到顺治十八年（1661）永历帝被俘，南明覆灭，前后共十八年。
清军入关后的十八年，是一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各统治集团间的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异常激烈，中国各族人民陷于深重苦难的时代，但这也为其后著名的康乾盛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以多尔衮、福临为首的清统治者，为全力镇压、分化抗清力量，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制，调整各项政策，以及满族贵族内部、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的关系，最后在顺治十八年末，主要利用汉族的人力、物力，消灭了南明政权，使中国大陆上有组织的武装抗清斗争基本结束（除去鄂西李来亨军外），清朝终于建立起对大陆的全面统治。这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转变为阶级矛盾的重要标志。至于郑氏父子在台湾的抗清斗争，则成为最终能够解决的国家统一问题。
十七世纪中叶，明皇朝、农民起义军和清统治者是中国大陆上的三支重要力量。明朝腐朽已极，统治集团在分崩离析，它的覆灭已不可避免。农民起义军虽代表广大被压迫者的利益，推翻了明朝，但因无从克服本身存在的弱点和缺点，最后还是被清统治者所战胜。南明政权继承了明朝的一切腐朽、恶劣传统，所以尽管有农民军余部的支持，仍然没有避免覆亡的命运。
其实十七世纪中叶，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力量已进一步扩大，正处于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并向周边扩张的前夕，沙俄侵略者这时已进抵黑龙江北岸，但还缺乏继续南下的条件和力量。否则四支力量逐鹿中原，并有沙俄介入，情况将更为复杂。可见清朝是在新的情况来临前夕，由于确立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因而就争取到了较多时间，积蓄了一定力量，为日后进一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并给予侵略者以有力还击创造了条件。
第三，清朝的巩固时期
本时期从康熙元年（1662）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共二十二年。
玄烨即位时年仅八龄，由四大臣辅政，基本排除了诸王的干预。这和福临即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是皇权大大加强的重要标志，符合清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然而，四大臣辅政时期，特别是鳌拜专权阶段，清统治者多少改变了多尔衮摄政和顺治亲政时的某些政策，所以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关系出现一些紧张情况，而三藩割据势力又在不断扩大，同时“水旱频仍，盗贼未靖，兼以贪官污吏，肆行朘削，以致百姓财尽力穷，日不聊生”[1]，这些显然很不利于清政权的进一步巩固。
康熙八年（1669），玄烨清除鳌拜集团，最终结束了清统治者在对待汉族地主阶级政策上的摇摆状态，实施符合满汉大地主阶级利益的方针、政策、笼络、安抚了汉族地主阶级。正是主要由于这一点，以及其后执行的停止“圈占民间房地”和大力恢复生产等措施，因而一当三藩发动叛乱，玄烨就能够采取果断措施，主要依靠汉族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调动汉族的力量，战而胜之，消灭了这个国中之国，随后又一鼓作气，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了台湾。
平定三藩及统一台湾，既表明清朝在全国统治地位的大为巩固，也表明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各阶级和满汉地主统治集团间力量对比的漫长调整过程，终于基本结束。这一政治格局，历经康熙中、后期和雍正、乾隆两朝，相对固定了一百一十多年，成为康乾盛世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政治保证。
第四，清朝的发展时期
本时期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乾隆六十年（1795），共计一百一十二年，即著名的康乾盛世。其间又可以玄烨去世（康熙六十一年，1722）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康熙年间，诸王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作用日渐缩减；皇太子的册立，排除了诸王、大臣的皇位继承问题上的影响和作用；密折制度的实施，则大大加强皇帝对督抚提镇等地方大员的控制。这一切在在表明，明初开始的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强化的进程，经过明清之际暂时停顿的阶段后，再次向前推进。
除去继续实施团结汉族地主阶级的政策外，清朝这一时期对于蒙、藏上层统治者的政策，也更为周密、完善，更为成功，大大超过中国其他封建皇朝。这对清朝政治局面的长期相对稳定，增强各民族对祖国的向心力，从而对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康熙二十九年到三十六年平定噶尔丹之役，及康熙末年以驱准保藏（西藏）为中心的西征准噶尔之役，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日后彻底解决准噶尔统治集团的问题，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玄烨通过雅克萨攻防战，以及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基本遏制了沙俄侵略者的南下，拒敌于国门之外，清朝北部边疆因而保持了较长时间的比较稳定的局面，使清统治者能够集中力量处理国内的重要事务，尤其是准噶尔统治集团分裂祖国的问题。应该指出，在反对沙皇俄国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中，我国东北各少数民族、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尤其是准噶尔都曾作出重要贡献。
清朝政治局势的稳定，以及玄烨所推行的有关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使明清之际残破不堪的经济恢复较快。康熙五十年左右全国耕地面积已接近明朝万历时期的水平，是社会经济基本恢复的一个重要标志。康熙末年关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及雍正年间陆续实施摊丁入地等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为清朝持续统治中国两个多世纪打下重要基础，并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
玄烨为政以宽简为主，这不仅决定于他的性格、作风，也与他对历代封建皇朝、特别是明朝统治经验的总结，以及对自己的突出才干和控制全局的能力的高度自信密切相关。明清之际长期战乱后，这种方针对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显然是有利的。不过由于玄烨大力加强皇权，封建统治机构的官僚主义问题也就更加严重，加以康熙晚期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日益激烈，西征准噶尔之役旷日持久，玄烨为此消耗了大量精力，顾此失彼，对局面的控制日形松弛，各级官吏的营私舞弊肆无忌惮，吏治、财政等方面都出现问题。同时，社会经济在发展，土地也在加速集中，剥削、压迫有增无已，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开始动荡，使康乾盛世的前期出现某种程度的停滞和曲折。对于上述各种问题，玄烨虽深表忧虑，但他这时临近暮年，已别无良策，只有留待后继者去解决了。
玄烨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去世后，清朝进入雍正、乾隆统治阶段，也就是康乾盛世的后期。
胤禛即位后，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基本解决了努尔哈赤以来，清廷在皇位继承权方面存在的问题。这对维护此后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统一，保证政治局势的稳定，是个重大贡献。军机处的设立则是继朱元璋废除宰相后加强皇权的又一重大措施。他还以断然的手段，清除皇室中的反对派，以及新出现的“朋党”，并不断加强对“臣民”的政治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使皇权集中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与此同时，胤禛还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力求改变康熙晚期统治机构出现的各种弊端，全面推行摊丁人地的新的赋役制度，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重新稳定政治局势，终于使盛世由停滞再度走上发展之路，为乾隆朝鼎盛时期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体现了他在清朝历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与准噶尔统治集团斗争，仍然是雍正年间的重大事件。胤禛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牢固控制青海地区后，就开始进行西征准噶尔的军事准备，以完成玄烨在这方面的未竟之业。不过军事行动并不顺利，双方互有胜负，仍然处于相持状态。
本时期由于青海问题的解决，以及清廷对西藏管理的加强，杜绝了准噶尔统治集团再度侵扰的可能性。综观雍正时期对准斗争的全局，清朝正在不断取得优势，后者的活动范围已被压缩到天山南北地区，从而为乾隆时期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奠定了基础。
胤禛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对加强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都起了很大作用。
雍正十三年弘历即位后，顺利而迅速地接管了国家的全部大权，并在以后牢牢控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封建国家达六十三年之久。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国外也是罕见的。
乾隆时期，清朝在政治上高度统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学术文化也比较繁荣，特别是在其前期，可以称为康乾盛世的鼎盛阶段。与此同时，政治思想统治的周密、严酷、文字狱的频繁，毁禁、删改书籍的规模，也都达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这是康乾盛世与其他封建盛世有所不同之处，显示出中国封建社会即将结束前最后一个盛世的特色。
乾隆二十年到二十三年期间，弘历借准噶尔统治集团分崩离析的时机，连续发动两次征准战役，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康熙十年（1671）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向周边扩张开始，到这时已经历了八十六个春秋。
准噶尔统治集团始终是清朝的劲敌，康乾时期中国统一还是分裂，取决于两者长期斗争的结局。因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清朝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大胜利。
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又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木之变。清朝的广袤疆域到这时最后底定。
通过玄烨、胤禛弘历的各方面的经营，清朝终于完成了对其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前所未有的有效统治，大大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弘历在位期间，佃农和城镇人民的形形色色的斗争，此伏彼起，绵延不绝，成为各族人民反剥削、压迫斗争的主流，并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这对乾隆朝的政治局势和某些措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封建皇朝盛世形成的过程，必然也就产生造成其没落的各种因素，康乾盛世自然也不例外。
还在清初，满族贵族及统治者的生活即已日趋侈糜。康熙晚期吏治败坏，雍正时对此大加整顿，收到一定效果。乾隆初期大体还能维持前朝的局面。由于清朝国力的强盛，以及社会财富的增长，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志得意满、骄奢淫佚、贪婪残暴的阶级本质恶性发展，官僚统治机构进一步腐朽，吏治极度败坏，贪污盛行，土地被加速掠夺，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压迫变本加厉，因而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乾隆中叶全国人口超过二亿，晚期竟突破三亿大关，生产增长的速度与此相比则大大落后。这也更增加了社会纷扰。上述各种因素终于导致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清水教领袖王伦领导的武装起义。
王伦起义是康乾盛世时期，中原地区首次爆发的中等规模的农民起义，而且发生在大运河枢纽的临清地区，逼近畿辅，所以给予清统治者很大震动。起义虽然很快失败，却是此后一系列武装起义，如苏四十三起义、田五起义、林爽文起义、苗民起义的前奏，成为清朝统治开始走向下坡路的重要信号。
王伦起义所以不能说成是清朝发展时期从此结束的标志，或康乾盛世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因这次起义虽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但规模不大，为期短暂，清统治者并没有遭到实质性的打击。起义失败后，清朝的统治还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社会经济继续有所发展，财政并不拮据，仍然屡次蠲免全国钱粮，弘历誇耀的所谓十全武功，就有五次是在王伦起义后进行的。也就是说，此后二十一年中，尽管清朝已进入又极盛转向中衰的渐变阶段，但还具备控制全国局势的实力，能够继续维持盛世的局面。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应该是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组织、发动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
第五，清朝的中衰时期
本时期起于嘉庆元年（1796），到道光二十年（1840），共四十五年。
嘉庆元年初爆发的白莲教领导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是平定三藩之乱百余年来，中原地区所发生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鄂、川、陕、豫、甘等省）、历时最长（首尾十年）、影响最大的农民武装斗争。三藩之乱主要由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所引起，问题解决后，清朝就进入康乾盛世。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则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它虽然没有发展成全国规模的武装大起义，却从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给予清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使它从此陷入维持现状而不可得的窘困处境，乾隆朝的“繁荣”景像一去不复返，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拮据状态暴露无遗，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一度激化，在在表明清朝的统治已无可挽回地进入其中衰时期。
嘉庆四年初弘历去世及权臣和珅的被迫自尽，标志乾隆时代的最后结束。颙琰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特别是迅速镇压白莲教大起义，曾在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有关消除弊政的讨论，和探索镇压人民起义的策略、方法。尽管这场讨论因颙琰恐惧可能失去控制，走向反面，最后草草结束，却对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和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
清统治者虽竭尽全力镇压了大起义，却没有从中汲取必要的教训，更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效的实质性改革。乾隆时期的一切弊端依然有增无已，官僚主义和败坏的吏治也相应地达到无可救药的程度。此时的人口又逐步接近四亿，就其时社会生产力水平说，已达到饱和状态，因而社会越发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更加激化，白莲教、天地会、捻子、“洋盗”的活动与日俱增，对清朝的威胁日甚一日。嘉庆十八年的天理教大起义，再次给予清朝重大打击，象征清朝的统治进一步江河日下。
与此同时，由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兴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力量迅速增长，暂时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地区和民族，无不成为他们殖民扩张的对象。几个封建大国中只有远离西欧的中国还勉强维持闭关自守的局面，因而是最主要的被侵略目标，各种形式的叩关活动在本时期频繁发生，增加了清统治者的危机感。
面临这种情况，清统治者仍然、也只能以祖宗的“成法”来处理或应付，坐视本身统治的逐步没落，而一筹莫展，这就是所谓嘉道守成的实质。
本时期的经济情况与乾隆年间相比较，无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到各省交界地区的深山老林和边区垦荒的失业农民、手工业者日益增长，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地区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为中国封建社会其他皇朝所仅见。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当时的土地兼并、剥削严重、人口增长迅速及经济的某些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大规模的垦荒活动，虽然冲破了清统治者的有关禁令，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但也略为减轻了中原地区人口的压力，从而多少延缓了清朝统治危机的爆发；此外，它还对边区的开发和各民族间的联系，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第六，清朝的衰亡时期
本时期起于道光二十年（1840），止于宣统三年（1911），共七十一年。
这一时期，中国发生了从未曾有的巨大变化：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进程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所打断，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中国由于清朝前期两个世纪的统治，本来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而在这七十一年间，就更加落后和贫困了。
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清统治者虽先后进行了某些抵抗，但每次都以妥协投降告终，最后完全成为侵略者的忠实走狗，以求得到主子的帮助，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腐朽统治。
不过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中国既未像奥斯曼帝国的被肢解，也没有步莫卧儿王朝的后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各族人民不断进行英勇壮烈斗争的结果。
在西方侵略者的巨大冲击和渗透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顽固的封建意识和传统外，又打上半殖民地的种种烙印，加上贫穷与愚昧，也给中国其后历史的进程，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由于本历史时期几乎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衔接，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相隔不到四十年，所以他们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不了解清朝的历史，尤其是不了解清朝衰亡时期的历史，那么，对中国近代和现代的认识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就会使人们对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宏伟计划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充分估计，对其重要性缺乏正确认识。
本时期又可分成如下三个历史阶段：
一、从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开始，到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共二十年，是清朝在内外巨大冲击下的挣扎阶段。
西方殖民主义者为打破清朝的闭关状态，深入侵略中国，蓄意制造了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但是，反动、腐朽、愚昧无知的清朝统治者，对此不但没有决心抵抗，反而千方百计压制统治集团中的爱国者和人民的反殖民主义、反封建的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统治者正在全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更是不肯抽调兵力用于反侵略的战场，所以一再妥协投降，与侵略者签订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国其他封建皇朝从未遭到的巨大冲击和奇耻大辱。中国开始了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的痛苦、屈辱过程。
太平天国革命在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都已发展到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以太平天国为核心的各族人民大起义，遍及当时全国的广大地区，先后被卷入斗争的被压迫者和各阶层人们，当在几千万人，给予清朝空前巨大的冲击。
清朝在本历史阶段结束前，之所以能够在各族人民大起义中，基本度过最困难的时刻，主要由于这个政权当时还能勉强控制全国的局势，得到汉族地主的全力支持，蒙、藏上层统治者也采取合作态度，因而在和起义者力量对比方面，终究占有一定的优势。而起义者方面则由于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无从解决本身的弱点和缺点，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统治者又借助外力，终于将大起义扼杀。
两次鸦片战争表明，清统治者对侵略者的反抗，总是被动无力，以妥协投降告终。对于被压迫者的革命斗争，则倾注全力，坚决镇压，甚至不惜引狼入室，借用外力。这就是清政府在内外冲击下挣扎图存的方针，并为其后的统治者所继承。
二、从咸丰十一年（1861）到光绪二十年（1894），共三十四年，是清朝在全力挣扎后的喘息阶段。
咸丰八年《天津条约》和十年《北京条约》的签订，使英、法、俄、美侵略者从中国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并从此可以不断加深对中国各个方面的侵略和渗透。沙皇俄国乘机夺取中国东北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收益者。骐祥政变后以那拉氏为首的清统治者，不仅进一步对侵略者采取了妥协投降的方针，而且与之相勾结，共同镇压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清大起义。清政府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权转变的进程，从此大大加速。
在这种情况下，清统治者陆续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贵州各族人民起义、云南回民起义和陕甘回民起义，并平定了新疆阿古柏之乱，相对巩固了本身的统治地位，这就是所谓的同治中兴。
湘军、淮军的兴起，使满汉大地主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较大变化，这就不能不在清朝中央和地方政权的人员构成中有明显反映。以那拉氏为首的满族统治集团勉强承认并容忍了这一点，以维持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大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局面。这种变化，以及内外的巨大冲击，使清朝的皇权开始削弱，再也不能恢复到鸦片战争前的状态了。
全国范围的长期战争，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流徙，耕地大面积抛荒，生产的恢复一度成为当务之急。农民战争失败后，地主阶级必然反功倒算，不过总的说来，这一时期阶级矛盾与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比较，有着一定程度的缓和。
清朝获得喘息时机后，一方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深入侵略继续妥协投降，竭力避免再度发生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开始实行所谓“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谋求富国强兵。这成为清朝巩固其统治地位，恢复往日“尊严”的最大希望所在，也是欺骗，安抚被压迫者的一种手段。
清朝执行“新政”的目的，归根到底在于维护本身的反动统治，而并不愿触动其腐朽已极的官僚机构的一根毫毛，这就决定了它的必然失败的命运。何况“新政”是在清朝开门揖盗的情况下进行，已经掌握种种特权、大举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决不允许这块半殖民地的富强。自然，侵略者也不会放过借“新政”推销包括军舰、大炮在内的大量商品的机会，而且还借此加强了对中国、对清政府的渗透和控制。总之，“新政”是清统治者在中国已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迅速半殖民地化后的一种自保行动，这已经是他所能做到的最识时务的举动了。清朝推行的“新政”也并非一无可取，对此应该作出适当的估计。
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本历史阶段开始后不久即已相继出现，成为蕴育新社会的阶级力量。
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和渗透日甚一日，引起以反洋教运动为代表的广大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清统治者作为侵略者的代理人，对此不断进行残酷镇压。反帝爱国斗争的巨大风暴正在酝酿中。
在西方侵略者对中国步步进逼下，光绪元年到三年（1875—1877），左宗棠率领清军，粉碎英国走狗阿古柏伪政权，收复了一百六十余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全境。这一壮举对于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按照李鸿章当时的主张，放弃新疆，就将尽撤中国西北、西南的藩篱、使英、俄帝国主义者长驱直入，清末的局势会更加危急。
新疆如果不保，蒙古地区将产生连锁反应，北京也会受到严重威胁。这对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有着切身利害关系，因而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得到当政者中较有远见的一些人的支持，而李鸿章的意见未被采纳。
1840年后，清统治者在镇压人民革命斗争方面，步调固然一致，而在面临外来侵略时，却有爱国（少数）、卖国（多数）之分。林则徐、左宗棠是清统治者中的爱国人物，他们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各自发挥了本身力所能及的反对侵略者的作用。
“自强新政”实行了三十年，中国不但没有富强，反而在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下，丧失更多的主权，遭到更大的屈辱，与日本明治维新形成鲜明对照。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中日战争爆发的三十四年，是清统治者争取本身存在的最后时机。事实证明，这个时机终于被错过，因而他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宣统三年（1911），共十七年，是清朝统治走向崩溃的阶段。
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进一步暴露出清朝的卖国真面目，也宣告“自强新政”（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从此，清统治者对于人民的救亡图存斗争，或是进行残暴镇压，或是施展欺骗伎俩，同时甘心充当帝国主义者的忠实奴仆，以维持其日益没落的统治。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相划分势力范围，加紧投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祖国被瓜分的空前严重危机，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清统治者的矛盾大大激化。
戊戌变法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改良手段挽救中国的一次尝试，可是也为清朝所不容，迅速被扼杀。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鸦片战争以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武装斗争，遍及全国各地，而主要集中在清朝的畿辅地区，北京一度被爱国农民所控制。显然，这也是对清统治者的严重威胁。清朝在义和团初起时，先是镇压，镇压不成，转而利用，最后又伙同攻占北京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将其残酷镇压下去。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也从此迅速扩展。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宣告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迷梦的破产。
随着清朝的临近灭亡，清政权中汉族大地主阶级的力量愈益增长，义和团运动后尤其明显。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满族贵族集团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收回旁落的军政权力，满汉大地主阶级的关系日渐紧张。事态的这一发展表明，满族贵族集团不仅在中国人民中已绝对孤立，还在逐步失去汉族大地主阶级（及买办阶级）的支持。这是清朝迅速覆灭的一个方面的原因。袁世凯的出现，以及他和满族贵族集团的倾轧，都可以放在这种政治背景中来考察。
1840年后，清政权中汉族大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末满族贵族集团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有其不明智、不策略之处，但也有不得不然之势，而不是对清初以来团结、笼络汉族地主阶级这项重要政策的轻率舍弃。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中国人民的反清力量开始聚集在这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周围，反清革命浪潮日益高涨。1911年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迅速覆亡，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终于结束，中国人民的历史进入了新阶段。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
[1]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康熙八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