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洋务运动的一些看法
史 澍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刺激，中国的一部分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封建官僚，利用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倡导了一次以仿效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中心，以“图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开始出现了近代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局部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它对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对近代中国改良和革命的发生，都起了相当大的催化作用。洋务运动的进行过程，又恰恰处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它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没有能够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却完全地确立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洋务运动的进行和中国半殖民地的形成似乎关系甚钜。对于这样一些问题，史学界曾进行过一些探讨，本文亦打算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 洋务运动产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合理的历史现象
正当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并不断向外扩张的时候，中国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闭关政策的严重影响却仍处于落伍状态。鸦片战争之后，封建的中国被逐步推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那时，中国若想从这股漩涡湍流中挣扎出来，就必需赶快改变封建经济体制，把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科学文化引进中国来，这就是历史的客观要求。洋务运动产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其合理性正是这种历史要求所决定的。
可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愚顽腐败，真正能够抛弃虚骄自大、从战争失败中探索原因、研究对策的，只有林则徐、魏源等眼光敏锐的少数人。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西方确有先进于“天朝上国”的一面，痛感中国有“变”的必要，大胆地提出了研究外国、“师夷长技”的主张。这在当时不但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亦是尔后洋务运动的先声。
但是能够使清朝统治阶级感到创巨痛深的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他们陡感西方在军事上的优势。所谓“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折附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正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一般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看法。这也是洋务运动先从官办军事工业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随着军事工业发展的需求和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侵略的不断加深，朝野上下才逐渐看到了封建经济的其它部门，亦不能适应近代资本主义的挑战，必须急起直追，中国才能获得出路。
但是，要突破中国传统封建经济的落后状态，肯定和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在思想认识上，洋务派首先要战胜封建顽固派的舆论阻挠。当时，封建顽固势力死闭双眼，根本不承认中国的落后状态，说什么“局外之人，以中国为弱。夫中国何弱之有”？(方□颐：《二知轩文存·议覆赫威两使臣论说》。《洋务运动》（一），第455页。)他们反对使用机器和近代交通工具，认为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原因是“外夷以经商为主”，“中国以养民为主”(光绪七年正月初十日《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奏》。《洋务运动》（六），第152页。)。他们盲目地憎恨一切外来的东西，以至“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诟诃则喜，谓夷狄应尔”(郭嵩焘：《养知书屋遗集·复姚彦嘉》。《洋务运动》（一），第311页。)。总之顽固派所自恃的不过是那些“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死命”的自欺欺人的鬼话。
洋务派主观上虽然也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是他们尚能审时度势，认为中国正处在“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五），第119页。)之中，“通商以来，中国万不能闭关自治”(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启泰奏》。《洋务运动》（一），第222页。)。他们把“洋务”看成当今的“时务”、“急务”(王韬：《□园文录外篇·洋务上》。《洋务运动》（一），第483页。)，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方□颐：《二知轩文存·议覆赫威两使臣论说》。《洋务运动》（一），第455页。)。他们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总理各国事务奕□等折》。《洋务运动》（二），第24页。)，以用机器为“利民实政”(《左文襄公全集·与胡雪岩》。《洋务运动》（七），第439页。)，以修铁路为“利国利民，可大可久”(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附片》。《洋务运动》（六），第149页。)的事情。洋务运动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封建传统势力的羁绊，采用近代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向前发展的趋势。
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大体上经过了“图强”、“求富”两个阶段。如果说“图强”期间的特点在于开始为中国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那么，“求富”期间的特点则在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的发展。洋务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近代生产方式开始突破了军事工业部门，资金吸收范围也扩大到民间，由封建剥削积累起来的私人资本开始转移到近代工矿交通方面来。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乃至纯商办的企业不断出现，这就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开始有了自己的发展过程，并在创办中促进了航运交通、冶铁、纺织等工业的发展，且部分地抵制了外资的独霸侵占。
比如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六），第5页。)。招商局成立后，很得沿海商民支持，结果使洋商轮船客货运载量顿减，再加上与招商局跌价竞争，三年多的时间外轮竟损失银一千三百多万两。后来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并。中国资本能够挫败洋商，当时曾视为“创见之事”(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两江总督沈葆桢奏》。《洋务运动》（六）。这里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的，对此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可参看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载《历史学》1979年第1期。)。
再比如“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五），第123页。)。可是煤在中国一直是土法开采，铁也是土法冶炼，不能适应需要。为了改变大半依靠进口的状况，1875年在台湾基隆、1877年在直隶开平设机器采煤。之后，其它各地亦有机器开采者，“从此中国兵、商轮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李鸿章：《直境开办矿务折》。《洋务运动》（六），第139—140页。)。后来，张之洞设湖北炼铁厂，也是因为“洋铁畅销”，“土铁遂致滞销”(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洋务运动》（七），第203页。)的缘故，于是决心建立“日出生铁百吨……更兼采铁、炼钢、开煤”(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秦》。《洋务运动》（七），第218页。)的联合企业。
除煤铁之外，被认为能够“握利用厚生之本”的则为纺织。1874年李鸿章就指出：“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一），第50页。)八年后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以华棉纺织洋布，酌轻成本，抵敌洋产”(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七），第453页。)。湖北官织布局在开织以后，江汉关进口的洋布每年减少十余万匹。可见洋务运动在抵制外资侵略上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本来，在封建落后的中国进行一场生产力和技术的变革，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可是在当时，它的领导权为什么会落到一部分封建统治者的手里，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出现呢？我们认为，就当时的情形来看，为了挽救鸦片战争以来那种因循守旧、外强中干的积弱之势，封建社会的两大阶级和社会上的不同阶层，几乎都动员起来为中国寻找出路。农民阶级发动了一次相当成熟的革命运动，建立了太平天国，但是终因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失败依然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诸如洪仁□、王韬以及容闳等人，虽也曾到太平天国那里想为中国打开一条新的出路，然而都不可能发生实际的效用。封建经济中尽管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它既没有可能把手工工场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更没有资格推举出在政治上的代表。地主阶级已经腐朽没落了，不过作为当权派却仍然操纵着中国的命脉，因此除了这些人之外，谁也没有力量倡导这样的运动。所以，历史只能把洋务运动的领导权暂时推给一部分封建统治者。在当时，只要他们能够利用政权的力量和自身的地位，把封建剥削积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使他们适应了历史的潮流，并带上了资本主义倾向。中国人要学习西方，改变自己落后的国家和落后的社会状况的要求，在一段时间内也只能通过洋务派所搞的洋务运动曲折地表现出来。
二 洋务运动为近代中国的改良主义开了先河
在人类历史上，技术革命往往是社会革命的先导。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改良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造成了资产阶级的成长，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阶级条件，这是不容忽视的。但更重要的，则在于通过洋务运动，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人们在观察世界时得到了比较和鉴别，认识了中国并不是什么居天下之中的唯我独尊的“礼义之邦”，而是“粉饰多而实政少，拘孪甚而百务弛”的封建落后国家。“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戊戌变法》(一），第160页。)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企图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式改造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想家。
原来，在洋务运动酝酿之初，一般人幻想，只要掌握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中国就能够富强起来。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事实并非按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发展，他们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机器固有局矣，方言固有馆矣，遣发子弟固往美洲攻西学矣，行阵用兵固熟练洋枪矣，而何以委靡不振者仍如固也？”(王韬：《□园文录外篇·变法自强下》。《戊戌变法》（一），第142页。)
最先研究这个问题的是洋务派官僚郭嵩焘，他于1876年奉派为头任驻英公使，驻英期间他潜心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并针对洋务运动的实际状况，提出不少发人深省的问题。其中有两点最重要：一个是洋务运动的方向要改变。郭嵩焘认为，若想立国，必须象日本那样先学习西方的经济、法律制度，作为“立国之本”，而不能专搞那些“无能及远”的皮毛(郭嵩焘：《养知书屋遗集·伦敦致李伯相》。《洋务运动》（一），第304页。)。一个是办洋务要发展民间资本即“富民”，他认为，“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郭嵩焘：《养知书屋遗集·与友人论仿行西法》·《洋务运动》（一），第322页。)。因此他很早在奏折中就主张，要打破政府对近代军事工业的垄断，“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福建按察使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洋务运动》（一），第138页。)。他的这些见解确有胜人一筹之处。
至于落后的封建体制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在洋务运动进行过程中更是一天天暴露，如官与商之间的关系问题，“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无用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时而且遏抑剥损之，使上下交失其利”(王韬：《弢园尺牍·代上苏抚李宫保书》。《洋务运动》（一），第511页。)。对企业的管理问题，泰西各厂“皆设自商民……所以无冗工、无滥食，计工授食，而制造日精……我国创一厂设一局，动称官办，既有督，又有总，更有会办、提调诸各目，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郑观应：《盛世危言·纺织》。《洋务运动》（一），第557页。)。在用人问题上，“中国用人，以科甲为重……外国用人，不拘一格，有一材一艺者均行录用，亦不多设官职，官敷治事而已”(《纪闻类编·运会说》·《洋务运动》（一），第595页。)。因此，中国若想真正富强起来，必须“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王韬：《□园文录外篇·变法中》。《戊戌变法》（一），第133页。)。我们若把戊戌变法中的那些“新政”来一个追根溯源，不少是能从这里找到答案的。
到了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致力于洋务运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们已明确看到，除了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外，还必须学习其政治制度，改革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摆脱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束缚。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自序中，直斥当时所办的洋务、海防是“逐末而忘本”。他指出，西方各国的富强“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院，广书院，重技艺，别教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学堂、议院等是其体，而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不过是其“用”。洋务运动“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戊戌变法》（一），第40—41页。)这里所谓的“本”和“体”，指的就是优越于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这种公开地为资本主义制度申辩的思想，是鸦片战争以来思想舆论上的又一个跃进，为后来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及至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一蹶不振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们的论断，被证实了，为大家普遍接受了。仅仅从军事或经济上学一些资本主义的皮毛是不行的，还必须对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进行种种改革。维新变法的中坚分子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曾说，甲午战争前，“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版，第22页。)。话虽不长，却道出了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
当然，由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局限，在戊戌变法中，康、梁之辈仍然脱不掉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躯壳。那些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较深、思想敏捷的人象何启、胡礼垣等，又看出了康、梁主张的不中用，更进一步地指出：“外洋诸国惟不用经义，故能为所当为”，“中国之不能变，盖经义累之也”(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四编·康说书后》，格致新报馆本，第12页。)。直接向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向孔孟的说教提出了挑战。
由以上可知，洋务运动与近代改良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说明，历史运动的每一步都有其连续性，也说明运动着的历史每一步都有其合理性。
三 洋务运动与中国半殖民地的加深和形成没有必然的联系
洋务运动的整个过程，在时间上和中国半殖民地加深的过程是同时进行的。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是否全由洋务运动带来的？反过来说，中国当时若没有这样一个运动，是否半殖民地化就不会加深？
应把洋务运动和洋务运动所处的历史时期区别开来。在洋务运动所处的历史时期，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向垄断过渡，再加上野心勃勃的后起的日本，此时对中国的侵略明显地加强。商品输入的激增，边疆危机的纷至，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给中国人民带来许多沉重的灾难。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屈辱投降，中国被瓜分豆剖的危机已迫在眉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宰割殖民地正是帝国主义本质的表现。因为“没有暴力和掠夺，没有流血和枪杀，帝国主义就活不下去”(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178页。)。这是具有种种弱点的洋务运动所不能遏制的。因此，不能认为这种危机的到来和加深，仅仅是进行了洋务运动的结果。
当时搞“洋务”，顾名思义，一切均需来自外洋。创办伊始，中国一不能出钢铁，二不会造机器，不但全套设备和技术，就连动力用煤都要来自外国。生产方式的落后加上近代科技知识的贫乏，洋务事业对外国依赖之深是可以想见的。但是，这样的不可避免性在其它谋求发展的经济后进国家几乎是共同的。像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彼得大帝改革时的俄国，以及其它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迟缓的国家几乎都经过这个阶段，可见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在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清政府和地方大吏确实借了不少外债。据统计，在1861—1894年的三十余年中，共借外债四千五百多万两，但绝大部分用于军费和赔款，真正用来兴办“洋务”的还不到百分之七(百分比系据《甲午中日战争前清政府所借外债统计表》计算而来，该表载《经济研究》1956年第5期。)。八十年代以后，李鸿章虽曾两次派人到国外借外债修筑铁路，但都因为清议派的反对而没有成功。况且借债修路，在那时世界各国所在多有。并非像反对借债修路的人所认为的于“国体有伤”(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铁道论》。《洋务运动》（一），第418页。)。可见借债这一点也不能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的主要依据。
再就训练新式武装而言，洋务运动期间，陆军开始了武器和训练的更新（即所谓“洋枪”、“洋操”）。又由于近代中国的外患大都来自海上。封建统治阶级着意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不管是为了装点门面抑或借以御敌，尚属无可厚非。可是那时候中国对于近代军事的了解几乎等于零，不得不向外国购买新式武器，购买造船设备和主力舰只，聘请外国教官，派遣学生出洋。这种情况，在日本明治前后也曾有过。日本建立近代化军队所使用的办法和中国大同小异，然而日本非但没有殖民地化，反而成了侵略性很强的国家。因此问题的关键也不在这里。
那么，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的事实到底应如何解释呢？其实，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倒不是因为搞了一个很不像样的洋务运动。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在这个日益没落的封建帝国里没有一个新兴的阶级，或派生出某种力量，能够领导大多数人，克服一切阻力，进行社会变革。所以，在这一期间，中国半殖民地不断加深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不断压迫，一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势力作为一种极端腐朽而又异常顽固的力量，严重地阻滞着中国社会的前进。
虽然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民族资本曾得到了初步发展，但依据不平等条约，“洋商入内地执半税之运照，连樯满载，卡闸悉予放行，而华商候关卡之稽查，倒箧翻箱，负累不堪言状”(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议洋货入内地免厘》。《戊戌变法》（一），第173—174页。)。在帝国主义的凌辱欺压之下，中国国体日弱，外侮濒生，处在这种境况的中国，若想开展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运动，无异于与虎谋皮。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640页。)因此，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不断加深，并非因为搞了洋务运动，相反，正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使洋务运动没有能够沿着自己的道路真正进行下去。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封建势力的顽固、腐朽，使得那些通过洋务运动刚刚形成的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在经济上也没有获取充分发展的自由。即以官、商之间的关系而论，早期改良主义者无不洞悉“官不能护商反能病商，其视商人之赢绌也，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洋务运动》（一），第526页。)这一状况。但是要想筹建近代工矿企业，又必须依靠封建势力的庇护，所谓“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郑观应：《盛世危言·开矿上》。《洋务运动》（一），第538页。)。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是处在怎样难于成长的地位。
我们再把考察的范围扩大一点儿。在世界近代历史上，一些封建国家（如德国、日本）都能随着世界潮流的进步，做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使自己跨入资本主义的门槛，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同样，在这些国家的近代化过程中，都有封建主义者转化为资本主义者的事情，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极为罕见的。至于近代化人材的培植与成长，也同样受到封建势力的严重干扰。中国和日本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时间不相上下，这些人自幼出洋，受资本主义的熏陶可谓深矣。但中国留学生归国后，多数只能成为封建势力的附庸，其佼佼者如詹天佑，贡献也只是一条京张铁路；如严复当了大半生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得了一顶改良主义思想家的桂冠，到此而已。像日本伊藤博文那样归国后能位及人臣、充分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留学生，在中国则根本不曾出现。事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指出的，在近代中国，主要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689页。)。洋务运动正是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在缺少独立和民主的基础上进行的。特别是《马关条约》的签订，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自由设厂，本来在封建制度压抑和失去关税保护的夹缝中刚刚生长起来的民族工业幼芽，立即遭到无情的摧残。洋务运动始终没有能够把中国推向实现近代化，原因也正在这个地方。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198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