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又深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洋务运动是晚清封建统治集团在中国已经陷入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借西法以自强的运动。按照晚清统治集团的意愿，它是作为殖民主义列强的对立物出现的，并曾做出了一定成就，但最终又被殖民主义列强所摧折。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集团固然咎无可辞，然而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一
晚清统治集团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洋务运动并时起时落、曲折绵延地坚持30余年，除了自身努力外，国际环境中所具有的一些因素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无论是军备竞赛还是经济、文化建设，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洋务运动时期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时期。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比鸦片战争以来的前20年有所加剧，但比中日甲午战争及其以后又相对平稳。其间，西方列强各种形式的侵略虽然所在多有，并在伪善的表象背后磨刀霍霍，处心积虑地酝酿和准备新的、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但是，总体上是由相对稳定到不稳定的过渡时期。
1860年中外签定的《北京条约》是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它暂时满足了列强的贪欲，以丧失大量利权为代价，迅速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换取了中外的暂时妥协。国际环境趋向稳定。这对于清廷加速镇压人民起义、稳定政权、进而寻求“自强”创造了一个较为适宜的前提。
当时，在中国乃至东亚肆虐的西方列强主要是英、法、俄、美四国，其中又以英、俄为主要对手。它们各自都想在中国和东亚称霸。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它们乘清廷腹背受敌之机，以不多的兵力攫取了我国大片领土、强行开放大量口岸并取得公开贩卖鸦片、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以及强行传教等特权。这一切，暂时满足了它们的贪欲；与此同时，鉴于它们各自有限的实力和相互矛盾，遂对清王朝改变策略，由打变为拉。它们装出一副伪善面孔，支持在“辛酉政变”中上台的慈禧、奕訢政权，胁迫这个政权来兑现在《北京条约》中载明的所有特权并希望继续扩大这种特权；对清政权的死敌——太平军，则开始改变所谓“中立”态度，公开表示愿意向清廷供给或出售洋枪洋炮，帮助训练官兵，乃至公开助剿。软弱的清王朝是不敢得罪洋大人的，很快出现中外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军的局面；然而，晚清统治集团内心对自身尊严的削弱和权力的丧失还不那么甘心，其头面人物曾一再表示要复仇雪耻，遂乘“借师助剿”之机，开始了偷偷仿制西洋船炮以追求自强的过程。西方列强为了扶植这个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对其在一定限度内，即在维持其半殖民地地位以便于列强控制的范围内，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它们可以允许本国厂商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出口一些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允许中国企业聘任某些外国技术人员，甚至公开要求派军官训练清军，教授使用洋枪洋炮的方法。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清廷得以乘机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军事骨干企业；也使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批培养外语、科技和军事人才的新式学堂相继开办。洋务运动遂得以兴起并得到相应发展。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开始凭借在不平等条约中攫取到的特权大肆向我国倾销商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我国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已由最初的5个增加到35个；通商地区由沿海逐步向长江沿线及广大内陆地区发展。进口商品的数量和品种日渐增多。这些商品除鸦片及少量各国土特产外，大多数为先进的工业制品，具有物美价廉的优势。它不仅猛烈地冲击了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造成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而且带来了欧美工业发展的信息，使一向闭塞的中国人开始感受到新生产方式的挑战。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逐步感到外国经济侵略给我国造成的无穷祸患。著名爱国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1]。这里生动地描述了欧美工业制品对我国自然经济的巨大冲击和破坏，同时又揭示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空前扩大。与此同时，工业品的大量输入也不能不使中国人在吃亏之余痛定思痛，对比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的差距，萌发自办工业的志向。它们逐渐将资金投向工业生产，开始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缓慢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外国工业品的输入是以掠夺我国资财、吞噬民族膏血、销竭民族精华为目的的，但是既然输入到中国就不可能阻止中国人研究和仿制，从而造成了便于学习和仿制的条件。这里需要指出的，不是侵略者发善心到中国来传播近代工业的福音，而是它们在资本的驱驶下不自觉地用商品传播了近代工业文明。
几乎向我国倾销商品的同时，列强开始在我沿海沿江等口岸地区创办工厂，以便直接利用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为其殖民掠夺服务。据不完全统计，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各国在华企业至少达到191家[2]，分布于船舶修造、轮船运输、砖茶制造、机器缫丝、制糖、制革、轧花、印刷、制药、粮油食品加工以及电灯、电话、自来水、煤气等诸多门类。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外资企业的兴办是没有任何法律和条约依据的，是严重侵略我国主权的行为。它大大加深了我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然而，它利用机器生产迅速提高生产力和产品质量、获取高额利润、改善人们生活的现实，又在相当大程度上激起中国人学习西方，投资近代工业的愿望和热情。部分开明官吏和拥有资产的商人、买办、地主开始对大机器生产发生兴趣，逐步将资金投向工业生产；他们自身也开始向资产者转化。他们从这些来华的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和科技人员那里学习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引进乃至仿制机器设备，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采用为大机器生产所需要的方式组织生产劳动，并逐渐用自己的产品与洋人展开竞争。清王朝利用了开明乃至爱国官绅兴办近代企业的愿望和热情，以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支持了新式企业的兴办，遂使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物局、天津电报局、上海纺织机器局等近代工业、交通、通讯等得以陆续开办。这显然为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外国机器工业对中国向近代化迈进又起了示范作用。当然，这是与企业创办者的主观意愿相违背的。
办报纸、兴学堂乃至传教布道是列强从精神、文化方面加强渗透进而控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鸦片战争以来，以传教士为主的各类来华人士就以很大的热情投入办报刊、学堂、医院；翻译和传播宗教及西方文化乃至直接到中国兴办的学校任教、工厂任职。据有人统计，从1840年到1860年，以教会名义出版的中文图书达几百种、报刊达32家；从1861年到1898年，外国人办的报刊有20多种、出版的图书则急剧上升。如法国新耶稣教会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土山湾印书馆到1890年出版的中文书293种，英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广学会40年中编译出版图书高达2000多种，包括宗教、哲理、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物理、化学、地理诸多门类[3]。教会所办的学校也呈上升趋势，1875年前后约800多所，到1899年增至2000余所，在校学生由两万多人增至四万多人，除培养神职人员外也培养文、理、工、医等科技人才[4]。此外，受聘来华的技术人员也日渐增多。列强的主观目的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奴役、控制中国，然而参与其事的不乏虔诚的传教士和较为正直的学者。因此，以上种种活动既深深打上了殖民主义烙印，又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
以上诸项因素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引进机器生产、增强经济、军事实力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说，没有这些外部条件，洋务运动不可能在长期与外界隔绝的中国迅速兴起，更不可能得到一定发展。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是列强侵略使中国进步，帮助了中国近代化，而是相反。列强侵华的目的和直接效果，都是将中国陷入殖民地深渊。因此，以上诸项有利因素并不是侵略者的恩赐而只是在殖民掠夺中无法避免的负产品，充其量只是给中国造成了一个机遇，能否充分利用则在于中国自身。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曲折发展，正是晚清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种环境和机遇的结果。
二
资本主义列强来华的目的是侵略和掠夺。它们不会也不可能帮助中国实现独立和富强。因此，它们与中国兴起的洋务运动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尽管它们对反动、腐朽的清王朝有拉拢、利用的一面，但是随着列强侵华的加剧，国际环境在总体上日趋恶化，阻碍乃至破坏着这一企图自强与求富的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列强就又开始了制造事端、扩大侵略的罪恶过程，使中外暂时得以缓和的关系不时产生摩擦以至对立，平缓的国际环境不断发生震颤。在沿海沿边地区，它们不断制造事件，阴谋蚕食更多的领土，特别是70年代后随着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这种事件愈演愈烈。在北方，俄国一直向我东北、西北地区扩张并与在南方的英国势力形成尖锐对抗。中俄《北京条约》签定后，俄国立即以划分西部边界为借口，长期在我西北地区制造摩擦，侵占土地、杀人越货、制造民族纠纷、挑起边界事件。1871年曾一度在新疆强行霸占伊犁地区，并蓄意攫取更多贸易上的特权，致使我东北、西北地区长期不得安宁；在东南和西南地区，英国和法国则首先侵占与我毗连的国家和地区，再以此为跳板向我国内地发展。1875年的马嘉理案和1885年的中法战争以及后来英军对西藏的入侵是它们在这一时期侵华的主要标志，由此攫取的一系列特权则大大加强了它们的在华地位和与俄国抗衡的能力；在东方，正在崛起的日本已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1874年南下侵略台湾，不久即北上染指朝鲜。与此同时，其它列强也千方百计乘机从中渔利。这种国际环境使中国沿海沿边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此外，列强对内通商传教引起的中外交涉也日渐增多。腐朽、软弱的清王朝既无胆略又无实力改变这种环境，为求得暂时安宁，妥协退让日甚一日，常常顾此失彼。结果日趋恶化的国际环境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大量权益、而且越来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法使洋务运动特别是民族工商业发展得到理想的环境。
列强经常和大量的侵略是在经济方面。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它们利用军事和政治讹诈在蚕食我国边疆的同时又攫取了一系列经济方面的特权。这主要表现在：增开商埠、扩大租界、在一定条件下享有沿海贸易权、长江航行权和内地通商权；与此同时关税进一步降低，一般只能收货物价值5%的关税，而且在照顾外国人生活的幌子下，对外国烟、酒、衣服、药品、金银首饰、食品等诸多物品一概免税，对运销内地的洋货只征收2.5%的子口税；鸦片走私合法化。另一方面，中国海关开始实行外籍税务司制度，从总税务司到各地海关税务司一律由外国人控制，便于上下其手。列强通过这一系列特权，一步步将我国变成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基地，使我国经济深深陷入到半殖民地深渊。在这种环境下，刚刚在洋务运动中起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受到了空前的劫难。在中外贸易方面，1873年出口11,000万元到1893年达到16,700万元，仅增加51.8%；进口则由10,600万元增到21,900万元，增加了206.6%。1873年出超四百万元，1893年入超已达五千二百万元[5]。如果再考虑到鸦片走私和名目繁多数量日增的免税物品以及出口原材料被大大压低的价格，入超会更加严重。除此以外，列强早已不顾我国的反对公然开始投资设厂，先后开办了一系列船舶修造、进出口货物加工、机器缫丝、机器轧花等诸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还有电灯、电话、自来水、煤气等在租界内的公共事业。到甲午战争前夕，外国在工业方面的投资总额已约达二千八百万元[6]，而同时期我国所兴办的各类近代化企业（不包括军事工业和运输电信事业）的资本估计约二千万两[7]，两者相差无几。这已使我国新兴的近代工业受到极大威胁。尤为重要的是，外国企业一般资本较多、机器设备先进，其产品又享有种种减免税特权，遂使我国工业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再如交通运输业，列强早已开办了诸如“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等大型航运企业，尽管后来我国创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经营较有起色，然而外轮始终占统治地位。以1892年为例，进出各通商口岸的中外轮船共28974只，总吨位达28410156吨，其中中国轮船8246只、吨位达6308523吨，仅占总吨位的22.2%；外国轮船20728只、吨位则高达22101633吨、占总吨位的77.8%[8]。外国资本的大量侵入，使我国刚刚起步的近代工业、交通业等遇到激烈的竞争，造成大量企业倒闭，受晚清政权大力支持的少数企业也难以支撑，甚至出现许多华人宁肯附股外国企业而不肯自办企业、或将本国产品冒充外国商品以偷税获利的局面。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攫取的特权和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极力压制民族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服务；与此同时还大量开办洋行、银行和各类企业，特别是千方百计利用特权吸引中国人的资金作为资本，用我国资金盘剥我国人民、严重阻碍着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西方列强特别是英、法、美等国还纷纷插手洋务运动，试图左右中国早期的近代化方向。对中国军事海防建设，它们力图进行渗透和控制。60年代初期，清廷决定委托总税务司李泰国在欧洲购置船舰并在国内物色和培养舰队人员，然而李泰国竟擅自在英国招募了600人，并任命英国海军军官阿思本为总指挥，完全排斥清廷对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对此清廷自然不能接受，只好以浪费大量白银为代价将其遣散。后来，继任总税务司赫德则公然野心勃勃地要求攫取总海防司职务以求一逞。这种无理要求虽然被清廷拒绝，但却再次暴露了狼子野心。对军事工业，它们积极通过外交机构和推荐的军事、技术人员进行渗透和控制。例如，法国就曾通过它的外交官直接干涉船政事务，甚至寻找借口煽动外籍雇员闹事，干预船政当局对洋员的处置。对民用工业，它们一直视为阻碍其对华商品输入的重要障碍，尤看作列强在华企业的眼中钉、肉中刺，利用攫取的特权和本身雄厚的实力千方百计进行排挤、倾轧乃至吞并。例如，上海轮船招商局刚刚开业，在华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和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立即捐弃前嫌、勾结起来，以削减运价为手段极尽排挤、倾压之能事。这一切，严重破坏和影响着洋务运动的顺利发展。
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东亚政治的变化尤其是日本的崛起，构成了晚清洋务运动的潜在威胁。东亚是近代列强争夺的焦点。相互争夺的主要对手是英国和俄国。当时印度早已沦为英国殖民地，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浩罕、缅甸、越南等国也相继直接间接为英、俄、法等国所控制，亚洲东部的主要国家只有中国和日本。两国在鸦片战争以来同样遭到西方列强侵略，并几乎同时开始了向西方学习追求自强的活动，然而其结果却完全相反。这除了自身条件外，国际环境也起了重要作用。
西方列强在对东方的侵略中，一直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侵略的重点。其中，尤以英、俄及美国为突出。如前所述，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的30多年中，它们相继在中国沿海沿边制造事件和摩擦，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切断我国与周边一些藩属国家的友好关系；对我国境内则多方面进行渗透、掠夺和控制。中外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摩擦几乎无时无之。列强使中国长期处于边境烽火不断，中外交涉难了的局面，并多次将中国推向战争边缘。洋务运动日益失去理想的社会环境。
从19世纪中叶，日本也开始受到欧美列强入侵的威胁，面临着两种文明、两种制度的撞击。但是，由于当时西方列强在东亚地区侵略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从而大大减轻了对日本的损害。首先，西方列强几乎没有对日本发动过大规模的侵略战争。1853年，美、俄舰队的叩关之举以及1864年英、美、荷、法四国舰队炮击下关，虽然构成了军事威胁，却都没有形成一次真正的战争。其次，西方列强没有肢解和强占过日本的大片领土。它们虽然也迫使日本签定了一些不平等条约，相继取得了通商、协定关税、贸易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和设立“租界”等一系列特权，但是却没有像对中国那样无休止地制造边界纠纷和外交难题。更为重要的是，列强在东亚的利害冲突，使英、美等国逐渐采取扶植、利用日本的策略以牵制沙俄，对日本的崛起采取了纵容和支持的态度。显然，历史给了日本一个难得的机遇。日本则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迅速走上追求富强和扩张的道路。
日本近代化几乎与中国同时起步，但是它在列强的纵容和支持下，想要搭上时代的列车、跻身世界强国之林，首先把近邻中国作为竞争的主要对手和打击的主要目标。1868年明治维新不久，日本即在承继以往扩张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妄想称雄亚洲征服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为了实现这一野心，对内，它大刀阔斧进行地税改革以确立近代土地制度，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条件；制定“殖产兴业”政策并设置工部省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推进资本主义工业、矿业、交通、通讯、邮政及商业等方面的发展，其中尤以日益增多的财政拨款重点发展军事工业、实行扩军备战；实行“文明开化”政策，设立文部省进行教育改革，将设立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和培养军事人才作为重点。对外，它积极派大型使团出访欧美，参观、考察其先进的文化、制度，进而谋求修改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开始对我国和朝鲜进行试探性攻击。1874年，蛮横地以保护琉球为借口派兵侵略台湾并诱迫清政府签定《北京专条》，以清政府承认其侵略为“保民义举”、赔偿10万两白银了结。其后日本见清廷软弱可欺，越发肆意妄为，不顾清廷与琉球传统的藩属关系，于1879年公然吞并琉球。日本对朝鲜则步步紧逼，1875年日舰入侵江华岛，迫使朝鲜签定《江华条约》以切断中国与朝鲜之间的藩属关系。其后，日本努力在朝鲜迅速发展，使其政局动荡不安，为控制和以后实施占领作好了准备。日本的这一系列举动，其根本目的在于侵略中国本土。80年代以来，它抓紧进行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大力改进枪支和火炮的生产技术提高杀伤力，并筹措巨额经费建造军舰、军港，其军费开支在1890年占国家预算的30%，到1892年已高达41%。这一切，不仅给我国东北、东南边疆造成巨大威胁，使其长期不得安宁，严重干扰着我国经济和军事建设，而且成为日后摧毁洋务运动、扑灭中国自强之火的潜在威胁。这一切均为189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所证实。
极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清政权进行的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日本的，是看到日本的迅速崛起和暴露出的侵华态势而做出的应变之举。这一点早在1864年李鸿章上总理衙门的信中已讲得相当明确。信中介绍了日本君臣向西方学习，发愤为雄，不仅能驾驶轮船、制造炸炮，而且开始有效地制止了英国讹诈的事实，郑重指出：“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於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薮”的严重局面[9]。其后，指出日本侵华危险的有识之士亦不少。清廷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及筹办海军、海防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在这里。然而，结果却是中国的惨重失败。这里，除了中国自身的原因外，西方列强纵容和支持下日本的崛起和扩张则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四
资本主义列强（包括东方兴起的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中，给中国造成了一个由缓和到日趋紧张的外部环境。它们对洋务运动采取了既在一定限度内予以欢迎和利用，又从本质上担心和反对，千方百计力图施加影响和控制的态度。欢迎和利用是因为它们不希望中国仍旧停滞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因此欢迎中国进行变革以利于其殖民掠夺；担心和反对是因为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相标榜，如果让其顺利发展必然与殖民者的利益发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千方百计对这一运动施加压力和影响，企图永远将它控制在为殖民者的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内，即把中国永远陷入半殖民地乃至殖民地深渊。这才是问题的本质。腐朽、软弱的清政府既然无力摆脱这种日趋恶化的国际环境，它所倡导和推进的洋务运动也只能在崎岖的道路上挣扎，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富强并最终被东洋的船炮所摧折。殖民主义强盗是中国谋求独立、富强的大敌。这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酷的事实，也是中国近代化初期失败的重要原因。
[1]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七，纺织。
[2]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资对中国工矿企业的侵略活动》，载《经济研究》1965年第12期。
[3] 《中国近代史记·出版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 《中国近代史记·教会志》。
[5]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64页。
[6]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47页。
[7] 戴逸：《洋务历史试论》，选自《洋务运动史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8]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21页。
[9]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199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