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距今已八十多年了。八十多年来，人们对这一运动的历史评价，颇多争议。近一年来，似有因清政府支持利用义和团、义和团被清政府利用，共同反帝，而引起了不少论者的“叹息”。为此，我们拟就清政府支持利用义和团共同反帝的问题，谈点十分不成熟的看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它决不是任人随意涂抹打扮的小姑娘。每一历史事件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矛盾的运动中进行的，任何一种社会矛盾，都是依据一定历史条件运动的，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即离开某种矛盾运动赖以存在的当时的客观环境，就无法去评判由此而产生的历史事件的功过是非。那么八十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是在怎样的特定客观历史条件下和怎样的矛盾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呢？
中日甲午之战，四万万人口的庞大的中华古国，竟被一个弹丸岛国日本打得一败涂地。这一事实，在中外人们的心底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清政府腐朽孱弱的本质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这就大大刺激了帝国主义各国吞并中国的野心，一时间瓜分中国的舆论甚嚣尘上。于是，在甲午战后不长的时间里，各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一个中国，除了直隶一省而外，很快被宰割几尽。这一危难形势，使得每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都在为之焦虑不安，每一个稍具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都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危在旦夕！为了挽救国家危亡，求得民族生存，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就其自身所能做到的纷纷行动起来，甚至于一贯屈膝求安的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在其统治受到根本威胁的时候，也试图作一最后挣扎。这就构成了中日甲午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其他一切矛盾都从属于这一矛盾。一切社会力量，在客观上都以不同方式卷入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斗争，义和团就是这一主要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
甲午之战和战后的危难形势，使农民阶级朦胧地予感到国亡家破，倍受“夷狄”蹂躏的时日就要到来了。为此，“每言及中东一役，愚父老莫不沧然泣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8页。）但是，正如有的论者所议，这些生活在封建统治之下的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者，他们“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转引自《光明日报》，
义和团反帝主要表现为“灭洋仇教”；爱国主要表现为“保大清国”。义和拳众从“习拳练棒，强身保家”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自卫及侠义立场起步，发展到“扶清灭洋”的义和团的过程中，“扶清灭洋”的宗旨是一贯的。这一口号是清政府支持利用义和团和义和团被支持利用的基础。
“扶清灭洋”就是斩杀驱逐侵略者，保卫大清国。这可从义和团的传单、告示、揭贴、团规中窥视一斑。还在一八九八年，义和拳众仅从“自卫身家”发展到“仇教”时，自称大清国义民余栋臣以“顺清灭洋”为口号传檄远近，“今洋人者，海船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我朝文宗皇帝驾逼热河，苟非犬羊之逼，岂抱鼎湖之痛。试问我朝臣子，孰非不共戴天之仇也？”这些话控诉了侵略者和教士的罪孽，也表现了对大清国的忠诚。他“爰起义师，誓雪国耻。”义和团在中原各省贴出告白说：“兹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
告示、揭贴、团规是义和团留下的信史。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义和团“扶清”是为了“灭洋”，“扶清灭洋”就是反帝保大清。虽然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但在外侮日深，国家遭到蹂躏，民族受到涂炭的时候，义和团和清政府站在一起御外，也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义和团举起“扶清灭洋”这一反帝爱国的旗帜，同帝国主义及教会侵略势力展开了拼死的斗争，说明帝国主义与教会势力侵略的加剧，民族矛盾的加深；表明农民群众在国难家危，民族矛盾占居首要地位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解决这一矛盾斗争的旋涡。尽管他们的斗争方式是落后的，他们的举动显得是那么愚昧无知，但毫无疑义，这是在“文明”的强者任意蹂躏下的弱者的唯一的或能求得生存的争斗。他们的这一英勇行为，极大地震动了外国侵略者和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在中国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帝国主义列强在长期侵略中国的罪恶实践中，得出了一条经验：“中国人是这样习惯于绝对服从他们的官吏，以致只要他们的统治者说一句话，他们就乐意做他们命令要做的任何事情”（《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150页。）。因此，帝国主义侵略者认为只要手中掌握一个顺从的清政府，就可以在中国一切如愿了。义和团在山东等地的勃起，使帝国主义大为震惊，他们过去那种“认为中国人民向来极不活动，列强尽管为所欲为，决不致引起抗议和仇恨的事情出来”（《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129页。）的“美好”想法，那种“以为瓜分一个‘东亚病夫’的财产，是不会引起反抗的”（《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130页。）“美好愿望”开始破灭。因此，所有帝国主义列强无不为之惊慌失措。他们一面向清政府大施淫威，强迫撤换所谓仇外官员，勒令限期剿灭所谓“仇外”活动；一面密谋策划大举出兵中国，亲自动手剿杀义和团，并借机掠取更大侵略权益。帝国主义的这些强盗行径，非但没有使中国人民屈服，反而进一步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怒火。义和团的反帝斗争，给予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使帝国主义者明白那种“只要近代军队一万人，就可以横行中国的想法已经失败”（《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第84页。）。帝国主义分子不得不承认：“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故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四册，第245、246页。）。八国联军头子瓦德西也供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三册，第244页。）。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说，从此消声匿迹。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行动，开始出于扶者倾之对，能扶即能倾的观点和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几经撤换山东巡抚，屡屡谕令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地方各级官吏畏于朝廷谕旨，为争得民教相安的局面，保得自己的地位，尽职尽责的东奔西跑，但各地的灭洋仇教斗争，“此案未结，彼案又起，”（《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42、33、24、28页。）剿不胜剿，诛不胜诛。地方官苦于压得紧了，“未变之民”，“激而生变，遗误滋深”（《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42、33、24、28页。）；剿杀不力，则洋人缠住不放，“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42、33、24、28页。），甚至“藉口遣兵，侵权自治”（《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42、33、24、28页。）。两者无论哪一方弄不好，都有丢掉乌纱帽的危险。真是时逢艰难，左右不是，可谓焦头烂额，无所适从。这是一般官吏的情形。而那尚有民族自尊之心，不满外侵欺凌之官，则对广大农民群众的被迫反抗表示同情。他们慷慨陈词，呼吁朝廷不能一味“庇教而抑民”，否则，长此以往，社稷不保。早在一八九八年初，四川道监察御史胡孚辰，就对德兵侵入山东，枪杀平民大为愤慨，上书清廷，指出：“德人横暴，我民隐忍，隐忍不已，终必溃决，恐他日皇上即欲保护教堂，其势有所不能”。表示对列强威逼欺凌，“虽以兵戎相见，屡致溃败，较之受人钳制尚不敢出一息而俯首待尽者，犹可稍摅义愤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42、33、24、28页。）。而义和团则在山东和直隶交界遍出传单、揭帖，约期闹教。清政府谕令山东巡抚张汝梅“派妥员严密往查”。但怎样查，谕令中没有说。在这种情况下，张汝梅采取了同情和息事宁人的态度，极力为义和团的行动掩饰。他在
一八九九年四月，毓贤继张汝梅为山东巡抚。毓贤在山东任地方官二十余年，他对教会势力的猖獗和义和拳众反洋教的情况比较了解。他把义和团看成是清政府的羽翼。他说：“当今国势日堕，由于民志未伸，今如再杀拳民，无异自剪羽翼，而开门揖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262页。）。基于这种看法，毓贤照旧学着张汝梅的样子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一八九九年十月，山东平原杠子李庄教民欺压百姓，义和团众冲了该村教堂，教民抢先报官。平原县令蒋楷出于地方官的本分，逮捕义和团众数人，袁世敦又大肆屠杀义和团众。开始，毓贤不闻不问，后来，他出于外国传教士的压力和属下的请求，才勉强派出军队进行“弹压”和 “以好言抚之”。平原事件后，毓贤向清政府奏报说：教堂收纳教民，“鱼肉良儒，凌轹乡邻。眶眦之嫌，辄寻报复。又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将纠众滋扰教堂，或谓某人即是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开单迫令地方官指拿，地方官照单拘人惩责，百姓遂多不服”，“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建议“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团结民心为要图”（《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9—40页。）。由于毓贤同情乃至支持义和团的态度，加速了义和团的发展，而高唐、茌平等地义和团正式打出了山东巡抚部院“保清灭洋”大旗。
蒋楷、袁世敦围剿义和团的行动，受到了地方大吏和清政府内廷官员的谴责。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说：“平原一案，蒋楷贻误于前，袁世敦妄杀于后，绅民切齿，至今哗然”。他建议对义和团要“犯法则为匪，安分则为民”，指出“朝廷覆育寰区，以民为本，若果抚驭得宜，能平其怨咨之气，即收为干城之用”。若一意剿杀，势必迫使百姓“铤而走险，迨至揭竿群起，不得不剿，剿而不胜，固损国威，剿之立平，多伤民命，我国家费数千万金钱豢养战士，不以御外夷，而以残害百姓，岂练兵之本意哉！况乎，仇教者既被夷诛，从教者益行恣肆，一日不入教，一日不安其生，势必驱中国之人胥归彼教而后已。天下皆教民，国将谁与立乎！载舟覆舟之喻，不可不深长思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5、93、43页）。辅国公载澜说：“毓抚在山东所立之义和团，颇有关系大局，大能为国家出力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60页）。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清政府改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是清政府地方大吏中主张镇压义和团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也承认“义和团，练习拳棍，保卫身家，以仇教为名并无作奸犯科之为”。但是他又认为“自古断无左道邪教而可以御侮者”（《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5、93、43页）。为了不得罪洋人，他主张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袁世凯镇压义和团，使得清政府内部一些封建官僚感到不满。翰林院待讲学士朱祖谋认为义和团是朝廷赤子，他以山东民教不和，亟极持平办理为由上奏：“该拳会等为徒虽夥未闻扰害平民，劫掠官府，拳会仇教，犹是朝廷赤子也”。他奏请朝廷，“请旨饬下署山东抚臣袁世凯，慎重兵端，整顿吏治，勿以意气用事，勿以操切图功，遇有教案，持平办理”。“万一听信浮议，仓猝出师，大军所临，耳目震骇，铤而走险，已属可虞，甚至势成燎原。洋人以助剿为名，干予军事，小则索偿兵费，大则占据城池，操纵两难，为祸益烈。即不至此，而诛戮过重，拳会之势难□，教堂之势益张，彼无告之民，不敢入拳会，势必入教堂。夫拳会仇洋，犹是朝廷赤子也，既入洋教，则□□者氓岂复为朝廷有哉！”（《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5、93、43页）
持类似上述看法的人，不为少数。这些人固然是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出发，为朝廷出谋划策，但不能排除他们有不满外敌侵略，不甘为亡国奴的一面。他们由害怕义和团的“仇教”活动到对这一活动的同情和默许，随之发展为一定程度的支持，都是事出有因的。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漫天烽火，不但对帝国主义及中国的某些封建官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它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某些官吏对清政府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外族入侵，国危家难的形势下，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地位。义和团视帝国主义比清政府更可憎，因而它们一致“扶清灭洋”。清政府也从开始的坚决剿杀改为“妥为弹压”，以至后来发展为“抚绥弹压”、“招抚”利用；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则从“决不用兵”到“暗中布防”。
甲午惨败，对整个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所产生的影响，总的说来，是使清政府丧失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最高统治阶层心目中非常清楚，就他们那班人马，已经不能与任何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争斗了。这不论是把持中央军政实权的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还是以光绪为首的所谓开明的帝党官僚，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为了保住风雨飘摇中的封建统治，清政府在甲午战后对待外侵问题上，就不得不采取事事屈从忍让，借以换取儿皇帝宝座这样一个基本国策。但是，在他们觉得已经作了尽可能做的迁就退让的情况下，仍不能满足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贪欲，遂至瓜分狂潮骤起，祖宗基业面临几不可保的危局，这不能不在统治者们忧心忡忡的心头上又罩上一层阴影。尤其德帝在山东事事以兵事相威胁的局面，更使他们一面忍辱屈从、迁就退让，一面又不得不存有戒备防范之心，一旦这些所谓友邦真要全部划其祖宗基业为己有时，他们也准备作一次最后的挣扎，在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和义和团反侵略斗争的交互影响下，从而就导致了清政府对外对内政策的不断变化。
早在一八九七年，时任东抚的李秉衡电报清政府：德帝国主义率兵纷纷上岸，分布各山头，后送以照会，限中国军队于二日之内全部撤出胶洲湾，并规定种种苛刻条件，意欲“挟威霸据”（《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10、21页。）并据此请示清政府布置应战。清廷在回电中指示“敌情虽横，朝廷决不用兵”（《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10、21页。）。表示了屈辱退让的坚定立场。继李秉衡为东抚的张汝梅及后任毓贤，也屡电清政府请求防范，并反复申明教会势力的肆意为虐及人民日益激烈的反抗斗争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建议应正确处理民教纠纷，不能一味“庇教而抑民”。随着山东及全国各地事态的发展，
至此，清廷支持利用义和团“万不得已”时与外侵拼死较量的决心可说已基本确立。这个政策最大的转机，是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御史黄桂□以袁世凯镇压东省义和团为由，上书清廷说：山东义和团非欲谋乱也。他建议政府将义和团“与团练相表里”（《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38、43、44—45、56、163页。）。清政府也一再担心袁世凯一意剿击，对政府不利，遂于一九○○年
一九○○年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曾经指出：“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不一定要以这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的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阿富汗国王为阿富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虽然阿富汗国王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125－126页．）。由此看来，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清政府和它的各级官员不管抱有什么目的，能够支持利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一点抵抗，那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在客观上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在“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群众的自发灭洋仇教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的同情和支持也好，控制利用也好，则就表明这一阶级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客观上卷入了解决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这一当时主要矛盾的斗争。可惜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已经腐朽到几乎丧失了进行这种抵抗的全部基础，而不图丝毫的富民强国、救民救国之谋；可恨的是，反动的清朝这时的抵抗，就那拉氏集团说来，只是为了保住儿皇帝的宝座，并无真心坚决抵抗外来侵略的诚意。我们认为这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谴责、唾骂清政府极其反动腐朽以致走向投降卖国的真正理由和原因，而不应是它在一定条件下支持利用义和团所做出的一定程度的对外抵抗本身，否则在许多问题上则不能自圆其说，更是不能令人信服。同样，义和团作为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一次自发反帝爱国运动，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合乎时代要求的战斗纲领和口号，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自觉地争取作为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一资产阶级的领导，以致被清政府支持利用，保清灭洋，且表现得那么愚昧、落后，就一味只顾指责“叹息”。应该看到，义和团运动是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它们在民族危亡的形势下，和清政府一起“灭洋”是值得肯定的。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198103，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