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从前期到末期，在战略上先是南、北之争，后是东、西之争，这些分歧影响到战略行动，几次坐失了乘胜进取的大好机会，由主动变被动，终致失败。前期北伐军的覆灭，就和军中南、北之争的战略分歧有直接关系。
本来，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十一月初十至癸好（1853年）三年二月十五的三个月中，太平军连克岳州、汉阳、武昌、九江、安庆、南京等城市，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在攻克南京建都天京后，即派军北伐，欲直捣燕京、推翻清政府，在当时，这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但尽管向北挺进的北伐军主力在作战中十分机智勇敢，无奈由于天朝内部战略分歧，影响后援不继，形成孤军深入，最终招致全军覆没的惨局，使太平军由攻势转为守势，永远失去了一鼓作气推翻清王朝的良机。以下拟就这个问题略抒管见，探索其中的前因后果。
— 初期的南、北之争
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以后，即在军事战略上发生过争论。分歧主要是离乡还是留乡，亦即进取和保守之争。这集中反映在壬子二年夏太平军冲出广西，从经过永州袭取衡阳、长沙的正道上，向南折往道州，争论了两个月：“群贼怀土重迁，欲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秀清独谓非计，曰：‘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深然之。”(《太平天国》（三），第290页。)杨秀清主张北上，并第一次提出了长江以外的黄河这一远大战略目标；而南下的首要人物则有原来惯打前锋的广东会党首领罗大纲，他领兵由道州南下取江华、永明，并派人南面探察广东连州的道路，后经说服，他才领兵跟随大队北上。
太平军湖南道州争论，用杨秀清“直前冲击”的主张统一了全军思想，此后半年节节胜利，占取了南京。
在南京派军北伐时，战略上南、北之争再一次爆发出来。据李秀成在《自述》中说：“此时天王与东王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结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后来听一老水手讲起“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才“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111页。)。
这一次争论中虽然以湖南、湖北来的水营为反对北上的主角，但老兄弟中罗大纲也曾经拒绝参加北伐军：“欲图北必先定豫，车驾驻汴，军乃渡河。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臣不敢奉诏。”(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113页。)这里罗大纲并非无的放矢，他除知天王不去河南，可能知别人、也不打算去，故拒绝接受北伐的诏命，后来在北伐军和北伐援军中的确没有罗大纲是事实。此外还有一些资料记载未曾提到的人，如赖汉英、胡以晃等，都因在北伐有关的战略行动上自行其是而受到处分，可以证明南京会议时的南、北之争，也是相当激烈的。但在南京会议时，东王杨秀清在军事指挥上仍有绝对的权威，所以会议的最后决策，仍然是以进取黄河南北为主要目标的北伐进军。这一点，我们还可从建都天京初期天朝人事升迁的重点放在北方，得到证明。
太平天国自从辛开元年（1851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广西永安由天王颁诏封过东、西、南、北、翼五王之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未曾增设封爵。直到癸好三年（1853年）建都天京后，才陆续设立新的封爵，12个侯爵中，除了在朝内辅政的顶天、护天、佐天、卫天、补天、匡天、镇国七侯外，封到军中的靖胡、定胡、平胡、剿胡、灭胡五侯都是受命领兵北伐的大将，其他方面的武将并未封及。即使原来留朝后来领兵出征的顶天侯秦日纲、护天侯胡以晃二人，也与北伐有直接关系。
最值得注意的是秦日纲，据《金陵杂记》开头记载太平天国重要人物的官衔封爵，陈承瑢、林凤样、李开芳等仍系丞相衔，独记秦日纲“初为伪天官丞相，嗣又加伪顶天报国定胡侯，旋改伪真忠报国顶天侯……”(《太平天国》（六），第611页。)。这一记载前面的“丞相”，后面的“顶天”都不错，这与秦日纲后来封燕王、领兵援北但中途折返的事实联系起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北伐军原来的主帅说不定是秦日纲，后来换了林凤祥和李开芳，定胡侯的封爵由秦换为李。
护天侯胡以晃则在癸好三年十二月初十日（1854年1月14日）领兵攻克皖北重镇庐州后不久，奉命北出中原增援北伐军时受封为豫王。
从带有“胡”字的五将封侯，到秦日纲和胡以晃受封为与北伐直接关连的燕、豫二王，可以看到太平军从天京出发，进取的主要方面是以夺取黄河南北为主要目标的北伐之战。
二 北伐的兵力配置与孤军深入问题
太平军北伐是以孤军深入全军覆没而告终的。但太平北伐军是否明知“孤军”而执意冒险深入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思。
林凤祥、李开芳于1853年5月15日在浦口出发北伐，率领二万大军，不到两个月时间，穿越苏、皖、豫三省，7月6日强渡波涛汹涌的黄河，其作战之勇、用兵之神，实为中国战史上所少见；渡过黄河以后，兵员又增加了五六万人，正可利用所向披靡的破竹之势和河北平原上无际的青纱帐，直趋保定，突入业已准备逃往热河和居民大部搬迁的北京城，实现皖、豫百姓民谣说的“竹节开花猫生蛋，咸丰只坐二年半”的预言。可是过河以后，为什么忽然顿兵不进，而用55天（7月7日至9月1日）的宝贵时间，围困河北岸并无多大战略价值的怀庆（今沁阳）弹丸小城？从怀庆撤围后，为什么不迳直北上，而又用一月时间向西至山西兜了一个大圈子？从太平北伐军在山西仍然所向无敌，两旬间连克七城；由山西越太行回师直隶后大败直隶总督钦差大臣讷尔经额于临洺关，半月连克九城，向东进至天津附近，可以看出这支北伐军战力的旺盛，看出他们在怀庆城下顿兵不进和后来到山西游兵的三个月，并不是因为战力不足受阻，而是另有其他原因。现已知，他们从山西向东回师直隶，是为了到天津等候沿运河北来的援军这一明确的目的。那末他们在怀庆顿兵是不是也为等候援军？已渡到河北的林凤祥等人知道河南岸尚有一部分人马待渡，但一望便知那部分人马在敌人的围逼下业已突围他去，是无法渡过来了，不会用延误战机的代价等候为数不多（千余人）的后卫。他们是在等候另外一路大队人马的到来，保证粮道的畅通。我们为此追寻与东路北伐军同时自天京出发的西路军的行踪，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原来在北伐军出发前后，天京军事指挥系统有所变化。由于东王杨秀清生重病(杨秀清生病，有《时事丛录》、《金陵癸甲纪事略》、《金陵杂记》、《金陵省难纪略》等书十余年记载，且有“常病将死”（《太平天国》（六），第668页）的传说，时在三年三至五月间。)，天朝军政先由北王韦昌辉主持，后由翼王石达开协助北王主军，战略分歧再次显现出来。
当初攻克南京后大军东征取得镇江、扬州时，就出现过。“贼目有欲由常州、苏、杭、福建统回江西之说”(《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五），第97页。)。但被尚未生病的杨秀清制止：“东逆杨秀清定计北犯，且谓吴越柔细，不待攻亦可取也。”(《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10页。)现在杨秀清生病，军中南、北之争便表面化了。
在充当北伐军主力的“直前冲击”派林凤样等自浦口向北进军时，首先在东路发生二梯队朱锡琨和黄益芸两军“误走六合”、“营中失火”、“将士死伤过半”(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227页。)的异事；火后仅朱锡琨领兵追赶林凤祥大队，而另外的部分，“其左军及右军错路兵士初十起行，至十一日俱各回朝”(《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5页。)。按太平军隶属关系，左军归翼王石达开、右军归北王韦昌辉所领，有的史料记载北王韦昌辉此时去过六合(《太平天国》（六），第677页。)；大火中因保全了军队回京后受赏的原左二监军林绍璋，后来成为南进的主角之一，曾进到湖南湘潭，遭敌水陆反攻而败退。
当东路北伐军第二梯队六合分裂的时候，还有西路一支拟进军皖北庐州的大军也发生了问题。这支军队本与林凤祥差不多同时出发西行，船队由浦口“开往上游，与向钦宪（即钦差大臣向荣）炮船交仗，余由漕运河往安徽合肥带，欲与临淮所存贼兵（李开芳）会合，皆带有枪炮。此称甚确。又闻该匪有分窜江西之信，未知确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五），第139页。)。“（三年）五月间，贼掠漕运，欲由巢县至庐郡，因水面空阔，船只难以拘束，遂返金陵”(《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428页。)。其实这支军队并没有返回金陵，而是改变方向，放弃了由和州经巢湖直取庐州合肥的路线，转向西南溯江上行取安庆，便与北伐军拉开了距离。当林风祥率领的东路北伐军占领皖北亳州的同日（6月10日），西路军再占安庆；而在北伐军过亳州往北向河南挺进的时候，西路军则背道而驶，竟由安庆渡江南下江西去了；当北伐军北渡黄河前，在河南朱仙镇单独写给北王韦昌辉的信中即已提出“粮料甚难……但欠谷米一事”(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274页。)。及至渡过黄河顿兵怀庆急需后援的时候，已经进入江西的太平军却分兵赣东北，置北伐军于孤立的困境而不顾。
这支太平西路军的统帅是胡以晃和夏官副丞相国舅赖汉英，据《李秀成自述》，由武汉到南京时，胡以晃带陆路兵，赖汉英与罗大纲带领水军。此时赖汉英挟其水军和陆军的殿左九指挥曾天养等，从西路军分出来南下入江西，围攻南昌三个半月，没有攻克，白白损兵折将，被革职；曾天养则游动于赣东北饶州、景德镇一带，成为战略棋盘上一步没有意义的闲棋，后来虽然奉调到皖北，跟随胡以晃攻克庐州城，时在1854年1月14日，距离去年攻克安庆时业已迟了7个多月，北伐军正困守天津以南的静海、独流，早把北伐军初渡黄河时望援的战机失掉了！
这支军队，攻克连结中原的重镇庐州以后，仍然可以亡羊补牢。但胡以晃受封为豫王并奉到了“将使往河北以通南北粮道”的诏旨，拒不执行，乃被削去王号，调往芜湖(《太平天国》（六），第671页。)；曾天养则再次领兵南下，由湖北至湖南，成为南下派的一员赫赫战将。这是战略上南、北之争的又一次误机。
曾天养是金田起义前参加拜上帝会的老兄弟，在太平天国官方印书《天父天兄圣旨》中，肖朝贵借“天兄下凡”两处表扬曾天养热心宣传拜上帝吸收新会员的功劳，并说“尔有好大福气，上天堂时封尔顶上顶也”(《天父天兄圣旨》，第36页。)。后来曾天养在太平军中以作战骁勇著称，其军号称“虎头军”，甲寅（1854年）七月初六日在岳州城陵矾壮烈牺牲。连曾国潘也认为曾天养“其人是一好手，资格最深”，可是曾天养至死仅为一般的秋官又正丞相，封侯、封王都没有他的份，直到太平天国末期刮起滥封王之风，许多前期牺牲的将领被追封为王，曾天养仍未受封。曾国藩对此感到奇怪，在李秀成写完供状后专门提出这个问题：“曾天养、罗大纲何以未追（封）王爵？”李秀成回答道：“其事甚乱，无可说处。”曾天养、罗大纲与赖汉英一样，都是前期南下派的首要人物，估计他们未被追封与内部纷争及违纪抗令有关，因而“一言难尽”。
三 半途而废的北伐援军
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的确是一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军队。他们从浦口出发，一路滔滔，所向披靡，不到两个月就渡过了天险黄河，大有直捣燕京将清政府一举推倒之势。所以，太平大国建都天京以后立即派遣主力北伐的决策是对的。
太平军北伐的失败不是决策错误，而是后援不继、粮道不通。而天朝对疏通北伐军粮道和派遣援军是考虑到并且付诸实现了的，无奈军心不齐，一再贻误良机，除开始时胡以晃的西路军失机外，还有两起援军也半途而废。
一支是曾立昌等三丞相的精兵15军，于1854年2月4日由安庆北上，一路势如破竹，仅用57天时间，就穿越皖、豫、苏、鲁四省，渡过黄河天险，于3月31日驰抵山东临清州城下，距离北伐军林凤祥等困守的直隶阜城仅有二三天的路程。不料这支生气蓬勃的北伐援军，内部忽然发生分歧，停下来不肯救援阜城被困的兄弟，却用12天时间攻破设防坚固的州城，而后转旗向南退走，一退溃决，以致全军覆没。这是太平军中战略分歧招致惨败的又一悲剧。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起援军，是秦日纲受封为燕王，在曾立昌等出发后两月，领兵由安庆出发的。这支援军兵力不详，但确有其事。李秀成在其《自述》中提到这件事：“封燕王秦日昌（纲）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43页。)并将此事指为天朝十误的第三误。清方则认为秦日纲畏缩不前。“甲寅四月调回江宁，封燕王。杨贼再令北犯。日纲往扰凤阳、庐州一带，不愿北行，禀奏杨贼云：‘北路官军甚多，兵单难往。’”(《太平天国》（三），第50页。)日纲乃退回安庆。
此外，还有罗大纲也拟北行未果，时间和以上援军行期相近。据《贼情汇纂》记载，天朝把罗大纲“甲寅二月调回江宁，令与胡以晃等上犯和（州）庐（州）……”(《太平天国》（三），第61页。)。按胡以晃此时已占领庐州，曾立昌等部北伐援军已过黄河，天朝命罗大纲随胡以晃或者代胡以晃北行。罗大纲没有应命援北，而是由安庆渡江南下，“遂扰建德东流等处”(《太平天国》（三），第61页。)，所以罗大纲奉命援救北伐军，并未成行。
几起北伐援军的半途而废，充分说明太平军北伐过程中战略分歧的严重。由于得不到粮饷接济和援军接应，北伐军从渡过黄河之始，不得不孤军奋战。
在林凤祥之后，只要有一路援军到达目的地，就不但北伐军能够保全，而且林凤祥等或许早已问鼎燕京，为太平天国写下另一页不同的历史了。可惜三起援军都半途而废，才使北伐军成为孤军。
而这支能攻善守的孤军，以极其高昂的士气和坚贞不屈的忠心，两年中转战苏、皖、豫、晋、冀、鲁六省，一度逼近北京，屯据独流、静海，由进攻转为守势，其守也是十分顽强耐战的。若以1853年5月15日浦口誓师至11月1日天津稍直口受挫后为进攻期，此后转为守势，他们先在独流、静海固守3个多月；1854年2月5日突围，转战直隶阜城，从3月9日到5月5日。苦守又近3个月。从阜城突围到直隶连镇后，林凤祥率数千饥疲之兵，与数万马步炮俱全装备精良的清军抗衡，直至兵员死尽、林风祥负重伤被俘，从1854年5月5日至1855年3月7日，死守了10个月，而李开芳率630人由连镇突围出去，寻找北伐援军，先后在山东高唐州城坚守了八个半月，在冯官屯则以300残兵抗僧格林沁数万精兵，固守了二个半月，至1855年5月31日才全军覆没。他们防守也是古今罕见的战例。
林凤祥、李开芳等都就义于北京，林凤祥含笑傲视行凌迟刑的刽子手死得特别壮烈。
太平军主力在北伐中覆灭后，军威军势大落。全军转入以争夺长江上游为中心的天京防守战，虽然曾经两次打破过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但终未挽回颓势。加以1856年9月的天京内乱和后期军中又发生战略上的东（取上海）西（保安庆）之争，局势越发不可收拾。在北伐军覆灭后9年，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六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沦陷。战略上争执的各派，随着天国灭亡而同归于尽。这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时，最为喟叹不已的可悲处。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199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