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太平天国政体问题，史学界有一种看法，叫做“虚君制”。所谓“虚君制”，意即以“主”（天王）为国家元首，以“军师”为政府首脑，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只具有象征性的地位，权力集中在军师之手。这种体制因杨秀清逼封万岁。觊觎君位，破坏于前，洪秀全剥夺军师权力，厉行君主专制，彻底破坏于后。
“虚君制”说，无疑是一种崭新的见解，必将给人们以重要启示。但问题在于它是否反映了历史真实？这却是需要从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加以说明的。
列宁说：研究社会现象，“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列宁：《统计学与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280页。)综观太平天国历史事实，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不论前期还是后期，太平天国都有“主”和“军师”，按照制度规定，“主”和“军师”的关系是始终如一的。
“主”，就是天王。从一八五一年东乡登基到一八六四年天京病逝，洪秀全坐了十三年多天王宝座。一八五一年他在《永安封五王诏》中指出：“继自今，众兵将呼称朕为主则止，不宜称上，致冒犯天父也。”(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6页。)从此，“众兵将”便称洪秀全为“真主”，后期又在真和主之间加一圣字，称为“真圣主”。何谓“真主”？《诏书盖玺颁行论》说：“天生真主，命作君王”(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下），第460页。)。可见，“真主”就是“君王”。
“军师”，一八五一年洪秀全称天王，并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杨韦内讧和石达开出走之后，洪秀全曾一度以“主”的身份兼任“军师”之职。正象他自己所说的：“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14页。)一八五九年他辞去“军师”职务，封洪仁□为精忠军师，一八六三年又封李秀成为真忠军师。何谓“军师”？“军师”乃“朝纲之首领”也(《忠王李秀成复英国教士艾约瑟杨笃信书》，《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4页。)。
“主”和“军师”的正常关系应该怎样？
天王洪秀全不论在太平天国前期还是后期，始终以“朕”自称，把自己比作“太阳”，摆在皇帝的圣位上。
一八四八年他写成《太平天日》，自称“真命天子”，被皇上帝封为“天王大道君王全”(《太平天国印书》（上），第41页。)。
一八五一——一八五二年他颁行《幼学诗》，把天朝的秩序规定为：
!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
!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
!一人首出正，万国定咸宁，
!王独操威柄，谗邪遁九渊。(《太平天国印书》（上），第60页。)
一八五三年他颁行《贬直隶省为罪隶省诏》说：
!天下万国朕无二。(《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1页。)
同年他颁行《建天京于金陵论》说：
!天王亲承帝命，永掌山河。(《太平天国印书》（下），第417、711、481、479、481页。)
一八五八年他颁行《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说：
!爷哥带朕坐天国，扫灭邪神赐光荣，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万事爷哥朕作主，弟们踊跃建万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4页。)
一八六○年他在《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中说：
!天下万郭人民归朕管，天下钱粮归朕食，朕乃天父上帝真命子。(《太平天国印书》（下），第417、711、481、479、481页。)
一八六一年他颁行《同天同日享永活诏》中说：
!朕乃天王羊不出，朕乃人王主尘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7页。)
天王洪秀全一面着意宣扬自己是“万岁君王”(《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15页。)，要人们相信只有他才是“万民之主”(《贬妖穴为罪隶论》，《太平天国印书》（下），第441页。)，才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面又把军师杨秀清、洪仁□等说成是自己的辅臣。
一八五八年他假托皇上帝圣旨，说：
!九重天上—东王，辅佐江山耐久长。(《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3页。)
一八五九年他褒扬洪仁□“确乎爷爷生定家军师，板荡忠臣，可为万世法。”他要求洪仁□“世世股肱天朝”(《封干王》，《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6页。)。
洪秀全特别重视君臣之道。他说：“总要君君、臣臣”(《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14页。)，“主正臣乃直，君明臣自良，伊周堪作式，秉正辅朝纲。”(《幼学诗》，《太平天国印书》（上），第60页。)他要辅臣们学习伊尹和周公的榜样，“顾王顾主”。在他看来，“遵旨是顾王顾主，逆旨便是不顾主；顾主享福在高天，不顾万载受永苦。”(《天父诗》，《太平天国印书》（下），第601页。)只有对他绝对服从的人才能进入天堂，否则就要被贬入地狱。
洪秀全如此，杨秀清、洪仁□也都承认天王洪秀全是“主宰天下”之“真主”，而把自己放在辅臣的地位，表示要“事主尽忠无改节”(《天情道理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1册，第395页。)。
早在一八五一年杨秀清就假托皇上帝对众兵将说：
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也。(《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上），第117页。)
一八五三年他在《太平救世歌》中又说：
乃我天父爱世心切，……复遣我主天王下凡，为真命主，诛灭妖魔，化醒天下，抚绥万邦，同享真福。天聪天明，知识超迈凡众；仁慈宽厚，度量广大无涯，除妖安良，政教皆本天法；斩邪留正，生杀胥秉至公。……惟我天父既命真主以救世，复遣辅佐以匡王。天父曰：咨尔左辅，为正军师。……力助真主，救世靡遗，赐爵东王，九千岁锡。灭妖扶主，享福无疑。……今予襄赞朝纲，恭报天父上帝恩泽，惟愿朝中大小官员暨天下万国人等，忠心顶天报国，一心敬拜天父天兄。……报效天王，即是诚心敬天父与天兄也。为忠臣者，胥要称辅相之任；……辅主者皆要知君臣礼仪，自心内胸中，切不可有丝毫欺伪。(《太平天国印书》（上），第141—142页。)
洪仁□也是这样。他推尊洪秀全为“真圣主”，受天命“下凡御世，宰治山河”(《诛妖檄文》，《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34页。)；而自称“恭膺圣命，总理朝纲”(《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第2册，第523页。)，表示要“竭力效忠，以报知遇之恩。”(《洪仁所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46页。)他的部属说：
蒙天父天兄差生我真圣主暨救世幼主宰治天下，复差生我干王以佐辅之，用夏变夷，代天宣化。(《钦定英杰归真》，《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58、762页。)
由此可见，不论洪秀全还是杨秀清或洪仁□，对于“主”与“军师”关系的解释，口径是完全一致的。
再看看太平天国革命纲领对于“主”与“军师”的关系是怎样规定的。
《天朝田亩制度》是大家公认的太平天国革命纲领，它是由洪秀全、杨秀清等共同制定的，最初颁行于一八五三年，及至一八六○年以后又有刻本问世，当时“总理朝纲”的已经是洪仁□了。这说明天王和前后两任军师都同《天朝田亩制度》结下了不解之缘。《天朝田亩制度》写道：
凡一军一切生死黜陟等事，军帅详监军，监军详钦命总制，钦命总制次详将军、侍卫、指挥、检点、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军师遵行。(《太平天国印书》（上），第409页。)
非常明显，《天朝田亩制度》的这种规定，是同洪秀全、杨秀清和洪仁□的说法完全一致的。
上述两个一致证明：“天王”是君，“军师”为臣；“天王”“宰治天下”，“军师”“襄赞朝纲”。这种体制决不是什么“虚君制”，而是“君主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列宁说：“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一人掌握。”(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51页。)君主的意志就是最后的决断。按照太平天国体制，洪秀全由“天父真命封为天王”。他称“天王”而不称“皇帝”，“盖谓系王于天，所以大一统也。”(《钦定英杰归真》，《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58、762页。)“天王”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天王”“口为天口，言为天言”(《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印书》（下），第457页。)，掌握着“一切生死黜陟等事”的最后决定权。“军师”虽然位极人臣，总理朝纲，但毕竟是由“天王”委任、必须按照“天王”的决策行事的。“天王”与“军师”的关系，类似秦汉时期的皇帝与丞相，不同于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主与首相。在君主立宪国家，君主是国家元首，首相是政府首脑。而太平天国的“军师”虽为百官之长，但却是“天王”的辅臣，“天王”总揽一切大权，“军师”只不过是“天王”的主要助手及其旨意的最高执行官。
总而言之，从制度上看，太平天国采取的是君主制。正如当时的英国友人呤□所说的：太平天国“政府是采用君主政体，以洪秀全（天王）为君王；其他诸王对他的关系，有如怡亲王、恭亲王和松王（最近去世的满清皇帝的叔父）对满清皇朝的关系一样。”(呤□：《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115页。)
既然是君主政体，那末为什么太平天国前后期，天王洪秀全在两位“朝纲首领”面前的地位迥然不同呢？杨秀清任军师时，洪秀全只能“画诺”；洪仁□任军师时，洪秀全就大权独揽了。这能否说前者是“虚君制”的表现，后者是洪秀全破坏“虚君制”的结果呢？揆诸史实，答复是否定的。
如前所述，按照制度规定，太平天国实行天王“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天国印书》（下），第423页。)的君主政体。但在前期，本应掌握“生死黜陟”大权的天王洪秀全，遇事只能“画诺”，显然是违反制度的不正常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杨秀清背弃“佐辅真主”的诺言而“一切专擅”的结果。
张德坚《贼情汇纂》说：
秀全僻处深宫，从不出户，人罕识其面。自知诈力不及杨秀清，一切军务皆委之，任其裁决。秀清自恃功高，朝见立而不跪，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造言既毕，其为君臣如初。(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45页。)
封秀清为正军师东王，诡称天父下凡附体，妖言惑众，一切号令皆自伊出。(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102页。)
贼中刑赏生杀，伪官升迁降调，皆专决之，洪逆画诺而已。(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46页。)
然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其意欲仿古之奸权，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327页。)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说：
杨秀清“在金田与天贼倡乱，渐揽天贼权，自广西至金陵，悉听其指使，故伪谕皆署其伪号，天贼尸位而已。”(《太平天国》第4册，第667页。)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说：
东贼旧托天父下凡以惑众，谓天父之言，藉传于东王金口，兵机要政，皆由天定，人莫得违。及破南省，众权独揽，虽洪贼亦拱手受成，北翼贼无论矣。(《太平天国》第4册，第702—703页。)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说：
!制军署作天王府，黄泥冈作东王府，
!东西对峙相抗衡，不辨谁臣又谁主？(《太平天国》第4册，第737页。)
当时了解太平天国内幕的清朝官员和地主文人的记载，几乎都说杨秀清“众权独揽”并非是什么制度赋与的，而是他利用代天父传言的权力，取得了现实生活中“天父”的特殊地位，假托“兵机要政，皆由天定”，而逐渐夺取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印证了敌方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
例一，《天父下凡诏书》（二）。在这部由洪秀全旨准颁行的诏书里，反映了两个重要事实：一天王洪秀全是君，东王杨秀清为臣，洪秀全夸奖杨秀清为“骨鲠之臣”，杨秀清则表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二作为辅臣的杨秀清假托天父附体挟制人君洪秀全，争夺最高领导权，迫使洪秀全表示：“自今以后，兄每事必与胞商酌而后行”，并“降旨诏众官曰：‘尔为官者，须知尔东王所言，即是天父所言也。尔等皆当欣遵’。”(《太平天国印书》（下），第417、711、481、479、481页。)
例二，《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李秀成曾被封为真忠军师忠王，他说：
东王杨秀清，“天王顶而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于他。”
建都南京之后，“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东王令严军民畏，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
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
李秀成的记述，反映了杨秀清从辅佐政事、建立功勋到“窃据神器，妄称万岁”(安徽宁国太平天国布告，《吴熙致吴煦函》，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的演变过程。
根据正反两方面的记载，可以看出杨秀清专权并不是什么“虚君制”的体现，而是君主制的变形。杨秀清所追求的也决不是什么“虚君制”，而恰恰是杨氏一家一系的君主专制。
太平天国前期，正因为天王洪秀全大权旁落，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一切专擅”，所以太平天国中央没有设立永久性的总理国务的机关。天王洪秀全虽然设有庞大的天王府，但府内主要是负责礼仪、警卫和服侍生活起居的人员。东、北、翼王也分别开府设殿，在他们的王府里，不仅有礼仪、警卫和服役人员，而且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及其属员，俨然成为天朝之内的若干小朝廷。由于杨秀清掌握着军政大权，所以东王府规模最大，每部尚书十二人，其中如东殿吏部一尚书李寿春、吏部二尚书侯谦芳，因得杨秀清信任，权势甚至在韦昌辉、石达开之上。东殿六部实际上成为太平天国前期总理国务的机关。天朝所有实际事务都是先在东王府商妥，然后才会奏天王的，而洪秀全则无不照例批准。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天王亲政和清除了擅权者，所以太平天国中央添设六部，归天王直接领导。洪秀全声称“掌率六部统众将，同听甥胞实力襄。”(转引自王庆成：《英国发现太平天国新史料及其价值》，《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朝内六部六官，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定名，吏部称天官，户部称地官，礼部称春官，兵部称夏官，刑部称秋官，工部称冬宫，均冠殿前二字，各设正、又正、副、又副四人，共二十四人。据当时到过南京的英国军官吴士礼说：
各王分管各部政事。他们分设各‘部’衙门一如清廷，由各王分掌之。但所有权柄集中于天王。如不经其裁可，一切要务俱不得执行。(吴士礼：《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据简又文译文。)
一九七九年南京曾发现一张太平天国官执照，是一八六二年慰王吏部正天宫部官领袖朱兆英任命黄敬忠为□天豫时颁发的，其中写道：“兹将黄敬忠壹名由本部〔呈〕真圣主天王□为开朝勋臣□〔天预〕官，荷蒙圣恩旨准，为此颁发执照壹纸”。由此可见，朝内六部之一的吏部由慰王分管，官吏铨选大权由天王直接控制。这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吴士礼记载的真实性。
二
“虚君制”说认为，起义农民建立政权时，要求民主，要限制君主权力。作为国家元首的天王，是沿袭封建制度的，而掌握实权的军师是农民民主思想的产物。太平天国革命者果真能够提出这种要求，建立这类极度限制君权、既民主又集中的政权么？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在中国刚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期。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已经打开中国的大门，但尚未深入内地，对封建自然经济的破坏还被限制在东南沿海的局部地区；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基本的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早已存在，但远没有突破自然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中不能起决定作用；中国社会中还只有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没有形成新的先进的阶级力量；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爆发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势力，从对抗走向结合，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而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则是农民阶级；因此，太平天国革命仍旧是一个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革命。
封建时代的农民群众，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他们生活在闭塞的农村，墨守成规而又彼此隔绝。“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697、693页。)同时，封建时代的农民群众还深受宗法家长制的束缚。宗法家长制的基本原则，是所谓“家长之言语、家人之承听也。”“家长之举动，家人之模范也。”(光绪《濡须胡氏宗谱》卷1，家规。)尊崇家长，一切听从家长，是小农的重要思想信条和道德标准。在每个小农的家庭内部都是家长制的绝对统治，在整个社会上也只有依靠家长制才能把互相孤立的各个小农在绝对的意志之下统一为整体。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小农在政治上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697、693页。)处在这种绝对统治地位的农民领袖，决不能越出小农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产生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们建立国家政权时，自然也不会把纯属子虚的农民民主灌注其中，设计出一个限制君权、既民主又集中的政权构成蓝图，反而采用君主制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倒成了历史的必然。综观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就可以发现农民群众常常幻想出现一个“真命天子”“替天行道”，农民领袖称王称帝更是普遍的现象。显然，太平天国也决不会例外。
农民阶级是一个与封建制度一起诞生的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新的社会制度，既无力消灭封建生产方式，又无力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因此，起义农民在建立国家政权时，只能从在它以前已经存在的政治制度中汲取灵感。
当时摆在太平天国革命者面前的政治制度，主要有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两种类型。
东方的中国和西方各国不同。西方一些国家有着长期的民主传统，早在奴隶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共和制或民主制等一类国家形式。而中国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则始终采取专制政体，从未实行过任何带有民主色彩的东西。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一直为后世封建王朝所沿袭，及至明清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因此，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谭嗣同：《仁学》卷上，《谭嗣同全集》第54页。)。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一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所谓“命为制，令为诏”。皇帝独裁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核心。二建有一整套封建的军事官僚机构，作为皇权的代表统治人民。秦朝设有丞相，丞相是皇帝的主要助手，又是百官之长。汉初因循秦制，丞相权力极大，所谓“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自汉以后，丞相一职，废置不常。明洪武十三年朱元璋罢除丞相官职，丞相所属权力收归皇帝独揽。从秦至明，虽然皇帝和丞相在权力分配上经常发生矛盾，但却没有改变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和丞相作为皇帝助手的地位。三形成了一套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封建意识形态，这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的政治和道德理论。
太平天国革命者在国内所遇到的就是这种以皇帝独裁为核心的专制主义的传统和清朝极端专制主义统治的现实，作为农民领袖的洪秀全、杨秀清和洪仁□、李秀成，虽然坚持推翻清朝统治，但却没有把反对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同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结合起来；虽然运用批判的武器去揭露某些皇帝的罪恶，但却没有把批判个别皇帝同反对皇权主义结合起来。他们在诸如《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出师北伐檄文》等吊民伐罪的文字中，无不强调满汉矛盾，标榜夷夏大义，丝毫没有触及君主专制问题。洪秀全抨击过“世间之主”称帝之举，说：“他是何人，敢□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然而，这纯系出于宗教考虑，因为在他看来，“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原道觉世训》，《太平天国》第1册，第97页。)“普天太下，皇帝独一，天父上主皇上帝是也。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有人称皇帝者，论天法该过云中雪也。”(《诰谕天下不准称皇帝称大哥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1页。)他指斥秦皇“开神仙怪事之厉阶”，汉武“亦秦政之流亚”(《原道觉世训》，《太平天国》第1册，第96页。)。杨秀清宣称“满妖咸丰原属胡奴，乃我中国世仇，兼之率人类变妖类，拜邪神，逆真神，大叛逆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诛者也。”(《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太平天国》第1册，第160页。)洪仁□解释天王所以“贬前代之僭号者为侯，以其有无知之罪二：一是僭皇矣上帝之尊也。……一是率人拜邪鬼也。”(《钦定英杰归真》，《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58、762页。)由此可见，他们不准称皇帝，反对秦皇、汉武和咸丰，其锋芒绝无指向君主专制之意。洪秀全非旦不反对君主专制，而且立志效法汉明两朝开国皇帝。他认为“楚汉项灭刘兴，乃以正胜不正”(《百正歌》，《太平天国》第1册，第90页。)。他还吟诗抒怀：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69页。)
刘邦和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领袖蜕化为封建帝王的典型，洪秀全决心步其后尘，去成就改朝换代的大事业。洪秀全等还冲击了封建意识形态，宣布焚除孔孟“妖书”，横扫邪神偶像。但是，他们反对封建神权，却又建立了更为活灵活现的无限权威的人格神。地主阶级“奉天承运”的神道设教一变而为“吾主天王受天父真命”。他们反对孔孟“妖书”，却又无力揭露孔孟“妖书邪说”的阶级内容和反动实质，并且在诸如《幼学诗》、《太平救世歌》等著作中继续宣扬孔孟“妖书邪说”的核心三纲五常。时过不久，他们就公然宣布“孔孟非妖书”(佚名：《金陵记事》，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47页。)，说什么“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23页。)，并下令成立删书衙，删改儒家经典，但改动的只是枝枝节节，而以三纲五常为基干的儒家政治和伦理道德，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这表明他们批判封建“圣道”“和神道”的特点，是触及其皮毛，继承其实质。他们希图借助于儒家的封建政治伦理道德观念，来建立和加强以洪秀全为代表的人间君主的权威。
太平天国革命者所遇到的除了国内封建专制制度之外，还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物，它与封建专制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时代的太平天国革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势所必然的。土生土长的洪秀全从外国侵略者手里学到了基督教，可是没有接触过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洪仁□由于居留香港多年，既深知西方的基督教，又熟悉“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6—67页。)，歆羡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他虽然没有也不可能要求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封建专制主义，但却主张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某些精神灌注于太平天国君主制度之中。他在《资政新篇》中既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自大自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太平天国》第2册，第532、534、532、534页。)；又要求办报纸，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和意见箱。使“人心公议”“由众下而达于上位”，作到“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太平天国》第2册，第532、534、532、534页。)。这种中央集权和民众公议相结合的主张，是他针对当时“事权不一”的错误倾向，采择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某些精神而提出来的。洪秀全赞成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意见，但其出发点却是想借集中统一之名，以行强化洪氏皇权之实，因而他对民众公议实际上采取了摈弃的态度。他在“准卖新闻篇或暗柜”一条上批示说：“钦定此策杀绝妖魔行未迟”；在“兴各省新闻官”一条上批道：“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太平天国》第2册，第532、534、532、534页。)他要求集中统一，然而又顾忌带有民主色彩的民众公议。他只看到敌人利用报纸、意见箱施展反间之计、破坏革命的危险性，却无视以民众公议求集中统一对于“杀绝妖魔”的重要性。他习惯于因袭封建专制主义老谱，没有理解和接受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可能成为分散的个体小生产犹如汪洋大海、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尚未问世的社会里的小农政治代表的纲领，它只是到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兴起之后，才先后作为纲领写在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旗帜上。
三
史学界有人认为，采取君主制是太平天国政权封建化的标志之一。这似乎是一种误解，因为君主制只是政权构成的一种形式，固然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但国家的性质却不取决于政权构成的形式。采取君主制只能影响而不能决定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
要正确判断太平天国政权性质，关键在于弄清这个政权掌握在哪一个阶级手里。太平天国政权是在农民战争中作为清朝封建政权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是农民阶级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有力武器。当然，勿庸讳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农民政权日益明显地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促使这种转化的，除了它依附封建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之外，因袭封建君主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封建君主制与封建等级制是封建社会的一对孪生子。因袭封建君主制，势必依据封建主义原则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和广大群众相结合，曾经为建立一个人人绝对平等的王国而奋斗，但等到这个王国建立起来，洪秀全就立即登上天王宝座，从而引起领导集团内部以及领导成员与群众之间关系的根本变化。洪秀全站在封建等级的顶端，成了“宰治天下”的君主，而那些曾经与之并肩战斗过的开国元勋则变成了地位高下不等的辅臣。这些君主和辅臣们通过等级制度的阶梯，把自己变为高踞于群众之上的贵族，把千百万给予自己权力的“兄弟姊妹”沦为自己治下的子民。适应这种情况，他们制定了“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172页。)的礼制。他们通过《太平礼制》对各级官员及其亲属的称呼、服饰、仪卫、舆马等等都作了明文规定，等级森严，不可逾越；在《幼学诗》中又列举了君、臣、父、子、夫、妻等各式各样的所谓“道”，要人们作为道德规范恪守不逾。他们为了给这种等级制度涂上神圣的灵光，又特意请出了“皇上帝”，说什么“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君长是其能子，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强暴是其顽子”(《天条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73页。)。既然尊卑贵贱皆由天定，所以“大小官员兵士人等”就“理宜恪遵定制，以判崇卑”，如敢违犯，“斩首不留”(《佐天侯陈承熔告官员兵士人等恪遵定制晓谕》，《太平天国》第3册，第223、224页。)。
封建君主制实际上是封建家长制的扩大。因袭封建君主制，势必助长个人独断专行之风。众所周知，太平天国革命风暴是由首义诸王依靠集体智慧领导广大群众掀起的。连反动文人张德坚都说：“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27页。)但是，东王杨秀清却无视事实，竟然把全部功劳据为己有，他的部属公开扬言“非由东王智虑精详，防维周密，训练有素，赏罚至公，断不及此。”(《行军总要》，《太平天国》第2册，第415页。)杨秀清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自恃功高，一切专擅。由于个人意志取代了集体智慧，所以就在革命指导上造成许多重大失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是关于战略方针问题，二是关于法制问题。太平军攻占武汉以后，面临着三个进军方向：北进河南、西入巴蜀、东下江南。当时领导集团内部议论纷纷，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裁决，压制不同意见，强令东下。及至占领南京，洪秀全“欲取河南为业”，把革命战争推向北方。然而，杨秀清却执意建都南京，甚至不惜假托天父下凡威逼天王屈服，结果犯了战略错误。太平天国实行严刑峻法，“毛细之过，笞且不足，辄律以斩首”(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181页。)。作为左辅正军师的杨秀清本应慎重量刑，以免激化内部矛盾，可是他并没有这样作，反而常常全凭一己之喜怒好恶，借细故而兴大狱，以致造成许多冤案，由燕王牧马某甲见东王同庚叔没有起立而引发的案件就是显著一例。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并没有吸取杨秀清的教训，照样独断专行。精忠军师干王洪仁□曾同英国翻译官富礼赐谈过他“欲改革各事如何困难，天王如何不听人言，各王如何不尊重其威权”的情况(富礼赐：《天京游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956页。)。真忠军师忠王李秀成在天京坐困形势形成以后，曾奏请“让城别走”，进行战略转移。但是，这个保存革命力量、复兴革命大业的正确主张，却遭到洪秀全的断然拒绝，以致天京军民只好困守危城，坐以待毙。这些事例说明家长作风、一言堂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危害是非常之大的。
封建君主制是地主阶级皇权主义的产物。因袭封建君主制，势必使农民领袖受到封建皇权思想侵蚀而发生争夺权力的斗争。在太平天国体制中，“群下称洪秀全为天王，三呼万岁”(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113页。)。万岁称号，对于洪秀全来说，是作为太平天国最高领袖的代称。杨秀清被封为九千岁，肖、冯、韦、石等首义诸王依次递减。建都南京以后，由于封建皇权思想的侵蚀，幸存的开国元勋们无不通过家族、亲戚和部属的关系，结党营私，力图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力。天王洪秀全不甘心作一个有名无实的元首，梦想“定天下于一尊”，集大权于一身。东王杨秀清虽然权势煊赫，但仍不满足，还一心追求着“万岁”的桂冠。他开东试，竟然以“四海之内有东王”为题。他的参护们甚至公开喊出要“护卫东王早作人王”的呼声(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47页。)。韦昌辉和石达开也各怀创业称王的“雄图”，希冀有朝一日登上权力的顶峰。一八五六年领导集团内讧，就是开国元勋们争夺权力的矛盾的总爆发。这场变乱显示了太平天国在政治上的破产，弄得“人心冷淡，锐气减半”(《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第2册，第540页。)，迫使太平军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太平天国后期，虽然在中央已经清除了觊觎天王宝座之人，但中央的权威却一落千丈，各地军事将领的权势日益膨胀，某些人公然“结党联盟”、弄兵逆命、破坏铨选制度，在财政问题上，中央和地方也常起纠纷。凡此种种就其实质来说，仍然是一个权力分配问题，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和前期有所不同罢了。
封建君主制的基本原则是“朕即国家”。因袭封建君主制，势必搞家天下。洪秀全自从登上天王宝座，就想方设法地维护“一家一系”和“嫡长世袭”制。他封幼主洪天贵福为万岁，目的在于保证幼主承继天王权位，防止臣下“僭越”篡权。太平天国后期，他一味加强宗教活动，希望借助彼岸之神来扭转危局，扩大自己的权力，建立万世一系的家天下。他辛勤地批注圣经，历历缕述自己先前的神迹。他令长次兄撰写《福音敬录》，来证明自己确曾上天受过天命。他宣布把幼主过继给耶稣，以兼祧二宗。他反复宣传“爷哥朕幼，父子公孙，同坐天国”(《天王诏旨》，《太平天国》第2册，第682页。)。他任人唯亲，“末肯信外臣，专任同姓之重”(《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他还在朝内设六部，添□奏官、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效法古代帝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滥封诸王。洪秀全本想借此总揽大权，巩固洪氏王朝，但结果却弄得“政涣人散，外合内离”(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9，《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191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封建君主制实际上变成了销毁、熔解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烘炉，它促使洪秀全从农民领袖的峰颠滑向封建皇帝的深渊，加速了农民政权的封建化和走向失败的过程。
【资料来源：《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