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在评价石达开这个历史人物上，对其率众出走褒贬不一，争论颇多，如果避开石达开在天京事变中所处立场的正义与否，从其行动分析其内心世界的权力欲，刻画出来的石达开也许更符合历史事实一些。
（一）
李秀成在《自述》中回忆天京事变时说：“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纲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怒于心……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翼与北王密议，杀东一人，杀其兄三人、原清、辅清而已，除此以外，皆不得多杀。（《李秀成自述》。）”从《自述》中我们可以得知：（一）石与杨有矛盾。（二）石在杨逼封前便有诛杨之意。（三）石的确参与预谋，并限杀三人。石达开参与杀杨预谋，只有《李秀成自述》中孤证一条，对此个得不考证一番。人们怀疑李秀成此说，往往以石、韦在事变前不曾共事一处为由，认为缺乏密谋的时机和条件。其实，只要仔细查看石、韦两人行踪，机会还是有的。攻破江南大营时，石、韦均作战天京，这当是他们密谋的最好时机，时间应该在1856年5月中下旬。众所周知，李秀成长期在石达开帐下，受其一手提拔，李对石也敬仰不已。如果石达开没有参与预谋，李对石进行诬蔑很让人不解。石达开在《自述》中说：“七年，达开…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疑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二）第781页。）”如此机密的谋划，石达开绝对不可能从韦、洪之外的第三者口中得知，消息来源的最大可能应该是韦昌辉。韦昌辉既敢让石达开知道内幕，证明石达开并不反对。石达开洞知洪秀全借刀杀人的心理。事实上，洪、韦、石三人已缔结了无形的君子协定，同时伏下了祸根，最终胜利者只能是洪、韦、石之中的一个。
石达开诛杀杨秀清，目的何在？不可否认，石、杨矛盾颇深：1854年5月，杨秀清迫害打击石达开老丈人黄玉昆，实乃打击石达开，但这构不成石诛杨的充分理由。张德坚《贼情汇纂》《石达开传》载：“癸丑五月，安庆再陷。秋，东贼命翼贼往守，翼贼稍易东贼苛制，皖民少受害。东贼闻，惧其得皖人心，急趣之归，调燕贼秦日纲往替…使翼贼不得专制于皖。（张德坚：《贼情汇纂》，《石达开传》。）”张德坚又说：“石每见杨贼诡称天父附体造言时，深信不疑，惶悚汗流。（张德坚：《贼情汇纂》，《石达开传》。）”这对于“不甚信奉邪教俚说（左宗棠：《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卷四。）”的石达开来说，极不正常，这隐现出了对杨权力的畏惧、仇视、甚至于渴望。因此，石诛杨的首要目的很可能是解除灭顶压力，扫清前途障碍，以达自己鸿鹄之志。有人认为石诛杨是为了还政于天王，本人不敢苟同：如果他是一个甘心臣下的人，刚烈如火的洪秀全与威风张扬的杨秀清又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没有权力欲望的人是没有胆量向杨秀清权力挑战的。从后面所述我们还可以看出他对洪秀全安危极为漠视。而且，1857年与洪秀全分道扬镳就很能说明问题。诛杀杨秀清，石达开即使没有取代洪秀全的意思，也有填补杨秀清权力真空的欲望、有勇无谋的韦昌辉只是权力斗争中的一个配角。
（二）
1856年9月2日，韦昌辉诛灭杨秀清，霍霍屠刀对准了杨秀清无辜部将，天京一片血雨腥风，石达开匆忙回京。韦昌辉杀气腾腾主宰天京，诛灭杨秀清显然有他自己目的。洪秀全绝不愿看到韦昌辉成为第二个杨秀清，两者矛盾可谓不共戴天。但在铲除异己上却臭味相投：东党集团对洪对韦均是一股可怕的势力。因此，在他们相互吞食对方前，合力铲除杨氏余党顺理成章、毫不奇怪（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当洪、韦两人采用欺骗手段铲除杨氏余党时，石达开竟毅然站在杨氏余党前面，质问韦昌辉：“其下何罪？何得尽戮？无乃自戕手足！倘官军万一知之，乘我之危、将何御？（（王韬，《瓮牖余谈》，卷六，《记翼贼事》。）”并拒绝交出杨辅情。此时的石达开胆敢违洪、韦意志替杨党说话，实乃制止杀戮，但也不能排除有他自身的考虑。石达开密议诛杨鲜为人知，更何况他压根就没有直接参与诛杨内讧。因此，对洪对韦，石达开此举无疑沽名钓誉、收买人心，也难怪韦昌辉“顿起他心”（《李秀成自述》。），同时也为洪秀全不悦。当然，石达开回京是否别有所谋，只能让他的行动给予说明。
据说天王同时向韦、石、秦发出密诏，而立即回京的偏偏没有石达开。石达开为何迟迟不肯回京？当听说韦诛灭杨后又匆忙赴京？对此，罗尔纲也认为路途遥远，石达开尚未动身便接到天京事变消息（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75页。）。这种看法不太合适：韦昌辉督师江西，石达开坐镇湖北洪山，距天京比韦昌辉略远1／4路程，如果洪秀全使者送信速度一样，那么韦昌辉到达天京时，石达开就应奔走于回京途中。而事实并非如此。李秀成在《自述》中说：“翼王在湖北洪山，知道京城杀害许多之人…同曾锦兼、张遂谋狼狈赶回京都，计及免杀之事…（《李秀成自述》。）”。此话表明，石达开在接召后并没有立即回京之意，而在探知杨亡后与曾、张两谋士匆忙回京。因此，路途遥远、军务繁忙不能成为他观望的理由。尽管他参与了诛杨密谋，却不愿采取直接行动，换句话说他不愿承担诛杨的后果。因此他第一次回京之行很大程度在于观察天京局势，收买人心以坐收渔利。不过他始终站在正义立场上经营这一不可告人的功业。有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石达开回京如果别有用心，断不会只带曾、张两谋士。持此观点的学者大概忽略了一个事实：石达开如果象有勇无谋的韦昌辉那样带兵回京滥杀一通，火并了韦氏，即使夺取了政权，那将由他独自承担事变的后果，也难逃如韦昌辉的灭亡命运。更何况天京城内石达开究竟有多大势力，尚属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据石达开心腹死党族弟石镇吉称：“咸丰六年，镇吉统伙二万回南京留守…将张国梁等打败…镇吉旋于南市城住扎…此次镇吉加封为检点、独掌兵权，天王即委统带三万。（《石镇吉口供》，《全州文史》第一辑，1985版。）”这个事变时统带重兵驻于天京的石镇吉无疑给予了石达开强有力的支持。石达开能顺利逃出铁桶似的天京，答案也应该在石镇吉身上。
（三）
石达开逃出天京、回到安庆军中，便发出讨韦号召。布列治门写道：“石达开急行集合忠实的部队，及既得有足用及可靠的兵力，即上奏于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同时致以恐嚇，谓如不得其头，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这份咄咄逼人的奏章对洪对韦均是严峻的考验，他们是先火并，还是先联合对付石达开？事实上，在石达开强大兵力压迫之下，洪秀全出人意外地诛灭了韦昌辉。
石达开集兵安徽径县，准备东取天京时，皖南宁国府吃紧，清军攻打甚急，石达开毅然移师援宁，书写了他热爱天国的光辉一页。然而他的这一行为是经不住推敲的。宁国府战略地位突出，但与重镇镇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1857年石达开坐观镇江陷落而不援，让人费解，这是其一；其二，石讨韦路线有二，走江北阻力大，但能稳江北战局，走江南阻力小，可保存自己实力。结果他从安庆渡江，选择了长江南岸；其三，石达开一离开洪山，武昌压力增大，一个月后武昌的陷落首要责任应归石达开。弃武昌而援宁国，无疑是取鱼而舍熊掌，这是何故？石达开顺手牵羊援助宁国，掩耳盗铃是很明显的。石达开明知韦昌辉实际统治着天京、洪秀全无权无兵，他却问洪秀全要韦昌辉之头，简直是让韦昌辉防备洪秀全。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依次是：韦灭洪，洪韦联盟，最后是洪诛韦。第二种结果，于公干私，石达开均不愿看到，如果他把“讨灭天京”很快付诸行动而不留给洪、韦内讧时间，直接结果便可能导致洪、韦结盟对付石达开。因此，石达开援救宁国、不能排除他隔岸观火的苦心。他在等消息，如果韦昌辉杀死了洪秀全，他只需讨灭韦昌辉便可达万世之功业。而他却等到了韦昌辉的人头，大概很出他意料。
（四）
韦昌辉被诛，打着靖王、清君侧旗号的石达开进退两难：继续进兵等于自我暴露；进京辅政，危机四伏，追随洪、韦大闹天京的顶天侯秦日纲，佐天侯陈承镕安然无恙——洪秀全既能借他们之手剪除杨秀清势力，也同样可以借秦、陈两人之手牵制、对付自己。石达开要进京必须除掉此两人。麦高文对此有载：“…天京派兵把顶天侯带回，即行处斩，顶天侯之处死刑也是应翼王之要求的。（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可以看出，洪秀全迫于石达开压力才处死秦日纲的。布列治门也称：“这是去年十一月初之事，除韦昌辉外，尚有其它多人伏诛——尤其有两高级首领，即排班第七第八者。一（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可以这样认为：侥辜逃脱的秦、陈两人，被天王作为“定心丸”送给了石达开。
（五）
首义诸王，唯存洪、石两人，如同心协力，可挽大局。遗憾的是洪秀全做不到，石达开也没做到。索取韦头咄咄逼人的词锋，处决秦、陈的强硬态度，集民心、军政于一身的石达开对洪秀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震动。故李秀成说：“翼王回京，全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王…押制翼王。…（《李秀成自述》。）”回京辅政、石达开期望值是很高的，论资格他是辜存的唯一元勋、无以伦比的战功、威望，天京事变中的苦心经营，难道他还愿意象事变前那样唯唯诺诺？对于“既无才情，又无算计（《李秀成自述》。）”的安、福两王，他是没法容忍的。洪秀全再不愿做傀儡皇帝，而石达开“雄才大略”，身挟震主之威，这样，洪、石火并本属情理之中。但天京内讧的恶劣影响，使得谁也不敢再次挑起火并。张遂谋献计石达开“废天王于深宫，诛诸洪与朝列，然后请旨上帝…南面称制。（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卷十九，列传第四《石达开》，第195页。）”石达开以“予惟知效忠天王守其臣节”为由拒绝。由此可见，凭暴力控制政权，石达开不是没有考虑过，只是迫于形势而已，也不符他英雄本色。六安州总制掌书陈凤曹上六安州总制禀称：“兼之初二日翼殿礼部赞书吕跟随翼王五千岁到闸，适与弟馆打在一家，云翼王见天王疑忌实深，故私自出京，誓不回去。随后陆续随翼王而出京者，官员、兄弟约有五、七万人，将来天京必定空虚。溧水现在大败，不知此后却是何如。目下必有诏旨来六安一带调兵，兵去则六安难保。而约弟即随伊去，并云必不相亏。（《陈凤曹禀六安州总制》，《太平天国资料》第七页。）”可以推之，当时象这个翼殿礼部赞书以利诱、恫吓拉拢天国将士的大有其人。不能排除，这些分裂活动大多在石达开指示之下进行、因此，洪、石之争，既不能以火并解决问题，希望攀龙附凤的谋士为其积极铺平分裂道路当不在话下。当然，如果将分裂责任单纯归罪于诸谋士，就大错特错了。“道不同不足与谋”，石达开是有权力欲望的。石达开率众出走，是洪、石矛盾的结果，是天京争权内讧的延续。
（六）
石达开出走天京，人们多认为天王所逼，负气出走。这种看法大有替石达开开脱之嫌，且不合于事实。
其一，逃出天京仅十天，他就在1857年6月上旬在无为州散发了具有明显分裂性质的告示，此告示从内容看可分三个部分：从“为沥剖血陈”到“下可质古人”，表示了自己的忠心；从“去岁遭祸乱”到“予志复归林”，表达了他对自己的遭遇愤愤不平；余下是要害部分，鼓动军民“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这篇告示多多少少让人认为：如此忠贞的翼王竟遭到“疑忌多图害”，跟着天王还有什么意思呢？更何况跟着石达开也一样可以“标元勋”。很明显，石达开凭资格、战功、威望，实力与天王进行了一生中最大的赌博，他成功了，夺走了满朝好文武（《李秀成自述》。）。石达开如果仅仅是避祸，用得着四处张贴告示吗？用得着带走“合朝好文武”吗？用得着指使僚幕四处煽风点火吗？
其二，江北大营德兴阿等奏报：“探得金陵自石逆去后，洪逆屡遣人追赶，皆为石逆所留或竟遭其杀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七年间五月十一日德兴阿等奏；咸丰七年七月初一日何桂清奏折。）”看来石达开“誓不回京”是早已铁了心的。溧水、句容陷落，镇江告急，洪秀全削达、发两人王爵，送“义王金牌一道”及满朝文武”“援表章”，望“但遣党二千余人，乘坐木牌前求援镇。”但石达开“坐观洪逆成败，以为己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七年间五月十一日德兴阿等奏；咸丰七年七月初一日何桂清奏折。），不发一兵一卒。此时的石达开“精忠若金石”的爱国热情又在那里？其漠视天京政权的存亡、用心之苦不言而喻。
其三，据出江扶主的吉庆元、朱衣点等67将上天王奏折可看出（《吴煦档案》，《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一）石达开出京曾用欺骗手段拉拢将领；（二）对太平天国“官制礼文”进行了较多更改；（三）前途渺茫时，石达开镇压过起义出江士兵。他的这些举措。已经走到与天京政权对立的道路上了。因此，石达开出走天京并非迫不得已，而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分裂行动。他分裂的目的在现存资料中找不到任何直接记载，惟有从其行动加以分析。石达开出走天京到大渡河败亡历时六年，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从天京出走到1859年初回攻江西南安为第一阶段，经略闽浙失败；后为一阶段，图蜀败亡。石达开转战六年，力量不断削弱直至败亡，有人认为他主要陷入了无战略目的流寇式作战。从石达开的行动看来，他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图闽浙，不成则攻四川。1858年初攻浙江江山，进入浙江西南。亲攻衢州，石镇吉克遂昌、处州、永康武义等地。值得注意的是石达开在处州建立了地方政权，“入城多张伪示，令民纳款”，“立师、旅、卒、两、伍名目，勒殷富并有时望者充之（周荣椿：光绪《处州府志》卷三十二《武备志》《戎事》。）”。可见，石达开的确希望在浙江建一个根据地，至于没有成功那是另外一回事。图闽浙不成，西取巴蜀战略是很明显的。他曾说：“达开久想占据四川省（《石达开自述》。）。”明心道人也称：“杨秀清出广西全州时…石达开劝令先行入川，再图四扰（明心道人：《发逆初记》，《太平天国》（四）第458页。）”。可见占据四川省确是达开之夙愿。至于他的失败，本人不便脱离当时具体条件妄加评论。由于石达开据闽浙、图四川均宋达到，对他分裂目的把握就更加困难，假如他在闽浙或四川站稳了脚跟，建立了一个割据政权，他分裂目的就不言而明了，只可惜壮志末酬身先死，他是否有再建蜀国，造三国鼎立之势的愿望，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七）
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权力斗争中，石达开小心谨慎、时而观望，时而积极参与，身居三届而藏不亡之巢，清醒理智而立不败之地。当然，对权力的争夺并没能抹煞他闪光的军事政治天才以及对革命的贡献，相反、更丰富了一个义军首领的个性，一个胆敢反叛清王朝的富豪子弟绝不可能具有岳飞那种封建愚昧的忠君思想。如果石达开在权力斗争中击败了洪秀全，太平天国历史兴许会改写。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