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1839—1890），湖南湘乡人，字劼刚，大学士，勇毅候曾国藩长子。由二品荫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引见，“奉旨以员外郎用，钱分户部”。五口通商后，时代风会转变，中外交涉日益纷繁。曾国藩历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曾纪泽随侍乃父，对中外交涉时有所闻，感触甚深。1872年3月，曾国藩去世，曾纪泽在籍守制，抛弃其父理学、古文的衣钵，转而自学英语“久之，亦稍稍解英国语言文字”(曾纪泽：《大英国汉文正使梅君碑》，《曾惠敏公遗集》卷二，第36—38页。)。想不到自学英语，竞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1878年（光绪四年）承袭侯封，翌年“奉旨赏戴花翎”，接替郭嵩焘为驻英、法公使。旋补太常寺少卿。1880年奉命兼充驻俄公使，赴俄重开谈判，经过反复辩论，否定了崇厚签定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收回了伊犁地区及特克斯河流域，声誉鹊起。在中法战争中，始终站在爱国立场上，主张抵抗法国侵略，反对李鸿章投降卖国，1884年被撤去驻法公使职务。1886年回国后，横遭李鸿章的排挤打击，抑郁而死。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字少荃。少年时曾拜曾国藩为师。进士出身。1853年随侍郎吕贤基离京回皖，办理团练顽抗太平军。1859年加入曾国藩幕府，司奏疏、批牍，备受曾国藩的赏识，称赞李鸿章“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竞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亦谓“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铖，获益非浅。”(薜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庸庵笔记》卷一。)师生情深，可见一斑。1862年春初，两江总督曾国藩命令道员李鸿章组建淮军，并拨湘军精锐曾国荃部的程学启、郭松林等部介入淮军。同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东下淞沪，曾国藩推荐李鸿章接替薛焕为江苏巡抚，秉承曾国藩的指示，勾结美、法侵略者，攻陷太平天国苏福省根据地。1864年夏，淮军已发展到70000余名(1864年6月，李鸿章致书曾国荃说：有“忝为地主，当筹犒劳，无如所部七万余人”之句。)。这时，李鸿章已自立门墙，淮系与湘系已经逐渐双峰并峙了。李鸿章不忘曾国藩的提携扶植的恩德，1872年曾国藩逝世后，挽曾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薜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庸庵笔记》卷一。)。这副挽联表明：第一，李鸿章以曾国藩的“门生长”为荣。第二，得到了他老师治国之道的真传——“内安外攘”，实际上即是“安内外降”的代名词。这变成了他一生政治、外交活动的座右铭。
曾纪泽出国充当驻外使节后，受到欧风美雨的熏陶，逐渐向改良派转化。他以改良派的爱国精神灌注入外交活动，他的政治、外交方针，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内安外攘”是背道而驰的。难怪曾纪泽一生的政治、外交活动，不可避免地要与隐持朝廷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发生矛盾斗争，而受到李鸿章的排挤打击。
—、曾纪泽与李鸿章不同的思想基础
曾纪泽自小受曾国藩的教育，资质颖悟，理学、古文颇具根基，俨然是曾国藩的传人。其学问道德，与李鸿章是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1878年9月，曾纪泽赴英、法就任公使时，两宫皇太后召见于养心殿，有一段对话深堪玩味：
西太后问：“办洋务（这里指办外交——笔者）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之案，将来必有淘气。”
曾对：“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
西太后问：“这些人明白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然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曾对：“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拚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日记》卷一，第4—6页。)
这段对话，说明曾纪泽深受理学绝对忠君思想的影响。同时，西太后等希望曾纪泽将来办理屈辱外交，力保清朝苟且偷安的“和局”，即使朝野舆论责骂，也要“任劳任怨。”
曾纪泽出使英法，从霉烂的封建气氛中走进了资本主义的新奇世界，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开始变化了：首先，他能从世界一盘棋盱衡中国形势，反对顽固派的闭关政策，主张对外通商开放。他说：“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日记》卷一，第16、9页。)第二，开始接触、探索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当他阅读到西方各国“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者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意为立法——笔者）、执法（意谓行政）、审法（意为司法）之权（指三权分立——笔者），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曾纪泽：《伦敦致丁雨生中丞》，《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三，第4、5页页。)，“故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在保护商会善法美政昭然可举”。当他接触到这些新思想，不以为怪，反而抄录而“存之”。所以，1880年3月，他在伦敦致书友朋说：“纪泽自履欧洲，目睹远人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愤懑随之。然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属而和者几人？只能向深山穷谷中一唱三叹焉耳”(曾纪泽：《伦敦致丁雨生中丞》，《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三，第14—15页。)。在这里，明显流露出他对旧制度的不满。艳羡西法之心。跃然纸上。从他后来的外交实践表明他关心国家、民族利益，是以充满着爱国热情的改良派姿态，投入外交斗争的。第三，开始接触、研究国际风云，知道英、德、法国相互间矛盾斗争的过去与现在，他说：自从普法战争后，“法人以破国之仇，上下一心，卧薪尝胆，以思雪耻”，无形中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于此同时，他学习了国际公法等，拓宽了他的视野，有助于他的外交事业。
曾纪泽的思想如此，而李鸿章的思想则与曾纪泽的思想南辕北辙。李鸿章承袭了曾国藩“内安外攘”思想的衣钵，强调“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第10—24页。)。在军事上，他是唯武器论者，在《筹议海防折》中说：西方列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因之，在外交上，他始终主张妥协求和，但是，如果与外国开仗，“暂胜必终败”，与其开仗于先，失败于后，何如妥协求和。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当今中外交涉频繁，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可生衅”，这是“自有洋务以来，迭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的根本原因。李鸿章的外交方针是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主要以领土主权换取屈辱的和平。这完全符合了西太后、满州贵族以及没落的大买办大地主、大官僚苟且偷生的要求。曾纪泽的爱国思想如此，而李鸿章的卖国思想如彼，不问可知，曾纪泽在进行爱国外交斗争时，必然要受到李鸿章的压制、打击。
二、在收回伊犁交涉中曾纪泽与李鸿章爱国与卖国的矛盾斗争
在要不要收复新疆的问题上，李鸿章反对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出兵讨伐盘踞南疆的阿古柏匪帮，收复南疆，恢复故土。
1865年，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乘新疆多事之秋，率军侵入喀什噶尔，继而掩有南疆，悍然建立“哲德沙尔汗国”，伪称为王，与英、俄互派使节，订立《喀什噶尔条约》，出卖中国新疆权益。1870年又出兵侵占乌鲁木齐等北疆要邑。阿古柏匪帮成为英、俄帝国主义肢解祖国新疆的工具。1871年沙俄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伊犁，至此，新疆几乎沦为异域。
1873年新疆与内地的通道重开。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整军经武，筹组西征军，准备出兵讨伐阿古柏匪帮。1874年11月，李鸿章冒天下之大韪，提出解散西征军，停止讨伐阿古柏匪帮，放弃新疆，移西征军饷作海防经费。翌年4月，左宗棠针对李鸿章的卖国论点，逐条驳斥。在这场“塞防”与“海防”、爱国与卖国之争中，左的理长，赢得了胜利。他指挥西征军出兵新疆，从1876年到1878年的二年多时间内，全歼阿古柏匪帮，为祖国补缀山河，收拾金瓯一片。左宗棠收复乌鲁木齐与南疆，西征军在新疆站稳了脚跟，他及时向总理衙门提出收回伊犁。
1878年6月，清政府派颟顸的满州贵族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赴俄办理收回伊犁及中俄新约事宜。沙俄对崇厚软硬兼施，崇厚被迫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朝野舆论大哗，特别是左宗棠怒气冲霄汉。但是，力能左右清政府政治、外交的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崇厚帮腔。他1879年11月上奏说：第一，中国应该放弃伊犁，“收回伊犁，尚不如不收回之为愈”。第二，崇厚是出使全权大臣，有便宜行事之权，既经立约，“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如果废约，将激起战争。(王彦戚：《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七，第16—19页。)左宗棠针对崇约失权与李鸿章出卖伊犁的论点，上疏力争，同时致书总理衙门，论述得失。他的论点主要是：第一，伊犁是我旧疆，万万不可丢失。第二，崇约虽已订立，但尚须朝廷批准，朝廷不予批准，条约作废，不得谓“先允后翻，其曲在我”。第三，崇约失权太多，即如伊犁西南之特克斯河流域亦被俄侵吞，则南、北疆用兵之通道被切断，后患方长(左宗棠奏折，见《左文囊公全集·奏稿》有关部分。《上总理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二，第40、60页。)。最后他提出对俄的总方针是：“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朝野舆论一致严厉谴责崇厚卖国，风风雨雨地刮到了李鸿章的身上，李非常恼怒、痛骂“左帅主战，倡率一般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第14页。)可见当时爱国与卖国斗争的激烈。
1880年2月，清政府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充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赴俄重开收回伊犁，废除崇约的外交谈判。李鸿章坚决反对派遣曾纪泽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前往俄国重开谈判。1880年2月12日，清政府任命曾纪泽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当天，他致书张佩纶说：我之“所以不敢轻言翻案，……重在始终坚持（指维持崇约——笔者），实鉴于往事之云翻雨复，终于变本加厉。兹发言盈庭，既拟续行遣使，再遣未必有益”(李鸿章：《复张幼樵侍讲》，《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第8—9页。)。致书四川总督丁宝桢说：现在派曾纪泽使俄，“殊欠斟酌。地山（崇厚，字地山——笔者）以头等公使之议，旋即翻变。劼刚名位视地山相去远甚，地山衔朝命而出，尚不可靠，劼刚则由海外移俄，知其未曾面圣，亲授机宜。又俄、英猜忌已深，劼刚与英人交密，俄疑其与英勾串，更格格不入。有此数节，可谓画蛇添足，恐于国事无益有损耳”(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第14页。)。
曾纪泽于奉命使俄之初，在伦敦致书李鸿章，谈了他关于是否收回伊犁、沙俄当时军事、政治形势、英、俄之间的关系与一旦中俄交兵的利害关系等等。李鸿章复信给伦敦的曾纪泽时，对符合他观点的某些意见，微笑首肯；对与他意见相左的，声色俱厉，严加驳斥。李对曾面色的阴晴变幻，无非要曾纪泽去俄办理交涉，按照他的意志办事。李在给曾的复书中说：“尊论废约则暂不能收回伊犁，伊犁之病，以暂不施治之为是，洵属中肯”。他在鼓励曾纪泽抛弃伊犁。写到这里，他笔锋一转，呵斥曾纪泽说的“与俄决裂，不至大有伤害”的论点。他说：“俄将高福满节制西路各回部，最喜用武。上年地山议约时，俄君调回与谋，伊欲与左公决战，不愿送还伊犁，其君相因贪通商、分界各便宜，破众论而许之。今废此约，正合高福满之意。”又且西陲边境左宗棠部张曜、刘锦棠等部各万人，“饥疲已甚”，已成强弩之末，一旦开仗，首尾未能兼顾，设有蹉跌，再失数城，全局即虞震动。左公衰毛，好为大言，究其军实饷糈，素为俄人所蔑视。”他在危言耸听，责备曾纪泽附和其政敌、爱国派首领左宗棠准备武力收回伊犁的观点。同时，他恐吓曾纪泽说：崇厚是头等钦差大臣，“今执事居二等之班，当举朝鼎沸之后，若仅接见而不予议事，其奈之何”？“俄、英猜忌甚深”，知你从“英都移来，彼更多一防备，其言亦无自入……总之，彼到口之食，复令吐出，是大难事。窃虑其蓄意用兵，必照原约而后己，或变本加厉耳”。(李鸿章：《复曾劼刚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第16—17页。)说到底，李不要曾废除崇约，不要去争取已失之领土主权。弦外之意，如因商议改约，激起中、俄交兵，那就于国、于已不可设想了。
这时，国内舆论一致要求杀卖国贼崇厚以谢天下，坚决要求废弃崇约。左宗棠则实力备战，命令南、北疆西征军将士全面戒备，准备打仗。1880年春，左以69岁高龄，统师出屯哈密，沿途命士卒“舁榇以行”，抱定誓必收回伊犁，不成功，即成仁，中外惊动，军心悲壮。3月，清政府定崇厚监斩候。4月25日，李鸿章致书曾纪泽说：朝廷害怕“清议”，明知修改崇约困难，“又不能不为细驳”。他摆出精通外交，谙悉朝廷命意的架势，教曾纪泽赴俄了结交涉的办法说：“尽管朝廷对崇约‘细驳’，一切仍由执事密察时势，通筹利害，或摘商数大端与俄廷辩难，其细小节目，则奏、咨谆请通融，俾有结局，亦是了事之一法”。这是说以谈判、辩难作形式，以“细小节目”向朝廷或总理衙门请示“通融”，藉此敷衍俄国，愚弄国内官民，崇约不加改动，伊犁尽可抛弃，李鸿章进一步装出大师兄关心小师弟的样子。对曾纪泽说：“此次使俄。我公生平磨难险阻，亦以此为第一难处之境。置身家于度外，斯无入不自得。乞无过虑”(李鸿章：《复曾劼刚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第18—19页。)。要害在于“乞无过虑”。这明明在说，这样办，不要怕，有我作你的后台。曾纪泽行将出使俄国时，李鸿章对曾纪泽危言恐吓，甘言诱惑，一言以蔽之，企图把曾拉到卖国派一边来，假曾的手，出卖伊犁等祖国领土权益。要曾纪泽象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那样去办理媚外卖国外交，即使遭受万姓唾骂，也要“任劳任怨”。曾纪泽面临爱国还是卖国的抉择。
李鸿章向曾纪泽灌输媚外卖国思想，曾纪泽却顶住了李的进攻。经过独立思考，订下了赴俄办理交涉的基本原则：
第一，在对待崇约的问题上，他坚持原则。他说：“民间户婚、田土、市肆贸易，立一合同，写一券据，犹须令受损者先行画押，允许受益者再行画押，乃可成事。”况“两大国立一条约，岂可冒昧从事，专顾一边？地翁所定之约，明系中国吃亏，乃不先行奏进。静候谕旨……未免过于性急”。(曾纪泽：《巴黎致总署办》，《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三，第13页。)“使臣无论头等二等，均无可以故违其国家之意而专擅自便者，订约必须批准，自是天经地义”(曾纪泽：《巴黎致总署办》，《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四，第3页。)。从这些议论，说明曾纪泽在谴责崇厚，并且也在反对李鸿章的“先允后翻，其曲在我”的观点。
第二，在中、俄和战问题上，他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基本上站在爱国派一边。1880年3月下旬，李鸿章上奏议购铁甲舰二只(李鸿章：《议购铁甲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六，第1—5页。)，曾纪泽不以为然，他说：“铁甲舰为海防利器，不能不购，然此时俄事和战未定，若有战事。即在目前，目前所急，又不在铁船，而在良枪、巨炮、防守浅水之器。”(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日记》卷二，第36页。)
第三，在对待要不要收复伊犁的问题上，曾纪泽与李鸿章的卖国观点丝毫没有相同之点。早在1874年至1875年。在“塞防”与“海防”之争时。李鸿章即恬不知耻地奏称：乾隆年间戡定新疆。“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现在应该抛弃新疆。李鸿章认为新疆都可以抛弃、遑论伊犁？曾纪泽的观点与李鸿章适得其反，他奏陈说：“我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之力以征讨之，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终不得休息耳。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从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夫固中国之奥区，非仅西域之门户也。……今欲举伊犁而弃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曾纪泽：《敬陈管见疏》，《曾惠敏公遗集·奏疏》卷二，第3—12页。)。
曾纪泽在逐渐形成他对俄重开谈判的原则时，5月25日，他收到了总理衙门电报，指示他赴俄谈判要领。电报云：到俄先告以难准之故（指中国难以批准崇约之故——笔者），如因条约不准，不还伊犁，大可允缓，将崇议两作罢论，便可暂作了局”。电报的本意是：如俄国因清政府不批准崇约，拒绝交还伊犁，则不提崇约，也不必去争回伊犁，“两作罢论”。电报明明贯彻了李鸿章不许推翻崇约，以及放弃伊犁的卖国意图。
曾纪泽衡度国内舆情，中、俄敌强我弱的形势，确定了赴俄谈判的外交方针。他奏称：
第一，中、俄接壤万里，俄国水师强大，谈判时应竭力避免战争。
第二，伊犁决不能放弃。康熙、雍正二朝竭力经营西域，乾隆时大军直捣伊犁，戡定叛乱。“西陲从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夫固中国之奥区，非仅西域之门户也。第就西域而论，英、法人谓伊犁全境为中国镇守新疆一大炮台，细察形势。良非虚语。”接着，他就西陲的实际情况发表自己的见解说：说者以为缓图伊犁，“姑纾吾力，以俟后图，然则左宗棠等军将召之使还乎？抑任其逍遥境上乎？召之使还。而经界未明，边疆难保无事，设有缓急，不惟仓卒座无以应变，即招集亦且维艰；任其久留，无论转饷浩繁不可以持久也。夫使岁费不资而终归有用，犹之可也，若竭天下之力以注重西陲，历时既久，相持之势渐有变迁，典兵者非复旧人，将帅之筹划不同，兵卒之勤懈不一，诚恐虚糜饷糈，仍归无用，而海防之规模亦因之不能逐渐开展，则诒误实大。此固廷臣、疆臣所宜及今统筹全局，不可视为日后之事而忽之者也”。归结起来，他的意见是：伊犁必须收回，乘左帅统率西征军戍边之时，为西北边疆与俄国立下长期相安无事之局，才能集中力量办理海防。如果说伊犁交涉，是李鸿章与左宗棠“塞防”与“海防”之争的继续，那末，曾纪泽显然站在爱国派一边，在反对李鸿章的卖国观点。他的议论，也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与忧国忧民的心情。
第三，根据上述议论，曾纪泽托出了赴俄重开谈判的外交方针时说：赴俄谈判辩论，“不外分界、通商、偿款三大端”，三大端中以分界最重，通商次之，偿款又在其次。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分界一经确定，必须长守不渝，“臣之愚以为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曾纪泽：《敬陈管见疏》，《曾惠敏公遗集·奏疏》卷二，第3—12页。)。这个奏折批判了总理衙门提出的崇约与收回伊犁“两作罢论”的卖国论点。对李鸿章显然也是一记响亮耳光。
1880年8月1日，曾纪泽到达俄城比德堡，无论俄国外交当局怎样威胁利诱，曾纪泽“持之定力”，百端争辩。沙俄目睹中国西征军陈兵边境，跃马横枪，同时，曾纪泽据理力争，使俄方外交官理屈辞穷。1881年2月，俄方与曾纪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以代替崇约。虽然在通商口岸与赔款方面略作让步，但是，争回了伊犁全境与特克斯河流域。事后，曾纪泽声誉鹊起，李鸿章则黯然失色。曾纪泽难免不见忌于其大师兄李鸿章。
三、中法战争时期曾纪泽与李鸿章爱国与卖国的矛盾斗争
19世纪80年代。法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步骤，妄图侵吞越南北部（史称北圻），使整个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然后由北圻侵入中国的广西、云南。中、法之间的外交活动频繁起来了。清政府以李鸿章主持中法交涉事宜。当时，曾纪泽是驻英、法公使，直接参与了中法交涉。在中法交涉、以至整个中法战争时期，李鸿章自始主张对法妥协求和，曾纪泽则一贯主张对法强硬交涉，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不惜以反侵略战争去消灭侵略战争。这样，曾、李之间一场爱国与卖国的斗争，不可避免了。
在主持中法交涉期间，面对着法国的军事侵略，李鸿章坚持出卖祖国权益，去换取屈辱的和平，这显然与李鸿章的指导思想有关。
第一，李鸿章追随曾国藩，由血腥剿杀太平天国与捻军起家，很自然地师承曾国藩“内安外攘”的治国方针，所以，在决定与法侵略者和战问题时，他奏陈：一旦与法国交战，“以重兵临之，则内地益形空虚”(《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156页。)。而且“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305—306页。)。
第二，1862年4月，李鸿章率领淮军到达上海后，淮军接受英国军官的训练，使用近代化枪、炮。1863年李鸿章率领淮军与英国军官戈登统率的“常胜军”进犯太平天国的苏福省根据地时，屡陷坚城如苏州、常州，全仗戈登的洋炮，由此产生的了崇洋、恐洋的民族失败主义思想。他曾直言不讳地说：使用洋枪的练军（当然也应包括淮军在内），“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李鸿章：《筹议海防暂付议复各条清单》。《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第13页。)因此，每逢对外交涉，一贯鼓其为簧之舌，散布民族失败主义论调，1874—1875年的“塞防”与“海防”之争时是如此，在1880—81年的收回伊犁问题时，也是如此。当1883年夏法国侵略气焰嚣张时，他上奏说：一旦中法交兵，“彼必多派兵船，北犯津、沽，南闯粤海……我军远戍越疆，不战仍无以助越，战则敌兵更舍越而先图我”，沿海各省，“兵连祸结，防不胜防”，而且“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皆守”，“道光、咸丰年间。海疆一再尝试，而盟约所要，愈趋愈下。”如果一旦与法国开仗，“战而不胜，则后日之要盟弥甚，各国之窥伺愈多，甚贻患更不可言也”(《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156—159页。)。
第三，李鸿章籍口“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州强国轻言战事”(李鸿章：《论海防兵单，未可轻言战事》，丛刊《中法战争》第四册，第15页。)。什么“兵单饷匮”、“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是李鸿章办理中外交涉时，对外妥协求降的“陈词滥调”，他说的“水师又未练成”，却泄露了他对法妥协求降的心病。曾国藩晚年，曾把“权经”传授给李鸿章。曾致书李说“淮军利，阁下安，淮军钝，阁下危”(曾国藩：《致李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四，第13页。)。李鸿章依仗淮军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坐上了直隶总督的交椅，淮军是李鸿章的政治资本。到了1883年，据李鸿章说：淮军已大量遣撤，“直隶仅有周盛传、刘盛休两军，不过万余人，……江南仅有唐定奎10营驻防江阴，吴宏洛5营驻防吴淞”。李鸿章所部淮军已非当年10万人之师的旧观，李鸿章的政治资本日益短绌。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政府著力筹办海防，首先筹办北洋海军。李鸿章为此大喜过望，他把筹办北洋海军当作扩张自己的政治资本。为了筹办北洋海军，他曾经无耻地提出“移西饷作海防经费”，不惜放弃新疆，抛弃伊犁。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时，李鸿章筹办的北洋海军粗有眉目，旅顺、威海卫军港建设初具规模，有待进一步完善、巩固，准备筹建的北洋舰队，已经用二百多万两白银购买了排水量7000吨以上的铁甲舰定远、镇远号，正在议购中的中型海军舰只，待款孔殷，如果中法战争爆发，势必影响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的进程，也就是说影响到他扩大其政治资本的谋划。这方是说的沿海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的心病。
由于上述原因，在办理中法交涉时，李鸿章遂不顾国家的安危，民族的荣辱，曲意妥协求和。1882年2月，法国派兵攻陷河内，中国入越军队全面戒备。11月到12月，李鸿章却与法国驻京公使宝海谈和，允许法国红河通商，中国撤退北圻驻军等，瓦解了北圻中国驻军的军心，打乱了驻军的部署。1883年春，法国内阁更易，极端侵略分子茹费理为总理，撤销了宝海与李鸿章达成的协议，另派脱利固为特使，来华专办中法交涉事宜。其任务是来华扩大侵略。李鸿章竟连忙与脱利固在上海谈判求和。脱理固凶相毕露地威胁李鸿章说：“目下情形，只论力，不论理”。李鸿章依然与他谈判。后来，谈判未成，预示着法国将大举进攻北圻。李鸿章反而拒绝前往广东督办抗法事宜，说什么要他前往广州督办抗法事宜，是“以珠弹雀”(李鸿章：《复张蒉斋署副宪》，丛刊《中法战争》第四册，第8页。)。12月，法军在北圻大举进攻，侵陷山西。实际上，中法战争已经开始。翌年3月，法国侵略军续陷北宁。这时，李鸿章在暗中依然进行求降活动，由德国税司德璀琳居间，促使李鸿章与福禄诺谈和求降。5月，李鸿章与福禄诺订立了屈辱的中法天津简明条约。李、福谈判的另一结果是，李鸿章循福禄诺的要求，撤去了爱国派曾纪泽兼驻法公使的职务。
19世纪70年代，法国侵略者加紧侵略北圻，妄图把侵略矛盾指向中国，其势咄咄逼人。1881年曾纪泽奉命与法国谈判中法交涉事宜，经过反复接触，发现法国阴谋并吞越南“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他敦促清政府派兵出关，助越抗法，遂由黄桂兰等率军入越，屯驻北宁一带，与山西驻军相犄角；他又建议：“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艘移近南服，使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于剥肤噬脐之悔”(曾纪泽：《巴黎致总署办》，《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四，第14—15页，第16—17页。)。曾纪泽在法谈判时，法方蛮不讲理，不可理喻，1881年12月中旬，向总理衙门建议“筹越事七条”，其基本精神是助越抗法，对法采取强硬态度。李鸿章大为恼火，逐条加以驳斥。范文澜先生写到这段历史，感慨地说：“李鸿章完全抹煞事理，任意乱驳，是什么用心呢”？第一，曾纪泽“修改俄约成功，声望大增”，李鸿章害怕曾纪泽“夺取他的外交上的地位”。第二，表明李鸿章压制曾纪泽，决心对法求降。(范著：《中国近代史》第227—228页。1955年9月北京版。)这一评论，可谓入木三分。
法国政府深感曾纪泽在谈判时，据理力争，难于对付。采取了冷待曾纪泽的策略，有关中法交涉，直接找曲意妥协求降的李鸿章谈判。曾纪泽在法国外交处境的日益艰难，1883年7月上旬，他致两江总督左宗棠说：中法交涉，“每下愈况，始终误于三字，曰柔，曰忍、曰让。吾华早示刚严，则法人必不敢轻于举发，……纪泽不见礼于法庭久矣，一腔愤血，何处可洒！刻下无他技能，惟向英、法绅民及新报馆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张我之声威，冀以摇惑法绅，倾其执政府”(曾纪泽：《伦敦复左中堂》，《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五，第8—9页。)。他致书国内戚友说：助越抗法，不早作准备，“事已发动而后图之，未免迟晚，其间李相又为法使宝海所骗，遂致不可收拾，目前已成相持之势，能否免成战祸，竟未可知”(曾纪泽：《巴黎复郭丰饴·饴孙两甥》《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五第11页。)。他进一步指出：“目前相持不下，日在危机，我诚危矣，彼亦未尝不危，“若我能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之所甚畏也”。试想法国“以战舰十余艘，土、客兵万余人”，孤悬东方，“我若为彼所慑，逮如其愿，岂非亘古一大恨事？且非一让即了也，各国之垂涎于他处者，势将接踵而起，何以御之？……此次不振，则吾华永无自强之日，思之愤叹”。(曾纪泽：《伦敦复陈俊臣中丞》，《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五，第12页。)曾纪泽对投降派的憎恨，强烈的爱国情操，洋溢于字里行间。
曾纪泽深知李鸿章隐持外交大权，足以左右中法交涉，为了争取李鸿章转变其立场，1883年致书李鸿章说：“法人之性，欺软怕硬，……轻于发端，怠于持久。吾华备战愈显，则了事愈易。一也。法人之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法人一旦侵占越南，“祸及滇、桂。二也。……英国垂涎于西藏，俄人垂涎于高丽，皆视我因应越事以为进止”，如果对法妥协，岂不召“强梁者之觊觎乎？四也。我之惧法不在陆而在水……然英、德、俄、美已订立私约，倘华、法开仗……不许法人封禁通商海口，亦不许轻扰各埠，则法人逞志甚难，知难而易退，我示以不让，正所以速其退也。五也。法人之本国，朋党相竟，……断难成大功于数万里外。六也。法人于西洋无一友帮，内顾多忧，则远谋易馁。七也。某思于此数端者，是以始终坚持备战之议”(胡传钊：《盾墨留芬》，丛刊：《中法战争》第四册，第268—269页。)。曾纪泽在为李鸿章办理中法交涉提供战略情报，出谋划策，诚恳地敦劝李鸿章对法交涉改弦易辙。不料李鸿章却撤去了曾纪泽驻法公使的职务。
四、李鸿章对曾纪泽的排挤打击
李鸿章隐持朝廷军政、外交大权，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压制、排挤打击曾纪泽，如前所说，他逐条批驳曾纪泽的“筹越事七条”，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曾纪泽坚持助越抗法，受到法国政府冷待，他转而利用英、法等国的报纸，声讨法国侵略有罪，伸张中国抗法有理；利用英、法、德国间的矛盾，防止他们结为一体时，李鸿章大不以为然，指责曾纪泽“因法廷不理，多为愤激之谈，而所拟新报解散各国劝说，茫若捕风”(李鸿章《复周筱棠京兆》。丛刊：《中法战争》第四册，第8—9页。)。
1884年4月20日，李鸿章密函总理衙门，要求撤去曾纪泽驻法国公使职务。他说去年脱利固在天津，“屡诋劼刚于各国新报造言，有失使臣之体”。1883年12月中旬，法军侵略北圻的山西后，法国报纸大肆宣传胜利。曾纪泽投函德国报馆，稿中鞭挞法国的侵略，其中有一段说：“中国此时虽失山西，尚未似十年前法国失守师丹（Sedan）之故事也”。这话说得实事求是，足以灭法国侵略者的威风。李鸿章竟胡说：“德国新报纸传播劼刚一函，内将法人从前师丹之败，君虏国亡，比拟讥诮，……法议院闻之，愤怒至不可忍，竟欲倾国之力以与为难”。经过他这样的歪曲，曾纪泽竟变成了中法战争的祸首了？！李鸿章又说，现在即将与福禄诺谈和，福禄诺来函中谓：“曾侯一日不调开，法国一日不与中国商议此事。盖怨毒之于人深矣”。随函附上他的心腹驻德公使李凤苞提供的《曾纪泽致德国报馆函》(《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305—311页。)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建议，4月28日，明令曾纪泽毋庸兼驻法国使臣，另以驻德公使李凤苞署理驻法使臣。5月1日，李鸿章致电李凤苞说：你是“奉旨兼署，与由公使派委不同，岂能认为曾委？此事应无庸议。越事枢纽全在敝处，丹崖能通消息，不至如曾之不和耳”(李鸿章：《寄李使》《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丛刊：《中法战争》第四册，第146—147页。)。很明显，撤换曾纪泽，满足了法国侵略者与中国投降派李鸿章等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撤去爱国派曾纪泽驻法公使的职务，不是孤立的事件。1884年2月，李鸿章运用其个人的影响，颠簸左宗棠，迫使抗法派首领左宗棠辞去两江总督，代之以在政治、外交路线上听命于他的曾国荃。3月，保荐他的心腹将领潘鼎新为广西巡抚。经过一番调整，李鸿章达到了以潘鼎新来败坏越、桂战局，私下派金登干等去法国秘密和谈的目的。
撤去驻法公使职务后，曾纪泽致书其叔父曾国荃说：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订立简明条约，“于是生出谅山一波（指法国背约发动谅山战役—笔者）……受骗至此，可胜浩叹”。撤除我驻法公使职务，“侄于公事，则一腔愤血，寝馈难安。至于私情，则不惟不怨李相，且深感之。向使侄留巴黎，而吾华订此条约，侄亦无可如何，而数年豪气，一朝丧尽矣。将侄调开，乃订此约，侄之志愿虽未遂。侄之体面仍存中国，议论则不可知，西洋各国则尚无议侄者”(曾纪泽《伦敦禀九叔父》，《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五，第14—15页。)。满纸跳跃着对李鸿章卖国外交的憾恨与愤怒。
1885年10月，清政府命曾纪泽为海军衙门帮办，曾纪泽颇为喜悦，认为这是朝廷对他的“高天厚地之恩”(曾纪泽：《帮办海军事务谢恩疏》，《曾惠敏公遗集·奏疏》卷六，第5—6页。)。1886年11月底曾纪泽回国，12月23日观见皇太后时，“知纪泽已奉派总理衙门”(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日记》卷二，第48页。)，也就是说，曾纪泽还未到海军衙门，就已被掌握海军衙门实权的李鸿章逐出了海军衙门。总理衙门当然也容纳不了爱国派人物。曾纪泽在总理衙门刚刚坐下，1887年2月15日，奉命调补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翌年夏调管库大臣。1888年春，奉调管同文馆事务，以迄于1890年曾纪泽困死于同文馆。曾纪泽回国后，不断调换衙门，越调越次要，权力也越小，最后被打入冷宫。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幸的遭遇呢？据李鸿章说：“劼侯甫逾五十，……忽焉徂谢，……至为可悲。年来为同官所排，又不得要路之助，郁郁蹙蹙，赉志以终。日前在都，屡得深谈，颇为倾吐，讶其意致萧索，恐非寿徵，别未淹旬，遂闻噩耗，文正后人骤难者有继起者矣”(《李鸿章未刊函刊》。见《安徽史学》，1987年2期，第78页。)。究竟谁在排挤打击曾纪泽？据淮系大将、位至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儿子刘体仁著《异辞录》载：“曾纪泽回国后醇亲王奕譞屡以惠敏（曾纪泽死后谥惠敏——笔者）位置为问。文忠曰：‘徐之以老其才’。惠敏困于译署郁郁而卒，病中颇怼文忠负义”(刘体仁：《异辞录》卷二，第23页。)。我们不能被李鸿章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排挤打击，整死曾纪泽的不是别人，正是李鸿章本人。李鸿章是得到曾国藩“内安外攘”真传的得意门生。曾纪泽是曾国藩的爱子，却反对“内安外攘”。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整死曾的爱子，纯粹是一场政治斗争。至于曾国藩的“内安外攘”，祸及子孙，是历史对他的绝大讽刺。
【资料来源：《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