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没有能够挽救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瓜分危机。此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继续上升，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日益发展壮大。与此同时，集结于那拉氏周围的封建顽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并在“废立”问题上激化起来。
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危机下的产物，但它毕竟发生发展于清政府直接统治下的中国社会，那拉氏政府的政策必然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剖析清政府的政策，也是我们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认为，那拉氏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纵容、利用和叛卖三个阶段。
一
一九○○年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不久，就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同时由于其早期规模小、人数少、行动分散、远离北京，而且又以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为主要斗争内容，所以没有引起清政府足够的重视。
在那拉氏等人眼里，正在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不过是一般的“民教不和”,因而他们只是命令地方官“持平办理”，以消弭这种“民教之争”。
由于帝国主义一再施加压力，清政府被迫于是年
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兴起，那拉氏政府仍表示：“民间学习拳技，自卫身家，亦止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44、46、47、61、53、82页。）一九○○年
义和团虽然在初期曾经受到过镇压，但这只是少数官吏违背了那拉氏政府意旨的行动。他们之中，除了有帝国主义作靠山的袁世凯外，大都因此而受到惩处。那拉氏政府不准镇压义和团，不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都有利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二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
当时，深得那拉氏宠信的载漪、徐桐、刚毅等极力主张利用义和团与帝国主义作战。那拉氏既害怕帝国主义硬逼她归政，准备必要时与帝国主义决裂；又害怕义和团会推翻她的统治，不敢大胆加以利用。为慎重起见，她派赵舒翘去涿州，打算先摸清义和团的情况，然后再决定对策。
刚毅等刚刚离京，载漪等就开始了利用义和团的活动。
在此期间，那拉氏对帝国主义和义和团双方都加紧了防范，进行着两手准备。一方面，她在上谕中把义和团分为“拳民”和“拳匪”，表示对于“拳匪”，“亟应加剿办”，（《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2—138页；同书第585、589页，有“拳民实为拳匪所迫”一说，可为佐证。）并命李鸿章迅速北上，令袁世凯带所部迅速来京，为屠杀义和团、投降帝国主义作准备。另一方面，她任命主战最力的载猗“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令裕禄拦阻各国军队前往北京，调聂士成军驻守京津铁路，命大沽守将罗荣光“一体戒严，以防不测”，同时还暗中调遣董福祥的部队至京津间的廊坊等地，阻击西摩的部队，为利用义和团、抵抗帝国主义作准备。
决定政策后，那拉氏于十六日至十九日进行了周密的布置。一方面，她派主战派骨干徐桐、崇绮、载漪等“会商”军务，令各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要刚毅、董福祥将义和团“即行招募成军”，令裕禄“急招义勇，固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万不可畏葸瞻顾，任令外兵直入”。另一方面，乘各国水师提督勒令交出大沽炮台之机，照会各国公使，申明“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同时，又连续四天召集“御前会议”，围绕对帝国主义和义和团的政策进行了第二次讨论，藉以压制朝内的不同意见，把她自己决定的政策强加给主和派，变为整个清政府的“统一”政策，以加强对各省的号召；倘若战败，则战争的责任也可以由主和派与主战派共同承担。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那拉氏的“宣战”呢？那拉氏后来曾解释宣战的背景说：“无如此次团民之起”，“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乍看起来，似乎那拉氏的宣战只是在义和团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的迫不得已的行动，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那拉氏
对帝国主义的宣战和对义和团的利用不过是那拉氏政府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利用义和团是为了对帝国主义宣战，宣战就必然要利用义和团。由于义和团的斗争矛头主要是指向帝国主义的，由于那拉氏是在搞清了义和团不会危及她的统治后才决定加以利用的，那拉氏集团当时是把帝国主义当作最危险敌人的，因而，那拉氏在帝国主义进攻时进行的宣战，是很自然的行动。
在那拉氏等密谋宣战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份“勒令皇太后归政”的假照会，那拉氏曾在
那拉氏的宣战，从实质上说只不过是对帝国主义进攻大沽的不宣而战的应战。正式揭开这次战争序幕的，不是那拉氏的宣战诏书，而是帝国主义进攻大沽的炮火。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这场战争的本质。但是，那拉氏集团对帝国主义的宣战，并不意味着他们和帝国主义从此决裂，他们也并不企图把自己从帝国主义走狗的地位中解脱出来。那拉氏等人知道当时帝国主义在华的兵力是有限的，他们觉得有把握在帝国主义大批调兵来华之前，攻下租界或使馆。这样，他们就可以迫使帝国主义在“废立”等问题上作出让步。时人所谓：“当宣战之日，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明星概，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义和团》（一）第50页。）这个记载多少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正当那拉氏集团向帝国主义“大张挞伐”之际，洋务派出来插手时局了。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多次电请保护使馆，要“先清内匪，再退洋兵”。不论同意不同意他们的意见，那拉氏对于他们所代表的地方势力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同时在办外交时也需要洋务派帮忙。二十五日，那拉氏电谕李鸿章等：大沽之战“非衅自我开”；并谎言“在京各使馆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
洋务派的插手，引起了一直被压抑着的朝内主和派的共鸣。当天下午，荣禄下令停攻使馆，并在东交民巷北边的桥上竖了一块“奉上谕保护使馆”的木牌。同时那拉氏再次召集“宫中会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二）第441、184、285、266、487、89、524页。）第三次讨论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和义和团所采取的政策。
会议的结果，主战派占了上风。当夜又恢复对使馆的攻击。次日那拉氏又赏天津义和团“银一万两”；并先后令袁世凯、盛京将军增祺、仓场侍郎刘恩溥等分别“招集义和团民”。事实表明，那拉氏集团利用义和团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同时，那拉氏还明确表示：“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并要求“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又谕催各省“勤王之兵”，“星夜兼程北上”。（《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说明那拉氏集团对帝国主义的抵抗政策也没有改变。
这一时期中，那拉氏政府还曾给各驻外使节发电，向俄、日、英等国致书，让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准备议和。联系
那拉氏还于
“讵三十年来”，“彼乃益肆鸱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通过这道“宣战”上谕，那拉氏卖国政府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义和团看到的只是那拉氏慷慨激昂的“宣战”，感到的只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宣战背后隐藏着的那拉氏集团的私利，因而很自然地接受了那拉氏集团的利用。那拉氏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攫取了这场反帝斗争的领导权。
那拉氏派载勋、刚毅等“统率”义和团后，“即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庄王府报名注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闭》，（以下简称《义和团》）（二）第441、184、285、266、487、89、524页。）“已挂号者，名官团，则书‘奉旨义和神团’字样”，（《义和团》（一）第91页。）“何时战防，听候转牌调遣”。（《庚子记事》第12、144——145、253、18、250、28、157页。）在天津，也有宋庆“派匪首张德成、曹福田等，率领众拳匪防堵某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闭》，（以下简称《义和团》）（二）第441、184、285、266、487、89、524页。）等记载。杨兴诰《庚子大事记》和艾声《拳匪纪略》还同时记载了“庄王令团首持令旗赴京南一带招团民之精于技艺者三千人，速赴京听调”（《庚子记事》第87页；《义和团》（一）第464页。）一事。可见，义和团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接受了清政府的“领导”。此外，宣战以后那拉氏政府对于战、和之局的操纵，也说明义和团当时确实处于被“领导”地位。
从宣战到天津失守前的一段时间里，那拉氏集团是抵抗了帝国主义的。那拉氏集团的“反帝”，不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都一度壮大了反帝斗争的力量，促成了这次反帝斗争的高潮。首先，义和团的人数迅速增加。北京城内，居民纷纷设团，“更兼外州县乡团连日纷纷而进，愈聚愈多，约有十万余人”。（《庚子记事》第12、144——145、253、18、250、28、157页。）“天津未破时，拳匪盘踞内外，过十万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二）第441、184、285、266、487、89、524页。）六月初，义和团“在直隶一带者号称四十万之多”，（《庚子记事》第12、144——145、253、18、250、28、157页。）八月初，“京内京外”，“团民百十万”。（《庚子记事》第12、144——145、253、18、250、28、157页。）其次，各地义和团纷纷向京津集中，形成了反帝斗争的中心，造成了空前的反帝斗争声势。第三，义和团的斗争形式也由分散的烧教堂、杀教士等行动，上升为以反抗侵略军为主的武装斗争。
那拉氏集团的“反帝”与义和团斗争目标的表面的暂时的一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利用，是促成这一高潮的重要条件。但是，义和团运动的这种迅速高涨是一种明显的病态的发展，那拉氏对这场反帝斗争的“领导”给义和团运动深深地打上了维护封建的印记，清政府的利用和控制使义和团运动还在其高涨之日就已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三
天津失守，主战派在清政府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当天，主和派便阻止对使馆的攻击，并送给各国公使一份照会，请他们“暂寓总署”，以便保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十六日，那拉氏准备西逃，经荣禄“三次召见，谏止挽回。”（《义和团》（一）第344页。）于是，那拉氏政府乘各国军队在天津集结待援的机会，开始了投降帝国主义的议和活动。
十七日，那拉氏谕令“保护使馆”及各省教士、商民，并颁发致法、德、美等国的国书。次日，派总理衙门章京文瑞“往东交民巷慰问各公使”，又多次给使馆送西瓜、蔬菜、冰块、白面等食物。
那拉氏集团以“反帝”的姿态骗取了义和团的信任。义和团接受那拉氏的利用，是希望在清政府的领导下，去赢得反帝斗争的胜利。现在，反帝斗争受到了挫折，那拉氏政府马上开始了投降帝国主义的活动，这本身就是对这场反帝斗争的背叛，是对义和团运动的叛卖。同时，那拉氏等要投降帝国主义，还必然要出卖义和团，把义和团作为他们的“替罪羊”。
曾几何时，“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和团，变成了围攻使馆的暴徒，变成了挑起中外战争的罪魁，变成了将要承担全部战争责任的战犯！义和团不但要为那拉氏集团承担围攻使馆的责任，为清军承担与帝国主义作战的责任，甚至还要为帝国主义承担挑起这场战争、侵略中国的责任！那拉氏集团为了达到其投降帝国主义的目的，就这样全面地彻底地出卖了义和团运动。
由于议和的时机还没有成熟，那拉氏政府在叛卖的同时仍继续利用着义和团。
此后，随着联军向北京的进攻，那拉氏看到帝国主义不愿马上接受她的投降，才真正感到恐慌，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也显示出极大的混乱。这期间，尽管那拉氏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多次出现反复，但他们对义和团的叛卖政策却始终没有变。
那拉氏集团的无耻叛卖，当然要激起义和团的愤慨。那拉氏政府的投降活动开始后，“团民因大内送各外国物件，皆不服”，“大有叛逆不道之意”。（《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8、139、91、59、96——97、91——92页。）但由于反帝斗争的领导权已经落到了那拉氏政府的手里，由于义和团本身缺乏严密的组织、没有统一的行动，他们对于那拉氏集团的叛卖甚至没有进行过任何积极的反抗。八月初，开始有部分义和团离开北京。几天后，义和团大批地从北京散去。但是，这种消极的反抗，不过更有利于那拉氏集团对义和团的叛卖罢了。那拉氏集团就象他们利用义和团一样容易地叛卖了义和团运动。自那拉氏集团叛卖义和团运动之日起，义和团的反帝热情遭到压抑，人数日益减少，行动也受到严格地控制。于是义和团运动便迅速地转入了低潮，并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屠杀下完全归于失败。
义和团运动在那拉氏集团的纵容下日益发展，并在其利用下达到高潮，最终又在其叛卖下迅速失败的过程表明：
那拉氏集团虽曾利用义和团抵抗帝国主义，但他们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是为着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为着其小集团的私利；不是为了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奴役，而是为了求得帝国主义的局部的暂时的让步。还在“宣战”之初，他们就已想到了日后怎样向帝国主义投降。因而，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那拉氏集团都必然要再次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必然要以出卖义和团来结束这场反帝斗争。这是由那拉氏政府的卖国本质所决定的。
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广大群众不可能认识到那拉氏政府的卖国实质，他们希望自己的反帝斗争能够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和支持。结果那拉氏集团乘机窃取了这场反帝斗争的领导权，把运动导向失败。既然这个时期的农民阶级为自己的局限性所限制，不可能对社会各阶级、集团的政治态度有明确的认识，不可能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进行客观的分析，不能够准确地把握革命斗争的方向，提不出正确的斗争纲领和口号，这就充分表明他们无力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历史宣告了旧式农民战争时代的终结。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198006，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