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抵御外国侵略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颇为轰轰烈烈的大事，它不仅使中国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开拓 了 中国近代化的艰苦历程，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都产生过多方 面 的影响。然而，在洋务运动与抵御外国侵略方 面 ，其研究仍是有限的。本文拟就洋务运动在抵御外国侵略方 面 的作用作一探讨。 

　　　　　　 

一、洋务运动与抵御外国武装侵略 

 

　　洋务运动是以“自强”、“求富”为指导思想的改革运动。“而欲自强，则必须加强中国国防力量，以抵御外侮。”早在1867年4月， 奕訢就曾在奏 折 中阐明过他们的一切作为都是为 了 “自强”，他说：“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 制 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派员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并予京畿一带，设立六军， 借 资拱卫。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1〕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在1871年6月 致 总理衙门的信中也说：“兴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利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2〕可以看到， 洋务派认为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 了 用兵，为 了 自强。 

　　由于西方侵略者凭 借 其“船坚炮利”，从海上打开 了 中国的大门，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使洋务派深刻认识到要“自强”须“御侮”，要“御侮”须加强海防。1871年，曾国藩就提出筹备海防， 向 清政府建议沿江沿海各省练兵设防，终因经费原因告吹。日本入侵 台 湾事件发生后，洋务派惊呼：“外洋为中国患如此激烈，实为亘古所未有”，“若再不切实筹备，后患不堪设想”。一时间要求加强海防的呼声迭起。与此同时，由于我国新疆一部被阿古柏所侵占，沙俄也不断 向 新疆地区渗透，新疆危机也引起 了 包括洋务派在内的朝内人士的极大关注，从而提出 了 注重西征，加强塞防。于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 了 关于海防和塞防之争，李鸿章和左宗棠素来被当作海防论和塞防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又都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这场争论是由于外敌入侵，东南海疆和西北边塞出现严重危机，以及清政府财政 困 难无力应付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清政府内部高层领导之间关于国防战略部署问题的讨论，其争论中心是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孰缓孰急、孰先孰后的问题，尽管各自主张不同，但都是着眼于怎样加强国防以抑御外侮，所以，这场争论本身，就是洋务派“御侮”思想的体现，说明 了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与抵御外国武装侵略相联 系 的。 

　　正是在洋务派的推动和影响下，清政府实际上 采 取 了 海防、塞防二者并重的方针，在对新疆军务作出决断的同时，也对南、北洋海防作出 了 相应的部署。 

　　1876年上半年，左宗棠率清西征大军出关。次年四、五月间，清军取得重大胜利，打开 了 通 向 南疆的门户，阿古柏身亡。左宗棠继续挺进南疆，彻底消灭 了 阿古柏势力，全部收复沦陷十二年之久的南疆旧土。 

　　海防方 面 ，李鸿章强调学习西方长技以利其长。他说：“查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 制 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3〕这反映 了 其寻 制 夷之方以御外侮的思想。他主张买“ 制 器之器”，大办军事工业，对海防他尤为重视，希望购置铁甲船以加强国防。为此，他曾多次急呼：“欲求自强，仍非破除成见，定购铁甲不可”。〔4〕“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5〕尽管受历史、阶级等局限，李鸿章的观点较为偏颇，但其引进先进武器，加强国防，特别是加强海防，以御外侮，以图自强的思想是非常明确和清晰的。就是左宗棠也很重视海防，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6〕左宗棠的洋务派创办造船厂，编练水师，发展军事工业，过去人们往往认为只是为 了 镇压农民起义，而忽视 了 它在抵御外国侵略方 面 的作用。在中法、中日战争中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厂也曾“加工赶造，昼夜不停”，支援前方战事。李鸿章曾说：“如遇内地贼匪，……兵力虽单，饷力虽薄，才力虽甚竭蹶，自恃尚能 制 胜。如遇各国凭凌，激厉孤军，支持门户，胜负即不可知。”〔7〕可见他们认为对镇压农民起义自恃是有能力的。加强军事力量的初衷之一显然有对付各国侵略的一 面 。关于这一点，曾纪泽说得更为明白：“治国者，必先使外侮既绝，方可内修国政”。上述言论表明 了 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加强国防力量以自强以御侮的思想，同时也说明 了 洋务派的“自强”与“御侮”是密不可分的。 

　　在实际行动方 面 ，我们可以看到，洋务派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广泛设厂 制 械，造枪造炮， 制 造艇船，逐步改变着中国军队陈旧落后的武器装备，这不仅使陆军由千年一贯的大刀长矛 向 近代先进的新式枪炮迅速转化，而且也使中国的海军得以建立和逐步壮大。洋务派除在洋务运动中大力推进近代工业发展以加强国防外，还不断推动清政府在政策上作出抵御外侮、加强海防的重大举措，诸如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建立等，标志着清王朝自鸦片战争屡遭列强打击之后，终于开始重视加强海防和创建海军。 

　　总理海军衙门建立后，洋务派提出 了 “筹款购械，以立海军，调舰会师，以巡海防”〔8〕的口号，逐渐实现其北洋海军的成军计划，以图达到自强御侮的目的。他们一边继续大力 向 英德两国购买船只，一边开始修建旅顺船坞，作为修理铁甲各船之用，并由福州船政局 制 造 了 平远、镇海等舰，江南 制 造局 制 造 了 泰安、操汇等舰。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计划完成。 

　　北洋海军拥有当时东方最先进的船舰和武器装备，一批具有先进军事文化的人员担当指挥。北洋海军还 制 定 了 《北洋海军章程》，这是中国海军的第一部法规，它从 制 度上保证并促进 了 近代海防建设的巩固和发展。与此同时，李鸿章等在旅顺、威海、大沽等处开始大规模的兴建海军基地，动用 了 巨额财力、物力修 筑 炮 台 、修建船坞，到光绪十七年各项工程都初具规模。在重点保证发展北洋的同时，海军衙门和洋务派们还在诸多方 面 推动南洋乃至全国海防建设。如支持 台 湾设立行省，提高 台 湾防务能力，支持和命令 台 湾巡抚刘铭传增加澎湖驻军，修 筑 台 、澎海防工事等；支持发展本国舰船 制 造，如马尾船政局这一中国当时最大的舰船 制 造基地。总之，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洋务派积极创建 了 我国历史上第一支正规海军， 制 定 了 我国第一部海军章程，逐步使海军管理体 制 、后勤保障、军事训练诸方 面 适 应新式舰船的需要。另外，还建成 了 第一批海军基地，并初步形成 了 以直隶为中心的海上防御体 系 ，从而改变 了 我国有海无防的被动局 面 ，奠定 了 我国海军建设的基础，增强 了 国防，促进 了 海防现代化，使我国海军实力在19世纪80年代的国防舞 台 上跃居世界第四位，在亚洲则独领风骚。 

　　　　　　 

二、洋务运动与抵御外国经济侵略 

 

　　在李鸿章看来，要“自强”，要“求富”，必须发展自己的工商业，而要发展自己的工商业就必然与洋人争利。早在洋人提出开挖中国矿产时，李鸿章就认为煤、铁、铜等矿产，“彼若因请开挖，并可酌雇彼之精于是 术 者，由官督会试办，以裕军需，而收利权”。〔9〕在洋人提出在中国内地开设铁路电线时，他又指出“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己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10〕反映 了 洋务派官员想收回部分利权，与侵略势力争利以抵御其疯狂的经济掠夺和侵略的愿望。 

　　愤于洋人轮船横行，“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11〕，李鸿章在1872年创办 了 轮船招商局，其直接目的一是要将华商附搭洋行船只的资本收回；一是收回长江外海航运权利，揽载客货，承运漕粮。可以看到，这都是直接针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势力的。轮船招商局创立，首先，打破 了 外商航业在中国水域的垄断局 面 ，在收回中国航运利权方 面 作用显赫。早在1873年，天津英国领事商务报告就指出：招商局“将显示出是英美航运公司的强大竞争对手”。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在70年代随军舰来中国，也认为：唐廷枢（招商局总办）在外国公司任职中获得到丰富的经验，“他正在运用这个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12〕这可以从一个侧 面 看到招商局的作用。太常侍卿陈兰彬对于招商局争回的利权1876年曾作 了 如下概括：“招商局未开以前，洋商轮船转运于中国各口，每年约银七百八十七万七千 余 两。该局既开之后，洋船少装货客，三年共约银四百九十二万三千 余 两，因与该局争衡，减落运价，三年共约银八百十三万六千 余 两。是 合 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一千三百 余 万两。”〔13〕李鸿章也指出：“创办招商局十 余 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14〕据招商局历年帐目统计，从创办到1884年核收轮船运费共17137095两，加上跌价竞争使外商运费收入大减，中间少溢出白银不下数万两。薛福成曾在《筹洋刍议》中估计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将中国航运利权收回 了 3／5。〔15〕李鸿章于1881年也奏称：“长江生意，华商已占十分之六，南北洋亦居其半。”〔16〕 

　　其次，归并洋商的旗昌轮船公司，逐走 了 美商，壮大 了 轮船招商局的力量，这是收回利权的又一明证。美国商人经营的旗昌公司是外国在华最大的航运企业，由于轮船招商局成立后积极经营，和外国公司展开激烈竞争，以至逐渐改变 了 中外轮船航运势力的对比，旗昌日衰，特别是招商局的轮船投入长江航运竞争，使霸占这一航线的旗昌轮船公司经营艰难，被迫于1877年初以222万两的代价盘给招商局， 从而消除 了 一大竞争对手，收回 了 利权。招商局兼并旗昌后实力大增，轮船从前一年的11艘、11854吨增至29艘、30526吨〔17〕，“从此国 家 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 

　　再次，轮船招商局雄据中国航运界，与英商怡和、太古相抗衡，迫使其与招商局订立《齐价 合 同》，以减少竞争杀价造成的经济损失。这实际上是外商承认招商局存在及其实力的最好证明，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独步中国航运界垄断局 面 被打破的最好明证。 

　　第四，招商局生意旺盛，蒸蒸日上，吸引 了 不少洋行买办招资招商局，收回 了 部分华商附搭洋行船只的资本。当时招商局招股，其董事多是来自洋行买办的中国人，他们入招商局必带来其买办资本，尽管资金有限，但毕竟有助于加强招商局而不是加强 了 洋行的侵略势力。另外，不少买办也退出洋行，加入招商局。如郑观应最后就放弃 了 太古买办而于1882年3月接受李鸿章札为招商局帮办。 

　　上述情况从各个侧 面 反映 了 招商局在当时条件下抵 制 洋人侵略势力的积极作用。 

　　李鸿章1877年创办 了 开平矿务局。到1881年，开平矿务局经全用西法开 采 煤矿，每日出煤“至五六百吨之多，……除运往各国，分供各局及中外轮船之用，并可兼顾内地民间日用”。〔18〕十 余 年后，开 采 量增加，每日“可出煤一二千吨”。〔19〕在质量方 面 ，开平矿务局“煤质之佳，甲于他处，南北洋兵轮招商局船所用，大半取给于此”。〔20〕李鸿章曾对开平煤矿的成就作 了 如此说明：“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 制 造各局用煤，不 致 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21〕 

　　 面 对外国侵略者大量输入中国的商品中棉织品这一主项，李鸿章又提出试办机器织布局以扩利源而敌洋产，于1882年建立 了 上海机器织布局。他在上奏的 折 子里明确阐明 了 建织布局的目的是扩利源敌洋产。他认为：“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核计近年销数价值，已至七千九百 余 万两之多，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查进口洋货，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口销数至二千二三百万两。洋布为日用所必需，其价又较土布为廉，民间争相购用，而中国银钱耗入外洋者，实已不少。”为此，他“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22〕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后，招股50万两，占地三百多亩，轧花、纺纱、织布各机全套配齐。到1892年，产量“每日夜已能出布六百匹，销路颇畅”。〔23〕由于它获得如10年专利，本地销售免税等特权，因此足以同洋货竞争。1893年10月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李鸿章为抵 制 洋货，急图恢复织布局，他说：“查洋货进口，以洋布洋纱为大宗，光绪十八年（1892年）洋布进口值银三千一百万两，洋棉纱进口值银二千一百 余 万两，中国出口丝茶，价值不能相抵。……多销一分洋货，即少用一分土产，是以因势利导，不得不用机器仿造。……此事断难中止，亦难缓图。应仍在上海另设机器纺织总局，筹集款项，官督商办。”〔24〕1894年，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在原上海机器织布局旧址上开办起来，其规模更为庞大 了 ，除总厂外，还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设分厂达十个之多。根据李鸿章的估计， 每年约可得纱价银1800万两，布价银750万两，共2552万两。若照1892年各海关总结计进口洋纱布价银5200万两，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可分洋纱洋布之利近一半，尽管华盛机器纺织厂未必达到 了 李鸿章所估计之数，但也足见其抵 制 洋货入侵之作用。 

　　张之洞鉴于生铁需求量日增，洋铁输入不断增加，在1890年开办 了 湖北炼铁厂。到1894年，日产量可达60吨，每年可产生铁21900吨。 为炼铁又在1891年开 采 大冶铁矿和大冶煤矿，形成 了 中国第一个钢铁联 合 企业。1890年张之洞还创办 了 湖北织布局，开工后有“布机一千张，内有提花机一千张，有一千二百匹马力之压力，今 冬 拟先开机二百张，每昼夜约出布四百匹；明春各机齐开，一昼夜可出布二千匹。……惟冀极力扩充，不遗 余 力，一可免每年三四千万金巨款，流出外洋，一可遏每年一千四百万 余 匹洋布运入中国”。〔25〕后张之洞还办纺织局、缫丝局、 制 麻局等，后四局 合 为湖北纺织官局，其与洋商分利的作用都是显见的。 

　　洋务派除强调“分利”，抵 制 外国商品输入，以收利权外，还极力阻止外国资本的输入。如美商丰泰洋行老 板 魏特摩曾在1882年（光绪八年） 准 备集资30万两在上海开设纺织厂，遭到两江总督左宗棠的拒绝而未能实现。由于洋务派的抵 制 ，外国侵略者资本输出的企图一直受挫，直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他们才获得 了 在华自由设厂的权利。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所创办企业对外国经济侵略的抵 制 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洋务运动最终失败 了 ，但这并不能否认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洋务运动存在明显的种种局限和弊病，但是，我们今天评论这一事物必须放在其所处的那个时代和那个历史 范 畴中，实事求是地给以评价，洋务运动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一页。 

　　注：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8 卷 ，第3页。 

　　〔2〕《李文忠公全集》第1 卷 ，第20页。 

　　〔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 卷 ，第63页。 

　　〔4〕同上，第35 卷 ，第28页。 

　　〔5〕同上，第36 卷 ，第11页。 

　　〔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46 卷 ，第32页。 

　　〔7〕《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36 卷 ，第9页。 

　　〔8〕《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3 卷 ，22页。 

　　〔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4 卷 ，第2页。 

　　〔10〕同上，第55 卷 ，第9页。 

　　〔1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5 卷 ，第4～5页。 

　　〔12〕《洋务运动（八）》，第402页。 

　　〔13〕《洋务运动（六）》，第9～10页。 

　　〔14〕《招商局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页。 

　　〔15〕《近代中国80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16〕《洋务运动（六）》，第59页。 

　　〔17〕《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000页。 

　　〔1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0 卷 ，第44页。 

　　〔19〕《愚齐存稿初刊》第1 卷 ，第43页。 

　　〔20〕郑观应《开矿》下。 

　　〔2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0 卷 ，第42页。 

　　〔2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3 卷 ，第43页。 

　　〔23〕〔2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7 卷 ，第38页。 

　　〔25〕李鼎颐：《中国土产铜铁棉花论》。见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第31 卷 ，1898年版第9页。 

 

　　 

（资料来源：《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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