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就其基本形式而言，就是进攻和防御。在这样看似简单的攻防关系中，产生出战场上的胜负，产生出军事科学和战争艺术。清朝（后金）入关前，与明朝交战二十多年，最初在萨尔浒之战中，还是战略防御，后来便是战略进攻。后金的进攻一贯攻无不克，但也遭到两次败绩。这仅有的两次失败都是在宁远城下，都败在袁崇焕之手，即1626年之初的宁远之战，和1627年之夏的宁锦之战。
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伐明，之后八九年间，后金军所向披靡，明军在宁远之战中第一次打破了后金军全胜的神话。《明熹宗实录》是这样评价宁远之战：“是役也，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努尔哈赤戎马一生，从来没打过败仗，这次竟受挫于宁远城下，《清太祖实录》说他“大怀愤恨而回”。朝鲜使者曾亲历战役，据他记载，宁远城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一年半后的宁锦之战也大致如此。皇太极称帝不久，对锦州宁远再度发动猛攻，除了“士卒损伤甚多”外，结果也是无功而返，至此才知道袁崇焕稳固防御的厉害。
仅看直接胜败，各方史料对战役的结果没有争议。胜利固然可喜，失败固然可悲，但是战场上的胜败绝非唯一的结果。聪明的军事家就能很好地总结经验，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只有这样才能走出失败的阴影，走向新的胜利。相反，如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骄傲自满，战略战术墨守成规，认不清形势在不断发展变化，则必然招致重大失败。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打了败仗没有什么，问题是要总结胜败各在何处。这种尽人皆知的道理，在两次宁远之战及其战后影响的问题上，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宁远之战前，后金对明朝的胜利，主要来自于萨尔浒之战（1619）到广宁之战（1622）这四年时间。从广宁之战后到宁远之战又一个四年，后金与明无战事。广宁之战后，努尔哈赤将明军全部赶入山海关，但却主动撤后金主力回到辽东。后金军有足够的战斗力继续对明朝作战，至少可以对山海关保持攻击态势，但是这一撤就是四年，还把山海关以北二百里的宁远城让给袁崇焕镇守。
广宁之战后明朝与后金有一个对峙局面。这一局面是怎样形成的，茶坊里议论纷纷。有的人说，这一局面的产生是因为孙承宗、袁崇焕在宁远稳固防守得来的。也有人说，不是广宁之战而是宁远之战，是后金对明朝战争的转折点，由于明军的顽强抵抗，迫使后金从战略进攻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因此宁远之战后，双方在辽西形成对峙的新局面。
其实，后金对明朝发动攻势，始终强调两点：一是拔掉明军楔入的战略要点，使后金的势力范围太平无虞，二是尽量掠夺明朝财物，充实国力，犒赏官兵。一旦发现有些地方没有经济价值，如广宁之战后，明军放弃并焚烧的大小凌河、杏山塔山等，后金就没有兴趣。所以，宁远之战前有四年辽东无战事，既是努尔哈赤自己消极进攻，也是孙承宗、袁崇焕等积极防御换来的，而前者是形成所谓“均势”的主要原因。至于宁远之战后，尤其是宁锦之战后，皇太极则是极力想消灭袁崇焕，因此更要主动进攻，而不会战略相持，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进攻，选择在哪里进攻。
宁远之战的爆发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明朝的党争与腐败。结果阉党分子高第取代主战派孙承宗，上任辽东经略。高第畏敌如虎，认为边防薄弱，易受攻击，于是尽撤山海关外的防御体系。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断然拒绝撤军决定，使宁远城孤悬一隅。因此是明朝自行撤退或者说消极防御，将之前的均势打破，才促成了宁远之战。在努尔哈赤看来，这次对手主动让出来的战机当然不能再失去。
宁远之战的结果当然也有各种原因。对努尔哈赤来说，他没有把袁崇焕当作对手，骄傲自满，备战松懈。对明军来说，战前宁远城垣修筑得很好，防御巩固，临战前坚壁清野，做好防奸工作，交战中明朝军民同仇敌忾，最终能以少胜多，重创对手。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战略战术上讲，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明军坚决打防御战，后金军只好进行攻坚战；二是发挥了西洋红衣大炮的威力，后金对此一无所知。
八旗铁骑擅长的是野战，所到之处风驰电掣，锐不可当，凡是野战，明军必败。袁崇焕意识到这一点，因此要求诸将不可“与奴兵争锋”，只可死守，迫使双方决战于高墙之上。努尔哈赤并不希望打攻坚战，因为八旗铁骑在攻城战中发挥不出威力，战马再快，也翻不过城墙，要攀缘而上，则必然遭受弓弩滚木雷石，伤亡惨重。而袁崇焕使用的西洋红衣大炮，来自于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它的威力远超过中国自己制造的火铳。袁崇焕将大炮置于城头，轰击后金军营，炮声威震数十里，“一炮歼虏数百”，后金军畏缩不前。就这样双方打了三天，努尔哈赤无计可施，只好含恨回师。
一年半后，新称帝的皇太极卷土重来，再度围攻赵率教、袁崇焕等分别把守的锦州和宁远。皇太极在诱降和诱使出城决战都无效的情况下，只好再次攻坚。而袁崇焕依然“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取得了艰苦的胜利。这一战双方打了一个月，皇太极大有破釜沉舟之势，但是战术没有新意，和前次一样，发挥不出八旗铁骑擅长纵横奔驰骑射的长处，只好屯兵城下，以己之短碰敌所长，失败也就在所难免。皇太极撤兵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攻坚战的困难，将明军放弃的一些城墙工事全部毁掉。看来要获得新的胜利，老办法是不行了，在战法上必须要有所突破。
宁远之战获胜后，明朝一方喜形于色，高兴得过早。天启皇帝在嘉奖谕旨中表示：“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稍后崇祯皇帝即位，他拨乱反正，剪除阉党魏忠贤集团，对袁崇焕寄予厚望，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出任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将辽东军事全权委托。宁远之战使袁崇焕崭露头角，他觉察出崇祯皇帝的急切心态，轻率地以五年复辽的大话“聊慰上意”。袁崇焕在未出名前就自诩“边才”，接着又连挫努尔哈赤、皇太极，他向崇祯皇帝的漫言便是轻敌情绪在滋长。
事实上，明与后金力量对比，早在萨尔浒之战后就已处于守势，这两次能抵挡住后金的凶猛进攻已属不易。要想收复失地，必须能主动出击，具备和后金进行野战、攻坚战的能力，单靠防御战是收复不了失地的。宁远之战后，袁崇焕除了在辽西加强防御外，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和皇太极进行毫无成效的和谈，二是计斩了毛文龙。平辽将军毛文龙统率数万人马，据守在中朝边境的皮岛，毫无疑问对后金是很大的威慑力量，起到不可忽视的牵制作用，成为皇太极发动进攻的最大后患。崇祯皇帝锐意中兴，袁崇焕则急于平辽，为了军令统一，斩杀了与他不和的毛文龙，客观上为后金清除了一个劲敌。
在明与后金的对峙中，朝鲜和部分蒙古部落也因为宁远之战，公开表示出亲明立场，这引起后金极大震怒。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认为，如果不彻底打消掉它们对明朝的幻想，也一样有后顾之忧。因此在努尔哈赤去世前三个月，便派遣皇太极进攻与明议和的喀尔喀部囊努克，大获全胜，掠获人畜五万余，算是解决了西蒙古问题。皇太极称帝后四个月，又发动了针对朝鲜的进攻。仅半个月就攻陷半个朝鲜，迫使李氏王朝签订城下之盟，承诺与明朝断交，与后金结盟。
等到后金周边形势稳固，即在毛文龙被斩三个月后，皇太极力排众议果断出师，避开宁远一线，绕道漠南蒙古，突破明军防御松懈的喜峰口等长城诸隘，攻陷遵化城，京师戒严，史称“己巳之变”。这说明皇太极已经决心放弃攻坚战的笨办法，开始尝试新的战术，用攻其所必救，将袁崇焕调出宁远，在运动战中发挥长处，相机克敌。
果然在“己巳之变”中，袁崇焕手下屡立战功的名将赵率教、满桂、孙祖寿、黑云龙等或死或执，他本人也遭崇祯皇帝的疑忌，被磔刑处死。其实，从军事角度来说，袁崇焕的悲惨结局，是他无法解决明军的进攻、防御、运动、牵制等问题，仅仅指望用防御战来获胜，以不变应万变，这是远远不够的。《明史》评价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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