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秀成供词的真伪问题，解放以前，就有人传说曾国藩家藏有李秀成供词原稿，陈寅恪见到这一原稿后觉得曾国藩不肯把它公开示人，必有不可告人之隐，已暗示不是真货。广西通志馆得此情况，便于1944年派秘书吕集义前往湘乡曾家抄录摄照，并请历史学家罗尔纲鉴定其真伪。罗氏根据故宫博物馆所藏忠王给“李昭寿谕”和庞际云供词手卷中的“忠王答词第二纸”，与曾家藏的供词原稿完全是一人手笔，断定确是忠王亲笔，并将这一藏本改名为《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还为之笺注考证。不久年子敏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的商榷》，又有丁云青把现存忠王的文件列成一表，并著文说《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伪造的么？》遂引起了学术界对供词原稿真伪之争，同时也引出了对忠王评价问题。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忠王李秀成自述手稿》、《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先后由科学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影印的《李秀成亲笔手迹》问世之后，由于上面有曾国藩亲笔改写、勾勒涂抹的明显实相，很容易看出不是什么真正手迹，而是一个伪造的供词副本。自供原稿真伪问题似乎很快即可论定。然而，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怎样对待李秀成投降变节行为》，将学术上的争论纳入政治运动的轨道，扼杀了这场学术讨论。粉碎“四人帮”后，关于李秀成供词的真伪问题，又重新讨论起来。1979年荣孟源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发表了他在1963年所写的《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经他考证认为《自供》不是李秀成真迹而是曾国藩删改后重抄的冒牌货。我的这篇文章则是根据曾国藩的日记、书信、奏稿、家书中的不同说法，证明忠王供词是曾国藩的伪造，并和罗尔纲同志商榷。
供词原稿，不是忠王亲笔所写
一、罗尔纲同志的考证不足以证明供词为忠王手笔。罗尔纲同志认为供词原稿为忠王自写真本，并为之考证笺注，说“铁证有三，（一）根据庞际云家所藏讯问忠王时，庞际云令忠王自写的燕王豫王二款。（二）故宫博物馆所藏的忠王给李昭寿谕。（三）曾家所藏的忠王自传原稿。完全出于一人手笔。忠王这三件手迹的来源，是不相同的，断没有共同作伪的可能。这就可证实了忠王自传原稿，确是忠王自传的原稿无疑了。”我认为这“铁证”是不可信的。
罗尔纲同志的根据之一，是庞际云供词手卷跋语，此跋语中写道：“同治甲子六月，湘乡伯（曾国荃）克复金陵，生擒忠酋李秀成。湘乡侯相（曾国藩）自安庆移节东下，李廉访鸿裔与际云实从，奉委会□，其忠酋手供一册，已进呈御览，其时对簿，复有数纸，亦可备参考。第一纸乃湘乡侯相手书，其中小字，则际云随讯随录。等二纸乃忠酋口操土音，语不可解，际云令其自书者。第三纸乃际云手录之供。第四、五、六纸则李眉生（李鸿裔）廉访，奉湘乡侯相之命，问辞供辞，均已分晰注明矣。辛未八月装璜成卷，嘉平立春日庞际云谨志。”罗氏根据庞际云的跋语，将答辞中第二纸所谓“令其自书者”，鉴定为忠王亲笔所写。
查这一手卷中，曾国藩亲笔所写的问辞，与庞际云亲笔所录忠王的供辞，多至十余款，比忠王亲笔所书答辞二款，复杂得多。难道忠王被讯问时，是用两种语言答问？对关于燕豫二王的问题所答问，是口操土音，语不可解，而对其他许多问题，是用官话回答。我认为庞的理由，太不充分。另据赵烈文
手卷第二纸，写的是这样的两款：“胡以□即是豫王，前是护国侯，后是豫王”。二“秦日昌即是秦日纲，是为燕王。”查曾国藩手书第一纸问辞及第四，六纸问辞中，无对胡以□的提问。故答辞第一款是答非所问。曾对第二款是这样问的：“咸丰四年九月，守田家镇系伪燕王秦日纲，所搜伪文，在船上者极多，何以称燕王是孙日昌，岂秦日纲已革，而后封孙日昌乎？而答辞没有对孙日昌作任何解答，也是答非所问。罗氏说“……本身讯供共六纸，在这文件里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庞际云把第二纸忠王亲笔答辞去掉，则讯和供便对不起头来”。罗氏没有把曾的提问细心研究，凭空说它有不可分割的关联，答非所问，关联又在何处？只能说是庞际云别有用心，把亲笔的绝命词毁去，而插入这伪造的第二纸，与伪造供词笔迹互为佐证，使两伪相同，无真可核。据我分析，这是曾国藩要把伪造的忠王供词，与伪造的忠王答辞，互为佐证，命庞际云先毁去忠王亲笔写的绝命词，而后用一人抄写供词及答辞，以达到无真可证，有迹皆同的目的。
罗尔纲同志说谕李昭寿书是忠王亲笔自写，这也不可能。罗氏说“我鉴定《谕李昭寿书》为忠王亲笔书信，是根据忠王亲笔答辞的字迹来鉴定《忠王自传原稿》去鉴定出来的”；又说《谕李昭寿书》不是他人能够代笔的，只有忠王本人对李昭寿，才写得出这封充沛热情，爱憎分明，动人心弦的书信”。
窃阅忠王给李昭寿谕的影印，前书“钧谕”一字，后写“副掌率后军主将李钧谕、李昭寿知之”，中写谕词，文笔流畅，行路整洁，纯属官样文章。一般均由长官属意，幕僚撰稿，中经审定抄录盖印、存案等一系列手续，始行发出，断无由长官自撰自写之理。此谕发于八年十月，是忠王英王打败三河李续宾后，在宿松的英王败于二郎河，在太湖潜山的忠王，正军务紧迫，戎马倥偬，哪有时间撰写此谕。撰稿的人既系忠王幕僚多用□梧方言，有何足怪？如果曾国藩用俘获的曾经为忠王撰写“李昭寿谕”的书吏来撰录忠王的供词及“答辞手卷”中的二款，则三件文物同出一人之手笔，有何不可能。这三种文物中既无一件能证明是忠王手笔，又怎么能证明三件同出忠王手笔呢？
二、根据原稿内容的颠倒错乱，不合史实，证明供词不是忠王手笔。
1、供词叙天京事变说：“东王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昌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来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太重，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北翼两王不服，君臣不别，东欲专尊，后与翼王计杀东王，翼与北王密议，杀东一人，杀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杀，后北王杀东王之后，尽将东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尽，是以翼王怒之”。这段文字，涉及两个问题，即“逼封万岁”问题，与“韦石密议”问题。
关于“逼封万岁”问题：是洪杨争权发展到了激化阶段，逼封时间，应在天京事变以前，当时，北翼两王一在江西，一在湖北，均不在京。忠王亦不在京。供词所述，显然与史实不符。关于“韦石密议”问题；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二期有苏双碧《石达开参与诛杨密议质疑》一文里把韦石二人，在事变前，始终不曾在一起，不能有“密议”一事，已论证得清清楚楚，忠王也不在天京，即使有“密议”一事，他也不能知道。供词如为忠王自写，决不致凭空杜撰。
2、供词述幼主登基问题时说：“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燥，即以
3、关于翼王出走与和春攻陷庐州问题。供词把天京事变（丙辰六年七月），翼王出走（丁巳七年四月）写在前，而把和春攻陷庐州（乙荣五年十月初四）及一解京围，打破江南大营（丙辰六年五月十七日）写在后，而且说：“因翼王与安福二王不睦，出京远去，军民之心散乱，庐州被清廷和帅攻破，合城兵将尽亡”。事实上和春陷庐州时天京事变尚未发生，那时还是东王执政。供词把史实前后倒置，显然不是真迹。
4、关于枞阳会议时间问题。供词说：“后通文各镇守将，凡是天朝将官，概行传齐，择日到安徽省枞阳会计，各处将臣，俱依时而来，此时正是八年九月中期，那时陈玉成由罗田麻城败转，不约而到枞阳会议矣”。枞阳会议，乃破清江北大营，解救天京的一个重大的军事会议。其时应在克庐州（戊午
5、破桐城围军的叙述，不合史实。供词说：“清朝帅将，大小营寨，百有余座，自庐郡，三河、舒城、六安、庐江、巢县、无为等处，节节连营，处处严密，困逼桐城，此时我为丞相，仅有残兵六七千人（此人是翼王逃出诱去外，此是老若（弱）不能为用，故留为我使。）力敌桐城，保固皖省”。又说“那时翼王出京之后，将打宁国之兵，交与成天豫陈玉成管带”。查英王忠王合力破秦定三桐城围军，是在丁巳年二月，而石达开离京是丁巳年四月。在二月仍是翼王执政，故供词所叙不合史实。
6、并于忠王名号问题。供词说“父名李世高，独生李秀成、李明成二人”。后又说：“我在家名号为以文，天王用我，自封忠王之时改名为李秀成”。查忠王被封王是在咸丰九年，而倪在田（扬州御寇录）说“六年二月贼自仓头入瓜州……伪地官丞相李秀成……”现广西藤县发现李秀成家的“族谱”，其中与“自述”有多处不相同，例如“李秀成之父名廷梅，李秀成本人号世高”，而在“自述”中“世高”却被说成是李秀成父亲的名字。又载侍王李世贤名“秀兰”号“世贤”，是李秀成的胞弟。在“自述”中说李世贤是堂弟。（见
三、根据忠王没有写亲供之可能，证明供词不是忠王手笔。
1、时间上的不可能。根据传末题记，留给忠王写供词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七至七月初六，六月月小，共计只有九日。又据庞际云家藏的供词看，其中至少有三次堂讯，连同
2、精力上的不可能。忠王在六月初五天京将要失陷的晚上，在太平门外城根率队进攻湘军地道大垒受伤，城陷后保护幼主向外撤退，饥疲困倦，遂被捕获。及解曾国荃营，曾又以刀锥遍刺臂股血流如注，以后又被囚于木笼之中。故忠王此时是困疲已极，伤痛难熬。血肉之躯，可能在几天之内写出如此冗长的作品吗？
3、环境上的不可能。曾国荃把忠王囚于一大槛车中，置于厅堂，使人能看见。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在六七月之交，正值炎夏闷热季节，蝇蚋滋扰无法让避，此种环境如何能写供词。短句短诗，这是可能的，古今中外，在牢房中能写诗文的，如文天祥正气歌，方苞狱中杂记，都在千字以下。在囚笼中，写五六万字供词，我认为是不可能。
供词原稿是曾国藩伪造的
一、根据曾国藩的文件，证明忠王自供原稿是曾的伪造。曾国藩在自传末题记中写道，供词是“李秀成在囚笼中亲笔所写，自
二、根据曾国藩上奏清廷供词“概从删节”问题证明供词原稿是曾的伪造。忠王就义后，供词尚有三个重要内容（即招降江西湖北各贼，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有十误），尚未完稿，只好推诿说“概从删节”。只把这三个内容作为提纲上奏清廷。上奏原稿，是同治三年七月初七发出的。清廷于七月十四下令要供词全文，曾国藩当时无法交出全文，只好于
三、根据忠王供词影印本的增减删节，证明是曾的伪造。对于犯人亲供，一般应保存原貌，也可抄一副本，以为研究方便。这是衙门法院一般规矩。今影印的所谓供词原稿，曾国藩竟在上面任意勾勒涂改，证明曾家藏本不是真迹，而是伪造副本。曾家藏本原稿是用吉字中营横条簿写的，吉字中营是曾国荃的营名，在军营衙门里，印有官衔的纸张，及长官坐位上的笔砚，都只许长官及亲信幕僚使用，决不会给死囚牢犯使用。可见，这一原稿很可能是曾氏亲信幕僚所抄。
供词一般是机密文件，是判刑定罪的依据。案件结束后，应将原件呈缴上级，或留衙署档案室中备查，如供词刻印流传，则应将原件公开示众以表明不是伪造诬陷。曾国藩既不肯将原件上缴军机处，又不肯公开示人，即此已说明是曾的伪造，所以陈寅恪断言“必有不可告人之隐”是一矢中的的。
“功罪有时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供词的真假问题，我相信在各方面研究核实后是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由于我已耄耋，仅将昔年残存旧稿加以整理，但自信有根有据。欢迎研讨，接受批评。
（资料来源：《江淮论坛》19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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