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开历史人物的面纱

 

 

最近，我有机会阅读了由任青、马忠文整理的《张荫桓日记》，读后浮想联翩，感慨不已。我长期从事戊戌变法及晚清史研究，自以为对张荫桓其人、其事，娴熟于胸，然而，读罢日记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过去对张荫桓的了解，充其量只是一些肤浅的皮毛与骨架，或者说，只见其貌，未见其神。此次细读其日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仿佛掀开了历史人物的面纱，面目看得格外清楚。虽然我们不是和张荫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是，由于其日记的问世，使我们对他的了解更加细致入微。由此，我也得出一个结论，要对一个历史人物，有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看来不读其日记是不行的。 

 

一、绝域使臣张荫桓及其日记 

 

张荫桓在近代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因在光绪十二年至十六年，奉命出使美日秘三国，有出色表现，办事精敏，曾被称为“号知外务”的“绝域使臣”。荫桓（1837-1900）字皓峦，号樵野，广东南海县佛山人，又号红棉主人。据《南海县志》称，其为人性豪俊，有胆略，倜傥多奇气，博涉书史，能文章，少应童试不遇，年仅弱冠即弃科举，学西学。同治三年（1864年）报捐知县，投奔山东的舅父李宗岱观察。《清史稿》则称其：“性通侻。纳赀为知县，铨山东。巡抚阎敬铭、丁宝桢先后器异之，数荐至道员。光绪二年，权登莱青道……七年，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抉芜湖关锢弊，税骤进。会久霪雨，江流衍溢，州邑吁菑，出俸钱赈之。明年，迁按察使。征还，赏三品京堂，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 

可见，山东巡抚阎敬铭、丁宝桢对于张荫桓的垂青与破格拔擢，与其后来飞黄腾达至为有关。尤其与后来成了军机大臣的阎敬铭慧眼识人有直接关系。 

然而，对于张荫桓何以在很短时间内，由一名非正途出身的地方小吏，成为引人注目的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大臣，《清史稿》并没有说清楚，其他有关张荫桓之传记亦不甚明晰，而在军机处《内外臣工遵旨保举文职人员档》中，有十分准确的记载。其文称： 

 

光绪六年六月初三日，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保，山东候补道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器识宏通，志虑忠实，熟悉洋务，堪膺重任。 

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周恒祺保，才猷练达，心地光明，于中外交涉事宜，刚柔得中，能当大体。[2] 

光绪七年八月十七日李明墀保，精明练达，果敢有为，堪胜司道之任。 

军机处批注：光绪六年八月十八日恭镗奏，张荫桓误书张应桓，请更正。[3] 

 

可见，张荫桓才干出众，昭昭在人耳目，当时保举张荫桓晋升道员并入值总理衙门者，并非只是阎敬铭、丁宝桢。《文职另行存记名档》除记录有署四川总督丁宝楨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保举山东候补道，今三品衔张荫桓外，还有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以及周恒祺、李明墀。而且，这些推荐称赞张氏“器识宏通“，“精明练达”，“熟悉洋务”，“于中外交涉事宜刚柔得中”。显然，清廷破格提拔张荫桓进入总理衙门，与上述众多人员保举很有关系。保举张荫桓的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乃道光朝两广总督琦善之子，翰林院侍讲学士瑞洵、湖广总督瑞澂之父。一家父子三代均是有头脑的人物，与清王朝兴衰存亡颇有关系。 

张荫桓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美国任满回国，以太仆寺卿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光绪十八年（1892年）官至户部左侍郎。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又奉慈禧之命，与湖南巡抚邵友濂一起前往日本议和。在戊戌变法中，张氏鼎力支持光绪皇帝向西方学习，变通外交，革新庶政，并向光绪帝密保康有为，政变发生后，被革职发配新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一伙盲目排外，倒行逆施，公然下令将张荫桓处死。 

此次出版的由马忠文、任青整理的《张荫桓日记》共由三部分组成： 

其一，是记载张荫桓出使美日秘期间所纂写的《三洲日记》。此日记曾于光绪 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 1980 年 7 月 14 日 ）进呈清廷。我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曾在清宫档案中发现张荫桓向光绪皇帝呈递此日记之奏折。该折云： 

 

太仆寺卿张荫桓恭缮日记呈览，恭折仰祈圣鉴事： 

臣前奉恩命，出使美、日、秘三国。瞬逾三载，水陆约二十万里。自香港放洋，渡日本，抵美国旧金山为大东洋。泊由美国纽约海口，附船取道英法，抵日斯巴尼亚国，都为大西洋。环历地球一周……臣才谢九能，职思五善，以荣为惧，夙夜冰兢，勉於使署逐日应办事宜章奏公牍而外，自立日课，凡夫异域之政教风俗，山川形胜，兵食要图，友邦交际，以及盟聘仪节，舟车旅况，耳目所及，思虑所触，随笔札记，不惮烦琐，用资考核，亦略符日记体例，欲使六合之外，知圣朝声教。[4] 

 

张荫桓此折于光绪 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递上清廷，据此可略知张荫桓在美、日、秘三国之外交活动及其出洋后所见所闻之梗概，对了解张荫桓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以及后来思想之演变，均有参考价值。此日记曾于光绪二十二年在京师刊行。 

其二，为张荫桓甲午年所书写。张氏去世之后，甲午年之日记，四处分散。据编者介绍，甲午年日记，分别藏在江苏省常熟市博物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和南京市博物馆三处。[5]甲午年日记，对了解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廷上层和战内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能使藏在海峡两岸的《张荫桓日记》破镜重圆，真可谓有志者，事竟成，整理者实在是功不可没。 

其三，《张荫桓日记》最后一部分内容，也是最为精彩，我最感兴趣的一部分，是由 王贵忱 先生保管，于八十年代在《广州师范学院报》上连载过的戊戌年日记。 王 先生早年投身革命，据广州地区学者相告， 王 先生是保存珍贵史料的有心人。在战争年代，尽管兵荒马乱，烽火连天，而 王 先生却对古代文物、文献情有独钟，不惜花金钱，花气力，多方搜罗。张荫桓的《戊戌日记》稿本，仅仅是 王 先生所保存珍贵文献的一种而已矣，其余还有李文田未刊信札等精彩内容。由王贵忱保存的戊戌日记，经马、 任二 先生统一编辑加工，融为一体。 

这两位年青学者，利用工余时间，常常挑灯夜读，将张氏存世日记精心比勘，校对标点，还做了一份索引，利用起来十分方便。此书不但是国内所刊行的《张荫桓日记》内容最为齐全的版本，而且加工精细，标点准确，为我们研究张荫桓生平事略，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堪称是近年所出清人日记之精品。 

 

二、倡导海外华侨教育的第一人 

 

张荫桓生长于开风气之先的南海，他头脑清醒，聪明过人，是清廷中最通达外情的重臣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同他出使美、日、秘三国期间，勤学好问，锐意进取的精神密不可分。 

光绪 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 1885 年 7 月 27 日 ），张荫桓接到清廷出使美、日、秘三国之命，并于 八月二十七日 到京请安。 十月初一日 奉到钦颁国书三道、敕书一道。 十月十七日 请训。“先后两蒙召见，训诲周详，复蒙皇太后谕：‘尔向来办事认真，能办事人往往招忌。’跪聆感涕，虽捐糜顶踵，不足言报也。”[6] 

由张荫桓以上所记可知，在其未出国之前，慈禧已经对张荫桓印象甚深。而这种印象，很可能来自于曾在枢廷任职的阎敬铭。 

光绪 十二年二月初八日 （ 1886 年 3 月 13 日 ），张荫桓告别祖国，展轮启程，开始了为时三年多的海外生涯。[7] 

张荫桓在出使外洋三年中，适逢美国排华风潮猖獗之时，华侨屡遭当地西人迫害，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张荫桓抵任后，调查研究，据理力争，与美国外交部反复辩论，征得财产赔偿十四万七千余元，[8]为保护华侨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我认为，张荫桓与以往驻美公使不同之处在于，他对华侨教育的贡献。在华盛顿期间，他冲破重重阻力，在美洲大陆的华侨聚集地区设立学堂，成了我国倡导海外华侨教育的第一人。 

张荫桓上任伊始，即设想在海外兴办华侨教育，认为此事与国家富强汲汲相关。张荫桓还曾经把自己的想法，写成奏章，向朝廷呈递，此件我已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录副奏折档中检获，其文曰： 

 

兴办华人学堂片。再，中外之局，和不足持，未雨绸缪，诚当务之急。恭读本年 九月初五日 懿旨，设立海军，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以为之倡。仰见圣谟广运，钦服莫名。臣上年叠蒙召对，业将水师制胜，及北洋、威海、旅顺各口屏蔽各情形，撮要陈奏。 

现值朝廷求治之时，臣奉恩命出使美、日、秘各国，凡有可为自强之助者，尤当竭愚虑以备圣明采择。方今时事孔殷，得人则理，极之竹头木屑之材，亦不妨宽为之备。西人长技，船械为优，要其本原，悉根诸算学，故兵船官弁，皆从学堂历练而出。 

伏查同治十年，曾国藩、李鸿章奏定，选派聪颖幼童，出洋学习技能，即储才御侮之志，奉行不善，渐至裁撤，良法美意，遂而废坠，纵复踵而行之，亦大烦周折。惟奏定章程第四条内称，如访有金山地方华人，年在十五岁内外，西学有几分功夫者，随时募补，以收得人之效等语。此议最为简切。年来出使许携带武弁同往，讲求船炮等制，亦犹曾国藩之微意。 

臣奉驻美、日、秘三国，统计华民数十万，半为佣工流寓，即商旅于此，亦惟经营贸迁，未敢谓即有佳器。然合数十万人群居错处，日久孽生，亦未必无心思过人，材勇出众之彦，设此辈有志向学，而无以提倡，则老于海外，殊为可惜。 

臣抵任后，除照条约保护外，仍拟查看金山各埠情形，择其质性秀实，年力精强者，酌设中西学堂，延聘教习，俾之肄业。中学，一遵内地之制，以崇品励行，诵习经书为本；西学则分武备、制造、算学、律例四门，分月分年，程其功效，学业有成，即咨送总理衙门同文馆考验，备拨沿海水师，及通商各口制造各局之用。但使人才可期造就，经费不致虚糜，一切筹办章程，容臣到任后奏明请旨遵办。臣为中外时局起见，是否有当，伏候圣裁。臣谨附片陈明，仰祈圣鉴训示。谨奏。 

该片呈递之后，军机大臣奉旨：览奏已悉，即著察看情形，认真办理，务期实有功效，毋得徒托空言。该衙门知道。钦此。[9] 

 

张荫桓一踏上美国国土，就被广大华侨爱国恋乡之忱所感动。他于光绪 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写道： 

 

本大臣前过金山，察看该埠情形，华人旅居日繁，苦乐不一，而数十年不易冠服，不隶他籍，深堪嘉尚，当于奏报到任折内陈明，仰慰宸廑。[10] 

 

同时，张荫桓也发现，海外华侨苦于谋生，严重缺乏教育。华侨之间常常分为派系，“各立堂名，间相斗杀”，彼此“相处既久，无殊兄弟手足，则患难与共，疾病相扶持，亦出于情之不自觉。偶有猜嫌或致诟詈，一言不合，遂尔拔刀，此血气方盛之所为。”[11]尤其是六月间，“宝善、继善两社斗杀一案，富豪者不惜资财，无赖者拼其死命，实骇观听。”[12] 

张荫桓除撰写札文进行劝勉之外，他觉得当务之急，是应该对散居在海外的华侨进行教育，为此他决心在旧金山、古巴、秘鲁等华人较多的地区，兴办学堂，对华人子弟进行中学与西学的系统教育。 

张荫桓认为，兴办华侨教育，一方面可以提高他们本身知识和技能，增强其在海外谋生的本领；另一方面，则可以为国内输送有用人才。张氏办理学堂情形，在日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诸如： 

 

光绪 十二年八月三十日 ，晴。天气郁热，无秋爽气，头眩之患仍未霍然。刘湘浦书述秘廷相待尚优，拟即派员查办各寮虐待华工之案，又将筹办中西学堂。[13] 

九月十六日 ，晴。陈蔼亭禀呈创设中西学堂章程，略有条理，即批令择日开馆。[14] 

九月十七日 ，阴晴微雨，气候甚恶。今日金山领事报筹设中西学堂，欲假西人书馆，令华师率华童就学，殊误，即批饬另拟办法。[15] 

九月二十二日 ，晴。晨起胸膈稍舒。复总署书，论日斯巴弥亚事。又函促刘湘浦办中西学堂。[16] 

九月二十九日 ，晴。古巴领事禀：建设中西学堂事尚清楚，视金山为得体，拟即奏报核定。[17] 

 

由这些日记可知，张荫桓对海外中西学堂设立非常著力，他认为华侨的学堂是一件重要事业，不能贪图省力，那种把华人子弟，往西人书馆一送了之的做法并不可取，而他主张创办独立的著有成效的华侨学堂。 

张荫桓在美出使期间，把兴办中西学堂当作一件大事，持之以恒，坚持下去。这可以在他的另一则日记中得到证实。 

 

光绪 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晴。随员许静山忽动春闱之兴，距差期不三月，前劳可念，因给札回华，购买中西学堂书籍，可免扣资俸，如其获售固所欣慰，否亦不碍保举章程，并为专咨礼部，海外公车罕见之事，然水程计之仅一月余，视边省尤捷耳。晚七点半钟赴议绅抛麻晚餐，同席十八人，墨使首坐，余次之，多上院北党人，十一点钟散。本日得沪粤包封。[18] 

 

随员许静山要回京赴考，张荫桓首先想到一个事由，就是“购买中西学堂书籍”，这似乎可以从旁证实，张氏于光绪十二年二月初，启程赴美，直到光绪 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几乎三年的时间，中西学堂一直进行之中。张荫桓对中西学堂之事，始终记挂在心，将其称作我国近代倡导华侨教育的第一人，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三  因劝导皇帝变法而葬身新疆 

 

张荫桓自出使大臣任满回京后，已经成了总理衙门的台柱子，他对西洋的认识，远非包括帝师翁同龢在内的一般清廷大臣可以比拟。回国后，他曾痛心疾首，感到守旧势力盈朝，自己向西方学习，改革朝政的愿望无法付诸实行。适逢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日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派登上政治舞台，他们高举更张旧法，改换日月的大旗，堪称与张荫桓志同道合，因此，张荫桓同康有为及维新大业殊有关系。 

据《张荫桓日记》甲午年记载，早在戊戌变法开始以前，张、康之间已经颇有往还。张氏记曰： 

 

甲午 二月二十九日 客春从未看桃花，甚以为憾，西山花繁，又苦无游山之暇，或言法源寺桃花尚盛，凌闰台遂约餐僧饭，至则桃花将尽矣。寺僧领导游观，指院中井水，言此泉本苦，上年大雨后化苦为甘，莫非我佛功德云。座客有康长素，深入法海，谈禅不倦，不图城市中有此清凉世界。晚宿山舅寓庐，长素、闰台夜话将曙。[19] 

三月二十四日 申正返寓。康长素、梁小山、梁卓如已来，检埃及各图与观，诧叹欲绝。长素屡言谋国自强，而中外形势惜未透辟，席间不免呶呶，此才竟不易得，宜调护之。[20] 

四月十九日 返寓后，长素来谈，山舅在寓，相与抵掌。[21] 

四月二十七日 长素因山舅觥筵大醉，逾夕始醒。前日相过，询其拚醉之故，为诗调，昨来寓，夜谈甚畅，酒力微矣。[22] 

 

上文中，长素者，康有为也。凌闰台，名福彭；梁小山，即梁鼎芬。山舅，据马忠文考证，系指张氏之舅李宗岱，字山农，长期在山东济南职任观察。[23] 

张荫桓所称：“长素屡言谋国自强，而中外形势惜未透辟，席间不免呶呶，此才竟不易得，宜调护之。”说明在他看来，康有为虽然变法心切，但是不知深浅，对中外情形，尚不了解，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而产生了“宜调护之”的想法。可以看出，在戊戌以前，张荫桓与康有为已经颇有交往，而且关系不错。 

胶州湾事件之后，国势抢攘，形势危迫，康有为再次来到京师，希图有所展布，为向清廷呈递《上清帝第五书》屡遭挫折，在此关键时刻，张荫桓出面鼎力相助，帮忙着实非小。张荫桓与翁同龢一起架起了康有为与光绪皇帝之间沟通的桥梁。 

以前，史学界一般认为，向光绪皇帝推荐康有为的主要是翁同龢。政变之后，康有为也一再声称，是翁同龢向皇帝推荐了他，很少提及张荫桓推荐的事。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要具体分析。因为，自丁酉至戊戌之间，政局瞬息万变。翁同龢原来为光绪皇帝所信任，但是，随着张荫桓的启迪，光绪皇帝对外认识的迅速提高，愈来愈相信张荫桓，而与翁同龢之间芥蒂日增。因此，张荫桓在介绍康有为方面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张荫桓日记》中，也确实有一些关于康有为的记载。诸如： 

 

戊戌 正月初三日 ，晴。卯初常熟函约早到署商借款，以两邸十堂并到，宜有确论。及晤，常熟似忘却早间来函，漠无所言。少顷，俄、英两使先后至。余接晤英使，两邸续来晤，并无成说，不欢而去。俄使亦如是云。两使既去，约康长素来见。合肥、常熟、仲山见之，余与荣相续出，晤长素高论。荣相先散，余回西堂料理问答。灯后归。[24] 

正月初七日 ，晴。未初赴署，常熟在坐，合肥书言喉喑不能言，今日不克到署。未正海使来，常熟、子斋、筠丈与余同接晤，迄晡而去。致吕镜宇长电，起草交总办。余遂出城，仲山看问答。晚饮润苔宅，杜奂民、康长素、关咏琴作主人。一点钟返寓。[25] 

四月二十七日 ，阴。寅正起，卯初膳牌下矣。傅相冒雨进城，匆匆数语即去。余补睡至辰正。得常熟书，言昨示翁墨山册或系族祖手笔，拟以他物互换。函末言归期甚近，容再趋辞，殊不解也，阅竟仍睡。午初起，饭罢，润台、仲山先后来，乃知常熟有开缺回籍之谕，骇甚。夔石调京，仲华权直督，北洋之局一换也。裕寿帅即来京。仲山往谒庆邸，余亦往晤常熟，并谒庆邸。归而日晡。傅相有明日诣谢太后之事，冒雨回园，索留行厨，余遂留待一宿。傅相、长素、菊生共晚饭毕，劝以早睡，即返卧房。草奏昨日仲山面交抄片，奉旨交议者也。[26] 

 

张氏的这些日记，虽然提到了康有为，但是颇有些闪烁其词，他并没有明言与康有为之间有何私下密切交往。至于他是如何向皇帝推荐康有为，几乎只字未提。这同当时微妙的政治局面很有关系。张氏为人好动脑筋，做事情思前想后，他不愿意在日记中留下把柄。因此许多关键情节均未能揭示。 

但是，当时朝局派别壁垒分明，守旧开新，势同水火。光绪帝要想推行新政，更张旧法，开始身边可依靠者，只有自己的师傅翁同龢以及后来由翁氏引入军机处的廖寿恒，此外可依靠的只有张荫桓。 

据拙著《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曾指出，光绪皇帝自戊戌春三月以来，接二连三地召见张荫桓。[27]光绪皇帝召见张荫桓究竟谈了些什么？有没有谈论康有为？张氏没有透露，外人也难以揣测。但是，由后来朝局之发展，可以断定，除了谈日常政务，如接待德国亲王亨利的礼节、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湾等公事外，光绪皇帝急于变法，就不能不向张氏了解康有为，这是合乎情理的。如果不是张氏的有力推荐，光绪皇帝就不会着迷地相信康有为。张荫桓的这种特殊作用，有《翁同龢日记》为证。翁氏记曰： 

 

戊戌 四月初七日 ，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28] 

四月初八日 ，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 张 君。张正在园寓也。[29] 

 

翁同龢日记中这些有关康有为的至关重要的描述，却很难在《张荫桓日记》中找到踪影。同样是这几天的日记，张氏所记与翁同龢完全不同。张荫桓记曰： 

 

四月初七日 ，晴。丑初起，至园寅正。受之正白蒙旗值日，同坐谈。无起。常熟嘱勿行，候其退直。余倦卧矣。常熟、仲山同至公所，邀余过寓早餐，商制宝星。子良以粤制为佳。上敕询荫桓、常熟相商。余以沪关蔡钧明白，宜从沪制，以沪有粤匠也，遂定议。余草电稿与蔡，交总办带署。余亦返寓。 

四月初八日 ，晴。浴佛日，受之相过，略谈即去，告余以明日长女定婚。 

四月初九日 ，晴。午后赴署，接晤日本使，沙市事。旋诣崑相国寿，不值。访受之，久谈。为景月汀送别。[30] 

 

张氏日记丝毫未提 四月初八日 翁同龢转达光绪皇帝旨意，让他通知康有为进呈变法新书事。相反却记载了许多同“受之”的交往。受之者，九门提督崇礼也。显然，张荫桓隐瞒了许多他同康有为的往来细节。而后来的事态发展，说明翁同龢这两天日记的记载，非常关键。它至少说明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翁同龢已经一改从前对康有为的支持态度，居然称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躲之唯恐不及。 

其二，张荫桓与康有为一定有特殊关系，否则皇帝不会要翁同龢不要去找总理衙门，而要专门找张荫桓，去催康氏进呈新书。 

其三，光绪皇帝与翁同龢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并且因为康有为进书事，对师傅“发怒诘责”；而翁氏居然敢对皇帝反唇相讥：“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言语之间，流露了对皇帝频繁召见张荫桓的不快。 

因此，这次谈话之后，仅仅过了半个月，光绪皇帝即破天荒地赏给李鸿章与张荫桓“一等第三宝星”。[31]次日，又颁布硃谕，下令将翁同龢革职，罢黜回籍。这些举措说明光绪皇帝在内政外交方面已经完全采纳了张荫桓的改革路线，他已经不能容忍翁同龢对他的那些老掉牙的规劝。譬如翁氏阻挡接见德国亲王亨利行“握手礼”一事，就成为光绪皇帝罢黜翁氏的导火线。[32] 

总而言之，张荫桓在百日维新开始之前，迎合皇帝之所好，在推荐康有为方面，做了许多外人无法得知的工作。光绪皇帝舍弃自己二十多年的师傅，选择了走张荫桓、康有为所劝导的向外国学习，更张旧法的道路。此举产生了深远影响及严重后果。皇帝的确非常喜欢张荫桓。[33] 

但是，朝野上下的守旧势力，对张荫桓启迪皇帝，引进康有为的举动恨之入骨。例如，脚踩两只船的满人御史文悌于 五月二十日 折中，就提到康有为 

“恒于深夜，至锡拉胡同张大人处住宿。盖户部侍郎张荫桓与康有为同县同乡，交深情密。是则许应騤言其寅缘要津，亦属有因。”[34] 

文悌于戊戌三月，与康有为多有往还，他的上述揭发多半不是空穴来风。 

另一位守旧派代表人物，大学士徐桐则认为，张荫桓乃推行新政的罪魁祸首。他向光绪皇帝呈递密折称： 

 

用人之道，先辨忠奸。苟无为国之忠，亦惟知自私自利，置社稷安危於度外……伏见户部侍郎张荫桓，本附李鸿章以起，居心鄙险，唯利是图。……前因北洋重整海军，购买战舰，由伊经手，浮冒至六十万两之多。本年借英款一万万两，该侍郎假托洋商勒掯为名，八三折扣，外加使费，致我中国吃亏二千万两，该侍郎与洋商分肥入己。此等奸脏事迹，本无佐证，人言传播，断非无因……中外臣民，莫不交口唾骂，盖亦天理人心不容或绝也。 

且该侍郎所自负者，长于洋务耳。然去年德人启衅以至今日，让胶州，让旅大，让威海，让广州。铁路矿务，恣彼要求；江海边关，任彼索占。张荫桓从无一字之争执，一事之补救，凡所要挟，无不如志。即如此次德使亨利来觐，一切礼仪，闻皆张荫桓主持，事关中外交际，体制攸关……张荫桓只知曲徇夷情，不顾有伤国体……又闻张荫桓与其同乡人道员梁诚、容闳等，与洋人时相往还，行踪诡秘。该侍郎本译署大臣，乃与梁诚等串为一局，国家之密谋大计，何一不可输于洋人…… 

徐桐在列举了张荫桓的罪状之后，又捕风捉影地说： 

臣窃料张荫桓屡蒙召对，其敷陈时事，必有耸动聖听之处……此诚国家之隐忧，及今不除，久之挟外夷以自固，朝廷更莫可如何！待其奸状大著，皇上虽奋天威，决然去之，窃恐外夷为之缓颊，且以势力挟制，朝廷必至恩威具穷，召衅纳侮，后患曷极。 

书曰：知人则哲，惟帝其难。……要在能知之而能去之，自无损于日月之明。伏冀皇上特伸乾断，将张荫桓立予严谴，禁锢终身，勿贻肘腋之患，大局幸甚。[35] 

 

徐桐的奏章捕风捉影地指称“臣窃料张荫桓屡蒙召对，其敷陈时事，必有耸动聖听之处”，说的正是惧怕光绪皇帝采纳张荫桓的建议，引进康有为，施行新政。因此，戊戌政变之后，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追根溯源，对张荫桓耿耿于怀，认为张氏乃是戊戌维新的祸根，是万恶之源，由於列强干预，难于严惩，于是将其发配新疆；两年之后庚子事变发生，京师大乱，慈禧余怒未消，又下令将其处死。因此，说张荫桓是因为启迪皇帝变法而死，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四  张荫桓不为世人所知的一面 

 

张荫桓因为变法获罪，最后又被守旧派杀害于新疆，成了为百日维新而丢掉性命的清廷高官。按说他与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应该是患难与共，同心同德。然而，事实却并非全然如此。 

张荫桓还有不为世人所知的一面。 

张氏此人过于聪明，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只有在读过《张荫桓日记》之后，才会对此有所认识。 

其实，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就有人指出张荫桓与康有为之间矛盾甚深。戊戌七八月间，御史王鹏运及王照相继上书弹劾张荫桓，揭发他贪污受贿，极力称誉“以万金贿求保荐”的张尚达[36]，而这两人均同康有为关系非常密切，且多次代康氏向朝廷呈递奏章。他们出面弹劾张荫桓，因此，就有人怀疑是康有为出的主意。当然，这些京师之传闻，很难得到证实。但是，蔡金台关于戊戌政变的密札所述内容，却不能不予以重视。蔡金台在回忆戊戌八月政变时称： 

 

至六日清晨，又闻捕四京卿及徐、杨矣。饭后至问刍处告之，尚以清河无端受惊为笑。未几又闻崇传清河去入内问话，缇骑布满街衢，忽问刍仓黄拉我上车出城。至三更，渠始有函来，告以潜止某玉工家，以为风声鹤唳，大有波及之势。 

七日黎明，急往诣之，始知由其仆妄传缇骑谓承寿寺为粤人聚会之所，行当搜查也。适在其座，晤军机 章京凌 君福彭，知清河业交部，四京卿及徐杨皆然。内廷搜出逆迹无数。又康之门簿已进呈，将有绝大株连。莘伯乃奏请召荣入都，以合肥代之。懿旨遂电召略园，闻略园甚皇然，恐有伊霍之事，立誓调停。 

十一日略园到京，与莘伯期会于其第，莘伯亦以调停之说进。次日入见，先皇上，次慈宁，语秘莫能闻，大都两解之词。是日，外起如瞿、徐皆未见，想无暇也。是时，今上颇有自怨自艾之意，一切情形，直言不讳。而言官络绎腾章，请速诛群凶以靖变。虽清河亦明表其非康党，而上意坚欲并诛之。略园乃为乞恩，谓张某不无微劳，且明诏业已剔开，求少宽以示区别。于是众军机环而叩首，且并及东海。上意不可回，得懿旨乃解，是以张、徐不及于难。是时御前诸内监，毙杖者四人，监禁者六人。讯得康氏弟兄数月来时常便服入内，见上但鞠躬即坐，与平行无异。并云此风从前文廷式倡之。适莘伯又论其在沪入学会事，又六月间有密旨召其入都，皆康之谋。是以有密拿正法之旨（案此指文廷式而言）。莘伯又论群凶以孙、康、黄、熊为四首领，黄不宜出使，免为首逆东道主人，奏入而恐见诘于外人，迟迟不发，而略园已告知仲虎。 

先是七月间，上硃笔予黄尚书衔候补侍郎全权头等，扃于匣。使王尚书与樵野送日本公使署，令寄其国政府。盖存此笔迹，以为后来一应训条，核对笔迹之用。王既受申饬，不能止此事，则藉张止之。后伊藤来，李苾园举康为接待使，亦为张所阻。谕旨所以谓张非康党，其能保首领者，即此二事也。[37] 

 

据刊布此密札的 邓之诚 先生考证：“此所述戊戌政变，极得当时真相。所谓略园两解、两圣意见全消，亦是真情。德宗惟认错而已，何至如世间所云加以挞楚幽囚耶？再芸为华辉，问刍为刘学洵（询），仁和为王文韶，清河为张荫桓，徐为徐致靖，略园为荣禄，莘伯为杨崇伊，仲虎为徐建寅，唯云中不知何人。金台，字燕生，丙戌翰林，与盛铎同为德化人。时盛铎方为驻日本公使。世间记戊戌事，多传闻之辞，时日先后，不免颠倒。唯此所述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其他亦较为得实，盖金台亦在事之人也。”[38] 

 

此密札出自当事人之手，或耳闻目击，或亲身经历，故“所述戊戌政变，极得当时真相。”[39]我曾有过专文讨论该密札与戊戌政变之关系。[40]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它对于研究张荫桓与戊戌变法之关系则尤为难得。密札中提到的均为与张荫桓有关的戊戌政变中的活跃人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密札谓：“虽清河亦明表其非康党，而上意坚欲并诛之。略园乃为乞恩，谓张某不无微劳，且明诏业已剔开，求少宽以示区别。于是众军机环而叩首，且并及东海。上意不可回，得懿旨乃解，是以张、徐不及于难。”政变后张荫桓已经证明并非康党，但是，光绪皇帝仍然要将其置之死地，别人劝说都无效，最后非慈禧出面不可。 

皇帝执意要杀张荫桓，究竟是为什么？ 

显然，这政变之后同皇帝的精神状态有关。经此重创，皇帝万念俱灰，“颇有自怨自艾之意，一切情形，直言不讳”，他追前想后，后悔上了张荫桓的当，他把劝说自己变法的“元凶”，归结到张氏身上，故而非杀张氏不可。 

另外，此通密札还提供了张荫桓不是康党的两条证据。谓： 

“先是七月间，上硃笔予黄尚书衔候补侍郎全权头等，扃于匣。使王尚书与樵野送日本公使署，令寄其国政府。盖存此笔迹，以为后来一应训条，核对笔迹之用。王既受申饬，不能止此事，则藉张止之。 

后伊藤来，李苾园举康为接待使，亦为张所阻。谕旨所以谓张非康党，其能保首领者，即此二事也。” 

这两条对了解张荫桓政变后的命运颇关重要，可惜这里密札没有说得太清楚，很有必要再予探讨。 

头一条指的是，光绪帝要派康有为赴日本事。据张荫桓自己称：“七月间，皇上有硃笔谕条，令我向日使言，中国拟派头等钦差驻日本。又拟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我恐日廷不允接待，即至总署与廖仲山言论。正谈叙间，又奉皇上墨谕，内言告知日本，此後往来公牍，可将日皇徽号，全行书写。我即往拜日本使臣，将先奉硃谕隐起，仅将墨笔谕宣示。因向该使臣谈及，中朝欲遣头等钦差之意。日使喜甚，允电日廷政府。念余日并未见有回电，竟作罢论。”[41] 

光绪皇帝写下的硃笔谕条，是让张荫桓与日本驻京公使商议派黄遵宪与康有为赴日本两件事，而张氏却只商谈派黄遵宪为特命全权公使一件事，只字而不提派康有为之事。 

以前，史学界对张荫桓所述压抑康有为事，并未予以重视。现在，不但有蔡金台的密札，还有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该国驻京临时代理公使林权助向外务省提交的《日清两国国交亲善之件---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来访之报告》，该报告称： 

机密第九十四号,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带有使命来访一件 

　　本月４日，本官因公访问总署时，张荫桓先出来应接，问道本官：明天即 九月五日 拟与王文韶同道访问本官，可无妨碍？于是我以下午三时想见为约。两大臣于同刻来访，遂即引见，并觉察到似有机密的要务，告之如有希望，可使使丁退去。於是根据客人意见，叫使丁回避。 

　　张荫桓首先介绍说：王文韶因蒙受清国皇帝之命，亲自带来谕旨访问贵官，故而本大臣亦与王文韶大臣同道而来。其主旨是： 

最近以来，我国与贵国大加亲密，由此我大皇帝陛下，欲使此亲交愈加密切。如今希望将头等第一勋章，赠送给贵国大皇帝陛下，并命正在北上途中的新任公使黄遵宪，将其携带至日本，奉呈贵国大皇帝陛下。 

又此次黄遵宪携带的国书，其词句与以前同样奉呈者，有所不同。此次国书上大改字句，以示亲交相依之御意。其文句已由皇帝亲自拟定。新国书以 

　“大清国大皇帝，敬问我同洲至亲至近友邦，诞膺天佑，践万世一系帝祚之大日本大皇帝好”之字句开头。现敬请电询贵国政府，以此清国大皇帝之御意，转达於贵国皇帝陛下。 

　　张荫桓又曰：他还有一事，想问贵政府之意向。清国皇帝有意向贵国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不知贵国皇帝陛下是否有意受之。而且，贵国也向清国同样派大使。本件系以黄遵宪出发之期临近，我皇帝欲于事前得到贵政府的回答。这事亦请贵官以电报询问贵政府的意向。 

　　据此，本官对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答曰：毫无疑问，清国皇帝陛下对于我皇帝陛下愈加亲密之意，与看重两国国交之愿望，我皇帝亦欣然接受。并且本官深信对于赠送勋章之一事，肯定会同样回礼。至于第二点，即互派大使之事，历来我政府也有此愿望，只是不得不先确认英俄两国是否有同样的希望。由于各种情况，或许难以速定互派大使。然而关于清国的情况，从去年年底以来，俄然大呈变状。由于我国与清国之关系势必成为所谓同洲至亲至近之友邦，在不远的将来，必须互派大使，这是不容置疑的。以上只能作为个人私见。 

　　上述两大臣所带来的使命大要，已在本月六日第一百五十三号电禀，可见别纸。本官窃希望利用此次机会，使得彼我帝室的交际大增亲密。盖我相信如此有利于改良清国诸政，这又是增进我方利益，增大我方权利，以巩固我方地位的一大良剂。故但愿即速给清国皇帝赠送勋章，以作回礼。虽然，互换大使之议，似乎今日稍微难以直行之。可在两三年之内，（我国）有计划至少对清国与英俄派置大使。 

近两个月以来，从清国帝室与政府的情况看来，皇帝似乎锐意改良庶政而缺乏得力的大臣。因此，如果我国教导得当，不无效果。李鸿章已失权于北京政府。在中央政府，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也许会占有重要地位。在地方政府，看来张之洞的权威日益加重。我认为，他们依靠日本之志向比李鸿章大得多，均是大可结盟的人物。希望趁着清国皇帝有意亲近日本，他们逐渐得到势力之机，来增强本公使馆的力量，隐然成为支持清国诸般的改良事业的一大势力，并且也培植本邦在清国的实力。 

　除电禀之外，再作如上详报。谨致       

外务大臣伯爵大隈重信　 

                                                                                           在清临时代理公使 林权助 

明治３１年９月１１日[42] 

 

 

林权助的报告完全证明了张荫桓只是交涉黄遵宪赴日本之事，而把康有为的事情完全压下不提。可见，张荫桓在《驿舍探幽录》的说法是真实的，只是把王文韶误作廖仲山。而蔡金台密札所谓“王既受申饬，不能止此事，则藉张止之”，也是信而有征的。至于李苾园举康为接待使，亦为张所阻一事，亦可能确有其事。但是，此事在日档中尚未能证实。 

张荫桓干了这两件阻抑康有为的大事，成了“谕旨所以谓张非康党，其能保首领者”的重要原因。 

蔡金台的关于戊戌政变密札所揭示的内情，我以为是可信的。它与《张荫桓日记》的有关记载相辅相成。 

中国历朝历代在中央的高官，都有一套自我保护的本领。他们一般是不会贸然为支持改革而丢掉自己的乌纱帽。像康有为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草茅新进，在京师张扬宣传改革祖宗成法，又是接二连三地呈递奏章，进呈新书；又是围绕胶州湾事件，策动公车上书；更加上在京师成立保国会，到处讲演，简直闹翻了天。因此守旧势力群起而攻之。一时之间，朝局突变。《康南海自编年谱》记曰： 

“时御史黄桂劾保滇会、保浙会、并及保国会，皆洪嘉与为之云。于是，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避不敢来，门可罗雀，与三月时成两世界矣。”[43] 

在此情况下，朝廷的高官谁敢与康有为过于亲密？帝师翁同龢首先由原来支持推荐康有为的立场，转变为想甩掉这个烫手的山芋。张荫桓乃绝顶聪明之人，怎能不为自己留条后路？康有为对于这些高官的冷热，内心当然十分清楚。 

张荫桓为了保护自己，最佳选择就是疏远改革派，在守旧营垒中寻找靠山。他首先选中的就是崇礼。 

崇礼，字受之，正白旗蒙古汉军。咸丰七年议敍六品苑丞，同治六年以内务府京察一等，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关差道府兼用；次年十一月十六日以广储司员外郎放粤海关监督。[44]当时“粤乱初平，百货填积，故税收最旺。归京后，大治第宅，极有富名。”崇礼从此发了大财。 后来又奉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成了张荫桓的同事。戊戌变法期间他被慈禧任命为步军统领，负责京师治安，后累迁至刑部尚书，大学士。但是谁也不会想到，像崇礼这样不通文墨，满身铜臭的平庸之辈，居然成了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张荫桓的拜把子兄弟。 

据张氏戊戌 四月十二日 日记记载，他在参加了恭王府的祭奠活动之后，痛苦不堪。谓：“余念自甲午九月以来，与恭邸共艰难，恭邸遇事附询，至今思之有余痛，不禁痛哭。恭邸已矣，其如时事何哉？访受之，面送兰谱。”[45] 

“ 四月十五日 ，受之来送兰谱，久谈而去。”[46]这里的受之，都是指崇礼。而且是张荫桓先主动登门送兰谱，三天之后，崇礼才回复的。 

四月二十三日 张氏记载，昨日邸抄：“荣仲华正拜兼总户部，刚子良参知调兵部，崇受之补刑部兼大金吾，政令一新矣。”[47] 

显然，张荫桓对守旧势力提拔崇礼之举，深感满意。数日之后，御史胡孚宸上书弹劾张荫桓贪墨大量金钱事件爆发，慈禧览折怒火中烧，大发雷霆，次日，面谕左翼总兵英年查抄张荫桓住宅。在此关键时刻，崇礼非常巧妙地从中斡旋，使张荫桓免于抄家之祸。关于此中细节，张荫桓日记称： 

 

五月初八日 ，晴。晨起，关咏琴来为余慰籍，历言昨崇受之到署，谓初五早英年奏太后懿旨查抄余宅，拿交刑部治罪。与之耳语，仍令候军机处旨意。受之叩节时趋前跪，冀有懿旨，寂然无闻。及军机退直，受之询礼邸有无交派事件，礼邸答以无有。受之又询仲山，亦云无有。受之犹恐不实不尽，复令提督衙门章京赴仲山寓所询之，仍云无有。受之乃返。德和园听戏，仲山问受之所询交派何事，受之具以英年之说告仲山，谓无所闻。豫甫劝受之以若是则不宜喧嚷云。咏琴述毕，为之惊诧。明日户部直日，因到署料量乃行。傅相在坐，筠丈适来，当告筠丈以受之之说。筠丈谓二十九日南斋阅朝考卷时，颂阁已为言，且及庆邸。真可骇也。独讶初五日仲山述不测威怒时，未及此耳。午间行厨已赴园，上明日回宫办事，遂不果往。乘暇访常熟，告以受之之说。常熟谓不类，但宜确查云。词色间，甚为余焦急。[48] 

 

张氏日记所记内容，还可以在同一时期李符曾致张之洞的密札中得到证实。李符曾称： 

 

上月初四日，胡公度侍御奏劾张荫桓，有借款得赂二百余万，七口改归税司经营，有私改合同事。又议增赫德薪水，每年骤至百廿万等语。慈圣大怒。次日面谕英年查抄，拿问。崇礼故缓之。旋有立山出为恳求，其事遂解。闻廖仲山亦苦求于上前，尚未允。立一人最得力也。[49] 

 

崇礼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与荣禄关系又十分密切，只有他才可能在满人权贵中享有这种特殊地位，能使张荫桓转危为安。 

非但此也，张荫桓随着局势的日趋险恶，还同反对康有为的人广为结交，饮酒畅谈。张氏日记记曰： 

 

六月二十七日 ，晴。昨筠丈饬家丁携衣包来，云假榻余宅。续不果来，以阅是楼散戏尚早，无碍出城也。刘问刍自沪来，谈商务甚透辟，深以芦汉假比款为误。夜雨。[50] 

七月初二日 ，晴。晨起，客来纷沓。瑞定臣来商矿务。徐筱云、高寿农先后来，咸有所商。晡后约李木斋、刘问刍晚饭，藉可畅谈。夜大雷雨。[51] 

 

上文中筠丈，系许应骙，问刍为刘学询，木斋为李盛铎，均系在百日维新中处处与康有为作对之人，而这些变法的反对者却成了张荫桓的座上客。 

上述日记表明，百日维新后期，随着局势的日渐紧张，张荫桓与守旧势力交往日密，而与康有为则日渐疏远。这大概是他的一种聪明的明哲保身策略。也许正是由於这种原因，张氏戊戌政变前一个月的日记，均付阙如。张荫桓这种不为人知的一面，只有在日记中才可以窥见。 

 

五  张荫桓之才干及风趣 

 

平心而论，张荫桓是晚清朝廷中的少有的干才，甲午以降，他以户部侍郎，兼值总署，可以说外交财政，兼于一身；军机大臣廖寿恒曾叹服称：“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惟张荫桓一人，实亦非伊不可”。[52]这样的能臣，却不明不白地于庚子年死于非命，实在可惜。现在展读其日记，依然可以领略其昔日的风趣，及其超人的才干，可谓兴趣盎然，令人爱不释手。 

先谈张荫桓的文采。张氏虽非科班出身，但是，他观察问题，思虑周密，文字功力，比起京师翰林院的侍读、侍讲学士，还要稍胜一筹。张荫桓文采飞扬，可于其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一日一则日记中得到证实。其文曰： 

 

午后访廉生，久谈。旋至署，常熟、仲山在坐。常熟候商速议黄思永集股济用摺，名曰‘急公股票’，余易以‘昭信’。琴轩携稿请制，遂与常熟订定画奏，还之。 [53] 

 

张氏把中国历史上发行的第一个股票的名字，由“急公”，改为“昭信”。一字之间，可见其文采与有帝师、状元桂冠的翁常熟不相上下。 

我还曾读过张荫桓写给内阁学士张百熙的一通短信，其文略谓： 

 

昨饮西城，归寓太晚，奉示已更深，改句无可疵议，遂拟今晨布覆。晨起得惠笺，两句并改，意义竝圆。千里黄河至此一束后，以唱叹作收，悬之国门，不易一字，岂徒游夏莫赞已哉。若祗是下句，则昨示极允惬，鄙人何敢以管萧自匿耶？呵呵一笑。 

颂老马轴题就奉缴。即承埜秋宗大司成阁下。                                    小弟荫桓顿首  十九日[54] 

 

张百熙被慈禧称为“里边人”，即长期在内廷行走之人，是以笔墨伺奉皇帝翰苑精英，以才华出众而名闻京师，时至今日，在故宫、颐和园等昔日皇家的殿堂里仍然悬挂着很多他的墨宝。然而，即使像张百熙这样满腹经纶的才子，亦时常向张荫桓“讨教”，可见，张氏之文采风流，在京师是广为人知的。 

其次，再谈张荫桓之精明。张氏才具过人，眼光敏锐，平时与人交往，每每善于观颜察色，与周围人相处，总是喜欢思前想后，其对人之观察，每每有细致入微之处。有时，张氏在日记中只有寥寥数语，便能将历史人物勾画得惟妙惟肖。 

譬如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日，张氏记述在总理衙门接待英国使臣时的情景时称： 

 

午初赴署，同堂均到，接晤英使，自未正至申正二刻。夔翁终席无一言，养气之功深矣。[55] 

 

夔翁者，军机兼总署大臣王文韶也。王文韶，字夔石，号耕娱，久任封疆大吏，甲午战后到百日维新前夕任直隶总督，故与这个时期天津蓬勃兴起新政运动殊有关系，但是，晚清北京官场曾戏称之为“玻璃球”。而由张氏上述记载，便可知王文韶其人，具有沉着稳健，不轻易表态的性格，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故在甲午、戊戌、庚子许多重大变动中，王氏均能从容应对，而不出差错。这与张荫桓所说，“养气之功深矣”当然很有关系。 

再如，戊戌五月初，胡孚宸上折严厉弹劾张荫桓一事，张氏于 五月初四日 日记中称： 

 

傅相询胡孚宸昨日摺子何事，仲山云劾家兄海宁州事。傅相徐告余以胡参余甚重，余却茫然。凌润台午前来晤，绝不提及，可云机密。[56] 

 

润台者，凌福彭也，系“广东番禺进士，由户部主事考取军机章京，历升员外郎、郎中，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用。”[57]此君与张荫桓交往十分频繁。但是，上引日记中，张氏却对他的这位经常一起饮酒畅谈的同乡，在重大问题上，守口如瓶，只字不提，颇不以为然。同时，也可窥见张氏与李鸿章之关系非同一般。 

再有，张荫桓日记有许多神来之笔，记载许多有趣的清廷之掌故，现在读来，亦弥足珍贵。 

张氏长期担任户部侍郎，故对户部银库的记载，颇有与众不同处。户部堂官与管理银库的郎中等每月总有十次、八次开库盘点，那么，作为清代国家直属的金融仓库，除了出纳银两外，库里面究竟还放了些什么宝贝，值得反复盘查，这是一般人很难知晓的。无论是户部尚书翁同龢，还是户部银库佩戴印钥的管库郎中那桐，他们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是，在他们的日记中，均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张荫桓则有明确的记述。其文曰： 

 

戊戌 六月十二日 ，晴。晨起，曹医来诊。张畹九、瑞定臣来候，王廉生亦贻书来，可感也。银库向存大元宝三十二枚，共重一万八千四百两，内一千六百两四枚，大明嘉靖丁未年沈藩南山主人铸，匠张凤；内五百两二十二枚，万历辛卯年铸，匠萧海，银作局造六枚。万历三十八年铸七枚，御前敬进圣母，万历四十五年铸九枚；三百两二枚，无年号；一百两四枚，无年号。偶检库存单，略记于此。孔季脩来谈。族侄华石自乡来京，为余校字诗文稿，甚精细。广西捷报已见邸抄。[58] 

 

由此观之，这些明朝流传下来的国宝，一直在户部银库妥存。数百年间，京师屡遭兵燹，诸如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推翻明王朝；英法联军于1860年间攻破京师，放大火焚烧圆明园等等，而这些大元宝居然在户部银库里安然无恙，真可谓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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