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是以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面袭击中国护航舰只及运兵船拉开序幕的。而这次中国舰船在丰岛海面所以受到日本联合舰队的袭击，与李鸿章由海路增兵牙山的决策失误有关。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1894年春，朝鲜发生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无力镇压，遂请求清政府派兵“代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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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清朝军事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接到清廷出兵谕旨后，即令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号等舰进驻仁川，令直隶提督叶志超等率陆军2000余人东渡进驻牙山。在清政府出兵的第二天，日本政府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悍然派出80000余人组成的战时混成旅团，由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赴朝，其海军则驶抵朝鲜海域，进而控制仁川、釜山、元山等海口，企图挑起一场旨在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战争。
日本派重兵人朝，完全出乎李鸿章意料之外。尽管当时他已认识到“日本派兵太多，似有别意”（《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13页），但为了息事宁人，避免发生战争，竟不作临战准备，而是频繁地指使驻朝商务大臣袁世凯和驻日公使汪凤藻与日交涉，以便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两国从朝鲜同时撤兵的问题。日本政府对此不予理睬，并无理提出要由日中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给清政府出难题，其目的是想借此把已经恶化了的中日关系彻底决裂。李鸿章在与日本交涉无望的情况下，仍不增兵朝鲜，不做战争准备。他说：如果我再派兵，不但与日军相通，“易生事”，而且“我再多调，日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同上书，第718页）于是，他先后求助俄、英等国出面调停或干涉，妄想用“以夷制夷”的办法，弭兵息战，制止日本的侵略。俄、英等国开始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但是，当日本政府保证他们在远东的利益不受侵犯后，便纷纷表示“中立”或倒向日本一边。这就使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愿望化为泡影。
李鸿章企图弭兵息战的外交努力，不但毫无成效，且浪费了将近两个月调兵备战的宝贵时间。日本却利用这段时间，从各方面做好了战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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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发出颠倒是非的照会，公然声称清政府“徒好生事”，不依日本对朝鲜“更正内治”的意见而主张撤兵，是“无意息事，嗣后即有不测之变，（日本）政府不任其责”。清廷接此无理照会后，遂令李鸿章布置进兵事宜，指出：“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同上书，第775、781页）李鸿章不得不即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13营6000余人，提督马玉昆统毅军4营2000人，总兵左宝贵统奉军马步6营3000余人，副都统丰升阿统奉天盛军6营3000人，共29营1.4万余人进军平壤。又电令已赴朝鲜的清军叶志超部由牙山移至平壤，以厚集兵势。但叶志超回电认为，“南路紧要，不宜远移，拟再设法添队，稍厚兵力”（同上书，第788页）。李鸿章采纳了他的意见，向清廷奏报说：“前虑叶提督兵单处危地，商令用船移平壤。旋接复电，船移甚险，由陆扼要，相机移扎，较有把握，且梗倭军汉釜相通，南路但求添队云。现拟在津军抽调精锐二千余，合叶原队共五千人，可当一面。南路韩民不服倭而信叶，当不至受困。将来若和议不成，北有平壤大队，南有叶军，合力前进，牵制得势。”（同上书，第793页）但决定添兵以后，究竟是陆行还是水运，李鸿章还在犹豫中。这时，有人向他条陈，认为“运兵回与运兵去同一担险”，极力主张由海路增兵牙山。而曾被李鸿章聘请监造旅顺、威海炮台的德国退伍军官汉纳根，这时由德国又来到中国，在天津亦向李鸿章条陈军事，说牙山不可轻弃，必须添兵增援，并“自愿赴韩勘度地势，侦探敌情”（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第65页）。李鸿章看到有洋将自愿赴朝，从而感到放心。于是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做出从海道增兵牙山的决策。
从上述增兵牙山的决策看，李鸿章的企图是使驻牙山的清军兵力相对增强，并与进军平壤的四支清军形成对汉城日军的南北两面夹击之势的作战部署。李鸿章这一进兵朝鲜的行动及其对日军的作战部署，表面看来似乎没什么不妥，但细加思考，增兵牙山的决策，纯属军事冒险行动。
首先，清朝海军没有争夺制海权。李鸿章一手创建的北洋舰队，尽管有25艘舰船（其中10艘巡洋舰），但只是用于近海防御，而且主要防守渤海湾，以拱卫京畿门户。在清军进兵朝鲜前、李鸿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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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陈海陆兵数折》中，就向清廷陈述了海军舰队防守渤海湾的思想。他说：“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即镇东、镇南、镇西、镇北）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远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就现有铁快各艘，助以蚊雷船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583-584页）。这里，李鸿章把北洋各舰的作战能力作了具体叙述，无非想说明舰队力量弱，不能在远洋作战，争夺制海权、而只能与旅顺、威海炮台相依辅，防守渤海门户。北洋舰队究竟能否争夺制海权？应该说还是有力量争夺的。虽然从总的方面看，北洋舰队的实力稍弱于日本海军，但双方舰队实力差距并非很大，清朝海军更非到了不可一战的地步。李鸿章在解释其“保船制敌”方针时，也承认若与日本舰队“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中日战争》＜三＞，第72页）。美国学者也指出：“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日本的舰队，就会得出结论说：中国很有可能在海上赢得战争。”中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是李鸿章的北洋舰队，这支舰队与日本舰队旗鼓相当”（〔美〕罗林森：《中国海军发展史＜1839一1895＞》，英文版第168一169页）。这样一支与日本相差无几的舰队，不去发挥其机动进攻作战的优势，争夺制海权，却用于口岸防守，一旦战争爆发，北洋舰队必将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李鸿章让北洋舰队与炮台相依辅，实质上是一种避战保舰的政策．既然北洋舰队只用于防守渤海门户，并放弃争夺黄海制海权，又怎么能由海道添兵牙山呢？由海道添兵牙山的前提条件，应该是清海军掌握黄海制海权，这样才不至于在运兵途中遭敌袭击。而李鸿章在放弃黄海制海权的情况下取此运兵之策，显然是军事冒险行动。也许有人会说，增兵牙山是叶志超提出来的，不能全部归咎于李鸿章。增兵牙山的确首先由叶提出，但叶仅仅是一个方面的前线将领，而且只是提出建议，采纳与否，须由李鸿章最后决定。何况，叶志超的建议并未提出从海路增兵牙山，而且他是不同意从海路增兵牙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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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接到清廷关于大举进兵朝鲜电传谕旨后，在给专为李鸿章办理外交和军务的主要助手、津海关道盛宣怀的信中就指出，由海路增兵朝鲜是危险的。他说：“后路队伍，闻有一枝由水道东发，窃以海上用兵，必须水师相辅，如无得力兵船护送，诚如遵示，陆队上岸，恐为敌所乘耳。”（《甲午中日战争》＜下＞，第40页）所以，作出冒险增兵牙山的决策，责任完全在李鸿章身上。
其次，为增援“孤危绝地”的牙山清军，而不顾严重的敌情。李鸿章在做出由海路增兵牙山的决策时，朝鲜局势已基本上控制在日本手里。日军在仁川至汉城一线已达万人，加上釜山、元山等地，已有1．8万人。韩国学者说：“北洋大臣李鸿章于甲午（西元一八九四）
六月十日
，自日本政府接到所谓第二次绝交书时为止，一直相信帝俄在外交上的干涉会发生效力、因此在军事上与日本一比，取极为消极的态度。当时依欧美人士的观测，到阳历六月末，在韩半岛内，清、日两军之兵力，清军以牙山为中心约三千多，日本军仅汉城就不止五千，与仁川、釜山等地合起来有一万八千多。”（〔南朝鲜〕李瑄根：《韩国近代史》第569页）可以看出，日军比清军超出6倍多，占有绝对优势。日本海军还控制了仁川以南各海口，并监视着朝鲜西海岸的近海海域。其大本营发出了“阻止清国增援军队，发现敌舰立即击毁”的命令。在这样严重的局势下，肩负主持清朝军事重任的李鸿章，未能深入细致地审察和具体分析敌情，就贸然做出从海路增兵的决策，这不是驱军入虎口、置己军于死地吗？事实上李鸿章对侵朝日军的情况是了解的。早在日本先派一个大队兵力到朝鲜时，袁世凯就将“日兵八千，陆续来韩”（《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695页）的情报电告了李鸿章。驻日公使汪凤藻，亦将日本派兵情况陆续向他报告。李鸿章自己也说：“倭兵万人，逼韩王认自主，并派兵船守各海口，防我军登岸．”不久又说：日兵万二千围汉城，“布置严密、无懈可乘”（同上书，第746、776页）．既然如此，李鸿章为何还要从海路添兵牙山呢？这主要是李鸿章为迫切援救叶部清军的缘故。在未做增兵牙山决策之前，李鸿章拟派船将叶军运至平壤，拔人生地．他对丁汝昌说：“叶军现居绝地可危”。准备令其派兵船5艘护送商轮将叶军运入平壤。在接清廷“命决进兵之策”后，他给总理衙门的复电中也说：“我仅叶军二千五百在韩，孤危绝地，必先遵旨择地扼要移扎，方为稳著。”（《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76页）由此可见，这是李鸿章所以由海道冒险添兵的主要原因。
第三，轻信日本的说言和日本会遵守“万国公例”。在李鸿章盼望沙俄干涉和调停的时候，日本外务部曾对驻日俄使说：“在韩之兵，如无他缘故，不先与华兵开仗”（《同上书》，第738页）。李鸿章竟轻信日本这一谎言，毫无任何怀疑。譬如说，当袁世凯看到中日关系即将决裂，并闻有“兵押凯出境”的消息，便电请李鸿章转达清廷，要求回国，以免受辱。李说：“俄廷叠谕该使调处，必有收场。日允不先与华开仗，岂能拘送使臣。”（同上书，第739页）听信日本的谎言，也是造成李鸿章决定冒险由海道添兵的原因之一。李鸿章还相信日本会遵守“万国公例”。日本统治者自发出与中国决裂的最后通牒后，便采取一系列挑起战争的步骤：制订作战计划，撤换一些将领，命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驱逐清军并废除朝鲜政府和清政府之间的一切条约，向其陆海军发出如果清政府派出援军可自行决定的命令，等等。叶志超看到日本剑拔弩张的战争气焰，电告李鸿章“开战在即”。李鸿章却复电说：“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同上书，第794页）在派出增兵牙山的头批船临出发的前一天，盛宣怀亦致信叶志超说：“现在未曾宣战之前，海洋相遇，不至决裂。”（《甲午中日战争》＜下＞，第57页）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及其幕僚还相信日本会遵守所谓“万国公例”，致使他对敌情估计不足，做出了错误的运兵决策。
综上所述，李鸿章增兵牙山，一方面是为了解救“孤危绝地”的叶部清军，另一方面也主要是为了将来北、南两路清军“合力”进攻汉城的战略考虑。尽管这一动机并无不妥，但手段和方法却是错误的，结果，运兵舰船在丰岛海面遭敌舰只袭击，“广乙”舰自毁，“操江”舰被俘，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罹难将士达数百人。显然，丰岛海战的发生和受挫，与李鸿章的决策失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资料来源：《军事历史》19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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