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顺(?~1886年),字和甫,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历任骁骑校、协领、副都统等职,官至乌里雅苏台将军。自咸丰三年(1853年)进关出征山东,后随多隆阿在湖北、安徽等地镇压太平军,同治二年(1863年),参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战功”显赫。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金顺出任伊犁将军,至十一年(1885年)八月,因兵勇哗变被诏进京,任伊犁将军9年。在返京途中,行至甘肃,病卒。谥忠介。
一、帮办军务收复天山北路
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年元月),浩罕军官阿古柏趁新疆农民起义失败后各地割据,挟和卓后裔、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入侵南疆,先后侵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等地,建“哲德沙尔”(意为“七城”)政权,自称“毕调勒特汗”(意为“洪福之王”)。同治九年(1870年),又攻占吐鲁番、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其势力已越过天山扩大到北疆地区。阿古柏匪帮所到之处,屠杀维、汉、回各族人民,并与英、俄等国勾结,出卖中国权益。
一年后,俄国以防止新疆动乱影响俄国为借口,悍然出兵中国伊犁地区,灭塔兰奇“苏丹”割据政权,占领伊犁全境。旋与阿古柏订立“商约”五条,承认阿古柏政权;阿古柏则同意俄国人在南疆自由经商和游历,设置商务专员。从此,新疆除塔尔巴哈台、巴里坤、哈密一线尚由清军据守,余皆落入外国侵略者的魔掌。同治十二年(1873年),原陕西回民起义领导人之一的白彦虎为避清军追杀,率众万余出关,进入新疆,投靠了阿古柏,这使新疆的局势更为复杂。驱逐外国侵略者,收复失地,已成为清朝迫在眉睫的任务。
然而,由于当时穷于应付太平天国革命、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清政府却无力西顾。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最后一役——肃州之役——结束之后,清政府才着手收复新疆的准备工作。次年春,先后调集30多营共1.2万余人的军队陆续出关进驻巴里坤。七月,清廷任命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帮办军务。[1]但此次西征军事行动,由于清廷准备不充分、军需供应不济以及后来又发生的海疆危机[2]最终没有取得成功。
经过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讨论之后,清廷对西征军统帅部作了人事调整。于光绪元年(1875年)
由于金顺所部号称40营,而缺额颇多,加之士兵来源不一,成分复杂,因而战斗力受到影响,其主要任务为:分兵一支,防止乌鲁木齐敌军败窜玛纳斯;以一部分兵力协同刘锦棠进击乌鲁木齐。
同年闰
要进攻乌鲁木齐,必须先拿下古牧地。但阜康至古牧地尚有 90里之遥,路程非短,且沿途乏水,于行军不利。而敌军则踞守有水源的黄田,逼清军大路,以便在其人困马乏之际,发起进攻。金顺、刘锦棠识破敌人的意图,决定将计就计。遂于
收复古牧地后,刘锦棠拾得乌鲁木齐敌军首领答复古牧地求援的信件,从而得知乌鲁木齐三城“防守乏人”[9],遂于二十九日与金顺一前一后,各率所部出击,直捣乌鲁木齐。当清军抵迪化州城北时,敌军千余向南狂奔。刘锦棠所部余虎恩等率领骑兵追击南逃之敌,谭慎典等率军从城北攻入乌鲁木齐;此时,金顺率部进攻巩宁城(即乌鲁木齐满城)。金、刘两军一举收复乌鲁木齐。白彦虎、马人得等带领残兵败将逃至达坂城,聚集兵力,企图阻止清军南下。
乌鲁木齐一役,清军轻易得手,士气大振。此时,西征军统帅左宗棠咨商金顺、锡纶布,布置各城堡要隘,筹办善后,[10]以巩固胜利果实。
当年七月初一日,金顺率部至昌吉城外,追杀逃敌无数,敌残兵西窜呼图壁。次日,刘宏发、方春发追敌至芦草沟。另,敌骑千余,车驼络绎,逃向东南山谷。金顺率兵追击,并令沙克都林札布绕路堵截,令穆通阿、龙得胜蹑其后,王宽、萨凌阿两面包抄,继而在头屯河“聚而歼之,尽得其车驼器械”[11]。
至此,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北城已为清军收复,只乘下玛纳斯南城还有敌军踞守。
当金顺、刘锦棠进驻阜康时,署伊犁将军荣全派原驻北疆的军队和民团孔才、徐学功等部围攻玛纳斯,于六月二十九日得玛纳斯北城。昌吉战斗结束后,金顺率部前来增援,
至此,阿古柏、白彦虎在北疆的据点全部被清军攻破,为清军收复南疆扫除了后顾之忧,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年(1876年)十月,清廷任命金顺为伊犁将军。[16]十一月,叙攻克玛纳斯功,给金顺赏戴双眼花翎,并授云骑尉世职。[17]光绪三年(1877年)春,清军挥师南下,决定收复南疆。刘锦棠由乌鲁木齐进逼达坂城和托克逊。张曜由哈密出发,徐占彪从巴里坤出发,汇合盐池,西进
二、出任伊犁将军交收伊犁
光绪三年(1877年)
次年,左宗棠、刘锦棠都曾行文俄方,要求引渡逃犯,但俄方却以“此项人众五千,均系难民。本国不知为叛贼,故暂留养活”为由拒绝引渡。[21]因此,金顺提议,“应兴师索取”,但被左宗棠制止,认为“程途逾远,险阻尤甚,难轻议举兵也”[22]。
沙俄曾表示:“俄国并无久占(伊犁)之意,只以中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23]。可是,光绪二年(1876年)秋,当清军肃清北路,收复北疆后,俄国佯作不知,闭口不谈伊犁之事,甚至当年底提出修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无理要求获取西路运茶等项权益。
至光绪四年(1878年),除伊犁一隅仍为俄军占领外,新疆全境已经底定,而沙俄却仍不愿归还伊犁;是年五月,金顺按照左宗棠的指示派提都殷华廷、知州李滋森(深)、游击介洪亮等赴俄境与俄七河省省长喀尔帕科斯克衣(科尔帕科夫斯基)交涉“议收伊犁、索取白逆”诸事,[24]然而,对方却以此事非其所能擅专为由,提出交还伊犁之事应由清政府与俄驻京使臣议办。鉴于俄国拒绝在边境地区就近交涉伊犁事宜,而俄驻华公使布策又奉命回国述职,急于早日收复伊犁的清政府决定选择更为有效的办法解决伊犁问题。因此,清廷任命吏部左侍郎、署盛京将军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25]赴俄交涉伊犁事宜。
当年十月十四日,崇厚以钦差全权大臣身份,由上海起程赴俄谈判。经过一年的谈判,崇厚未经清政府的同意于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
消息传来,全国舆论鼎沸。纷纷谴责崇厚擅签条约,致中国受损甚巨,后患无穷,强烈要求改约,伊犁将军金顺就是一个代表。是年
代收、代守交还,从古无此事理。彼(俄)非有大欲存乎其中,必不肯轻以相就。……据奴才愚见,伏以另议之文,令总理衙门或由左宗棠反复与之辩论,我则于喀什噶尔、乌什、精河、塔尔巴哈台分设重兵,严密而为之备。其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城亦应及时筹备,以防不虞。移饥馑之民以实边,选材智之士以教战,广屯田以足食,兴废利以生财,内以复己(已)耗之元气,外以觊(觑)进止之机缘,难不自我而发,约不自我而背。彼以(如)越境窥伺,则勒兵以痛击之。静以制动,逸以待劳。庶乎可发可收,可进可退。其能就我范围交还伊犁也,固可相遇而安,其不就我范围交还伊犁也,亦可相机而动。[26]
清朝统治者览奏后批示:“所陈新约必不可允各节,实能洞见利弊。此事现经王大臣会议,亦与该将军意见相同”[27],肯定了金顺的意见。
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清廷下令,崇厚“革职拿问,交部治罪”[28],拒绝批准崇约,同时命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交涉改约。[29]不久,清廷再次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左宗棠再次出关,驻守哈密,并于精河、阿克苏、乌什三路部署兵力,对伊犁形成三路包围之势,以为曾纪泽赴俄谈判之后盾。同时,亦为随时进兵伊犁作好准备。曾纪泽在俄国经过半年的艰苦谈判,据理力争,终于“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30],于光绪七年(1881年)
三、进驻伊犁重建边陲重镇
中俄《改订条约》的签署,宣告了沙俄在伊犁10年殖民统治的结束。光绪七年(1881年)
光绪七年(1881年)闰
光绪八年(1882年)
金顺在开赴伊犁之前,就已对将来收复后的伊犁重建工作做了规划,对进驻伊犁后,应行举办各事,指出“有不可缓者三,有亟宜兴复者五”[37]。其不可缓者三为:
第一,“接收应以安插回民为先务”。认为“回情顽梗,其心未尝向化”。若不亟为安置、俾有恒产,则会“肘腋为患,噬脐堪虞”;
第二,“接收之后,分界随之”。认为分界的同时,复设卡伦,以免分界之后又有枝节。其中划入俄境的旧卡地址,要随时择地另设;
第三,按此次曾纪泽所绘舆图,以霍尔果斯河、廓里扎特村等为界,因索伦右翼屯堡、额鲁特上三旗游牧之地,均已分归俄境,亟应另择善地,安插索伦营、额鲁特上三旗人众。
其亟宜兴复者五为:
第一,鉴于将军、参赞旧驻之惠远城西、南两面城垣毁于水患,巴彦岱、霍尔果斯两城城垣毁于兵火,应分别筑之。同时,应重建已荡然无存的惠远城内的仓库、官厅、兵房等。鉴于绥定、塔勒奇、瞻德、熙春、广仁五城城垣或损或塌,应大加修补之,并在各城内建置官厅、兵房、仓库和坛庙。
第二,鉴于金顺行营中只有260余名绿营兵,应补足原额,“以便分拨营堡,各守要隘”;而蒙满各营分任台卡各差。
第三,开辟已荒芜的伊犁屯田、修治年久失修的渠道。
第四,对伊犁汉民供以牛、种、农具,收抚流离在外的满蒙各营,以免其失所。
以上各项可概括为建城垣、复营制、开屯田、畅边报、抚流亡。其意在于重边防、固边卫、佐军食、连通邮。金顺还对上述各项实施费用的筹措和利用提出了具体建议。由此可见,金顺对于重建地处遐荒、久罹兵燹的边陲重镇慎怀永图而规久远。眼光长远,爱国之心溢于字里行间。
金顺进驻伊犁之后,着手实施原定方案,他领导了重修惠远等城的工程,恢复锡伯、察哈尔等营制,召民屯田生产,设置卡伦台站等。经整建后,伊犁再次成为边防重镇。
四、简评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用兵西域,驱逐阿古柏匪帮,收复被外寇窃踞13年之久的新疆,从而粉碎了英、俄在新疆的扩张野心,使饱受战乱之苦的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侵略者的蹂躏。此举不仅捍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而且振奋了民族精神,显示了中国抵御外侮的决心和力量。
在此次出征西域、收复新疆的行动中,左宗棠、刘锦棠的业绩固然功不可没,但金顺的历史作用也不应忽视,尤其在清军收复天山北路的军事行动中,金顺率兵取古牧地、复乌鲁木齐、克玛纳斯,战绩累累。金顺率领的混合军团除其旧部英字营、礼字营外,还包括马玉崑的“军胜营”、胡飞鹏的“健锐营”、新疆地方民团孔才的“定西营”、徐学功的“振武营”以及吉江马队和靖边马队等[38]。既有派系,兵丁素质良莠不齐,但金顺抚军有方,带领这支部队屡建战功。在清军主力南下,进入南疆讨伐阿古柏后,金顺留驻北疆,他稳定了北疆的统治。这对于南下部队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有其重要的策应作用。
在中俄交涉交收伊犁的问题上,金顺亦立场坚定。对崇厚所签《里瓦几亚条约》提出“条款所载,其毋庸议置者十一,其必不可允者七”[39],并逐款力陈其弊,指出:“如第四款所议,则伊犁岂有我驻足之所,不但如此,设要隘之地、形胜之区,彼皆豫为占据,诡讬置产,将驱而去之耶,抑将忍而受之耶。驱而去之,是为背约;忍而受之,是谓养痈。二者之中,无一而可,是自困之道也”。认为,如按崇约接收伊犁,那么伊犁之霍尔果斯河及山南之特克斯河“均归俄属”,而且塔城界址亦拟稍改。这是“聚九州之铁,铸此大错”。指出“特克斯河为通南八城要路,而塔城尤独当其冲,一旦割为俄境,岂独弱己以强敌,彼且扼我吭而拊我背矣”。强调“此界务之必不可允者也”[40]。当曾纪泽赴俄签订中俄《改订条约》之后,金顺积极筹办交收伊犁事宜,同时着手策划收回伊犁后的重建工作。世谓金顺是一位“不避艰险、每战必克”的战将,殊不知他同时也是一位眼光长远的战略家。在比较景廉与金顺之后,左宗棠曾说:
金顺为人,心性和平,失之宽缓,虽有时觊便乘利,而究之服善爱好,无忌嫉之心,平时粥粥无能,带队临阵,尚能奋勉。……臣于景廉,而知古所称殷浩、房琯,终不失为清流;臣于金顺,而知古所宫之奇、董安于,终不失为智士也。[41]
左氏的评判未必全对,但其“智士”印象大体不错。
史载金顺,“道肃州,病卒。身后不名一钱,几无以为敛。寮宷醵金,丧始归。部为缟素,步行五千里至京者,达二百人云。事闻,赠太子太保,谥忠介,予建祠”[42]。他的操行的确感人至深,或许这也是他确立军中权威的原因之一。
还应指出的是,我们在肯定金顺收复新疆功绩的同时,也应看到他毕竟是清王朝封建官吏。他对国家的责任是建立在对君主的忠孝信条基础上的,抵御外侮与镇压农民起义对他来说,都是为国尽力。但从客观上讲,抵御外侮及收复失土,这对祖国边疆的命运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从这个意义讲,金顺是值得人们重视的历史人物。
注释:
[1] 《清穆宗实录》卷368,同治十三年七月壬子条。
[2] 同治十二年(1875年)日本出兵台湾,引起东南沿海的海疆危机,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讨论。
[3] 《清德宗实录》卷6,光绪元年三月乙丑条。
[4] 杨东梁著:《左宗棠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12。
[5] 《戡定新疆记》卷2,转引自白寿彝编:《回民起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种(以下简称《回民起义资料》),Ⅳ,福州国光社,1952年,页355。
[6] 《勘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6。
[7] 《勘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6。
[8] 《戡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6。
[9] “三城”指乌鲁木齐、迪化州、妥得璘所筑之王城,见《勘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7。
[10] 《戡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7。
[11] 《戡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8。
[12] 景化城,位于呼图壁河东岸。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建,乾隆帝赐名“景化”。今呼图壁县治。
[13] 《戡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9。
[14] 《戡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9。
[15] 《戡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9。
[16] 《清德宗实录》卷41,光绪二年十月乙卯条。
[17] 《清史列传》卷55,《金顺传》。
[18] 《戡定新疆记》卷3,《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61。
[19] 金顺军原为40营,缺额颇多,而粮饷却仍按虚额支领。故由左宗棠奏请裁汰并为20营。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7,页67。
[20] 《戡定新疆记》卷3,《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67。
[21] 《戡定新疆记》卷4,《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75。
[22] 《戡定新疆记》卷4,《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75。
[23] 王树枬:《新疆图志》卷54,“交涉二”,页2。
[24] 《清德宗实录》卷76,光绪四年七月丁丑条。
[25] 《清德宗实录》卷74,光绪四年五月辛未条。
[26] 《伊犁将军金顺奏遵议崇厚议约失败补救办法折》,《清季外交史料》卷18,页32~35。
[27] 《伊犁将军金顺奏遵议崇厚议约失败补救办法折》,《清季外交史料》卷18,页35。
[28] 《清德宗实录》卷107,光绪六年正月辛未条。
[29] 《清德宗实录》卷107,光绪六年正月辛未条。
[30]《曾惠敏公文集》卷3,页6。
[31]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9月第1版, 1982年第2次印刷)编号为1881—1—俄国”的《改订条约》(该书第1册,第381页)目下,该条约的签订日期标为: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俄历一八八一年二月十二日。其“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显然是排印错误。因为,无论如何阳历的“
[32]《清德宗实录》卷133,光绪七年闰七月辛亥条。
[33]《清德宗实录》卷134,光绪七年八月壬申条。
[34]《改订条约》第五条规定:“……将通行之事派委妥员前往塔什干城知照土尔吉斯坦总督。自该员到塔什干城之日起,于三个月内,应将交收伊犁之事办竣,能于先期办竣亦可。”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382。
[35]《清德宗实录》卷142,光绪八年正月丁未条。
[36]《伊犁将军金顺奏接俄土尔吉斯坦总督回文定期交还伊犁折》,《清季外交史料》卷26,页27~28。
[37]《伊犁将军金顺奏接收伊犁并分界事宜折》,《清季外交史料》卷 26,页28~30。
[38] 杨东梁着:《左宗棠评传》,页251。
[39]《伊犁将军金顺遵议崇厚议约失败补救办法折》,《清季外交史料》卷18,页32。
[40]《伊犁将军金顺遵议崇厚议约失败补救办法折》,《清季外交史料》卷18,页32。
[41] 罗正钧着:《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页290。
[42]《清史稿》卷450,列传卷241,《金顺传》。
(资料来源: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