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真实的历史来说，它仅仅是人们按照某种信念而作出的对于“过去”的塑造。关于清人张穆也是如此，现在有的学者把他看作是蒙古史学家，有的把他看作是地理学家，有的把他看作爱国思想家，还有的把他看作编辑大家和文化名人。而在张穆所处的时代，他是以汉学名于当时的。在不同的意识形态或非意识形态的视域中，他被加以不同的诠释。但是细翻张穆的《 斋文集》以及他的手稿、书扎，我发现，如果只是这样认识张穆不免失于片面，只是停留在表象当中，换句话说，把张穆理解为所谓的“家”只是20世纪学者的一厢情愿。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张穆所在的时代中去解读他，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丰满的张穆或许对理解他的学术和思想更有意义。

1839年，即道光二十九年，正是鸦片战争的前夜。而对于张穆来说，这一年是他人生中转折的一年。他踌躇满志地参加了顺天乡试，结果却“被斥退场”，永远不准考试，使他成为政治领域的失语者。从此之后，他绝意科场，转而追求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在自己的努力之下，他成功地建构了自己的学术话语空间。因此，选择1839年作为切入点，对全面解读张穆可能更好一些。

1805－1839年的张穆

张穆生于嘉庆十年(1805) , 山西平定(今山西平定) 州阳泉山庄人, 谱名瀛暹, 后改名为穆，字诵风、蓬仙, 一字石州, 又署石舟、硕洲、硕州, 别署季泄、季翘、惺吾, 自署 斋居士, 晚年号靖阳亭长。[1]他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祖父和父亲均为清朝进士，这使他在小时候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

在1805－1839年间，张穆还依谱名叫张瀛暹，为了尊重史实和便于寻找历史变化的过程，把他称为张瀛暹似乎更妥。

张瀛暹在父母和三位兄长的呵护下，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但是到嘉庆二十年（1815），张瀛暹11岁时，其母王氏卒，使得他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此后三年，张瀛暹等几个兄弟“垢裾败絮”[2]，无人象母亲一样照料其生活。直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18岁的继母李氏来到张家，生活才得到改观，其继母“初至即为浣濯缝纫，一如先母生时”[3]，使得张瀛暹重获母爱。然而，命运好像总是在捉弄他，嘉庆二十三年（1818），张瀛暹14岁时，其父张敦颐卒于福建正考官任上，此时张瀛暹的继母李氏年方19，

“闻讣，誓欲身殉，抚膺呼天，悲动一室，既乃忍泪抚不孝瀛暹而言曰：‘汝父以儿属我，我死儿幼弱，其谁属我，其姑俟之’。由是遂持长斋，终身不复肉食。宝斋先生时官仓场，欲留吾母于家，母以瀛读书，故从之，遂于是冬携瀛至其官署。”[4]

此后张瀛暹就在其表舅 莫宝斋 先生处就读。道光三年（1823），张瀛暹19岁时娶妻刘氏，同一年继母李氏卒，卒年24岁。李氏的一生对张瀛暹影响很大，他感叹其继母曰：“呜呼，一世孀居六年，育子婚嫁甫毕，音容遽杳，岂吾母至是仍不忘身殉之誓耶？”[5]在他的语境中，既有表象上的赞赏，又有本质上的无奈和愤懑，使得张瀛暹对“礼教”有了深刻的认识。道光十年（1830），张瀛暹二兄张晋暹卒，他在《先兄补庵府君行述》中说：

“瀛暹家世寒素，鲜封殖。洎叠遭大变，产益落，而食指之繁则视昔有加。……每昧爽，家人卧未起，兄振衣出户，擘画米盐必敷一日之需”[6]。

可见其家当时已穷困到何等地步。

道光十一年(1831) ，张瀛暹27岁时，拜访了祁寯藻，因张瀛暹的三兄张丽暹娶祁寯藻的妹妹为妻，故两人为姻戚关系，是平辈。时祁寯藻39岁，在南书房任道光帝讲官，因母病请假，在老家寿阳侍奉母亲。两人相见后，祁寯藻有诗曰：“回头笑问张公子，本色豪端已如此”[7]之句，可以想见张瀛暹此时是多么的英气逼人。此次相会两人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交往，直到张穆去世。张瀛暹的后半生都与祁寯藻有极大的关系，祁寯藻在《 斋文集?序》中也说：“余与石州同乡姻戚也，交最深” [8]。张瀛暹在祁寯藻的关怀和支持下，读书、交友、著述乃至生活。总之，在以后的日子里特别是在1839年科场案发后，张穆的生活中处处都有祁氏的影子。

同年，张瀛暹成为优贡生。

道光十二年（1832），张瀛暹入京参加朝考，认识了同年何绍基、苗燮等，视野大为开阔，此时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小学。当时与张瀛暹过从甚密的许瀚、苗燮等人，皆是研究小学的名家。苗燮有“同年咸集，独与何子贞、张石州以说经讲小学最相得” [9]之语。清人所讲的“小学”即文字学，是研究经学典籍的基本方法之一。研究文字学，又可分为两类：“一是研究一个字或一个辞的意义，二是研究字和辞的联缀用法。”[10]这就涉及到对古代字典，尤其是《说文》的研究。张瀛暹的朋友王筠撰有《说文释例》二十卷、《说文句读》三十卷、《说文系传校录》及《说文韵谱》等，苗燮著有《说文声读表》，许瀚有《说文段注驳正》，而张瀛暹本人也撰写了一些以《说文》解经史的著作，如《翦商解》、《成即古称字说》、《沾沁疑》等[11]，后来撰成《说文属》。[12]而终其一生，张瀛暹也以小学名重当时。在这一年张瀛暹考取了正白旗官学汉教习而留京任职。同年冬，张瀛暹结识了在陈用光家校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俞正燮，张瀛暹“一再过之，颇多请益”[13]，打下了初步的史地基础。道光十三年，与许瀚排次了俞正燮的《癸巳类稿》，[14]这是张瀛暹初次为他人校书。

道光十五年（1835），张瀛暹31岁，从郑复光处初次见到了望远镜，后又看其著作《镜镜詅痴》，“以为闻所未闻”[15]，大开眼界。旅居京华四年间，他结识了不少同好友人。其中包括程恩泽、俞正燮、何绍基、许瀚、王筠、苗燮等人。        道光十六年（1836），应祁寯藻之请，为其父祁韵士审定《西域释地》，又校订《西陲要略》四卷，这是张瀛暹初次校订史地著作。同年校定《安玩堂藏稿》及《吴侍御奏稿》。而这一年，张瀛暹也与徐松、沈垚等“烹羊炊饼……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16]道光十八年，张瀛暹妻刘氏卒，在其《悼妇篇》中有：“总角订婚姻，十九议嫁娶。结发十六载，强半异居处”[17]等语。

纵观张瀛暹的前半生（1805－1838年），忧患之事多，快乐之事少，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养成“豪放、明锐”[18]的性格，甚是难得。而要改变家中的窘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非考试一途不可。在道光八年（1828）的戊子科试中，张瀛暹考列第一，而二兄张晋暹第三，同时食廪饩，三兄张丽暹亦入郡庠，张瀛暹沾沾自喜，“一门之中，蒸蒸有起色矣”。[19]张瀛暹也像其他读书人一样，满怀希望能金榜题名，以光宗耀祖。

1839年张穆科场案始末考

道光十九（1839）年, 张瀛暹应顺天乡试, “误犯场规”, 又遭监考官“诬谤”, 被斥退场, 这件事影响张瀛暹的一生，十年之后他忧郁而亡，就与此事有极大关系。但对此事后人记载语焉不详。邓之诚在《骨董三记》中考证说：

“《续碑传集》卷七十三，引《山西通志?张瀛暹传》：‘应京兆试，误犯场规，负气不少屈，遂被斥，自此绝举业’。穆因何犯规，所记不详，即晋人相传穆被搜时，举酒瓶示搜检王大臣曰：此亦挟带耶？因此得罪，似亦未审。之诚案：此道光十九年事，穆以优贡生应顺天乡试，与附生钱杰，头场挟带摘写子书，及离骚语句，得旨，姑念失于检点，且所带尚非头场应用之物，著从宽免其枷杖，仍著革去附生优贡生，永远不准考试。”[20]

关于张瀛暹误犯场规这一事件，似乎只有祁寯藻详细记载此事，他在《 斋文集?序》中说:

岁己亥，应顺天乡试, 携瓶酒入监。搜者呵曰: 去酒! 石州辄饮尽而挥弃其余沥,监者怒, 命悉索之, 破笔砚, 毁衣被, 无所得。石州扪腹曰:“ 是中便便经笥,若辈岂能搜耶”。监者益忿，乃摭笔囊中片纸有字一行, 谩曰: 此怀挟也。送刑部谳, 白其枉, 然竟坐摈斥, 不复得应试” [21]。

这段文字似乎已成定论，被研究张瀛暹者频繁引用。从祁寯藻所建构的语境来分析，张瀛暹是拿着酒瓶入场的，后来惹恼了搜查者，搜出“片纸”，冤枉张瀛暹挟带，但这“片纸”上到底是什么内容呢？这是问题的关键。我在《寿阳祁氏遗稿》中发现了祁寯藻写《 斋文集?序》的草稿，与后来刊刻的《 斋文集?序》比较之后发现，此草稿虽然不是最后定稿，但我们从改动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点端倪。草稿在叙述张瀛暹顺天乡试一案时说：

岁（癸卯）[22][己亥][23]，应顺天乡试, 携瓶酒入监。搜者呵曰: 去酒! 石州辄饮（酒）尽而[挥]弃其余沥,监者怒, 命悉索之, 破笔研, 毁衣被, 无所得。石州(自)扪腹曰:“ 是中便便经笥,若辈岂能搜耶”。监者益忿，乃（摭）[翻]笔囊（中）[底有]片纸（上有字一行，盖作简牍未竟而弃不用者）[校楚骚茹语]，（谩）[指]曰: 此怀挟也。送刑部谳, 白其枉, （而监者故贵官，耻其言不售，用蜚语中之），（然）竟坐摈斥, 不复得应试”。[24]

从这段材料中可以看出，所搜出来的片纸上的字先说是“作简牍未竟而弃不用者”，后改为“校楚骚茹语”，但最后刊刻时的定稿却把这两句都删去了。我们从这个变化中可以感觉到祁寯藻似乎要掩饰什么。清代《钦定科场条例》《关防?搜检士子》条中有这样的规定：

“士子如有怀挟，或头场夹带二、三场，二场夹带三场，俱于举场前枷号斥革，如系二场携带头场四书文本，三场携带头二场四书五经文本，均斥革，免其枷杖，不准应试，至二场误带头场自带文稿，三场误带头二场自作文稿及误用字纸包裹食物或闲废字纸，实非场中应用者，均免其黜革治罪，仍逐出不准入场。”[25]

作为曾经担任学政以及正考官的显宦，祁寯藻显然非常熟悉这些条款，因此，不论他说是 “作简牍未竟而弃不用者”也好，还是“校楚骚茹语”也好，总之张瀛暹是挟带了，这有损于张瀛暹的形象，于是在后来刊刻的定稿中，还是把这两句都删去了。

查道光 十九年八月十五日 上谕档记：

“奉旨汪霖、徐芳、钱杰、李江、张殿琨、邵宗谨、冯申之、张瀛暹俱著交刑部照例讯办。”[26]

看起来犯怀挟错误的有八个人，但在道光 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处理这件事时写道：

“内阁奉上谕，乡、会试为抡才大典，片纸只字向不准怀挟入场，立法至严，具有深意，本日据刑部审结本科乡试附生寄兰等怀挟一案内，附生钱杰，头场携带试策，优贡生张瀛暹，头场携带摘写子书及离骚内各语句，据供均系失检误带等语，该生等携带策本等件，不得谓非怀挟，本应照例一并惩办，姑念询系临时失于检点，且所带尚非头场应用之物，著从宽免其杖枷，以示区别，钱杰仍著革去附生，张瀛暹仍著革去优贡生，永远不准考试，嗣后有似此案情，俱著照此办理，以端士品而杜流弊，余依议。”[27]

由此可见，不止张瀛暹等八人，至少还有一个叫寄兰的附生犯了同样错误。但为何在这九人当中只是强调钱杰及张瀛暹呢？看来他们俩所犯错误应是一类，即“系失检误带”的，“且所带尚非头场应用之物，” 于是“著从宽免其杖枷”，和其他几人“以示区别”。从“余依议”这句话来看，其他几人显然是故意怀挟，不但永远不准考试，而且还要杖枷，因此从这个处理结果来看，对张瀛暹已是格外开恩了。而这个结果恐怕还是顺天乡试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何绍基之父何凌汉出力的结果。[28]

奇怪的是张瀛暹的好友们似乎对这一事件讳莫如深，至少在笔者有限的视野范围内，只有《许瀚日记》道光 十九年八月初八日 提到：

“送场，西南门及西门点名甚好，东南门及东门点名甚坏，而东南门尤甚。山东进东南门，卞、沈进正东门，三兄进西南门。西南门点完东南门才点，过二十余牌，搜检绝严。□[29]兄与焉，可伤也。余即到三晋馆，到潘宅托致祝宅，又到何宅密商事宜。回寓，舜卿先生来久坐。既而毛六兄归，言其详悉，甚可感也。”[30]潘宅即潘世恩宅，何宅即何凌汉宅，许瀚等友人为张瀛暹科场案一事奔走可见一斑。

《许瀚日记》初十日记：“见石兄气甚平，语甚逊，虑甚周，毕竟是豪杰，受一番淬沥，当更光明耳。”

十四日记：“晚，又到雪堂寓访菉友谈，知八士定归刑部询辨[31]。”[32]

十五日记：“见报抄知八士交刑部已真。”

十六日记：“闻三场又于场内犯怀挟一名，推号一名。”此处用一“又”字，证明张瀛暹确实系怀挟无疑。

二十三日记：“过午得石州信，仅免枷杖，永不准应试，哀哉。遂到上斜街[33]，执手号咷而已。”

由此看来，张瀛暹科场案一事大致事实是这样的：道光 十九年八月初八日 ，张瀛暹应顺天乡试，在考场东南门入场，“搜检绝严”，张瀛暹恃才傲物，就举起酒瓶问：这个也是怀挟吗？由此得罪搜检人员，严加搜查张瀛暹，而张瀛暹又夸口说：我的学问都在肚皮里，你们怎么能搜出来呢？因此搜检人员搜出“片纸”后，就说张瀛暹怀挟，后张瀛暹自己也供称系“失检误带”，在何凌汉等人的帮助下，落得个仅免枷杖、永远不准考试的结果。

这个结果对张瀛暹打击是巨大的。对此其友祁寯藻也是心知肚明：

“夫以石州之才，百未一试，用微眚斥，终身不振，年不及下寿。”[34]

通过科举做官不但是张瀛暹的愿望，更是他继承其父遗志的唯一途径。上文说过，在道光八年（1828）的戊子科试中，

“瀛暹忝列第一，而兄第三，同时食廪饩，三兄亦入郡庠，一门之中，蒸蒸有起色矣。兄独愀然不乐，谓瀛暹曰：‘吾兄弟十年之内三撄重戚，今虽有死灰复燃之机，曾不得奉觞上寿，一笑相乐，可痛孰甚，且即以科第论，先大夫鞅掌王事， 赍志以殁，所有待于后人者，尤非区区一衿遂克仰酬先志。’言讫泫然，瀛暹谨志不敢忘。”[35]

就是说，张氏几兄弟必须通过科举一途，“鞅掌王事”，才能“仰酬先志”。

其实科举制度实行后，读书人的志向莫不如此。这跟《儒林外史》中 马二 先生教导匡超人时所说的如出一辙:

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是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做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36]

直到道光二十八年，即张瀛暹去世前一年，他撰写《祭三兄文》时还哀叹：“天不右吾宗，何至兄弟四人俱颠踬文场？”[37]他对此事耿耿于怀，遂改“瀛暹”为“穆”，走上了著书扬名的学术道路。关于张穆改名一事，在我的有限视野内，未见任何史书记载[38]，查《汉语大字典》以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穆”有禾名，和谐，美好，恭敬，诚实，和睦，深远等义，还有古代贵族宗庙排列的次序义，昭为左，穆为右。《左传?定公四年》有：“曹，文之穆也。晋，武之穆也”等语。[39]总之，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40]张瀛暹改名为张穆当有希望以后的生活和畅顺达之意。

张穆最后的十年

张瀛暹科场被斥、改名张穆后，遂息仕宦,侨居京城宣武城南, “闭户著书，益肆力于古”[41]，踏上了读书著述之路。在他最后的十年中，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修建顾祠，撰写《顾炎武年谱》和《阎若遽年谱》；二是撰写学术著作，如《蒙古游牧记》以及《魏延昌地形志》等书。前者使他在当时就已有良好的学术声望，后者——即学术上的著作也在他死后刊刻，使他永垂不朽，可以说，这些都是他的预期目的，换句话说，他在失去了政治场域的话语权后，极力地追求学术场域的话语权就成了他在科场案以后的生命中所努力的目标。

为了这个目标，他在积极寻找机会。倡议修建顾祠，为他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提供了绝好的契机。

修建祠堂，在中国是一种沿袭极久的习俗礼制。张穆的好友王筠曾说：“朝廷建祠，则必取古之有大功德于天下者而祀之，所以奖忠臣示臣下也。都邑立祠，则不问其爵位之崇卑、勋劳之广狭，第以其有德于一方而祀之，所以报恩德，志思慕也”。[42]

   作为开创了清初学术的一代学者，顾炎武的学术造诣和成就受到了同时学者的推崇。但是顾炎武身后，在乾嘉考据学兴盛的时代，顾炎武的学术影响，主要表现在音韵训诂方面，真正能体现其治学大旨和精髓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却未得到格外推重。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日知录提要》中，也是赞其“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但对其经世之学，则称：“惟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43]
    嘉庆年间，阮元任国史馆总纂，创设《儒林传》，并将顾炎武列为第一人。这是学术界对顾炎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的重新认识。此后，不断有学者私淑亭林经世之学，并对乾嘉考据学者忽略《日知录》经世之旨表示异议。这种治学取向的转变渐渐成为一批学者的共识，并隐然蕴育出一种与乾嘉汉学异趣的新思潮。道光十四年，黄汝诚辑《日知录集释》，也可以视为这种学界思潮的一个征兆。[44]

京师顾祠修禊及顾谱修撰的缘起应追溯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顾炎武入祀昆山乡贤祠事件，发起者为江苏巡抚梁章钜。梁章钜在奏折中称“昆山县先儒顾炎武砥砺廉隅，匡扶名教”。[45]当年年底，梁章钜的上疏获得议准，而经礼部议拟准顾炎武入乡贤祠时，对其所下的评语则是：“已故江苏昆山县先儒顾炎武，植躬清峻，砥行端方，讲求经世之学。”这一评价代表了清朝官方对顾炎武的正式认可，而且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其对顾炎武讲求经世之学的强调。这对于当时趋向经世致用之学的一批京师学者，尤其是张穆来说，无疑是一个敏感的信号。而张穆与何绍基等人“皆读亭林之书，而仰止行止者也”[46]。张穆对于顾炎武的评价，也可以代表当时京师一批有为之士的共识：“本朝学业之盛，亭 林 先生实牖启之，而洞古今，明治要，学识该贯，卒亦无 能及 先生之大者”。[47]

而张穆倡修顾祠，与他对顾炎武的在野身份认同有关。张穆科考不仕，成为在野人士，而顾炎武以明朝的遗民身份也成为在野人士，两人虽然背景不同，但殊途同归，而顾炎武又以学术尤其是经世致用思想闻名，故而张穆对他也有一种精英意识的认同感，在他心中，把顾炎武作为学术上的榜样也成为必然。

张穆等人倡修顾祠，也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有关。1840年，海警频闻，知识分子也心急如焚。然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如张穆等人虽然希望对国家民族有所济救，但是正如章太炎所说的：“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48]他们胸中的那一套应付科举的传统知识显然不足以应付这个变局，那么怎么办呢？他们能做的只有从说经讲小学中抽身出来，转为对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很自然的，他们想到了一向提倡经世之学的顾炎武，希望通过修建顾祠来改变学风，使知识分子都转到经世致用之学上来。同时，此时的清朝政府也迫切需要知识分子转变学风，以经世致用的活动和研究来充实“帝国建设”[49]，获取边疆等方面的知识。张穆后来撰写《 阎潜邱 先生年谱》以及《蒙古游牧记》等书，都与这个大背景有关。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发现有张穆所写《 斋书扎诗稿》[50]，其中主要是写给山东日照人许瀚的信札，计有17封。里面有很多涉及到顾祠修建以及顾谱修撰的，可以补史料之不足。

其中，大约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写给许瀚的信中提到：

“弟……于是日纠合同志□[51]一小会，（即在报国寺）[52]，而无人有出□[53]。子贞世故太深，屡以相□[54]，辄不应。”[55]

看来，修建顾祠一开始还有一段小插曲，何绍基不知是什么原因不愿出头，可能是为避祸吧，因为顾炎武作为终身不仕清的明遗民，其“明夷之思”也使得在文网极严的康、雍、乾三朝，在京师为顾炎武建祠祭祀成为不可想象之事。嘉道之际，文网虽已日见松弛，但时值乾嘉汉学全盛之后，士大夫学者们所崇拜和祭祀的，还是东汉的经学家郑玄。嘉庆十九年（1814）和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京的学者名流在京东隅万柳堂公祭郑玄，就是一个显例。至道光初年，这种祭祀郑玄的活动仍见记载。[56]虽然此时官方已允许顾炎武入祀昆山乡贤祠，但在京师修建顾祠还是不得不考虑种种可能的后果。张穆对多年老友，不惜用“世故太深”一语来评价，可见此事两人已有多次争论。张穆对此事极为热心，但他一没有足够的资金，二没有象何绍基那样广阔的交游群，换句话说，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号召力，只能徒叹奈何。

后来两人是如何沟通的未见史料记载，总之，修建顾祠一事是何绍基组织的。张穆在给许瀚另一封信中写道：

“夏来与子贞共 成顾 先生祠堂之事，纠工□□，子贞任之，刻已告竣。弟为更订年谱，谋并梓之，存板祠中。”[57]

也就是说，何绍基与张穆分工，前者负责修建顾祠，后者负责撰修顾谱。

道光二十一、二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京师讲求经世之学的士大夫学者对时局的忧患感更加深了一层。因此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当何绍基和张穆在京师倡议为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清初大儒顾炎武立祠时，能得到同人的一致响应。从道光二十四年（1844） 二月二十四日 顾祠首次公祭开始，至同治十二年(1873)止，三十年中，每年的春季(上巳日前后)、秋季(重九前后)和顾炎武生日( 五月廿八日 )都有祭祀活动。而作为顾祠修建的倡议者和《 顾亭林 先生年谱》的作者，张穆无疑有更多的话语权，他在顾祠落成以及顾炎武生日第一次祭祀活动上，分别撰写了《亭 林 先生祠落成公祭文》以及《亭 林 先生生日公祭文》[58]。

在顾祠祭祀的三十年中，共举祀事85次(其间包括三次特祭)。与祭者第一年有27人，此后每年都有新人加入，至同治十一年止，前后参与过祀事的京师士大夫共有286人(其中包括三名朝鲜使臣)[59]。人称“自道光甲辰以来，京朝仕宦之号称名士者，几无一不与此祭”。[60]随着顾祠祭祀逐渐深入人心，张穆也越来越有良好的声望。在道光二十三、二十四年，张穆接连写了几篇言辞激烈、关注时事的文章，包括代陈庆镛撰写了名震一时的弹劾琦善、奕经、文蔚的疏文。[61]二十四年又写了严厉直率的《与 陈颂南 先生书》以及《弗夷贸易章程书后》。[62] 这几篇文章写出绝不是偶然，除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外，张穆声望与地位的提高是主要的因素，否则以“三直”[63]之一闻名的陈庆镛焉敢让张穆操刀代笔写弹劾名臣的疏文？这几篇文章中，特别是《与 陈颂南 先生书》值得一提。这封信旨在规劝陈庆墉，说其所言“皆泛泛不关痛痒之言”，[64]而言辞之激烈直率，堪称少见。陈庆镛年位远过张穆，当时已经五十岁，官至御史。张穆此信，李慈铭认为“其言为平交所不堪”，“固足见石州之抗直”。而陈庆镛以位高年长，而能“绝不以为忤，此岂今人所能及哉？” [65]此信后被收入《皇朝经世文续编》。陈庆镛对张穆激烈直率的言辞“不以为忤”，恐怕主要原因也是与张穆良好的声望有关吧？

对于张穆在当时士人心中的地位，祁寯藻是这样描述的：“海内名俊，咸想望风采，蹑屣纳剌、载酒问奇者，几无虚日”[66]。至张穆去世的第二年，即道光三十年（1850） 十月十日 ，参与顾祠祭祀的京师同人还为其特设一祭，以张穆配祀顾祠，这已是莫大的荣誉，这就意味着认可和赞赏。可见其学术地位和人格品行都已得到当时士大夫学者的推崇。

张穆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除了参与修建顾祠和修撰《顾谱》、《阎谱》以外，用力最勤的就是舆地之学的著述，其中最主要的著作当推《蒙古游牧记》和《魏延昌地形志》。因《魏延昌地形志》零散且没有刊刻[67]，故本文暂不做讨论。

《蒙古游牧记》的撰写缘起于张穆校订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藩部要略》是祁韵士在撰写《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时，曾用国史馆和理藩院的档案、世谱编就的资料长编，即“底册”。后祁寯藻请李兆洛整理这些资料，李兆洛即委托其门下弟子毛岳生、宋景昌对这一书稿进行“编次”和“校写”，于道光十九年（1839）完成后并未付梓，祁寯藻还是不太满意，而在道光十九年没有找张穆校订此书的原因一是当时张穆可能还没有此功力，二是他当年刚好科场案发。以后七年间，徐松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重订。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祁寯藻又委托张穆校订了《藩部要略》。[68]

祁寯藻在《藩部要略》后跋中写道：

“又以先大夫之创为各传也，先辨之地界方向，译出山水地名，以为提纲，而是编疆域未具，读者眩之，爰以《会典》、《一统志》为本，旁采各书，别纂为《蒙古游牧记》若干卷。”[69]

后祁寯藻又在《蒙古游牧记序》中说：

“余校刊先大夫《藩部要略》，延石州复加校核，石州因言自来郡国之志与编年纪事之体相为表里。昔司马子长作纪传，而班孟坚创修地理志，补龙门之阙而相得益彰。今《要略》编年书也，穆请为地志，以错综而发明之。” [70]

在这里，祁寯藻特别强调《蒙古游牧记》的缘起是其父亲祁韵士的《藩部要略》，并借张穆之口把其父祁韵士和张穆分别比作司马迁和班固。我认为，这是有意提高其父祁韵士的地位。若张穆真的说过这句话，为什么在《藩部要略?后跋》中没有写这句话呢？而到了刊行《蒙古游牧记》时却写上了这种夸张之辞，这是因为，刊刻《藩部要略》时，张穆还活着，而到了刊行《蒙古游牧记》时，张穆已经去世，死无对证，说什么就是什么了。这一点我们通过张穆写的《蒙古游牧记?自序》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张穆《蒙古游牧记?自序》中说其撰写缘起是：

“然内地各行省府厅州县皆有志乘，所以辨方纪事，考古镜今。至于本朝新辟之土，东则有吉林、卜魁，西则有金川、卫藏，南则有台湾、澎湖，莫不各有纂述，以明封畛而彰盛烈，独内外蒙古隶版图且二百余载而未有专书，《钦定一统志》、《会典》虽亦兼及藩部，而卷帙重大，流传匪易，学古之士，尚多懵其方隅，疲于考索，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为作也。”[71]

可见张穆作《蒙古游牧记》是因为其它边疆地区都有志书了，唯有蒙古地区还未有专书，他想填补空白，可是明明经过他手已经刊刻了《皇朝藩部要略》，为什么还“未有专书”呢？唯一的可能就是他认为《皇朝藩部要略》还不够水平填补这个空白。《蒙古游牧记?自序》最后一句话是：

“昔吾乡 祁鹤皋 先生著有《藩部要略》一书，穆曾豫雠校之役，其书详于事实而略于方域，兹编或可相辅而行，异时为舆地之学者倘亦有取于斯也夫！”[72]

通过对全文仔细地阅读，我发现，这句话明显与上文语境不符。若想强调《藩部要略》，在叙述其《蒙古游牧记》创作缘起的时候应该提一笔，在上文中刚说完“独内外蒙古隶版图且二百余载而未有专书”，下文就谦虚地说自己的《蒙古游牧记》与《藩部要略》“或可相辅而行”，使人有突兀之感。并且，张穆在行文中称呼祁韵士一般称为“姻丈 祁鹤皋 先生”，如在其《西域释地?序》中就对祁韵士称为“姻丈 祁鹤皋 先生”[73]。据此，我认为，《蒙古游牧记?自序》最后一句话是《 斋文集》的编辑者何秋涛或何绍基或署“思复斋”者所加[74]，也有可能是张穆门人吴子肃兄弟所加[75]，加这句话的原因不止是因为张穆确实是受到《藩部要略》的影响才写的《蒙古游牧记》，更是为了给祁寯藻在《藩部要略?后跋》中所说言论的一个有力关照。后来祁氏所刊刻的《蒙古游牧记》未收入张穆的这篇《蒙古游牧记?自序》，大概也与此文中未提到《藩部要略》有关。[76]

    那么张穆为什么要回避《藩部要略》呢？他撰写《蒙古游牧记》受校订《藩部要略》的影响众人皆知，他为什么只字不提呢？我认为，这也是与他想摆脱开祁氏的强势影响以及迎合清朝的“帝国建设”有关。

张穆与祁寯藻的关系上文有所交代，祁寯藻官高位显，在两人中无疑处于强势地位。祁氏不但捐资为张穆刊刻了《 顾亭林 先生年谱》以及《 阎潜邱 先生年谱》，而且还经常接济张穆。在《祁文端公遗墨》中这种接济的记载比比皆是。如祁寯藻在家信中提到：“吾意送石州廿金似不可少，石州初移祝宅，一切需用何从出？吾甚念之。”[77]诸如此类，大事小情无不关照。而张穆的代价则是祁家的红白喜事，无不相帮。为祁寯藻之父祁韵士校订《西陲要略》、《西域释地》、《藩部要略》等书也就成其份内之事。

道光十六年（1836），张穆开始校订《西陲要略》及《西域释地》，但因初涉这一研究领域，张穆所作校订之处并不多。并且所参考的资料也十分有限，象《西域同文志》和《西域图志》这样必要的书张穆都没有看到。[78]而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张穆审定《藩部要略》的时候，他已有相当的学术功底，对此书多所改动。我曾经把 包文汉 先生整理的《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和国家图书馆藏《皇朝藩部要略》抄本[79]相校一遍，粗略统计张穆仅所加粘单[80]就有45处[81]，粘单为增补内容，少则十几字，多则达千余字。因此张穆对《藩部要略》非常熟悉，在校订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此书的很多不足，而此时他又发现“独内外蒙古隶版图且二百余载而未有专书”，因此他立志弥补这一空白，超过《藩部要略》。而在他的书扎中，也时时流露了他对《蒙古游牧记》特别自负的心态。如他在写给许瀚的信中说：

“《游牧记》已完三卷，今年未必能卒业。与星翁《西域水道记》可以抗衡。”[82]其自诩可以和徐松《西域水道记》相媲美。但是在其《复徐松龛中丞书》中却写道：

“大著《瀛寰志略》……允为海国破荒之作。近数十年来，惟徐星翁《西域水道记》有此赡博，拙著《蒙古游牧记》非其伦也。”[83]看来这是谦虚之辞。

在他写给许瀚的另一封信中提到：

“弟近因为祁太公校刻《藩部要略》，自成《蒙古游牧记》数卷，其书恰好补星翁《水道记》所未及，现尚未卒业（今年必了），大农[84]意欲将拙书附骥以行，即为付梓，弟意尚未决，卒业后更商量耳。”[85]

张穆看重《蒙古游牧记》由此可见一斑。他以前为祁氏所校之书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当然不希望自己苦心著成的《蒙古游牧记》也沾上祁氏的标记。在祁氏强势话语笼罩下的张穆，在需要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时，极力摆脱这种束缚是他的必然选择。因此，当祁寯藻要为他捐资刊刻《蒙古游牧记》时，他还“意尚未决”，这正是他内心矛盾的写照。

但遗憾的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张穆妻死子丧，其三兄张丽暹相继又亡，一连串的打击，使张穆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撒手人寰，享年45岁，留下《蒙古游牧记》等一大批手稿未刊刻。又经十年，在祁寯藻、何绍基、何秋涛等人的帮助下，《 斋文集》以及《蒙古游牧记》等书才刊刻于世。

结语

福柯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阅读，从中发现了知识的权力谱系并断言：“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86]在福柯看来，微观权力存在于具体的日常实践活动和关系中。权力无处不在。在这里，福柯揭示了权力和话语(知识)的联系:一切知识、言谈(话语)都处于权力网络之中，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权力，没有纯乎其纯、不计功利的话语，存在的只是权力笼罩下的话语。

张穆在科场案后，被排斥在主流话语权力之外，为了生存和发展，他必须谋求更多的话语权。追求学术场域的话语权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他倡议修建顾祠，撰写《顾谱》和《阎谱》，其个人声望也不断提高，而代陈庆镛撰写疏文以及写了严厉直率的《与 陈颂南 先生书》等都是其良好声望的有力注脚。

而在其撰写的《蒙古游牧记?自序》的文字缝隙中，我发现了他对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强烈诉求。在他追求学术话语权的过程中，其学术水准也在不断提高，最终留下了《蒙古游牧记》等不朽的著作，留名后世。

张穆的一生充满了挫折和困苦，其人其学更为后世研究者所瞩目。如张穆在其所撰《阎若遽年谱》中开篇即言：“念国朝儒学，亭林之大，潜邱之精，皆无与伦比。”[87]此说得到了王国维的认同。王国维后来以：“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88]来概括清代学术演进。这段话殆源于张穆之语，似乎已成定论，而被很多学人频繁引用，[89]由此可见张穆的影响力。

纵观清代嘉道边疆史地学兴起的时期，其代表人物无论是祁韵士、徐松，还是张穆、魏源等，无一不是经历了人生的坎坷而关注边疆史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想，这与当时清政府紧迫的边疆形势有关，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面对西方列强的觊觎，清朝统治者迫切需要边疆方面的知识，而这些或被谪戍、或在野的知识分子，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边疆“未有专书”之区纷纷进行自己的研究，一是迎合了清政府的“帝国建设”之需，二也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徐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以新疆入版图已数十年，未有专书，爰搜采事迹，稽核掌故，成《新疆志略》十卷，于建置城垣、控扼险要、满汉驻防、钱粮兵籍，言之尤详。将军松筠奏进《事略》，并叙其劳，特旨赦还，御制《事略》序文，付武英殿刊行。”[90]《新疆识略》被钦定，徐松从此改变命运而步入仕途，但是祁韵士就没这么幸运。因此，对于长久以来学术界在论说嘉道边疆史地研究时，动辄以爱国主义为其动因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总之，张穆是一位处于嘉道变革之中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研究他的思想及著作，不能落入历史目的论的窠臼，要全面把握，才能发现他以及他所处时代的一些细枝末节。

  注释：

  [1] 张继文编，《石州年谱》，嘉庆十年记。山西省文献委员会印，《山右丛书初编》民国排印本。

• 1842年至1860年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 １８４４—１８４８年中法关于在琉球的法国传教士之交涉考
• 1850年以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内部整顿及其经济情报收集情况
• １８５０年前后 清政府的财政困局与应对
• 1855—1858年中俄塔城事件之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