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年谱长编》辑录梁启超与友人往来函札多通,一向为研究近代史研究者所珍视,但该书所辑梁札仍多有遗漏,并非全部。我曾见过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抄件一通,为《长编》所未收,诸种研究梁启超的著作也均未提及。函云:
读
重伯呈请自募湘军,其折甚可观,然上必不能用也。重伯亦非真办事才,只成一篇好文字而已。想数日间倭人陆兵必达东三省,陪京之亡,在于瞬息,水师亦且捣大沽矣。此间人民咸有愁惨之色。嗟乎!城阙烟尘,乡关风鹤,百感交会,一事无成,奈何奈何!
慧儒极称孙,某固亦疑之,曼宣亦谓其人不足言也。此皆由未尝见人,动为所慑,其在此间亦然,凡时流与之相见者,皆退而轻薄之。盖慧儒有时太自尊大,然所见实皆未莹,故每发论,动遭揶揄,此其所蔽。弟子辈欲规之,然彼甚自张而好上人,故无从进言,望长者之有以裁之也。
来谕又言,兵事虽殷,讲和亦速,十年内尽可从容。某则虑其不然。日本之来,与他国异。彼亦当岌岌之势,出死力以争此土。度其势更非英、法圆明园可比。且狡焉思启,何国蔑有?英、法忌俄实甚,若联为掎角,鼎足而立之,即谓事在旦夕可也。即外患稍缓,会匪能勿动乎!自此以往,无宁岁必矣!
某以为行道亦不在治乱。与乱世之人言,其一切富贵利欲之心早已打断,则下手洁净田地功夫可以不劳而成,人人打入自己安身立命处一想,茫茫四海,舍此罔归,则从之者亦众矣。弟子每日作如是思惟,某与长者,不知尚能相见否?但求坚定此心,令虽历千劫,皆能自立,此区区之意耳!
礼吉病复加重,益增远念。病情若何,望告。局事如此,某人言也,当以告之。来言者,事虽无大小之异,然犹恐因小失大,亦复无谓。即如办同人之事,而戕通父之生,其得失轻重当可见,又况更有甚于此者乎!虽乐天知命,正不必尔也。
某以为天地所恃以立者,固在于仁之一字,然爱质太多,不加割舍,则于事必多窒碍。某自验,颇以此为累,亟欲破除之,苦不能也。墨氏之道美矣,而不可行,欲行事者,非老学无由也。长者其许之乎?
前参案已屡发粤电,近更有事否?同学咸言进呈,某已言其不可,有公函复
某决意欲移家就陕。某不自行,仍在此与孺博作伴。第究能如愿与否,尚未可知。此间事,林、麦二事【君】想述甚悉。不一一,敬请夫子大人道安!
弟子名心叩 八月廿四日
季直来云:常熟已允周旋一切,惟日来军务倥偬,常熟又病剧,已请假十日矣,恐未必能十分尽力也(季直亦往三次,始见之)。顷庆典已停。闻廿四日召见高阳,君臣对泣竟日,顷高阳亦无日不哭泣云。初翁、李二人主战,今见一败涂地,翁乃自翻前议,而蔽罪于李,两人优劣可见矣。召见恭邸廿次,惟老太太不欲见此人云。然事至今日,虽有善者,亦无如何矣!倭奴有书布告,地球中有华夏文物之邦,为北方犷悍游牧种族所占据,荼毒生民等语,实属横谬可恨。
先生有书来,可以善言谢佛山。本函由于是抄件,无可校核,个别文字可能不准确,故在【】号之内注明正字。函虽未系年,但据函中所言“大军以
当年,康有为与梁启超共同入京会试。
《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的重要著作,刊行于1891年。
据梁函可知,余联沅上奏后,在广东的康门弟子中有不少人主张将《新学伪经考》直接“进呈”清廷,请光绪皇帝裁决,但梁启超不同意,“某已言其不可,有公函复
当时,为梁启超出面奔走的是张謇(季直)。上函附言称张謇三次拜访翁同,翁同意出面“周旋”。另据梁启超致夏曾佑函(见《梁启超年谱长编》)可知,张謇之所以出面,乃是梁启超一再“面托”的结果。
两广总督李瀚章虽奉旨查复,但当时管理广东文教的是学政徐琪(花农)。除张謇外,梁启超又动员沈曾植(子培)、盛昱(伯熙)、黄绍箕(仲)、文廷式(芸阁)等人致电徐琪疏通。同时,梁启超又运动曾广钧(重伯)致电李鸿章说情。经如此一番活动后,李瀚章决定大事化小。同年
本函写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危急时期,所得前线战报,得自传闻,所以不很准确,例如,将丰升阿讹为丰伸泰,并讹传其战死;将大东沟海战讹为营口海战等。所述光绪帝与李鸿藻“对泣”、翁同与李鸿章、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之间的矛盾等情,当亦得自传闻,可备一说。但所述平壤溃败及黄海海战失利以后北京震惊的情况以及梁启超既忧“外患”,又忧内乱,立志救世的心态,则具有高度真实性。《梁启超年谱长编》称:“
(资料来源:近代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