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易位的几十年间(1616—1644)，朝鲜王国(1392—1910)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属国安则大明亦安，属国危则大明亦危”。【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一》卷2，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25册，1999年版，第28页.】明与朝鲜真可谓唇齿相依。明朝灭亡之前，清朝两次出兵朝鲜，把明朝这个最为重要的藩国变成清朝的藩属，从而翦除明朝羽翼。
一、萨尔浒战前朝鲜与建州女真之往来
后金兴起于建州。按照吴晗的话说，建州介于三大势力之间，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
鲜。建州女真在势力强盛时，乘虚入寇，或助明朝攻蒙古;或乘明朝无暇顾及时，抄掠明朝边境;或南下向朝鲜攻击。势衰时便卑辞求内服，同时受三方官职，乞求赏赐粮食。【参见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学报》(1935年6月)第17期.后更名《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李满住》，《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7页;又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4页.】朝鲜与清朝宗藩关系发展的艰难，与朝鲜长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关。因为朝鲜在长期与女真的往来中，一直将女真看作是“夷”、“胡”，文化上始终认为朝鲜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双方交往中，亦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上下尊卑不平等关系，这些都是阻碍双边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河内良弘对明代女真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见[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明舍1992年版.】他把女真与朝鲜的关系视作藩属同宗主国的关系，女真诸部以事奉上国的姿态事奉朝鲜，而朝鲜又以待藩邦的态度对待女真诸部。他认为朝鲜与女真的关系是在大的中华体系之下，【中华世界体系，费正清称之为"中华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参见John King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认为中华世界体系中心是中国，而周边分为:华化地区(Sinic Zone)，以朝鲜、越南、琉球、某些时期的日本为代表;内陆亚细亚区域(InnerAsianZone)，即游牧民族活动之中国长城以北、中亚草原地区;外部地区(OuterZone)，乃历史上的外夷，具体就是东南亚、西亚和欧洲.日本学者藤间生大提出东亚中华世界发端于秦、汉，形成于唐、宋，见《东アジアの世界形成》(东京:春秋社，1977年).高明士则将其称为"天下秩序"，指出德、礼、政、刑是维系此秩序的四大要素，见《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中韩关系史论文集》(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83年)，第1-166页.】形成以朝鲜为中心的小天朝体系。笔者并不赞同女真与朝鲜存在着藩属同宗主的关系，因为女真各部卫、所都是明朝设立，并非朝鲜设立的，而且女真诸卫所隶属明朝版土，并非朝鲜的领地，故而不能说具有宗藩关系，但在明代双方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女真处于被动和被支配地位。这样在朝鲜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是未开化的民族，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朝鲜初年，朝鲜半岛北部(今咸境道、平安道一带)并非朝鲜人居住，而是女真人的活动地域。辽、金、元三朝400年间，中朝北部边界基本稳定在朝鲜江原道的永兴地区。元朝时朝鲜北部由铁岭卫管辖，明朝永乐以后，铁岭卫北撤，这片土地遂由朝鲜掌管。【对于明代中朝边界的形成，可参见王冬芳:《关于明代中朝边境形成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但当时这一带的居民以女真人为主，女真部族构成了朝鲜北部藩篱。朝鲜世宗国王时期(1419—1450)，朝鲜先后在北部设立了四郡六镇，【四郡乃懋昌、闾延、虞芮、慈城，六镇乃庆兴、庆源、稳城、钟城、会宁和富宁.对其研究可参见李仁荣:《韩国满洲关系史研究》(汉城，乙酉文化社，1954年)，书中对四郡的设废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对朝鲜与女真关系更进行了专门研究.】以加强控制，并从南方强制迁徙朝鲜人在北部地区定居，逐步实施对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当时迁徙来的朝鲜人，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疾疫流行，以致“新徙之民，不安其心，思归故土，或臻亡命”。【《李朝世宗实录》卷40，世宗十年五月丁巳，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为了确保北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就得处理好与女真诸部的关系。为求控制女真，朝鲜采取羁縻与武力征伐两种措施，以确保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朝鲜对女真的羁縻策略，首先是施恩笼络，授酋长以侍卫、将军等职位，同时，若遇上女真天灾，亦予以救济。朝鲜太宗时(1401—1418)开始对女真施恩。当时建州卫酋长猛哥帖木儿求见，即以其“居吾境，为吾藩篱，宜待之厚”，【《李朝世宗实录》卷45，世宗十一年九月丁卯.】遂厚待之。世宗时期(1419—1450)对女真诸卫酋长多授予侍卫一类头衔。《李朝世宗实录》载:“中朝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职者，非欲侍卫也，欲羁縻也。又国初万户宣略将军之职，不惜遥授，亦欲羁縻也。”【《李朝世宗实录》卷10，世宗二年十一月己巳.】于是对当时建州卫童仓、凡察等人子弟授予官职，并令在朝鲜娶妻，使其安心侍卫，“使之迭相往来觐亲，则彼自有永久安堵之心”。【《李朝太宗实录》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宗年间，建州左、中、右三卫发生罕见旱灾，谷食皆枯，朝鲜遂给粮，人给米
但朝鲜与女真关系时好时坏，关系好时则和平相处，相互贸易;关系不好时，则施以战争。朝鲜多次出兵扫荡女真驻地。太宗十年(1410)三月，朝鲜边将赵涓屠杀女真众多，又捕捉女真首领甫乙吾，杀他无借口，又不敢放回，因为朝鲜顾忌若将其放还，让他回到故里，看见积尸遍野，屋庐烧尽，妻子朋友皆已死亡，肯定“怨极于天，必告天子，誓死复仇矣”。【《李朝太宗实录》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祖年间(1455—1468)，申叔舟多次兴兵女真，焚其庐舍，毁其庄稼，断其贸易。女真在不能与朝鲜贸易时，往往在朝鲜边境抢掠财物，以维持生计，朝鲜则派兵进攻，故而战事不断。1496年，朝鲜使者童清礼出使建州卫，建州卫首领完者秃还在向他述说朝鲜进攻其祖李满住之事:朝鲜无故进攻李满住，使其身被九创，其妻子皆死于锋刃之下，李满住“由是含怒痛入于骨”，从而实施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参见《李朝
二、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对后金态度的转变
在“壬辰倭乱”期间(1592—1599)，朝鲜明显感觉建州女真势力大增，因为期间努尔哈赤曾请求出兵助战，遭到朝鲜拒绝，但足以使朝鲜警觉。战后不久，朝鲜派使臣申忠一出使建州，侦探情况。朝鲜国王宣祖去世后，光海君继位。因为诸多原因，光海君开始调整其对明朝与建州女真的策略。
光海君可以说是唯一对明朝不忠心的朝鲜国王，他对明朝不但没有诚心事大之意，可能还有刻骨的仇恨。因为明朝以他为次子，十几年间曾经五六度拒绝册封他为世子，1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寝食不安的状态，担心世子职位随时被他的哥哥临海君抢去。壬辰倭乱时期，朝鲜国王宣祖以长子临海君无能无德，而次子光海君则“自幼好学，聪明端厚，又能斥去纷华，简俭自奉”，以其为贤，期待明朝册
太子，而皇上意在福王，故我国册封奏请，正犯所忌，每为礼部所沮”。【《李朝宣祖实录》卷169，宣祖三十六年十二月戊子】而表面上明朝所认同的则是儒家礼仪制度，宣称:“长幼之序，礼莫大焉;储嗣之立，礼莫重焉;舍长立幼，于礼不顺。若令之自中国，是以非礼令也;若徇之自臣部，是以非礼徇也……朝鲜称我外臣，享我正朔，事孰大于继立，乃舍其长子而请立第二子讳，无乃非我国家之制乎?”【《李朝宣祖实录》卷181，宣祖三十七年十一月辛丑.】明朝始终拒绝册
撤回。但朝鲜君臣皆以丁应泰言为诬妄之辞。杨镐回还之日，朝鲜自国王宣祖至平民百姓皆恋恋不舍，宣祖率百官泣送于弘济院，汉城士民男女重髫戴白，皆出送郊外，诸臣以诗为别。【参见《再造藩邦志》5，《大东野乘》第三册，第1811页.】朝鲜深觉惋惜，并为杨镐受诬而不平。不久宣祖即派右议政李元翼、参判许成上奏辩诬，并疏救杨镐。万历二十七年(1599)七月，朝鲜建宣武祠于汉城南，特崇享兵部尚书邢筁、经略杨镐，宣祖亲书“再造藩邦”匾额揭于宣武祠。万历三十四年(1606)，谢恩使柳寅吉、崔濂朝京，专求杨镐画像。时杨镐家居河南商丘，朝鲜使臣千方百计寻得一商丘举人前往其家乡，方摹得杨镐画像。【具体经过，可参见《李朝宣祖实录》卷213，宣祖四十年闰六月癸亥.】光海君二年(1610)，将其画像奉安于宣武祠。朝鲜为崇祀杨镐，千方百计，煞费苦心。由此可见杨镐在当时朝鲜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
尽管如此，在杨镐出征辽东之前，派使臣前往朝鲜要求朝鲜出兵，共同征讨。但面对杨镐派来督促朝鲜出兵支援的使节，朝鲜在光海君游离政策下，一再推诿，“不曰建贼见蹙，隳突可虞，则曰我国力分势弱为虑”，杨镐斥之“岂遽忘昔年……援东国之急乎?……不免大失中外之望”。【《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0，光海君十年七月己酉.】其实，朝鲜对于明朝征讨后金的重要性看得相当清楚，以为“国之存亡，民之死生，都在于征胡之一役”。【《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3，光海君十年十月丁丑.】但光海君对杨镐之要求依然敷衍推诿，以致于“经略(杨镐)于我国深恶而痛绝之”。【《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3，光海君十年十月甲申.】朝鲜对杨镐之要求百般推倭，而与此同时则积极开展与后金的往来，暗中遣使联络。
由
等之大。这也反映出姜弘立降后金实乃光海君幕后所定之策。光海君暗中与后金往来，后金对此却很不满意，以为“交则交，不交则已，何必暗里行走”。【《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69，光海君十三年九月戊午.】光海君试图寻找一条既应付明朝，又不开罪后金的策略，但相当艰难。
光海君的两面政策，虽然使朝鲜免遭一时兵灾，但与传统的事大主义相违背，明朝尚存，朝鲜不应当背弃明朝而投向后金。朝鲜人把后金看作夷虏，光海君却弃“中华”(明朝)而交“夷虏”(后金)，背逆了朝鲜信奉的正统观。天启三年(1623)二月，朝鲜发生宫廷政变，
三、两征朝鲜与清和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上台，为了打破明朝所谓三方布置之策，【明末为了抑制后金，提出以辽东、皮岛、朝鲜为三方合击之势，采围堵之策.具体可参见李光涛:《毛文龙禳乱东江本末》，《明清档案论文集》，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63-254页.】派阿敏率军攻打驻守皮岛的毛文龙，顺击朝鲜。但没想到朝鲜不堪一击，不足半月即迫近京城，朝鲜部队溃不成军，迫使朝鲜盟誓，从而与朝鲜建立兄弟之国的关系。十年后，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以朝鲜不朝贺为由，再次出兵，迫使朝鲜国王仁祖订立城下之盟。朝鲜与清由兄弟之国的平等关系变为宗藩关系，从而确立了随后200多年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基调。两次战争迫使朝鲜屈服，但朝鲜始终未能心服，在清朝的武力征服下，朝鲜成了清的藩属，但朝鲜却千方百计维持与明朝的关系。明朝灭亡后，朝鲜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大讲尊周之道，既表明朝鲜承继了中华正统，同时表明其反清的立场。
天聪元年(1627)
谈判。朝鲜虽然军事上远不是后金的对手，但在谈判过程中却充分显示了作为“礼义”之邦的特色。朝鲜为了确保与
后金最初坚决要求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而后金与朝鲜则约为兄弟之邦。但朝鲜极力反对断绝与明朝的关系，因“大义所系，断不可许”。【《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己亥.】朝鲜举国上下咸认为:“此则君臣天地，大义截然，有以国毙，不敢从也。”【《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辛丑.】同时，在文书往来中，朝鲜屡书“天启”年号引得阿敏大怒，以为后金并非明朝属国，不当用“天启”年号，而“天启”、“天聪”不过一字之差，可用“天聪”。但朝鲜并不认为是“天启”、“天聪”一字之争的小节，而是“毁灭纲常”的大义。“君臣之分，天经地义，截然不可犯，宁以国毙，岂忍为此请还收改书之命?”【《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己未.】后来双方妥协，依揭帖式，【揭帖，乃古代一种文书.戚继光《练兵纪实》杂集3载:"凡有大事申报上司，于文书之外，仍附以揭帖，备言其事之始末情节，利害缘由."可见，揭帖是正文以外，详细说明事情原委一类的文书.】不书年号。年号问题解决了，却又因议和盟誓问题而争执，朝鲜国王以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为由，拒绝与后金阿敏盟誓。【参见《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阿敏以为“无盟誓，何以信其诚，令贵国王怪滞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几经交涉，双方妥协，以朝鲜国王在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于外廷刑牲以誓，方达成盟誓协议。【参见《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朝鲜与后金谈判中始终坚持不背离对明义理，其正朔之争议和仪式之争皆关乎正统，正统观是朝鲜在谈判中秉承的原则。
阿敏最终以朝鲜对明朝始终不改其忠心，以为朝鲜是有节义之国，故而不再坚持永绝明朝一款。而正是这一款的去除，促使皇太极第二次进兵朝鲜。1636年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不朝贺，还不接待前来劝进的清朝使臣马福塔等一行，终于使得皇太极亲领大军第二次征伐，一举将朝鲜征服，变为清朝的藩属。
面对清大军压境，朝鲜束手无策，赖以自卫的就是其坚信的儒家义理观。朝鲜答清使书曰:“凡贵国之责于我者大略有三:一则汉人之事也，二则边民之事也，三则谗间之说也。我国臣事中朝，敬待汉人，乃礼之当然也。凡汉人所为，我岂可以号令禁断也!当约和之初，我国以不背中朝为第一义，而贵国乃谓朝鲜不背南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邻之契;此上天之所监临也。今者每以向南朝接汉人责我，此岂约和之本意也。以臣
丁卯之役后，正是朝鲜这种“不背中朝”的态度，使得后金虽然与朝鲜建立了兄弟之国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很不稳定，朝鲜对后金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对于后金的使者亦不加礼遇，以致后金使者抱怨:南朝使者来，则供馈赠遗甚厚，“而今接吾辈，还同隶人”。【《李朝仁祖实录》卷22，仁祖八年三月甲申.】朝鲜不仅对后金使节接待不公，而且在贸易、逃人等问题上都采取消极敷衍塞责的态度。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翦除明朝的羽翼，后金就要将朝鲜臣服。
皇太极大军进攻，朝鲜国王仁祖困守南汉山城，当时崔鸣吉请与清议和，清亦派人与朝鲜接触，议和谈判。但在朝鲜内部斥和派势力极大，斥和人士洪翼汉曰:“今建州欲窃帝号，而殿下不斩其使，何以答天子之德而绍先王之义乎!”【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洪翼汉传》，第29页.】吴达济论崔鸣吉:“夫崔鸣吉，一奸臣也……愿殿下抵鸣吉罪，以厉人臣之节。”【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吴达济传》，第31页.】尹集论曰:“明天子，民之父母也。虏，父母之仇也。属国之义，固不可连和于虏也。今虏逼京师，辱先帝之陵，殿下兵弱力微，虽不能悉赋而从征，以报天子之仇，亦何忍复遣使者，与虏连和乎?”【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尹集传》，第30页.】 “不去鸣吉，国必亡矣。”斥和势力极大，使得当时双方议和相当艰难。清朝为了打击朝鲜斥和势力，勒令朝鲜缚送斥和主首者，于是金尚宪、郑蕴、尹煌、尹集、吴达济、金益熙等十一人请行，而洪翼汉时在平壤，故不得“首实”。仁祖听说有十一人愿出首，大惊。最后只定尹集、吴达济及在平壤的洪翼汉三人出首。尹集等对清英俄尔岱说，吾国父事明天子且三百年，“臣民惟知有明天子耳……吾等……所争者义已，成败存亡不论也”。【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吴达济传》，第31页.】以说明其斥和的意图和动机。可见支配他们斥和的正是朝鲜与明朝三百年来的君臣礼义，他们也不顾“成败存亡”，为了与
世子并另一王子及朝鲜诸大臣之子为质，加以牵制和督促。
南汉山城盟约使朝鲜成为清朝藩属，但朝鲜国王仁祖“以计穷力尽，展意图存之状”，将降服经过报告皮岛都督陈弘范，希望转呈明朝，又支持平安兵使林庆业派僧申歇与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相通，从而开启潜通明朝之举。【参见《尊周录》，《丁丑下城后》，见《朝宗岩文献录》，第15页.】对于朝鲜臣服于清，明朝不久即获悉其情状。当时朝鲜使节金癱尚在出使明朝途中，明朝虽知朝鲜之事，对于金癱不但未予丝毫为难，反而一再安慰，沿途派兵护送，陆路早已不通，遂由海路返回，途经螧(皮)岛，都督陈弘范赠大米四十石、青布百匹，令其带回，以奉给国王，令朝鲜君臣更加感激不尽。【参见金堉:《潜谷朝天日记》，见《燕行录选集》上册，第226页.】对于朝鲜潜通明朝始末，刘家驹有详尽的讨论，【参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第343-396页.】笔者无意全面论述，只就潜通明朝过程，论其数点:其一，潜通明朝，时间是从南汉盟约之后一直到松锦之战前的数年间(1637—1643)，松锦战后，由于明辽东经略洪承畴降清，洪承畴将朝鲜潜通明朝和盘托出，该事完全败露，清朝彻底追查，惩处一批朝鲜官员，最终使得潜通明朝结束。
其二，虽然只有几个人参与潜通明朝之事，最重要的有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僧人独步、义州府尹黄一皓、壮士崔孝一、车礼亮等人，但实际上背后有左议政崔鸣吉等人及国王仁祖的支持。朝鲜潜通明朝与国王仁祖直接相关。南汉城下，“王每岁正朔西向哭，左右皆泣，乃求义士之可以使明者，未得也，及鸣吉因林庆业得独步，乃遂遣之。稳咨于承畴，具道为虏所围，不能城守状。独步间走承畴军。因致国书，承畴上之天子，是岁崇祯十二年也。天子下诏褒其义，因赐独步号曰丽忠。十四年，独步归自京师，王大喜，赐独步米五百五十石，自金千五百筋，人参五十两，复遣之”。【黄景源:《江汉集》卷30《明陪臣传·僧独步》，第67页.】独步不过一僧人，但成了明廷与朝鲜王室之间传递信息的使者，洪承畴在其间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643年，洪承畴降清，使得朝鲜潜通明朝之事从此终结，而且洪承畴全盘告知清人朝鲜潜通明朝之状况，清朝遂严惩相关人员，此后朝鲜与明朝方真正断绝一切往来。
崔孝一原为朝鲜军人，多次与清朝作战。朝鲜臣服于清后，明室日渐衰微。崔孝一募得力士车礼亮谋求刺杀皇太极，以报明室。义州府尹黄一皓、安州节度使林庆业皆与其事。崔孝一浮海到东江说陈洪范，未见采纳。又去宁远投奔吴三桂，吴三桂以为谋士。崔孝一到登州次年，清朝侦知其事，于是将其家人皆处死。吴三桂降清后，崔孝一到北京，“独不朝贺，不剃发，待先帝殡，昼夜临，十日不食，死于先帝之旁，三桂为收而葬亡”。【黄景源著:《江汉集》卷30《明陪臣传·崔孝一》，第63页.有关崔孝一之史事，可能系编者杜撰出来，可信度不大.若其守先帝即崇祯陵旁而死，即为不可能之事.】真乃忠明义士。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先后参与了策划独步、崔孝一潜通明朝之事，而作为朝鲜当时最为重要的将领，清多次要求其率军援助，他都阳奉阴违，拖延塞责。松锦战时，清令林庆业率舟师前往旅顺口，林庆业船行甚慢，故意把三条船漂到登州，把清将要攻打锦州情报泄漏于明。船行海上，遇明水军，明兵佯与之战，诫者不铅而发曰:洪都督军也。炮毋中，承畴亦诫其射者不铅而发曰:林总兵军也，射毋中，以故两军无一死伤者，又使两人潜水到明军告知清阴谋，又日沉数船，所沉者凡六十四船。【参见黄景源著:《江汉集》卷30《明陪臣传·林庆业》.】如斯援清，实则坏事，引得清朝大加指责。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令林庆业率兵300到九连城，传令于义州、宣川、郭山等，令其中军督率五邑军进凤凰城，“要解清人之啧责云”。【《李朝仁祖实录》卷39，仁祖十七年八月癸丑.】其出兵意不在助攻，而在于“解清人之啧责”。进兵途中，林庆业总是故意拖延时间或想方设法自我破坏。松锦之战后，潜通之事败露，清使前来抓他，林庆业逃亡，削发为僧，伺机浮海到登州，先效忠于都督黄龙麾下。不久明亡，林庆业被清兵俘获，被送回朝鲜。当时朝鲜亲清派势力金自点掌权，林庆业被刑审逼供，跟随林庆业的人皆被惩处，林庆业亦被掠杀。【参见《李朝仁祖实录》卷47，仁祖二十四年六月戊寅.】纵观朝鲜潜通明朝，虽然似乎是几个人所为，其实很有代表性。独步为僧人，崔孝一为退役士兵，林庆业是将领，而背后则有朝鲜国王的支持。崇德六年(1641)崔孝一致书于义州族属，书中言“本国(朝鲜)亦欲潜通中原(明朝)，三公六卿皆有此意”，【《李朝仁祖实录》卷43，仁祖二十年十月己酉.】此虽为家书，但实质上反映了当时朝鲜人的一种普遍心态。朝鲜尊周思明正是在潜通明朝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开始的。潜通明朝的心态在明朝灭亡后，转化为尊周思明心态，正是这种强烈的心态，影响着朝鲜的思想与政治，故而历代国王须谨慎处之，奉之为国策，成为朝鲜处理与清朝关系及国内政治的基本原则。
总之，在1637年南汉盟约之后，朝鲜就成为清朝的藩国，尽管是在高压之下朝鲜被迫接受的，但双边关系就此奠定。由于是通过战争的征服，加上两次战争期间对朝鲜的破坏，使得朝鲜内在文化心态上对清朝更增反感。清入关前双边关系这样建立的过程，对入关以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大有影响，既奠定了清代中朝关系的基本格局，又使得清朝为了赢取朝鲜内在心态上的衷心臣服而大加施恩，极力推行德化政策。【参见孙卫国:《清对朝鲜宗藩政策的演变及其效果》，《东方文化》(香港大学)，通过审稿，待刊.】这样梳理清代中朝关系的建立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清代中朝关系的内在特点。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