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边疆史地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范畴。边疆史地学之所以在19世纪中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盛极一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当时部分有正义感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关心现实问题和边疆局势,为御侮图强、筹边谋防而献计献策,像祁韵士、徐松、龚自珍、魏源、沈篧、张穆、何秋涛等都以讲求边疆史地学而闻名,使边疆史地学成为晚清有一定声势和影响的学术派别。魏源是当时经世之风的积极倡导者,他将经世精神倾注于史学研究之中,主张“史”与“治”相结合、史学研究实践和著述应为社会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和指导,他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就是这种经世史学的重要体现。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屈辱条约的签订,使魏源感到无比忧愤,忾然触胸中所积,于是搜罗各类史料,“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之本末”,【魏源:《圣武记·圣武记叙》,中华书局1984年版】写成《圣武记》14卷,又在林则徐所译《四洲志》基础上纂成《海国图志》100卷,晚岁精力复萃于《元史新编》一书。此三者都为救亡图存、抗敌御侮而作,带有很强的经世目的,同时也可说是他在边疆史地研究上的结晶。
一、魏源在边疆历史地理沿革研究上的贡献
(一)《元史新编》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贡献
魏源对于西北边疆地理沿革的考辨是与元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的。因为:(1)元代西域西
北接俄罗斯,西南连五印度,研究它对于了解这些地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2)元代疆域之广大,亘古所无,宣扬其盖世武功可以激励清朝统治者提高自信心,整饬边防抵御外侮;(3)旧《元史》芜蔓疏陋,于元西北疆域尤其模糊不清,如能将其清厘出来,对于了解北部边疆用兵地形,提供经营北边的经验大有裨益。因此,魏源有意识地利用国外的史料来研究元代的历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其实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时就已涉足元史,他说:“源治《海国图志》牵涉《元史》,辄苦迷津,爰取《元秘史》、《蒙古源流》及邱处机、刘郁之书,参以列代西域传记、图理琛《异域录》、??钩稽,旁证侧出,遂成一图四考”。【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3《元代疆域图叙》,上海书局(石印)1895年版,第11页】 “一图”即《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图》,“四考”即《元代征西域考》两篇及《元代北方疆域考》两篇。后来,魏源又从英国人手中得到了有关五印度、俄罗斯元裔之始末等史料,又数年旁搜《四库全书》中元代文集数百种及《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诸书,乃以邵远平《元史类编》为蓝本,“增益于钱、汪诸氏之考订,徐松之绪论,就《元史》删其繁芜,补其缺漏,订其谬误”,【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杨慎之、典丽镛主编:《魏源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成《元史新编》一书。《元史新编》与《元史》相较,值得肯定的地方甚多,就其在边疆史地的贡献而言,莫过于对元代漠北、西域疆域的厘定。魏源的工作突出表现在:第一,补充了元世祖以前缺略的太祖、太宗、宪宗三朝本纪,充实其内容。第二,补充了一些开国功臣传,如开国四杰中之博尔忽、赤老温等,至于其他各传如“开国四先锋二部长”、“誓浑河功臣”等,或增补或汰冗,无不一一予以厘正。第三,新增《太祖平服各国传》、《太宗、宪宗两朝平服各国传》详开国平服各国事,与所补三朝本纪及有关传记为表里,参伍互证。第四,增《中统以后屡朝平服叛藩传》记中叶东藩与北藩,以明代东部和北部边域情形,详当时边徼尾大不掉之势。通过以上这些新增的本纪和列传,蒙元从初起至中叶以后在漠北和西域的历次军事行动如指诸掌,而这些边疆地区的道里山川、风土人情亦于文中反映出来。第五,补阿母河、和林、辽阳三行省地志(此部分原稿今已散佚,不过,由该书《凡例》尚可窥见其梗概,可知魏源搜讨之勤,胜于旧史)。经过他的一番努力,“俾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得睹,其方位虽间有疏略,而其高瞻远瞩,辟榛莽而启津途,足以补《禹贡》之缺、步章亥所未穷已”。【邹代过:《《元史新编》跋语》,魏氏慎微堂1905年版,第1页.】这应该是他对元史的卓越贡献,也是他在边疆史地研究上的突出成就,对晚清学者有关西北地理和元史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魏源对中俄关系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清代,举凡东北老林古旧地、漠北蒙古、西北准噶尔、回疆悉皆内属,俄罗斯成了与中国北部直接接壤之邻国。然而,在魏源之前各家之记叙俄罗斯者均过于零碎且多舛误,近代综合各书对俄罗斯事详加考证、进行系统之研究则始自魏源,我们只需翻开《海国图志》和《圣武记》一望便知。魏源所撰《海国图志》中有《北洋俄罗斯志》,裒辑《俄罗斯国总记》、《西域闻见录》诸书,于《俄罗斯沿革》末附《元代北方疆域考》两篇(即考元代俄罗斯境,为其一精心结撰之作)。道光二十年(1840)魏源第一次修订《圣武记》时,即将重点放在论述新疆和俄罗斯问题上;道光二十六年(1846)再次修订时,对有关新疆各篇和俄罗斯篇又进行了增订,卷6《国朝俄罗斯盟聘记》采集康熙、乾隆以来中俄交涉事迹对中俄关系史事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暴露出清朝边防的严重危机,拿北部边疆而言,当局对中俄边界的一些具体情形并不十分清楚,历史文献也缺乏明确的记载,许多地区实际上处于不设防状态,这将给外敌以可乘之机。比如说,与俄接界的东海诸部,自清开国初即已经内属,其地是祖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也是吉林东部的屏障,因仅设姓长乡长未立专官,是故事迹不彰,赵翼撰《皇朝武功纪盛》自康熙中征讨三藩之役以后悉有述略,而东海之事阙载,像《一统志》、《皇清通典·边防门》、《盛京通志》、《八旗通志》、《会典》诸大型志书也概付之阙如。魏源沉痛地指出:“动称国初声教逮于使犬、使鹿,而地在何方?人为何等,茫如绝域。”【魏源:《圣武记附录》卷12《武事余记·掌故考证》,第494页.】因此他在修《圣武记》时于《开国龙兴记一》中,对东北诸部详论及之,搜罗各家撰述,对东海使鹿、使犬、鱼皮、各种落之习俗、里至、物产及与中央之关系无不详加考究,意在唤起人们对这些地区的重视,也为后之筹边者取鉴。魏源对北部边疆和俄罗斯问题的开创性研究工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俄罗斯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一问题。后来何秋涛著《朔方备乘》以北徼与俄罗斯关联者为范围,对北部边疆和中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记叙和考证,较之魏源便有了深入,如前面所述东海诸部事,魏源《圣武记》尚限于附记,而在何秋涛《朔方备乘》中已有《东海诸部内属述略》的专记了。然而,我们只要将两书对校,就会发现何氏受魏源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三)魏源关于边疆地理沿革研究的几点看法魏源在研究边疆史地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他也很注意对这方面研究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官修志书记叙边疆史地时,要严格类例,杜绝“两不收”情况的发生。魏源指出:“官书之患,莫患于两不收。”【魏源:《圣武记附录》卷12《武事余记·掌故考证》,第494页.】作为国家重要典籍文献的志书,旨在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为研究者、筹边谋防者提供指导,如果出现严重的漏载现象,就不是个小问题。如乾隆中修《大清一统志》对于科布多、察罕淖尔、乌里雅苏台“屡朝筑城,屯兵控制西北重地”【魏源:《圣武记附录》卷12《武事余记·掌故考证》,第494页】竟一字不及,像这样的大型志书纰谬如此,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再如东北濒海诸部,《大清一统志》在“外藩疆域”末曾附言称:此诸部是内属,故不列于外藩。那么在东三省的有关部分该有所记载吧,可及至查阅有关文献却又一字不提。这就给后来之研究者、决策者带来很大不便,地既不知,也就谈不上重视,如此整饬边防,又何以对付外来入侵?第二,关于塞外山川地名的音译。塞外山川地名,往往因音译兄弟民族语言,佶屈聱牙,晦涩难懂。魏源觉得只有《大清一统志》体例最善,“如外藩各部山川,皆以汉语大全而蒙古语分注其下”,【魏源:《圣武记附录》卷12《武事余记·掌故考证》,第496页.】地从主人,名从中国,使人看起来非常方便。还有,记塞外山川最好能标明“山”、“泊”等字样,以便使人一目了然。第三,地理位置切忌疏阔不详。魏源认为,金石典册之文,“当使后人知地利,知兵法,知贼情”,【魏源:《圣武记附录》卷12《武事余记·掌故考证》,第502页.】应该交待得具体清楚,不可如同稗官小说一般以幻为奇。他说方略、军报动言遇贼于某村某冈某沟,败分几路窜遁,却不言此村此冈此沟处于哪州哪县,使人一头雾水,他指出:“若不以州县为纲维、山川南北为经纬,但见村、冈、沟、径,纷错驰击,茫然不知方向,不又几同于小说乎?”【魏源:《圣武记附录》卷12《武事余记·掌故考证》,第502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魏源所具有的识见和谨严。第四,官书间矛盾当折衷一是。塞外山川地名有同音不同地者,也有因翻译各异而实即一地方者,错综复杂,各书记载亦往往相互歧异,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对于此种情况,魏源认为应广泛
征引史料,彼此对校,择善而从。这种例子很多,难以一一细述。
二、对边疆民族关系的认识
(一)《圣武记》所表现的“多民族凝聚”倾向
在魏源的史学名著《圣武记》中反复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边疆民族关系问题,如何把各民族凝聚在一起?魏源希望以君主、朝廷为中心,把各个民族凝聚在朝廷周围,这就是魏源的“多民族凝聚倾向”。他的这种“多民族凝聚”的确是以君主、朝廷为中心的,他强调各民族对朝廷无限的服从。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外患频仍的局面,魏源向往有一个强大、有力的中央王朝,“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禁止令行,四夷来王”,【魏源:《圣武记·圣武记叙》,第2页.】能够把四面八方的各民族凝聚在一起,“人心肃,国威遒”,则外夷不敢轻觑。这无疑是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这种多民族凝聚倾向无疑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在《圣武记》中,魏源强调,中国声教自古北距大漠,西不尽流沙,只有到了清代,从东北的鱼皮、使犬、使鹿之部到北部的蒙古,再到西北的回部,西南的藏胞等都统统归入清的王化之内,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成为朝廷所倚仗的屏藩,“龙沙雁海之外、万潼亿毳之民,独峰陀无尾羊之部,奔凑万里,臣妾一家,内逮理藩院、旗司自及王会司,视功大小以区承袭之等差,酌远近以定朝贡之疏数。是以间气英灵,鞭挞沙碛,与国为旗常带砺,与国干城腹心”。【魏源:《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二》,第107页.】魏源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史学家,他在《圣武记》中利用可靠的史料、大量的事实,如杜尔伯特部自动同叛乱分子划清界限,库车、拜城和阿克苏三城之阿奇木伯克鄂对等挺身而出主动平叛,西藏的达赖与班禅施加影响消弥祸乱,还有土尔扈特部不远万里回归祖国等,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倾向,反映出在清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各民族间联系不断加强、中央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日趋密切(其间虽有噶尔丹等少数野心膨胀的分裂分子抗衡狂突,妄图割据一方、破坏统一,但更多的是像科尔沁、赛音诺颜部一样坚决拥护中央政府,强烈要求安定团结和统一,反对分裂叛乱)的历史趋向。
(二)关于民族矛盾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但是其民族问题也很复杂。魏源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当然也很注意对这方面进行研究和整理。在魏源看来,民族间矛盾的激发大致不外乎以下几方面:一是像噶尔丹、罗卜藏丹津、大小和卓木等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野心膨胀,妄图霸据一方。特别是厄鲁特之准噶尔,“掳掠驱载,惟其所欲”,【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第156页.】不仅严重威胁祖国的统一,同时也给西北边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等赤裸裸的民族压迫和掠夺,当然是不得人心的,中央政府将其荡平,完全是应天顺人的正义行为。二是宗教因素的影响。如回教(伊斯兰教),魏源指出,回教在维吾尔族和回族中几乎是全体一致的信仰,穆斯林对和卓的敬信不亚于蒙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信仰,大小和卓木就是利用他们在维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进行叛乱。后来张格尔及其后人多次被外国势力利用,在回疆煽惑维吾尔族人民也是利用和卓问题大做文章。三是清朝官吏的腐败。魏源说:“积怨则变,昔今一辙。”【魏源:《圣武记》卷7《道光湖粤平瑶记》,第325页.】比如说道光初的回疆之乱,虽有张格尔煽惑,但祸根其实早就种下,那些官吏的倒行逆施早已大失回众之心。这些人“视换防为利薮”,服食日用无一不取于阿奇木伯克,伯克更借供官为名,“敛派回户,日增月甚”,“又距伊犁将军遥远,恃无稽察,威福自出”,【魏源:《圣武记》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第182页.】回户积怨至深,因给张格尔之流以可乘之机。其他像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乌什之变,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吉昌之事,道光十一年(1831)的湘粤瑶民之乱,据魏源分析,又哪一桩不是出自官逼民反?魏源在《圣武记》中愤怒地谴责了上述野心膨胀的分裂分子和破坏统一、制造民族矛盾造成边疆局势动荡不安的不法官吏,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和好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三)魏源关于增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凝聚力的经验总结第一,对内要修明政治,以张国势。魏源在《圣武记叙》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内不在外,最根本的出路在于修明政治、广揽人材,这样,国势自然强盛,四夷宾服,这叫做“战胜于庙堂”。他阐释道:“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无。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于御侮!”【魏源:《圣武记·圣武记叙》,第1页.】第二,对各族要恩威并用,贵在服心。魏源认为坚决打击民族分裂势力,保持一定高压威势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和好的前提;若不以军事为后盾,一味待之以善,只会助长其骄横,产生轻我之心,事反不谐。魏源曾说:“虽云地利不如人和,而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则形可势禁,未尝不可以扩论世之胸,资远猷之告。”【魏源:《圣武记附录》卷12《武事余记·掌故考证》,第501页.】以准噶尔为例,魏源指出,三次重创准部,中央政府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制夷之权在中国,乞款之诚在外夷,故能以战为和,以剿为抚”,“从未有兵未交,绥寇未退境,即与为城下之盟而能使其贴耳,制其猖獗者”。【魏源:《圣武记》卷3《雍正两征厄鲁特记》,第147页.】魏源特别赞赏清朝每年在塞外举行“木兰秋”大规模狩猎活动,认为通过“木兰秋”使蒙古各部感受到天朝磅礴的气势,“寓绥远于训武”之中,同时也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和接触,增进了了解。第三,慎选边吏;并对其进行严格考核。许多民族矛盾的酿成实际皆因边臣鱼肉百姓所致,因此边臣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和谐,不可等闲视之。魏源认为,清廷应该从历次变乱中吸取教训,加强管理,严格各城积弊,减轻回民负担,团结其大多数,少数不逞之徒就兴不起风浪来。第四,审慎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宗教问题在边疆民族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不言而喻,对其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边疆的局势安危。魏源认为要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皇清能并回部,不能使天山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番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黄教而诵六经;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而不能使白帽、黄帽之方,尽奉天主教”,因此应该“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魏源:《海国图志》卷71《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叙》,第1页.】顺势化导。
三、关于边疆开发和建设的设想
(一)关于边疆开发意义的理论思考
魏源紧扣时代脉搏,立足于现实,对边疆的防卫和开发建设做了深刻的思考,把对边疆开发建设的认识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从理论上阐释了边疆开发的重大意义。第一,他运用历史变易的观点阐明,顺时势而斟酌损益之道,应开发边疆以解现实问题。人类社会历史,自古以来气化递嬗,“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裒多益寡者,政之经”,【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皇朝经世文编》卷80,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版,1887年版,第2页.】时势不同了,为政之道亦异,当政者贵在根据变化的情势采取相应的办法,今内地土满人满,而边疆地区却地广人稀,蕴藏极富,为什么不斟酌损益之道呢?他说:“君不见八旗圈地遍三辅,生聚承平百万户。又不见边外上都千里沃,插汉故疆供穅牧。人满土满两堪患,何不移人垦土两得算。”【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魏源集》下册《新乐府·君不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83页.】第二,魏源从历史运会学的角度指出,穷荒绝域的宝货经过几千年的沉埋,现在该是它们匡世济用的时候了,这是一“气运”,一历史运会。边疆之地幅员宽广,物产丰富,仅以自然条件所限,至今犹未辟之鸿荒,这是“天地钟福遐荒”留待我们今天去开发的。比如说新疆,“西域之不治,自上古至今数千载,天欲使化荆棘而康衢,化幽谷而白日,化榛笲而而冠裳,化毡帐而闾井,则必得圣人而畀之,且必铲削磨荡,一扫其旧而后畀之”。【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第159页.】第三,魏源站在战略的高度指出,只有以开发边疆的手段来防卫边疆,才可真正达到防卫的目的。中国过去对边疆的控制其实只不过羁縻之而已,并不能真正拥有其地,不能真正臣服其民,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纷纷议弃其地,退保旧境。魏源认为现今不能再走这样的老路,而应该深入其中,徙民开发,以回疆为例,应“招华民实回疆,变膏腴为内地”,这样“势尤顺,利尤大”。【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第159页.】总之,必得使与内地融为一体,与腹心无异,这样方可垂亿年而无尺寸之地可议弃。第四,魏源环顾宇内,认为西洋人为生聚之计而勤于开发实是值得借鉴。魏源十分钦佩西洋人为生聚之谋而不懈努力的精神,他说:“欧罗巴人极意搜罗新地,得片土即经营垦拓,遂使万古穷荒之僻岛,毕献精华,壮哉!”【魏源:《海国图志》卷70《西海诸岛》,第160页.】我们虽不思?削海外,但决不应使边疆资源废弃于野,该好好开发利用起来,如果一味敬且因循,终必为外夷所制,就会如南美的破利威人那样,“利权归他人,土人方卧醉乡,呼庚癸焉,岂不惜哉!”【魏源:《海国图志》卷67《南墨利加洲》,第4页.】
(二)魏源设想的边疆开发举措
魏源的边疆开发设想,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革边疆政制,加强集中统一管理。清代以前的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大多不过羁縻之而已,即任命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为土官、酋长实行统治,其实不能保证对这些地区的有效控制,且其本身就是远古封建残余的表现。在《圣武记》中,魏源认为土酋土目的存在是边疆不安定的总根源,只有彻底废除,普遍推行行省制才能使边疆地区真正纳入版图,才能保证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他也充分肯定了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区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的重大意义,认为“实云贵边防百世之
利”。【魏源:《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第285页.】第二,开路通运,建设边疆交通。魏源认为那些边远地区因为穷山恶水、交通不便,故人迹罕至,只要加强交通建设,外间来此之人日渐增多,畀其开发和流通,那些郁积之气自然消散。滇黔诸夷之地,“自古汉兵所未至”,商旅却步,自雍正中改土归流后,这种境况大为改观,鄂尔泰等在这些地区“遍勘上下江,浚滩险,置斥堠,通饷运。其都江、清水之间有丹江横贯,惟隔陆路五十余里,开通则二江为一,乃突捣梗顽,夺地辟险,于是楚、粤商艘直抵镇城外,古州大定”,“又于云贵交界之平越及安顺别开二路,凡十六驿,省旧驿者五;浚柳州至桂林之河,一水直达”。【魏源:《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第290页.】交通的发达将大大促进这些地区的开发建设。第三,边疆屯垦以解决八旗生计问题。自清中叶,八旗生聚日繁,已有人满之患,魏源认为只有使旗丁治产业,自食其力,才能避免其处境进一步贫困化,同时使国家走出困境。当时边疆未辟之地辽阔,徙旗丁赴边疆地区,既可充实开发边疆地区,又足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故魏源说:“阜食莫大于屯垦,屯垦莫急于八旗生计”。【《魏源集》下册《军储篇四》,第484页.】东北是满族的发祥地,宜专以徙满洲余丁;开平、兴和等地原蒙古旧地,则以徙蒙古在京余丁为宜;其余外省则以安置汉军,“各因其地,各还其俗”。【《魏源集》下册《军储篇四》,第486页.】第四,开采矿藏以广货币之源。中国边疆地区矿产十分丰富,皆“天地自然之珍,国家不竭之府”。【《魏源集》下册《军储篇四》,第484页.】魏源对各地矿藏的开采历史尤其发展状况进行了一番了解,认为这些“皆天地所以钟福遐荒,诚得其人经理之,与屯田本末相辅,可尽省内地之转输,洵国家所以制西域,佐中夏百世之利”。【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他针对当时人们心中的疑虑,以滇黔为例,说明滇黔之矿靠近外夷或苗疆,并没有引起边境冲突,也没有聚众闹事的现象,只要加强管理,所谓“聚众则难散,迪夷则易衅”等纯属多虑。他指出:“有矿之地,不惟足以实边储,且力足捍外侮,何反畏其生内患?从来但有饥寒之资贼,岂有富足之盗贼乎?”【《魏源集》下册《军储篇二》.】在所有矿产中,魏源尤重视银矿的开采,他主张大力开采银矿,铸造银币来缓解当时银贵钱贱的危机。第五,提高文教水平,加强思想化导。傅鼐在苗疆为改变当地的文教状况做出了很大贡献,“设书院六,义学百,迩苗向学,硁求考试,遂已革面洗心”。【《魏源集》上册《湖南按察使赠巡抚傅鼐传》.】魏源对其大加赞赏,为之撰《湖南按察使赠巡抚傅鼐传》以彰其德。不过,魏源注意到边疆地区同内地毕竟有较大的差异,教化不能讲求划一,应因地制宜,不赞成在少数民族地区强行推广儒学的做法,他说:“周孔语言文字西不逾流沙,北不暨北海,南不尽南海,广谷大川,风气异宜,天不能生一人以教之”。【魏源:《海国图志》卷27《天主教考》】他多次强调要“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魏源:《海国图志》卷71《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叙》】瑏瑠现在看来,他的这种观点仍是较为通达的。
此外,魏源针对当时状况,不仅从本国历史上寻找根据,向周边邻国取鉴经验,并主动研究和学习西方,初步总结了一套合乎实际的海疆防御方法,特别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对后世影响深远,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介绍。综观魏源的边疆史地研究,爱国御侮是其主线。尽管魏源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过分强调对朝廷的绝对服从,也不免有刻意为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嫌疑,但在那个时代“忠君”和“爱国”原本几乎是同义语。在魏源看来,要抵抗侵略,必须有集中统一的领导,这个领导无疑就是朝廷。魏源希望在朝廷带领下,整饬边防、处理好边疆民族和宗族关系、加强边疆的开发和建设以及加强海防建设,以此构筑起一道钢铁长城,抵御外来的压力和冲击。史学就是魏源反抗外来侵略的武器,上述所有的一切均由爱国御侮这根主线贯串起来,服务于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需要。魏源生活在古代中国走向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虽然大多数人对这种转变还无动于衷,但像魏源、林则徐等爱国史家却敏锐地觉察到这种世变的日亟:不仅仅是“大清帝国”的全面衰落,还有西方资本主义的拍岸惊涛,中国正面临着几千年所没有的变故。魏源曾说:“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圆体其自西向东乎?前代无论大一统之世,即东晋、南唐、南宋、齐、梁偏隅割据,而航琛献赆之岛、服卉衣皮之贡,史不绝书,今我一登于王会,何为处?红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争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魏源:《海国图志》卷5《东南洋叙》,经1页.】这种状况令其警醒,使其睁开眼来研究、了解西方,向国人介绍西方。这种对世界大势的明了、眼界的开阔,使他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来看待中国、审视中国的边疆问题,使他不仅意识到中国边疆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而且意识到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保卫边疆,而且还盘算如何使边疆为我所用、如何开发建设它们以缓解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外来的压力,因而在其边疆开发设想中,诸如边疆屯垦以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开矿铸币以解决银贵钱贱问题,以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等,都完全超出了传统边疆史地关于战略地理的讨论范围。他将边疆开发同内部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着眼于现实,这使其边疆史地研究充满着时代气息,这也正是其超出他人的地方。魏源从事边疆史地研究时,仍继承了乾嘉学者的考据风格,采取的方法基本上是将各家有关的撰述搜罗起来,考证钩极,穷其原委,校其异同,而归于实用,可谓为史学家的缜密品质与经世致用精神的结合。但是魏源不像其他一些边疆史地的研究者,如祁韵士、徐松等都亲履实地得以目睹,从而能够将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所得甚为笃实;而魏源则足迹多局限于内地,至于边疆,他说:“其足迹所至,北及古北口而止,西仅秦陇边界而止,未尝历九边、使绝域”。【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皇朝经世文编》卷80,第2页.】故他主要获益于师友间的切磋(如龚自珍、林则徐等),另外就是博稽史册。由于其所据多为第二手资料,闻见所限,正如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所说的:“魏氏身未出长城一步,其所評订,不外旧籍……”【屠寄:《蒙兀儿史记·凡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故舛误在所难免,在何秋涛《朔方备乘》中,也有《考订〈俄罗斯盟聘记〉》、《考订〈海国图志〉》、《考订〈元代西北疆域考〉》、《辨〈新疆后事记〉之误》、《辨〈廓尔喀后记〉之误》、《辨〈武事余记〉之误》等,对魏源的错误多有所驳正。当然,这只是魏源边疆史地研究的白璧微疵。瑕不掩瑜,他的成绩是值得我们后人景仰的。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