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流人史专家、黑龙江省文史馆研究员李兴盛先生从事流人史流人文化研究30年。黑龙江省文史馆在李兴盛先生30年流人史流人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举办“全国流人文化学术研讨会”，这不仅是李兴盛先生个人的荣誉，也是黑龙江省文史馆的荣誉，更是史学界的荣誉。笔者不揣谫陋，略撰一文，以志敬贺。
当前，学界中冠以“××学”的招牌日渐增多，实际上真正能称之为“学”的并不多。为什么？我认为，一门学问之能称为“学”，必须有一个科学而又系统的理论、体系、文献。李兴盛先生在清贫与书海之中，甘与青灯冷月和板凳纸笔为友，历经30年的紧张与忙碌兼备、枯燥与乐趣并存的岁月，先后完成了总计千万言的《东北流人史》、《中国流人史》、《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流人史流人文化与旅游文化》、《黑龙江山水名胜与轶闻遗事》、《黑龙江省历代旅游诗选与客籍名人》、《塞月边风录》等三十余部煌煌大著，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科学而又系统的流人学的理论、体系、文献，从而圆了李先生30年“残编寻旧梦”，即建立流人学这一专学。
（一）李兴盛先生流人学的理论
李先生的流人学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概论》（收入《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中，新版《流人史流人文化与旅游文化》又做了一些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对流人、流人史、流人文化、中国流人在历史上的贡献和作用等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上作了新的探索和铨释。
什么是流人?历史上传统的看法是“有罪见流徙者也”。这就是说，流人是指因犯罪而被统治阶级流放之人。此种看法，应该说抓住了问题的部分关键，但不全面。李兴盛先生指出，流人中有大量的人员并非犯罪者，有许多是和平居民和无辜百姓。所以，他给流人下的定义是：“流人，就是指作为阶级专政的对象及统治阶级掠夺财富或实边戍边需要的产物，而被强制迁徙到边远之地予以管制服役或戍边实边的一种客籍之民。”这就是说，第一，从政治上说，流人由于触犯了统治秩序即“犯罪”，而成为统治阶级阶级专政的对象。第二，从经济上说，流人成为统治阶级掠夺财富的工具；流人成为统治阶级开发边疆的劳动力。第三，从地域关系而言，流人是“一种客籍之民”。新版《流人史流人文化与旅游文化》修订为“流人就是由于以惩罚、实边戍边或掳掠财富为指导思想的统治者认为有罪而被强制驱逐或迁徙边远之地，采取一定的管制措施的一种客籍居民”。这个定义相对于前一个而言，又进了一步，既指明了历代统治者制造流人的目的、借口、方式，又指明了流人由土著变为客籍的身份变化。我认为，这里的“以惩罚、实边戍边或掳掠财富为指导思想”一语，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即就“惩罚”而言，我们知道，清代许多民间宗教徒并没有“不轨”言行，但却遭到了流放。什么原因呢？实在是，“一人连十，十人连百，百人连千，千凑成万，即白莲教也”。也就是说，以下层群众为主组成的民间秘密宗教，即使没有推翻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只要聚众，就有可能发生危及封建统治的活动，而这，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所以，李先生说得对：“流人就是被流放贬逐之人，即流放者。它既指流人整体而言，又指个体（一人）或部分而言。”“中国流人就是指历代在我国疆域上或我国藩属国领土上被我国政权所流放的各种类型的流人而言。”
什么是流人史?以往流人无史。上世纪40年代前，尽管有些著作涉及到流人问题，但多支离破碎，不成体系，有些著作人主观上甚至没有把研究对象看作流人，而是从人物传记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论述。1948年，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发表了《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一文，论述了清代流放制度、清初及中叶以后流徙概况，以及流人保卫边疆、促进边疆文化与产业开发的历史作用。该文虽从体例上言，只可称作一部粗具规模的东北流人专题史，但确实对流人史的研究起了肇其端的作用。谢老以后的一些学者，又多从刑法史、移民史、文化史、边疆开发史、民族关系史及人物传记的角度论述流人，而未对“流人史”作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李先生则在《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中，对中国历史上的流人现象作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系统化的分析后，对“流人史”作了理论上的概括：“流人史是研究流人这一社会群体产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的学科。”而中国流人史则是“阐述与研究历代中国流人的概况、悲惨处境、反抗斗争及其历史作用与贡献的学科，也就是研究中国流人的历史与社会影响的学科”。不仅如此，他还就中国流人的类型、流刑的演变阐释了流放制度由产生、发展到废止的实际情况，进而提出了中国流人史的分期，即：第一期为先秦时代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221年，这是流放制度由无到酝酿的时期；第二期为秦至两晋十六国时代前221年至公元420年，这是流放制度由首先出现与初步形成向正式确立与完全形成过渡时期；第三期为南北朝至明朝时代420至1644年，为流放制度由正式确立、完全形成向更加完备的顶峰发展的过渡时期；第四期为有清一代1618至1911年，是流放制度由发展顶峰趋向废止时期。以上这些结论，也许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商榷，但李先生的开拓之功则是可以肯定的。
什么是流人文化?与流人、流人史一直在学界受到冷遇一样，流人文化也从未受到学者的重视，甚至在1997年之前连这一概念都未出现过。1997年，李兴盛先生在香港珠海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流人文化”这一新的名称、概念与命题。并作了初步的理论探讨。此后，他又再接再励，深入钻研，在流人文化的研究上终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李先生认为，流人文化就是“流人这一社会群体在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中所创造与传播的一切知识的总和，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综合体”。根据这一定义，他又指出，流人文化的实质就是：“以汉民族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综合体”，具体而言，是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原文化“与流人队伍中其他民族以及流放地区的各种民族文化相碰撞、交流、融合之后的新质文化”。基于此，流人文化就具有中原农业文化与边区游牧文化的双重特点。流人文化充分体现了流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开拓进取精神和民族忧患意识。我认为，李先生的流人文化研究，不仅在中国文化的研究领域、而且在世界文化的研究领域上，均有填补空白的作用，有助于推动文化界对流人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李兴盛先生在阐释和论述了流人、流人史和流人文化几个重要问题之后，对中国流人在历史上的贡献和作用，以及怎样看待流人的犯罪等问题，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分析，从而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一书中，李先生按照宋代与宋代以前、辽金元三代、明代、清代四个时期，分别论述了中国流人的贡献与历史作用。他指出，在宋代和宋代以前，流人的贡献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军事上，保卫边疆的作用日益明显；经济上，促进了边疆土地的开发和商业贸易；文化上，传播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流人文化，促进了边远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在辽金元三代，广大流人的艰辛劳动，促进了辽、金、元三个统治时期各地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开发，以及各地的文化交流和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明代，流人在社会经济方面，主要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文化方面，促进了文学、学术与教育的发展；在军事方面，起到了抗击倭寇入侵、保卫边疆安全的作用。在清代，流人在经济上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矿冶业、商业贸易、城镇、交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在军事上抵抗沙俄等列强的侵略、平定叛乱和保卫边疆；在文化上，流人在教育、书籍的传播、著书立说、文人结社、艺术、医药学、哲学和社会风俗等方面，都起了促进的作用；在民族关系上，流人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友谊与团结。李先生的上述论析，是实事求是的，令人信服的。
在谈及怎样看待流人犯罪的问题，李先生针对“流人既然有许多犯罪者，而罪犯又有什么值得研究与肯定的?”的疑问，表明了自己的“基本态度”：“由各种‘罪犯’构成的流人，其中无罪者基本是政治犯的多数与刑事犯的少数，有罪者基本是刑事犯的多数与政治犯的少数”。“而由各种战犯构成的流人，由于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占绝大多数，因此无罪者远比有罪者为多”。又鉴于在反抗统治阶级的各种战争中“产生的流人多于各种‘罪犯’型流人，因此，我国流人中的多数应是无罪者，少数是有罪者”。李先生还强调说：“流人中真正犯罪者，既然处于相对的少数，而他们又具有开发边疆、传播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流人文化等贡献与作用，因此我们不仅应该研究，而且也应该给予适当的肯定。”以上这些意见和结论，实践了李先生自己所说的话：对于流人犯罪问题，“既要作辩证的阶级的分析，而具体问题又要作具体分析”。“还要看到事物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流人功过是非中的主流方面”。我认为，李兴盛先生研究这个问题的原则和结论，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因而也是可以站住脚的。
第二，将流人史与流人文化扩展为流寓史和流寓文化，并进行了理论探讨。
李兴盛先生在研究流人文化期间，从学界朋友口中了解到，作为一种客籍居民的客家人及其客家文化，对大陆东南沿海、港台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深受学术界和社会的重视。这一新信息拓宽了他的眼界，促使他“意识到如何进一步拓宽自己的流人史与流人文化的研究领域以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当务之急”。于是，他转向了流寓史和流寓文化的研究。
“流寓”含有寄居异乡之意，因此，“流寓者”就是寄居异乡的客籍人士。李先生把“流寓者”分为流民、流人和移民三种类型。新版《流人史流人文化与旅游文化》又修订为“流寓者”就是“寄居异乡的客籍人士的总称”，他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成了共同活动的共同体，因此它又是一种社会群体”。流寓者分为“流民、流人、移民和其他四大类”，这里的“其他”包括因经商、仕宦、公出、探亲、访友、旅游等稍事停留或长期居住之人，还包括侨人、侨民与客家人。反映了李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不断进取的宝贵精神。
什么是流寓史?一般而言，“流寓”应是寄居在异乡之意，流寓者就是寄居在异乡的客籍人士，是一种社会群体。因此，李先生认为，流寓史是“研究和阐述一个地区流寓者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历史作用的学科”，是“历史学中属于专史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说，流寓史研究的对象与内涵，应以流寓者及其有关的问题，诸如流寓的原因、种类，历代流寓者的概况，统治阶级的移民政策及措施，尤其是流寓者所起的历史作用等为研究载体。
什么是流寓文化?李先生指出，流寓文化是流寓者这一社会群体“在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各种关系中，所创造与传播的一切知识体系的总和”。这就是说，流寓文化的主体，应该是流寓者这一社会群体；流寓文化产生的条件，应是流寓者与自然、社会发生相互作用；流寓文化的内容，应包括社会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内的一切知识体系的总和。李先生还向我们揭示说，由于流寓文化的实质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综合体，而中原文化又总是相对先进于同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化，因此开展流寓史与流寓文化的研究，必然会促进边疆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但我们还应看到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中原文化也并非是单一的汉文化，而是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发展中不断吸收各少数民族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所以，加强流寓史和流寓文化的研究，还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样，李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其中功不可没。
第三，将流人文化、流寓文化与旅游文化相结合，增加旅游文化、尤其是边疆旅游文化的历史底蕴与新内涵，这必将有利于通过开发旅游新产品，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并带动边疆经济的繁荣。
李先生在研究流人文化和流寓文化过程中认识到：边疆历史文化名人出身于流人和流寓者，远远地超过了出身于少数民族者，以及边疆旅游文化的历史底蕴厚重程度相对落后于内地各省，因此，流人文化与流寓文化的研究，一旦与旅游文化相结合，就会大大地开发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这种认识是颇具慧眼的。（详见下文）
（二）李兴盛先生的流人学的体系
我认为，李先生的流人学的体系，由流人学的通史体系和流人学的文化体系所组成。先谈李先生流人学的通史体系。
如所周知，作为因犯罪或其他原因而被流徙贬逐的流人，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中国历史上，虽然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少为学界重视。长期以来，流人可谓无学、无史，自然也谈不上流人学的体系了。
上世纪70年代，李先生在谢老的启迪、鼓励和支持下，为了弘扬与传承谢老所开创的流人史这一新学科，同时为了表达自己对流人、流民的开创、奋斗和爱国三种精神的敬仰之情，30年来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流人史与流人文化的研究，并对我国历代流人现象与流人群体做了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深入研究与完整论述，分别于1990年、1995年撰写出版了《东北流人史》和《中国流人史》两书，分别构成了中国东北流人通史和全国流人通史的完整体系，这在国内外都是首创。
《东北流人史》一书上限始于有文献可征的西汉时代（但也追述了舜时流放共工等人的事迹传说），下限止于清末，即宣统三年（1911），前后通贯二千年之久。该书分为三编，将整个东北流人史按其发展脉络划分成西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辽、金、元、明、清等历史时期或阶段，然后在每个时期或阶段中，首先阐述与流人有关的全国及当时的东北历史背景，其次论述该时期或阶段流人史的概况，并介绍一些重要案例与流人，最后又阐述了东北流人的处境、斗争及其历史作用。全书还附有东北流人大事记和各种简表。
《东北流人史》在《结束语》中盛赞东北历代流人所具有的奋斗精神、创业精神和爱国精神，并指出：“来自全国各地以汉族为主体的数百万东北流人与广大流民，以及当地各族人民，披荆斩棘，战天斗地，经过上千年的辛勤劳动与惨淡经营，才渐渐把荒凉闭塞的东北，变成繁华昌盛之地。”作者还指出：东北历代流人“对促进东北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开发，民族的融合，以及祖国边疆的保卫，都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东北流人史》的出版，标志着李兴盛先生在谢老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了一个新体系，即流人史研究的新体系的形成。
如果说，《东北流人史》只是一个中国流人的地域通史的话，那么，《中国流人史》就是中国流人的全国性的通史，也是李先生所开创的流人史研究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发展，即由中国流人的地域通史向中国流人的全国性的通史发展。
《中国流人史》一书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先生所说，“是对流人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各区域的完整论述，开创了流人史研究的新体系。”
《中国流人史》一书上限始于公元前22世纪末的夏代，止于清宣统三年（1911），前后贯通三千多年。全书分为五编，体例基本仿照《东北流人史》，即将整个中国流人史划分为先秦时代、秦至两晋十六国时代、南北朝至明代、清代四个时期，其中有的时期又分成若干阶段。鉴于自秦统一中国后，逐渐形成西北、西南、东南和东北四大流放区域，隋唐以后又出现海岛流人，本书的论述是以这四大流放区为主，辅以海岛流人。也就是说，本书在具体叙述时，都在每个时期或阶段中，先阐述当时的历史背景，其次论述该时期或阶段流人史概况，重要案例与流人，最后则综述各时期中国流人的悲惨处境、反抗斗争与历史作用。书后附有流人大事记、历代重要流人著述简表。
与《东北流人史》相同，作者在《中国流人史》一书中同样盛赞了中国历代流人所具有的奋斗精神、创业精神和爱国精神，并指出：中国广大流人在各种“艰苦逆境与悲惨命运中，为祖国边疆的开发与保卫，为中原文明的传播，民族的融合与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再谈李先生流人学的文化体系。
我认为，李先生流人学的文化体系是由流人文化、流寓文化和旅游文化组成的，三者的关系是相互结合，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的整体。
流人文化、流寓文化前已述及，这里着重谈谈旅游文化。
如所周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旅游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中国的旅游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已跻身于世界旅游大国之列。它对中国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人民生活质量和素质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要发展旅游业，首先就要研究旅游文化，就需要将旅游文化同流人文化、流寓文化相结合。
旅游文化是由旅游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旅游，顾名思义，即旅行游历、游览之意。什么是旅游文化?李先生指出，旅游文化是“旅行游览者以及旅游工作服务者这种社会群体所创造的一切知识（物质的与精神的）体系的总和。”具体而言，旅游文化就是“以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尤其人工景观为内涵的一种文化现象”。自然景观体现一个地区的自然风光、山川景物、生态环境，人文景观则指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物等历史文化而言，历史的人、事、物三者中，又以历史人物、尤其是历史名人为主。历史名人的功业政绩、行踪遗迹、轶闻遗事、题咏遗物等，都能令湖光溢彩、山色生辉而名传久远。也可以说，人文景观底蕴、尤其是历史名人涉足的厚重，完全能使自然景观呈现出不同的异彩。所以李先生在引用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的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后引申说：“山水不在高深，地域不在秀美，有名人则传。”他还举例说，湖南的岳阳楼就是以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及其《岳阳楼记》而名传天下，江西南昌滕王阁也是因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及其《滕王阁序》而流传久远的。这就是说，以历史人物为主的丰富的人文景观必会使自然景观大放异彩，从而推动旅游业的向前发展。
黑龙江省自古以来，不单是显现出大荒风雪、野兽出没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到处呈现出壮美的自然景观。例如，清康熙初年流放至宁古塔的张缙彦就说，宁古塔山水壮美秀丽，“其佳处宜无让匡庐雁荡”，不次于江西的庐山、浙江的雁荡山等名胜。可见，黑龙江省有着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对建立和发展该省旅游文化极有裨益。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李先生花费了极大的心血，主编或撰著了《黑龙江流寓文化与旅游文化丛书》、《黑水丛书》等书。在《流寓文化中黑龙江山水名胜与轶闻遗事》一书中，他以清代黑龙江著名流人学者为主线，尽量全面而又多方地收集他们的遗著，对杨越、杨宾、吴兆骞、方拱乾、张缙彦、程焕、杨锡恒等重点人物的活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他们流传于世的重要著作《述本堂诗集》、《柳边纪略》、《宁古塔山水记》、《域外集》、《龙沙剑传奇》，黑龙江的“七子诗会”，以及反映黑龙江风俗及山川景观的“灯会”、“嫩江异石”等，都在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阐晰，给人以许多有益的知识和启迪。这里略举几个例子：
1。对闻名遐迩的永宁寺碑的考证与解析。明朝建立之初，在黑龙江下游奴尔干地区的特林建有一座永宁寺，寺旁竖立两座记事的石碑，这就是著名的永宁寺碑和重建永宁寺碑。咸丰十年（1860）沙俄政府强行割占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随后又夺去奴尔干地区。永宁寺碑和重建永宁寺碑在这场浩劫中也未能幸免于难，先被沙俄政府存放于海参崴博物馆，后又移放到伯力博物馆，力图掩盖和抹煞奴尔干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这一铁的事实。但就永宁寺碑和重建永宁寺碑本身而言，这两块石碑碑文，历来各家著录多有异同，李先生在仔细地研究两块石碑碑文的基础上，又作了详细的考证，得出结论说：“自两座永宁寺碑竖立后，在对它的著录与宣扬方面，张缙彦、张贲是有贡献的”，“但就现存文献来看，方拱乾是最早的著录者则无疑意”。李先生还在他的著述中写了《邢枢与永宁寺碑》、《吟咏不辍的方拱乾》、《寄情黑龙江山水的张缙彦》等文，为邢枢、张缙彦、方拱乾等客籍名人作传，介绍他们的真实的历史。
2．对哈尔滨冰灯的的研究。最近几十年来，哈尔滨每年都要举办一届冰灯展，届时，数以万计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人前往观看，情景极为壮观。李先生的《冰灯史话》一文，对哈尔滨地区冰灯的来源、制作与观赏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有利于人们了解冰灯的历史文化底蕴。
3．对松花江和太阳岛的介绍。哈尔滨不仅是中国的一座名城，同时也名扬海外。它有许多引人入胜的自然景观，流经市内的松花江和江北的太阳岛即为其中重要的两个景观。李先生的《太阳岛上太阳红》一文，对民国以来著名学者、诗人孟森、张朝墉等人咏松花江和太阳岛之作及轶事，对哈尔滨当时的欧化之风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这为人们通过松花江和太阳岛了解哈尔滨乃至整个黑龙江省的历史文化底蕴打开了一扇窗户。
如此等等，恕不一一例举。
李兴盛先生出于对黑龙江省引人入胜的、壮美的自然景观的热爱，更主要的是出于他一贯的将自然景观需要与作为旅游业灵魂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历史名人等人文景观相结合的思想，从1978年起，不为重重困难所压倒，广泛收集资料，多次奔走于全国许多图书馆，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经过30年的惨淡经营，集腋成裘，积少成多，在所收集、挖掘的有关诗文资料可以成书的情况下，先后编纂与出版了《黑龙江历代诗词选》、《黑龙江历代流寓人士山水胜迹诗选》二书，最近又主编出版了《黑龙江历代旅游诗选与客籍名人》、《塞月边风录》等书。
《黑龙江历代旅游诗选与客籍名人》一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为“旅游诗歌选注”，对包括张贲、吴兆骞、纳兰性德、英廉等清代名人在内的自唐代渤海国至民国年间92位诗人的诗作238首做了注释；第二编为“旅游诗文选录”，收录了吴兆骞、方观承、英和等67位名人的诗文395首；第三编为“客籍名人传略”，是作者为宋代徽、钦二帝，方拱乾、吴兆骞等流人和客籍名人做的28篇传记，突出地彰显了历史名人、尤其是流人和客籍名人对于黑龙江旅游文化所作的贡献。李先生在《自序》中谈及编辑本书的目的时说：黑龙江自然景观十分优美，或大荒风雪，塞月冰天；或奇山秀水，茂草丰林；或平原辽阔，沃土凝香；或珍禽翱翔，异兽出没。风光之秀异，山川之壮丽，令人悠然神往。但是“这种壮美的自然景观，还需要与作为旅游业灵魂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历史名人等人文景观的‘联姻’，以收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之效。基于此，编选注释一部黑龙江历代旅游诗歌专著，就成了我的宿愿”。本书作为黑龙江历代旅游诗歌选注之作，是前所未有的开创之作，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李先生为发展黑龙江省的旅游文化和旅游业真可谓不遗余力，费尽心血。
《塞月边风录》一书分为五编，第一编为“山水名胜”，第二编为“物产风俗”，第三编为“轶闻遗事”，第四编为“其他文选”，第五编为“雪鸿诗草”。前三编介绍了包括黑龙江省在内东北地区名胜古迹、物产风俗、历史名人的轶闻遗事，第四编是作者对一些历史文献的解析并附有作者的自传《在治学的漫长征途上大步前进》，第五编为作者40年来所作旧体诗（附联语）之选集，并阐明了自己学诗的历程。李先生在本书的“自序”中说“塞月边风录”既是作为边塞的黑龙江的自然风光的形象反映，又是由此引申出的边塞物产、风俗，乃至历史人物、事件、遗存等历史文化的忠实记录。正如作者所说：“《塞月边风录》的编辑与出版，既是我30年科研工作的总结，科研历程的写照，也是我弘扬黑龙江历史文化的记录。”李先生在自传中充满感情地叙说了自己数十年来漫长的治学之路，及其所取得的成绩。他在文章最后说：“在治学的过程中，没有平坦的捷径。治学之路是漫长也是坎坷不平而又迂回曲折的，只有勇于攀登与探索的人，才可以达到光辉的顶峰。”这既是作者治学的成功之道，也是对当前某些学风不正的有力鞭挞。
由上所述，李兴盛先生的中国流人、流人史、流寓人士、流寓史与旅游文化的一系列著作，为流人文化、流寓文化的研究与旅游文化相结合开了先河，这对推动黑龙江、乃至全国的旅游文化的研究及旅游业的发展，均有积极的促进与推动作用。
（三）李兴盛先生的流人学文献
李兴盛先生为创办流人学而撰著的30余部书，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与智力，其间之甘苦只有他自己最为清楚。30年间，李先生可以说没有一个休息日，穷年累月，孜孜不倦，广收博采，不仅走访了国内无数的专家学者，而且还跑遍了国内各大图书馆，收集了数不清的流人后裔族谱和流人文集、诗集。仅为写作《东北流人史》，“查阅之书，不下千种”。可见，李兴盛先生的流人学文献是异常丰富的。我们从《东北流人史》和《中国流人史》可窥一豹：
李兴盛先生的流人学文献大体上可分为五类：1。历史类，既有名闻中外的二十四史，也有历代官私著述。2。地理类，主要是各地方（省、县）志。3。政治法律类，如清代的《通考》、《律例》等。4文学类，主要包括历代的总集、别集，以及诗、词、曲集，历代的笔记，历代诗话、词话、文话及其他。5。近人、今人著述类，包括梁启超、章太炎、孟森、谢国桢、郭沫若等著名学者的著作。具体而言，可参考《东北流人史》和《中国流人史》以及李先生其他的有关著述中所附的书目。
这里应强调一点的是，李先生非常重视利用传说、诗词证史。正如著名清史专家张玉兴先生所说：李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尤其善于引用诗词妙语，甚至传说、轶事，以渲染意境，深化观点”。例如，他用上古舜流放共工等人的传说，说明共工等人是历史上最早的流人。有些学者认为传说不可靠，这是不对的。依据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加之上古没有文字记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传说就是历史。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李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还很善于大量征引诗文，据张玉兴先生统计，《中国流人史》一书“仅引用诗文即不下七八百处”，充分反映李兴盛先生的高超的科研艺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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