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1644-1911）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存在268年。其在关外时期，如果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16年）算起的话，还有28年；而如果再从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1583年）开基创业算起的话，则还有61年。清朝存世之长，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其它朝代相比，也是排在前列的。
在300余年的时间里，清朝对中国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且不说清代前期被人们称为“康乾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家统一，国力强盛，国土广袤，物产丰盈，人口众多，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疆域，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也不说在文化领域，通过大规模的编纂书籍，对二千余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结，出现了卷帙浩繁、气势宏大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实现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历史性总汇；单就文化领域的“方略”史书的编纂来说，就有许多可以点评之处。
有清一代编纂的“方略”（有时也称“纪略”）史书，和以往历朝历代相比，算是最多的，仅官修的就有23部之多（参阅附录）。什么是“方略”史书？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方略”就是全盘的计划和策略，那么，“方略”史书就应当是指那些有全盘的计划和策略的战争史书籍，或者说就是讲作战计划和策略的书籍。清朝编纂的这些书，在当时属当代史的范畴，而在我们今天看来，当然就属于清朝的历史了。
要认识清代“方略”史书的编纂，首先应当了解清朝统治者对编纂史书、特别是本朝当代史书籍的重视。其次，还应当了解清代修史机构的成立及其运作情况。第三，也应当了解清朝发生的各种各样战争的大致情况，以及相关《方略》的成书背景。
首先，是清朝统治者对编纂史书、特别是本朝当代史书籍的重视。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统治者就成立了编纂《明史》的机构，准备纂修《明史》，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才编纂成并刊印，整整用了95年。这是清朝统治者重视编纂史书一个最好的例子。对本朝的历史，清朝统治者则是更加重视。顺治六年（1649年）春，清朝统治者开始组织人力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顺治皇帝指示说：凡一代之兴，必垂一代之史，以觐扬于后世，这实在是一件重要的工作（见《清世祖实录》卷42，顺治六年正月丁卯条）。他还就纂修《清太宗实录》的原则提出了意见：不要浮夸而失去真实，不要偏激固执而失去公正，不要疏忽而造成缺漏，不要怠玩而荒废时间，一定要以诚敬的态度修好这部书，使其成为后世可以遵循的标准（参阅上引书）。康熙皇帝即位后，也积极准备纂修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历史，为此任命了各方面的负责人，还就开国功臣传主的先后顺序提出了意见，就某些原则问题作了指示。雍正皇帝即位以后，不仅准备要修三朝国史，而且准备纂修四朝国史，并积极进行准备工作。他谕示有关部门发出文件给相关单位，把各级贵族以及文武大臣的材料收集起来，汇集成册，作为纂修国史用。他还任命大学士鄂尔泰为总裁官，抓紧工作。清朝统治者所以非常重视史书的编纂，特别是“方略”史书的编纂，那是他们认为，从中可以总结历史教训，更好地守住祖宗传下来的基业。乾隆皇帝在《开国方略》一书的序中就曾这样说：以敬天命，守祖基，兢兢业业……此《开国方略》之书所以作也（参阅《开国方略》序）。
其次，是清代修史机构的设立及其运作情况。由于清朝统治者对编纂史书、特别是本朝历史书籍的重视，所以，清朝入关后，在顺治元年（1644年），就设立了修史机构，即翰林院。翰林院定掌院学士为专官，级别是从二品，在大学士、尚书内特简，满、汉各一人。在掌院学士之下，有：侍读学士，正四品，侍讲学士，正四品，满族各二人，汉族各三人。其下又有侍读、侍讲、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人数不定。再其下，还有主事、典薄、孔目等员，约十余名，有满族人，也有汉族人。再其下是笔帖式，满、汉族都有，约四十余名。翰林院的职掌很多，包括编修国史，备皇帝顾问，祭告郊庙神祗时撰写祝文，册立、册封时撰拟册文，以及颁赐内外文武官员的祭文、碑文，编修实录、史志，等等（以上参阅《清史稿》卷115，职官志二）。可见，翰林院不单是修史机构，或者说，编纂史书只是翰林院职掌的一个方面。康熙皇帝曾说：翰林院是专门负责纂修工作的。（参阅《清圣祖实录》卷39，康熙十一年闰七月甲午条）。他又说：国家设立翰林院衙门，原准备是储养人才，娴习文学，以备顾问编纂之用（参阅《清圣祖实录》卷119，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丁酉条）。那么，翰林院的哪一个部门负责编纂史书呢？原来，在翰林院中，设有国史馆，国史馆设总裁官，负责编纂史书。总裁官系特简，人数不固定。在总裁官之下，设有满文总校、提调、总纂、纂修、协修、校对、笔削员等职。满文总校一人，由满族侍郎内特简。提调官，满族、蒙古族、汉族各二人。满族提调官由内阁侍读学士或侍读派充；蒙古族提调官由内阁蒙古堂或理藩院员司派充；汉族提调官由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官员派充。可见，他们都是很有学问和一定级别的官员。总纂官，由满族四人、蒙古族二人、汉族六人组成。纂修、协修人数不固定，其中，蒙古族的由理藩院司官充任，满族、汉族的由编修、检讨充任。校对，满族、蒙古族、汉族各八人，由内阁中书充任。笔削员是光绪年间设立的，由十人组成。综上可见，国史馆总人数有七十余名，在翰林院中也是一个不小的机构（以上参阅《清史稿》卷115，职官志二）。
除翰林院中的国史馆负责编纂史书外，军机处的方略馆也负有一部分修史之责，具体说，就是专修方略。众所周知，清朝皇帝在每一次大的军事行动之后，都编有方略，也称“纪略”，记载这一次军事行动的始末。可见，方略馆负责的是编纂清朝本朝的历史。但是，军机处设立于雍正年间，在雍正之前，清朝的一些方略书由哪个机构负责编撰呢？看来，国史馆在雍正朝之前也是负有编纂方略书责任的，只是编撰班子是临时性的，有任务就设置，任务完成后就裁撤罢了。
军机处中的方略馆设总裁一人，无定员，由军机大臣兼充。军机大臣是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旨召入的，有大臣、大臣上行走、大臣上学习行走等名称。初为军机大臣的才加“学习”二字。由此可见，以今天的国家公务员的职级来看，清朝军机处方略馆的总裁，起码也是副部级以上的人才能充任。方略馆总裁负责编撰方略书，其下设提调、收掌、纂修、校对等员。提调、收掌，都是满族、汉族各二人；纂修，满族三人，汉族六人，由军机大臣的属官军机章京内派充；校对无员限，由六部司员、内阁中书兼充（以上参阅《清史稿》卷114，职官志一）。方略馆的编撰班子也是临时性的，有任务就设置，任务完成后就裁撤，正所谓“有事权置，毕乃省”（《清史稿》卷114，职官志一）。
清朝国史馆和方略馆编纂书籍，其运作情况是：由皇帝任命总裁官和副总裁官，总理编纂工作。要先向有关单位征求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整理，随后才进入编撰阶段。其内部组织有详细分工，有的负责收集和保管资料，有的负责整理资料。以方略馆而言，提调主要是协调内部事务，收掌主要负责收集和保管资料，纂修负责具体编纂工作，校对负责对写好的书稿进行核对，等等。
第三，是了解清朝发生的各种各样战争的大致情况，以及相关《方略》的成书背景。如上所述，既然清朝皇帝在每一次大的军事行动之后，都编有方略，记载这一次军事行动的始末，那么，要了解清代方略史书的编纂，我们当然也应当了解清朝发生的各种各样战争的大致情况。不过，这里应当说明的是，清代有的方略书，并不是记载一次战争的，而是记载一个行动的整个过程的，比如《开国方略》，就是记载从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1644年顺治皇帝进入北京，清朝整个建国的过程，时间跨度长达62年。
清朝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战争，按其性质来说，可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反侵略战争，具有正义性质，如康熙年间反对沙俄侵略者对我国黑龙江领域的侵略，就属于这种情况。二是对国内叛乱势力的平定，有助于国家的统一，如康熙年间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噶尔丹之乱，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阿睦尔撒纳之乱和平定回疆（今新疆天山以南维吾尔族居住区在清代称“回部”，也称“回疆”）大小和卓之乱。三是对国内农民反清起义的镇压，对少数民族反清起义的镇压，如乾隆年间对西北回民起义的镇压，晚清咸丰、同治年间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镇压，对捻军起义的镇压，等等。清朝统治者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过程中，往往对那些起义者称之为“匪”，这当然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下面，就清朝几部方略史书的编纂，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背景，用以说明清代方略史书和有关战争的关系。
康熙年间，俄国侵略者对我国黑龙江领域的侵略越来越变本加厉。当时，清朝把这些侵略者称为“罗刹”。罗刹经常侵扰我国的黑龙江领域，对当地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少数民族进行野蛮杀掠。康熙二十三年四月（1684年5月），康熙皇帝抽调福建、云南、湖广等地军队，和东北各族人民一起，对沙俄入侵者进行抵抗，在雅克萨战役中，击败了罗刹。后来，中、俄两国政府派代表进行谈判，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之后，康熙皇帝命国史馆组织人力，编纂了《平定罗刹方略》一书。该书4卷，汇辑了平定罗刹前后的有关谕旨、奏议、文牍等文件，排列顺序以时间发展为序。
康熙初年，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靖南王耿精忠镇守福建，时人称为“三藩”。“三藩”有很多兵力，长时间镇守一方，形成了“割据”局面，严重影响了清朝国家的统一。康熙十二年三月（1673年4月），尚可喜上疏康熙帝，请求撤藩归老辽东。吴三桂、耿精忠也上疏康熙帝，要求撤藩，到老家辽东休养，实际上是以此进行试探。康熙皇帝认为：撤也反，不撤也反，便下令撤藩。吴三桂等人遂在当年十一月发动叛乱，史称“三藩之乱”。“三藩之乱”延续了八年，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才最后平定。康熙二十一年，大学士勒德洪等奉康熙皇帝谕旨，编纂了《平定三逆方略》一书，60卷。书中详细记述了平定三藩的过程。
晚清道光三十年五月（1850年6月），洪秀全发布“拜上帝会”团营令，命各地拜上帝会员向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集中。咸丰元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咸丰三年二月二十日（1853年3月29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名天京。此后，太平天国进行了北伐和西征，占领了广大地区，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太平天国起义坚持了十四年，势力扩展到十余省，直到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失陷，才最后失败。而幼天王和洪仁玕领导的太平军，则坚持到九月九日（10月9日）。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大学士奕訢等奉敕编纂了《剿平粤匪方略》。该书420卷，辑录了有关奏报、上谕等资料，详细记述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
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只能介绍以上三种方略的成书背景，更详细情况的介绍，只好等待来日了。
清代“方略”史书的编纂，其历史价值有哪些呢？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说明。
首先，这些“方略”史书是研究清代战争史的宝贵资料。有清一代，发生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争。如前所述，这些战争，按其性质来说并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有着发生、发展以及曲折变化的过程，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后人怎样了解这些战争？除了有关著作外，这些“方略”史书实在是第一手的资料，因为正是在这些“方略”史书中，详细记载了清朝最高统治阶层的用兵谋略，记载了清兵将帅的指挥过程，记载了清兵战斗的具体情况，使人看后觉得是那样翔实入微，生动如画。
其次，这些“方略”史书也是研究清代边疆史的宝贵资料。清代在边疆地区进行了许多次战争，这些战争在有关“方略”史书中都有详细记载，对于边疆的情况也有着详细的描述，为人们认识清朝的边疆地区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例如：《平定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平定回疆方略》，讲的是北部和西北部边疆地区的战况；《台湾纪略》，讲的是东南海疆地区的战况；《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平定贵州苗匪纪略》，讲的是西南边疆地区的战况；《开国方略》，则主要讲的是东北地区的战况。人们通过这些“方略”史书，对清代的边疆地区加深了了解。
再次，这些“方略”史书还是研究清代民族史的宝贵资料。前面曾经指出，清代的许多战争是针对少数民族起义的，是对少数民族起义的镇压。这些少数民族为什么起义？清朝统治者对这些少数民族实行了怎样的政策？人们通过某些“方略”史书可以找到答案。比如，人们通过《平定金川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兰州纪略》、《石峰堡纪略》、《平苗纪略》等，可以了解到清代生活在今四川地区的藏族、今西北地区的回族、今西南地区的苗族等少数民族生活的情况，以及清代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政策。
最后，这些“方略”史书对研究清代宗教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清代的许多民间起义，是通过以宗教为纽带发动的，有的是民间秘密宗教，有的是伊斯兰教，还有的是基督教，等等。人们通过某些“方略”史书，例如，读《平定教匪方略》、《兰州纪略》、《石峰堡纪略》、《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等，就可以了解到清代的一些宗教情况，以及清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的政策。
“方略”史书的历史价值远不止上述这些，它们对研究清代地方史、对外关系史、社会史等等，也都有着很大的价值。可以说，清代的“方略”史书中蕴藏着丰富的“宝藏”，等待着研究者们去挖掘。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在本文开始时，谈到了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并以文化方面的成就之一——“方略”史书的编纂为例，基本上给以肯定。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有清一代留给现代中国的教训也不少，尤其是晚清时期，统治阶级日益腐败，百姓生活愈加困苦，统治阶级在对外交涉中丧权辱国的事情屡屡发生，以至于中国近代史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屈辱的时期。只是由于这些不是本文要讲的内容，所以就只好到这里停笔了。
附录：清代“方略”史书一瞥
佚名：《平定罗刹方略》，4卷；
舒赫德：《开国方略》，32卷；
勒德洪：《平定三逆方略》，60卷；
温达：《平定朔漠方略》，48卷；
来保：《平定金川方略》，32卷；
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172卷；
阿桂：《平定两金川方略》，152卷；
于敏中：《临清纪略》，16卷；
阿桂：《兰州纪略》，20卷；
乾隆年修：
《石峰堡纪略》，20卷；
《台湾纪略》，70卷；
《安南纪略》，32卷；
《廓尔喀纪略》，54卷；
《巴布勒纪略》，26卷；
鄂辉：《平苗纪略》，52卷；
庆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409卷；
托津：《平定教匪纪略》，42卷；
曹振镛：《平定回疆方略》，80卷；
奕訢：《剿平粤匪方略》，420卷；
奕訢：《剿平捻匪方略》，320卷；
奕訢：《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卷；
奕訢：《平定云南回匪方略》，50卷；
奕訢：《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0卷。
（以上书目参阅李宗邺著：《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395-396页）
（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