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8月1日，清廷在遭到日军海陆攻击后被迫对日宣战。光绪帝发布密诏：“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六，第2-3页。）学术界通常将这一上谕内容称之为“海守陆攻”战略。有的学者还本着“进攻就是积极的，防御就是消极的”公式，肯定其“陆攻”的一面，否定其“海守”的一面。本文认为，笼统地说8月1日上谕标志着“海守陆攻”战略的形成，是不确切的；不从当时的战场具体形势出发，笼统地说进攻一概比防御好，也没有什么道理。鉴于“海守陆攻”战略对甲午战争前期的战争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当时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和朝鲜半岛地形状况，对该战略的形成及作用做深入、具体的分析，方能做出正确的评价。
一
甲午战争前夕，清军与日军相比，其海陆军无论是编制、武器装备、技战术水平、战略谋划和作战指挥能力都已相差甚远。清廷虽然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毫不掩饰的侵朝侵华野心有所察觉，却对此缺乏相应的战争准备和作战预案，缺少成熟的战略计划，所以从战争一开始就陷入被动的困境之中。
1894年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义。两天后，光绪帝谕令：“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众，中朝派兵助剿，……以期一鼓荡平，用慰绥靖藩服之至意。”（注：《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6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当时清廷朝野大都将注意力放在如何镇压东学党起义上面，尚无人顾及野心勃勃的日本入侵的严重威胁。6月12日，蓄谋已久的日本政府派兵在朝鲜仁川登陆，形成中日两军对峙之势。清廷犹受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和驻日公使汪凤藻错误判断的影响，认为“倭之不敢遽谋吞韩，亦人所共喻；而藉口驻兵，则恐不免”。故频频与日本就两国从朝鲜撤军一事进行交涉，仅把增兵朝鲜看成是增强自身谈判实力的筹码，主张“倭如添兵未已”，我多拨兵入朝，“以助声势”（注：《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63页。）。
清廷最早认清日本政府蓄意发动战争的真实企图是在6月下旬。6月25日，日军开入汉城，挟持朝鲜国王，组织以大院君李罡应为首的亲日儡傀政权，明摆出一副与中国开战的架势。光绪帝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谕示李鸿章：徒以“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注：《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68页。），要他加强战备。7月1日，他更明确指出：“傥韩竟被逼携降，自不得不声罪致讨，彼时倭兵起而相抗，亦在意计之中。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注：《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75页。）作为清军的最高统帅，光绪帝能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威胁，及时摒弃单靠外交手段解决朝鲜危机的做法，在外交谈判的同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无疑是正确的。
但认识到战争的危险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成功地指导战争。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当时还不存在一批深谙近代战争，遇事思虑周备，而非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的将帅人才。
我们从当时清军最高统帅和参议机构的组成看，光绪帝从小在红墙深宫中长大，长期受慈禧的抑制不能独理朝政，有反抗日本侵略的坚强决心，却并不谙熟近代军事，对中日军事力量的现状知之甚少。在他身边赞画军机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主管军事战备的军机处大臣，多为庸禄无知之辈。如礼亲王世铎，唯唯喏喏，整日以讨太后欢心为要旨。甲午战争中清军鸭绿江防线被攻破，战火烧到中国境内，他仍不顾军情紧急，进见光绪帝“商量庆典（指慈禧庆寿典礼），几及一时始下”（注：《中日战争》第四册，第504页。）。额勒和布，沉默寡言。最能抓权的孙毓汶，除了迎合慈禧享乐外，对外情知之甚少。另一部分即所谓“帝党”成员。其中户部尚书翁同和本为一书生，自认“不谙军事”。光绪帝颇重视他的意见。他在日记中自言：“每递一折，上必问臣可否。盖眷倚极重，恨臣才略太短，无以仰赞也。”（注：《中日战争》第四册，第508页。）在统兵备战方面才略太短的还有李鸿藻、文廷式、志锐等“帝党”成员。实际经验的缺乏和对国外军政状况知之甚少，使他们对日本相当轻视，对清军战斗力过于夸大，普遍盲目乐观地认为打败这个“蕞尔小邦”是轻而易举之事。在清朝重臣中，还有一人能够对甲午战争初期的战略产生影响，这就是时为北洋大臣、手握北洋海陆重兵的李鸿章。多年办洋务、练兵，他对近代战争有所了解，但在历次对外反侵略战争中都主张和局，痛感中国备受欺凌的光绪帝对其大为不满，“帝党”成员也同样对他有意见。故时人评论说：“朝中不信任李相，颇有意摧折之，幸太后尚倚重。然军事棘手，君臣之间亦在危疑。”（注：《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一，第109页。）在此情况下，宦海沉浮多年、深谙保身之道的李鸿章自然不会就作战问题诤言苦谏，即使必须有所建言，也往往采取曲折迂回的方式来表明态度。至于慈禧，自光绪亲政以来便退居幕后，主要通过军机处的孙毓汶来控制朝政。甲午年恰好是她的六旬大寿。她为筹备和举行盛大庆典，一开始并不希望开战，曾公开警告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令彼终身不欢。”（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92页。）但她同样轻视日本，主张对其予以严惩。事实上，对于打败日本人，当时中国朝野上下95%的人都深信不疑，这就使得李鸿章和前敌将领的谨慎低调态度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在弥漫朝野的乐观气氛中，京中主战官员们大都把派兵入朝，进行军事威慑看成是处理中日问题的最佳办法。清流言官纷纷上奏，说中国“惟有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注：《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83页。）。帝党成员志锐也说：“我若急治师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祸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第38页。）清朝君臣显然深受其影响，于6月25日、30日两次谕令李鸿章奏报战备情况、海陆兵数等，以帮助自己定下作战决心。7月4日，李鸿章上奏《复陈海陆兵数折》，正式提出以防为主，慎重用兵的倾向性意见。清廷则于同日下旨，表明了“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傥至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的主战决心（注：《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81页。）。14日，光绪帝发布上谕，派大军入朝，两天后，他因迟迟不见李鸿章奏报进兵计划，大为震怒，“传懿旨亦主战”（注：《中日战争》第四册，第480页。），并给李鸿章发出一通措辞严厉的电报：“现在韩倭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注：《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81页。）至此，清军在甲午战争初期陆上进攻的态势基本形成。
清军的“海守”战略，通常被认为是由前述8月1日上谕所确立的。其实不对。细读上谕原文，所谓“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指的是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及长江沿岸各省军政长官，并不包括指挥着近代中国最大一支海军——北洋舰队的李鸿章。而对北洋舰队的使用，清廷实际上很费思量。7月间，光绪帝考虑到中国海岸线绵长，南方湾口众多，海防颇有捉襟见肘之势，尤以台防形势严峻，遂从台湾巡抚邵友濂之请，拟将北洋数舰南调，遭李鸿章反对未果。随着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清廷赋予北洋舰队的任务也更加繁重，不仅要求它协防威海、旅顺，还要求它派船护送清军走海路到朝鲜前线，并且要以主力阵容巡弋黄海及朝鲜附近海域，保护在朝清军翼侧。对如何运用北洋舰队这支海上战略力量，清朝内部也确实进行过讨论。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集中全部海军积极进攻。7月20日，翰林院编修曾广钧上奏，请将现有战舰分为甲船（指“定远”、“镇远”等铁甲舰）、乙船（指“超勇”、“扬威”等巡洋舰）、丙船（指式样陈旧的早期战舰）三类，派“八甲船先攻横滨，得手则又进攻；不甚获利，则姑扼其师船出海之路，彼屯高未返之船，进不能战，退无所归，自有坐困之势。我义民之假丙船者，且得以扰害其旁岛而缚制其商船，是彼不战而先败也。”（注：《中日战争》续编第一册，第18页。）7月15日，新科状元张謇也致信翁同和，主张派兵舰游弋中、朝、日之间，伺机进攻，使日本“不敢分兵扰我边海”（注：《张謇致翁同和密信》第二件。）。这些建策都是在对清朝海军的作战能力过高估计的前提下做出的，即所谓“中国水师虽不能与西洋相抗衡，然敌日本则有余”（注：《中日战争》续编第一册，第16页。），则其建策的操作性不能不由此大打折扣。与上述意见相对立的另一种意见来自李鸿章。6月30日，他在奏折中说：“查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近数年来，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注：《中日战争》续编第一册，第9页。）8月10日以后，日舰在威海、旅顺口外频频挑衅，京中更有日舰直扑山海关的谣传，引起光绪帝和军机处的强烈不安。他们下令丁汝昌“速回北洋海面，跟踪击剿”（注：《中日战争》第三册，第35页。）。8月29日，李鸿章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正式将自己海上用兵的计划全盘托出，说北洋舰队与日舰“驰爰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交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击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中国各口。”（注：《中日战争》第三册，第72页。）两天后，光绪帝发布上谕称：“威海、旅顺为北洋门户，必须加意严防，勿得稍有疏失。此次大东沟侦见红色船，既经远去，该提督仍应驰回威、旅一带梭巡固守，并随时勤加侦探，相机迎击，以期力挫敌锋。”（注：《中日战争》第三册，第79页。）实际上同意了李鸿章的“保船制敌”之计。
二
从上述决策过程可以看出，海守陆攻战略是清朝内部各派意见相互交锋、相互妥协的产物。那么，如何评价它在战争中的作用呢？
本文认为，该战略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甚至严重失误的另一面。从合理的方面看，清廷吸取了以往反侵略战争的经验教训，注意到发挥陆军在陆上作战的相对优势（对清海、陆军而言），把主战场和主要战略方向放在朝鲜半岛。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其陆上战略部署也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乃至致命性的错误，对清军在甲午战争前期的一系列失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其一，对甲午战争的规模和性质认识不足，仍以应付有限战争的姿态抗击日本的侵略，没有及时进行充分的战争动员。在扩编军队和筹措军费时所采取的措施也很不得力。
就甲午战争而言，日本以击败清军主力为目标，倾全国之力与之相搏。中国也应迅速动员起全国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反侵略战争之中。特别是日本为小而强的国家，中国虽大，却武器装备落后，军队素质差，更应当在战争征候初现时就迅速展开动员，且要在国力动员的深度和广度上，在战争潜力的挖掘上大大超过敌国。然而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清廷仅仅责成北洋系淮军和部分东北地区练军入朝作战或填防中朝边界地区，并未要求内地各省督抚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调派军队，提供粮草和弹约，也未指示南洋海军积极策应北洋舰队的行动。甲午战争前期清廷处处思虑兵力单薄，作战部署时捉襟见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战争动员的迟缓和有限所造成的。
在扩编军队的问题上，清廷曾要求李鸿章“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但北洋系淮军陆队“合计亦仅二万人，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注：《中日战争》续编第一册，第9页。）。李鸿章因此打算按当时通行的扩军办法，募兵以增加兵员。清廷一度不理解，不允募兵。后来在户部和海军衙门的支持下勉强同意，却已失去了战前强化训练的宝贵时间。
在军饷的筹措上，清廷鉴于以往借洋债打仗的经验教训，从一开始就强调不得借洋钱。惟清王朝的财政制度中缺少相应的筹钱手段，故在对日宣战后，户部仍以核扣俸廉，预交盐厘，息借商款等陈旧办法凑支，数量极为有限。清军在平壤战败后，方采取非常措施增加各种捐税，最后终于打破禁律，息借洋债支付军费。
其二，受国内盲目乐观情绪的影响，对日军作战能力估计不足，不做长期艰苦抗战的打算，不待集结起雄厚的兵力，就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逐走侵朝日军，结束战事。
日本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起点，在军事上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建立起近代化的海、陆军队。而中国军队的改革步伐极为缓慢，军队编制多以湘淮旧制为楷模，武器装备是新旧火器混杂，士兵为招募而来，素质低，能力差。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清军应本着“持久以弊之”的宗旨，充分发挥自身国土辽阔，人力、物力充足，战争潜力大的特点，与日军长时间周旋，待其国力衰弱，无法继续支撑战争时发动反攻。当时也确实有一部分清军将领意识到了这一点。如前面说过的淮军将领聂士成在战争爆发前就建议先退在朝之兵，在边境地区集结重兵后再图进取。淮军宿将刘铭传在风闻朝廷将起用自己为前敌统帅后，亦曾致函李鸿章，请先练兵40万，以20万分屯沿海，以20万扼鸭绿江，不使日人越江一步，以此确保全辽，观衅而动。李鸿章在平壤、黄海诸役失利后，也曾建议朝廷“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以旦夕之功，不堕日人速战求成之诡计”（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甲午战争后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军事力量较弱的中国，打败日本的唯一法宝是持久战。只有持久战才能显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杜绝列强的贪婪之心。
“厚集雄师”和“迅速进剿”是清军陆上战略的两个基本点。但这两点又是十分矛盾的。按当时清军可抽调兵力、军费粮草储备状况和兵员输送方式，是不可能短时间内在朝鲜战场集结起数万大军的。尤其是清廷在具体指授方略时，通常是只注意催促“进剿”而忽略了集中兵力，结果是以弱小之师与敌人对垒。8月3日，因前方误传叶志超毙倭兵2000余人，清廷连下二道谕旨，询问“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各军日内行抵何处？著李鸿章迅速电催，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以期迅奏肤功，勿得稍涉迁延，致滋贻误。”（注：《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843页。）但当时北洋系淮军因“沿海各要口关系重要，正议添兵，更无余力。除盛军系津沽游击之师专队调往外，复经抽调北塘、芦台、山海关、旅顺各防队，已觉处处空虚；昨日又拨大连湾铭军四千人移缓救急，实万不得已之举。招募新营，必须数月精练；征调外省，多属零星凑集，又难克期到防。且有兵尤须有械，旧储枪械本属无多，开战后设法购运来华尚需时日，此皆非仓促所能集事者也”（注：《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12页。）。其它可调动的东三省镇边军、齐字练军、吉字步队、定边军等1.7万人，扎于国内九连城、凤凰城一带，对远在平壤的前线军队起不到策应作用。直到9月7日，平壤之战爆发前，清军始终没有在平壤周围集结起优势兵力，没有部署好纵深防御体系，却在后路空虚的情况下，不断被要求向汉城发展进攻。这一指挥上的错误，直接导致了清军在朝鲜战场初战即败，且败后因无后路接应，一直溃退至中朝边界，战火很快延烧到中国境内。
其三，清军海、陆战略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和配合，二者之间甚至存在着深刻而无法解决的矛盾。所以在调兵遣将的过程中，不得不对原有战略方案进行重大修改，以致破坏了整个战略方案的实施。
从地形上看，朝鲜半岛系一狭长半岛，清陆军由北向南发展进攻时，随时都可能遭到敌军从两翼侧后登陆包抄的攻击。而要避免腹背受敌，办法有两个，或是抽出两支重兵守卫东西海岸，或是派舰队主力日夜巡护朝鲜东西海岸，以掩护陆军完成战略进攻任务。清廷所采取的办法是牺牲海上战略来确保其陆上进攻战略的实施。根据“海守”战略的规定，北洋舰队的主要任务是守卫渤海，屏护京畿门户。但我们在战前和战争初期所见到的北洋舰队却如同一个到处救火的消防队，忽而奉命巡护冰洋，忽而奉命回防渤海，因担负过于繁重的任务疲劳不堪。尤为致命的是，清陆军以并不雄厚的兵力驻守平壤，后路数百里极度空虚，不得不迅速从海路运兵填防。鉴于不久前“高升”号运兵途中被日舰击沉的教训，北洋舰队只能出动全部主力舰只为运兵船护航，实际上破坏了既定的“海守”战略，使实力较弱的北洋舰队完全失去了选择时机、目标和战场的主动权，完全脱离自己的防御区域，过早地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在缺乏陆岸炮火支援的情况下与日军打一场并不期待的遭遇战。9月17日，北洋舰队在大东沟附近海面与日本联合舰队仓促相遇，进行了一场激烈海战，北洋4舰或沉或焚，其他战舰亦多处受重创，从此连防御渤海都很困难，更不要侈谈为运兵船保驾护航了。
三
清廷“海守陆攻”战略的“海守”部分，历来颇遭学者诟病。尤其是北洋舰队的“保船制敌”方针，被称为是消极防御的典型例子，是北洋舰队最终覆灭的重要原因。其理由是，海军舰队是一支机动性很强的力量，按照马汉等人的“海权”学说，它应当积极寻求海上决战，而不是“株守口内”。
本文认为，清廷实行什么样的海上作战方针，首先应取决于双方海上力量的对比状况，而不是某个抽象的理论观点。“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注：《孙子·形》篇。），乃是任何战争中颠扑不破的真理。马汉在《海军战略》一书中说过，劣势海军应努力实行以攻为守的方针，不时从它隐蔽的港口出发，抓住与敌对优势海军的分遣舰队对抗的适当机会，以期逐渐削弱敌人。1885年被翻译介绍给国人的《海战新义》一书也指出：“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而弱国须守候机会，以伺击强国一小股之船。”（注：《海战新义》上册，第2卷，第16页。）可见当时无论是马汉本人，还是其他海战理论家都没有让弱国一定要积极寻求与对方进行海上决战。
那么，中日海上力量究竟孰强孰弱呢？这是我们评价清廷“海守”战略所应当首先解决的问题。
海军作战能力的构成，通常可分为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两个大的方面。就武器装备而言，至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的装备状况如下：
北洋舰队 日本联合舰队
主力舰只 10艘 12艘
总排水量 31366吨 39288吨
大口径炮 52门 46门
机关炮 108门 53门
鱼雷发射管 26个 36个
速射炮 无 177门
装甲厚度 较厚 一般
主机总功率 46200马力 73108马力
平均实际航速 10.8节 17.9节
平均舰龄 9.8年 6.58年
从装备的主要10项指标看，日方占有优势的有主力舰只、总排水量、鱼雷发射管、速射炮、主机总功率、平均实际航速、平均舰龄7项，北洋舰队占有优势的有大口径炮、机关炮和装甲3项。在实际作战过程中，日本联合舰队将速度高的“吉野”等舰编组在一起，使这支编队的平均速度高达15节（以速度最低的“浪速”为准）；其177门速射炮也充分发挥了火力优势，以每分钟8至10发的射速轰击中国军舰。反观北洋舰队，只是在大口火炮和机关炮数量上占优。机关炮火力弱，仅可用来对付小型船只，在大规模海战中用处不大。大口径火炮破坏力强，但发射速度慢，每分钟仅1发，且炮弹质量差，所携带的穿甲弹多，爆炸弹少，许多炮弹击穿日舰装甲和舱室，却没有发生爆炸，对其破坏十分有限。北洋舰队在接战之初，排出了类似于突出半月型的战斗队形，防碍了自身火力的正常发挥。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及几艘巡洋舰装甲较厚，有较强的防弹能力。但军舰的防护力并不仅仅表现在装甲厚薄上，也表现在般船的抢险防漏能力上。北洋舰队的“致远”、“靖远”舰之所以中弹不久即告沉没，关键是因为两舰截堵水门的橡皮年久损烂，战前没有及时更换所致。由此看来，北洋舰队在这3项指标上，也因自己指挥和管理方面的失误而失去了优势。
在人员素质方面，日本海军官兵的素质和教育训练水平普遍高于清军，战术思想也更先进。特别是日本政府在战前果断撤换主张防御的海军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代之以主张积极争夺制海权的桦山资纪，并将分散于各海防区的主力舰集中起来，成立联合舰队，在后来的海上较量中保持了较强的优势。战斗中，日方将舰速较高的几艘军舰编组在一起，令其机动力和火力都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北洋舰队则存在着选将不准，管理不严，训练虚应故事，官兵腐化严重等一系列问题；战术思想非常落后，仍抱着十几年前的撞击战术不放；指挥有重大失误，排出了不利于发挥火力的队形，一开战后便中断了指挥，又没有事先指定代理指军舰，致使北洋各舰只能各自为战。
显然，用与日本联合舰队有较大差距的北洋舰队去蛮打硬拼，决非上策。清廷正确运用这支海上战略力量的方法，应当是避其锋芒，抓住敌舰只分散行动的机会消灭其小股力量，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海上态势。若寻求不到有利战机，则应当依托陆岸炮火和近岸防御设施，尽可能长时间地抗击敌人进攻，或对敌人登陆运兵船和登陆场进行袭击。总之，不可过早与日本海军主力决战。而按照日军大本营制定的计划：日陆军主力应在渤海湾内登陆，挺进直隶平原与清军主力决战，进而进攻北京，迫订城下之盟。而“决战的结局首先取决于海战的胜败”（注：《日军大本营》，第5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即能否在海战中摧毁北洋舰队，以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保证大规模运送陆军在渤海湾内安全登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猛虎在山之势”的“保船制敌”之策确实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可全盘否定。它并不是消极防御，而是在保持近海制海权的前提下的防御作战。无论是黄海海战之前，还是之后，北洋舰队所接到的命令都是出口巡查，以张声势，而非“株守军港”（注：参见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载《福建论坛》1989年第4期。）。后来的历史证明，若非北洋舰队早在战争一开始就在黄海与日本联合舰队交锋，损失惨重的话，日军绝对不敢让其运兵船大摇大摆地在黄海和渤海海域横向航渡，运送部队在花园口和荣成湾登陆。如果北洋舰队在陆岸炮火和近岸防御设施的掩护下，可以坚持抗敌更长时间，使日军在辽东半岛沿岸封冻前无法完成登陆行动，日军速战速决的如意算盘就可能打不下去，中日交战时间也会延长。战争时间的延长有利于清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战争动员，有利于将国土狭小、资源有限的日本拖入战争泥潭，有利于中国以持久战最终迫使其屈服。
从整个清朝海军的运用来看，北洋舰队的“保船制敌”之策固然是对付日军的办法之一，但其它各支海军似也不应当袖手旁观，而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配合行动。假如南方沿海各支海军力量摆出一付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或以之袭扰琉球，则会对北方海上战场起到有力的配合作用。
综上所述，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注意发挥中国军队的特长，以陆路为主要战略方向是正确的，但其对日军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没有持久战的准备，想以速战速决的方式结束战争，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海军奉行近海防御战略，“保船制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南方各支海军能予以积极配合，对日联合舰队将起到牵制作用。可惜，清廷为了配合陆军在朝鲜半岛的进攻，将北洋舰队用于为运兵船护航，铸成大错，致使北洋舰队过早地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损失惨重，让日军摧毁北洋舰队，派兵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登陆的阴谋得逞。清廷在甲午战争初期战略决策的失误，很值得后人深思。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200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