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武力统一全国后，力争正统，大兴文治。文治的原则性内容,便是儒教所谓的礼乐政刑。孔子是儒家教义的创立者，其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在文化融合中，俨然已成为正统文化的象征。是以有清一代极力推崇孔子，最终把祭孔仪制提升到大祀，将孔子的地位推向历史的最高峰。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距今未远，今日祭孔仪制多为之所定。随着近日国学复兴，祭孔活动又起，然观已发表孔庙祭祀文章，陪祀人员一般只开列姓名，不考入祀时间，祭孔礼仪也大多为科普性介绍，参考文献多引用台湾省孔庙管理委员会出版之《至圣先师孔子释奠解说》。其实，祭孔仪制的记述，在清代史册中昭然荦荦，本文以有清一代为时间断限，考述清代孔庙庙制及祭孔礼仪的变迁，意欲益于学人深入研究。

一、文庙庙制

“文庙”指供奉先师孔子的殿阁。初文庙建筑规格，并无定制，明洪武三十年（1397），明太祖命工部扩建文庙，并亲自定划：“大成殿门各六楹，灵星门三楹，东西庑七十六楹，神厨库八楹，宰牲所六楹” ^[1]，此后相沿成制。清顺治十四年（1657），世祖因北京孔庙年久倾圯，“若不作速整理，后渐颓坏，葺治愈难”，谕工部重修文庙。然而清入关之初，致力于消灭大顺、大西农民政权及黄河、淮河以南的明朝残余力量，连年兵火，财政紧张，工部以“钱粮匮乏，所需工料，未能措办”上禀，顺治帝筹措再三，发内帑银三万两，“特加修葺”，并发下谕旨：“诸王、贝勒、大臣及在京满汉官员，愿捐资者许令协助”。[2] 历经三年，清代第一次大规模修葺孔庙告罄，但规制并未更改，仍与明太祖规画同。[3] 

雍正二年（1724），阙里（按：《<史记>正义·孔子世家》载：“历代帝王之庭曰帝立阙，曰金阙，曰玉阙”，孔子殁后，鲁哀公尊为素王，因此，“阙里者，素王之庭除也”。）文庙被灾，胤禛遣官祭慰的同时，敕谕重建阙里文庙，八年庙成，以“黄瓦画栋”[4]，此时各地其他文庙皆被绿瓦。乾隆二年（1737），高宗认为 “皇考世宗宪皇帝，尊师重道，礼敬尤隆，阙里文庙特命易盖黄瓦，鸿仪炳焕，超越前模”，又 “思国子监为首善观瞻之地，辟廱规制，宜加崇饰”。[5]特命北京孔庙的大成门、大成殿、着用黄瓦，以昭展敬至意。乾隆三年，北京孔庙着用黄瓦工程告竣，乾隆帝亲诣孔庙行礼祭先师孔子。[6] 

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山东巡抚袁树勋以祭祀先师孔子既升为大祀，“文庙体制，自应展拓”[7]上奏。九月，估修文庙工程大臣协办大学士荣庆等奏，文庙工程“拟采九楹三阶五陛之制，以期备礼”，帝从之，[8]并颁旨，各省文庙规制，并视太学。至此，孔庙建筑规格尊崇至极盛，并一直延续到今。 

文庙大成殿内，“正位”为孔子神位，其全称是“至圣先师孔子之位”，在正中，南向。至圣先师孔子谥号世有更定，初“鲁哀公诔文曰尼父，未尝加一字之褒。汉平帝元始元年，始加谥曰宣尼父。后魏太和十六年，乃改谥文圣尼父。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尊为宣圣尼父。明皇开元二十一年，始进谥文宣王。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谥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初因之。嘉靖九年，尊改为至圣先师孔子神位”。[9]清初承明制，孔子神位上书“至圣先师孔子之位”。清顺治二年国子监祭酒李若琳奏请更孔子神牌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世祖从之。[10]十四年二月吏科给事中张文光认为，孔子生不为王，殁而王之，于理未妥，宜仍改为“至圣先师孔子之位”。李若琳奏称“曰至圣，则无所不该；曰先师，则名正而实称，不可易矣。……追王固属诬圣，即加大成文宣四字，亦岂足以尽孔子哉！唐臣柳宗元有言，赞孔子之圣譬如颂天地之大，谀日月之明，非愚则惑”。[11]是时，顺治帝事事稽古，议礼制度考之于文，务求至当。 因而从其请，复“至圣先师孔子之位”旧称[12]，颁诏天下，悉为更改。 

文庙大成殿内，“配位”为“四圣”神位：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子位，在殿东，西向；宗圣曾子、亚圣孟子位，在殿西，东向。配位两边为“从位”，清初只置“十哲”：先贤闵子损、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商，在殿内东序，面向西；先贤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位殿内西序，面向东。[13]康熙五十一（1712）年，以“朱子昌明圣学，升跻十哲，位次卜子商”。[14]乾隆三年，又升有子若为十二哲，位次卜子商，移朱子次颛孙子师[15]。自此四圣十二哲从祀沿袭至今。 

大成殿东西两庑为文庙从祀的先贤、先儒。清初只有先贤六十九人、先儒二十八人从祀。康熙中后期，有军事实力的反清势力已经被次第荡平，清统治者开始大兴文治，努力成为继明之后的正统王朝。为了争取新一代汉族士大夫、士人的认同，康熙帝力推崇儒重道，其手段之一便是增加文廟祔飨的先贤、先儒。康熙五十四年，圣祖特命宋儒范仲淹从祀文庙，位列东庑唐儒韩愈之后，[16]开追认先贤、先儒之觞。雍正二年五月，世宗命廷臣考议祔飨文庙诸贤，有“先罢宜复，或旧阙宜增”者具奏，八月复议：“复祀者六人：曰林放、蘧瑗、秦冉、颜何、郑康成、范宁；增祀者二十人：曰孔子弟子县亶、牧皮，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汉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黄干、陈淳、何基、王柏、赵复，元金履祥、许谦、陈澔，明罗钦顺、蔡清，国朝陆陇其。”[17]世宗从众议，陆陇其成为清朝祔飨文庙第一人。本次追认先贤、先儒，是有清一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后祔飨文庙先贤、先儒时有加增，列表如下： 

至是，文庙从祀侑飨先贤、先儒人员：东庑先贤四十位、先儒三十五位，均西向；西庑先贤三十九位、先儒三十五位，均东向。共一百四十九人。 

二、祭祀先师礼仪变迁

明成化、弘治间，祭奠先师孔子的礼仪已改用“八佾”[18]。《周礼》对古代中国的祭祀规格，作了如下描述:“天子八佾，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指古代乐舞的行列。八佾就是八行八列六十四人，六佾即六行六列三十六人，依此类推。“八佾”已然成为大祀规格，是以明成化、弘治间，祭孔仪制已有升为大祀的趋势。但到嘉靖九年，世宗采纳张璁建议，又将祭孔仪制厘为中祀，[19]并沿袭至明末。 

清军入关之初，李自成虽然率大顺军退出北京，但仍拥有数十万众；张献中领导的另一支大西农民军也拥众数十万；明朝在黄河、淮河以南的力量并未遭受损失，明军各镇集兵亦达数十万之众，且明藩王宗室多人尚在，南明弘光政权已经在南京酝酿建立。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将主要精力贯注于荡平中原上。然而《礼记·乐记》云“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二王异世，不相袭礼”[20] ，这种王者事定功成，制礼作乐的思想，致使清朝统治者在全国统治稳定后，开始对祭孔礼仪不断加以损益。至光绪三十二年冬十二月，慈禧皇太后以“孔子德配天地，万世师表”，升释奠礼为大祀，[21]在京孔庙祭祀孔子，均“乐用八佾，增武舞，释奠躬诣，有事遣亲王代。分献四配用大学士，十二哲两庑用尚书。祀日入大成左门，升阶入殿左门，行三跪九拜礼。上香，奠帛爵俱跪，三献俱亲行。出亦如之。遣代则四配用尚书，余用侍郎，出入自右门”。[22]在此之前，国家大祀特指祭天地、祭太庙、祭社稷。把祭孔与祭天地、太庙、社稷等同，清朝对孔子的推崇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清代把祭孔规格提升到大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其循序渐进的过程。 

早在清入关前，沈阳文庙建成时，太宗即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并从唐制，定春秋二仲上丁行释奠礼”[23]，但此时祭祀礼制已无可考。“春秋二仲上丁行释奠”指每年春秋二季的第二个月，即二月、八月的第一个丁日举行祭祀孔子的典礼，又称“丁祭”。清入主中原后，于顺治二年重申：“每年春秋仲月上丁日，祭先师孔子。……如遇有事，改次丁或下丁”[24]。自此，有清一代丁祭礼一直实行。 

顺治二年八月以前的丁祭礼，查诸实录仅记之为“遣官祭先师孔子”，并不著录主祭官员。由此可知，最早派遣主持丁祭的官员，职勋并不确定。顺治二年有谕，丁祭时遣大学士一人行礼，翰林官二人分献。国子监祭酒，祭启圣公于启圣祠。[25]顺治二年八月丁亥，《清世祖实录》开始明确记载“遣大学士李建泰祭先师孔子”，大学士主持释奠礼于是成为定制。至雍正三年二月丁丑，出现了“遣果郡王允礼祭先师孔子”[26]的记载，大学士主持丁祭的仪制被打破，这是提高春秋仲月上丁释奠规格的一个信号。至雍正四年八月仲丁，清帝首次亲诣释奠，祭祀仪制与“临雍释奠”同。[27]自此，如有清帝亲诣文庙行丁祭礼，其仪制皆与“临雍释奠”同。 

“临雍释奠”特指皇帝亲诣国子监或太学讲学之前祭祀孔子的礼仪。皇帝亲自到国子监讲学之礼，始于汉明帝，唐以后，始设讲榻。明代设御座于彝伦堂，清沿明制，顺、康、雍三朝，清帝均曾诣国子监释奠孔子，并至彝伦堂讲书，称之为“视学之礼”，此时祭奠孔子的礼仪称为“视学释奠”。乾隆四十九年，于国子监集贤门内建成“辟雍”[28]，以后皇帝亲诣国子监讲学均在辟雍，“视学之礼”改称为“临雍之礼”，“视学释奠”亦随之改称“临雍释奠”。 

顺治九年，清帝首次行“临雍释奠”礼。“临雍释奠”前一日，皇帝致斋，司设监（官署名，明洪武十七年始设，为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清顺治十年沿置，为十三衙门之一。十八年重立内务府，遂裁。此后设更衣御幄事务归工部）设更衣御幄于大成门东，南向。至日，不陪祀固山贝子以下、辅国公以上及各官俱于金水桥南候跪送驾。其陪祀和硕亲王以下、多罗贝勒以上俱赴午门内候随驾。在部院各衙门满洲、蒙古汉军、侍郎以上、八旗固山额真精奇尼哈番以上、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及翰林院七品以上官，俱先诣孔庙，东西相向序立。司设监设拜位于孔子神位前。卯刻，皇帝御驾从长安左门出，诸王贝勒随行。至成贤街、国子监满汉祭酒、司业均着朝服，率学官诸生，于成贤街左跪迎。圣驾至棂星门外降辇。皇帝至大成门入御幄更衣后，由大成门中门入大成殿。[29] 

“临雍释奠”礼分为迎神、释奠、送神三个部分。皇帝至拜位，诸王贝勒在台上，分献陪祀官在台下，亦各就拜位后。赞引官高声赞“迎神”，迎神乐起。乐止后，赞引官赞皇帝行两跪六叩头礼，通赞诸王贝勒及分献陪祀官行礼。同叩头毕，赞引官高声赞“行释奠礼”，此时乐声响起。献帛官跪于皇帝右侧进帛，皇帝站立接收帛献后，复交给献帛官，献帛官将之献于神位前，随后退下。献爵官跪于皇帝右进爵，皇帝立受爵献毕，复授献爵官奠于神位前。分献官按照次序到神位前奠爵完毕、仍以次序退就原拜位，乐止。赞引官高声赞“送神”，送神乐响起，赞引官赞皇帝行两跪六叩头礼，通赞诸王贝勒及分献陪祀官行礼。同叩头毕，献帛官到先师神位前捧帛，由中门出。赞引官赞礼毕，导皇帝出庙门，乐止。诸王贝勒出大成门，陪祀各官、衍圣公、五经博士等皆出圣庙至彝伦堂，听皇帝讲学。[30] 

康熙二十年，圣祖因滇南荡平，遣官致祭阙里孔庙。遣派人员除承祭官外，“委礼部太常寺笔帖式各一人，典守祭文香帛。遣行之日，给伞仗牌旗”，[31]基本与遣祭帝王陵寝规制相同。二十三年圣祖东巡，经过曲阜，致祭阙里孔庙。礼部制定仪制与顺治九年视学释奠之礼相同。圣祖却坚持尊礼先师，行三跪九拜礼，并御制祝文。[32] 天子亲祭，行三跪九叩头礼，俨然已经将祭孔当作大祀。 

雍正二年，世宗认为“帝王视学大典，所以尊师重道，为教化之本。朕览史册所载，多称幸学。而近日奏章仪注，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词，朕心有所未安。今释奠伊迩，朕将亲诣行礼。”[33]嗣后，清代奏章仪注，均将“幸”文庙字改为“诣”字，以伸对先师孔子的崇敬。同年，雍正帝诣文庙“临雍释奠”，典礼与顺治年九年同。[34] 

乾隆元年，清高宗认为圣庙脯醢宜更为丰富，议准“鹿脯鹿醢加增鹿二，正位及四配，崇圣祠正位，仍用兔醢。十一哲两庑，崇圣祠配位两庑，易兔醢为醓醢，加增豕二”[35]。 

三年，高宗视学释奠，以“既行亲祭，仍当从三献之仪”。自此，初献、亚献、三献之爵，皇帝均躬献[36]。并颁敕谕一道：“四配、十二哲后裔，及元圣周公裔东野氏等（来观礼）三十一人，均送监读书”。[37] 

十八年仲秋上丁，高宗亲诣文庙致祭先师孔子，定“大成殿内十二哲，东西各豕首一，每位豕肉一盘。……十二哲东西各少牢一案，两庑各少牢三案”。又因“两庑位次皆东西向，先贤先儒南北分列。向于中闲墙壁空处设案，案上供豕首六，皆倚于壁，前设香帛案。分献官各一人，皆向墙壁空处奠献，于礼未协。应照帝王庙分献之例，两庑各用分献官二人，各增香帛一案，俾得就位行礼，以严昭假。再十二哲两庑，向皆于各位前豫奠一爵，其分献官行三献礼，则统奠三爵于香案，以太常寺执事人不充数故也。嗣后丁祭十二哲两庑三献，均令肄业诸生奉爵，令东西分献翰林官，各奠三爵。其两庑分献国子监官四人，一如帝王庙之例，各统奠三爵”。[38]这样，祭孔规制又向大祀迈进了一步。 

五十年，高宗以辟雍落成，亲诣释奠。此次释奠恰逢春雨，乾隆帝深为欣喜，念及随从执事诸臣及观礼人员衣履均湿，下令“所有执事扈从的王公大臣、衍圣公并文武官员俱纪录一次。其观礼诸生及圣贤各氏后裔，分别查明赏赉”：加赏圣贤各氏后裔五丝缎一百二十二卷；朝鲜国使臣大缎二疋、八丝缎四疋；观礼诸生紬三千八十八疋。[39]并奏准，“至圣后裔，以往陪祀五人都为曲阜籍，由衍圣公带领，此次衢州孔氏南宗五经博士，亦带领二人，嗣后定制为：曲阜五人，衢州二人；元圣裔，原陪祀二人，为山东省东野氏，今陕西姬氏，添设五经博士，定为东野氏二人，姬氏二人；有子裔，陪祀二人，由山东肥城有氏五经博士带领；朱子裔，向例陪祀二人，今安徽婺源，福建建安，各有额设五经博士，嗣后将原定二人，于安徽福建二处分派，定为婺源一人，建安一人。”[40]此后，凡临雍释奠前，先差人传旨，诏谕衍圣公五经博士至圣裔五人，元圣周公裔、四配十二哲裔各二人，乘传赴京。及各氏子孙列官在朝之人，各官学师生，直省在京需次之进士、举人、贡、监生，咸与观礼，成为定例。自此，凡皇帝亲到文庙释奠，礼仪皆与乾隆五十年同，当日如果遇雨，均照乾隆五十年例加赏。 

乾隆五十五年后，清高宗以“年寿渐高，恐精力或有不逮，” 传谕内外，“所有中祀之礼，不再亲行”[41]。然而乾隆六十年二月，清高宗却亲诣文庙行上丁释奠礼，以昭崇儒重道之诚[42]，这是祭孔仪制已经超越中祀的又一例证。 

综上所述，清代昭宣文治，通过不断提高祭祀孔子的仪节定制，来表达大清王朝“崇儒重道”的价值观念。其中圣祖释奠阙里，三跪九拜；雍正帝临雍，只称诣学，奠帛献爵均跪立；乾隆帝释奠，谕令黄瓦饰文庙，躬行三献礼，以之为常例，为清代祭祀孔子的仪制抬升为大祀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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