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治经，在方法论方面有一套较系统的思想。他在群经、诸子的校勘、训诂方面能取得丰硕的成果，是与这套方法论思想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只有深入了解和把握俞樾治经的方法论思想，才可能对他在经学研究方面的得失与价值有更完整、准确的理解。本文拟对俞樾“因文见道”、实事求是的治经原则和治学态度、治学风格进行初步探讨。
一
俞樾将乾嘉汉学的经学研究归纳为“因文见道”四字，这也是他治经的基本原则。他多次强调：“国朝经术昌明，超踰前代，诸老先生发明古义，是正文字，实有因文见道之功。”（3）所谓“因文见道”，也就是他所说的“即训诂名物以求义理”（4）。他强调：“非先通小学无以通经”，希望学者通过“治小学”以“贯通群经大义”（5）不过，在俞樾看来，训诂名物仅是治经的方法和门径，阐发义理才是经学研究的目的。他说：“自来治经者，其要有三，曰义理，曰名物，曰训诂；三者之中，固以义理为重。”（6）正因为俞樾在训释名物典章时心中有“义理”、有“微言”，能较好地处理名物训诂与义理的关系，所以，他治经往往“有见其大者”（7）。简言之，他所谓“因文见道”，其实质是要求尊重古人、原本经典。这种“因文见道”的思想，就其本质而言，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一种表现。
俞樾既提倡“因文见道”，他治经便最重证据和逻辑。凡影响之谈、附会之说、迂曲穿凿之言，皆摈而不取。孔颖达《周易正义》论《易》分上下篇之由，他引孔子“阳三阴四，位之正也。”一文 ，谓“《易》卦六十四分为上下而象阴阳，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象阴也。”俞樾认为孔氏之说“实不然也”。其理由是：三十和三十四皆偶数，且上下篇中都有阴，亦有阳。他进而指出：伏羲画卦之后，以至唐虞夏商，皆以竹简书之，其变卦则一卦一简，复卦则两卦共一简，六十四卦皆然。故六十四卦以三十六简写之而已足，分而二之，上下篇各十八简，虽有三十、三十四之不同，而简数适均。因谓“《易》分上下篇，以竹简之数分也。”（8）于是，俞樾将诸儒曲说尽扫而空之，惟独肯定吴隆元《易宫》一书。吴隆元系浙江归安人，号易斋，康熙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他所著《易宫》以不反对卦为错，以反对卦为综。认为错卦自为一宫，综卦两卦合为一宫。因以邵雍三十六宫说六十四卦，认为上篇三十卦为十八宫，下篇三十四卦亦为十八宫，总上下篇分配之数，适符邵雍三十六宫之义。俞樾强调：“此说也，虽拘于邵子三十六宫之说，然其数密合。”因此，他认为错综卦之说，虽源于麻衣易之卦位图，出于道家，亦当信从。他说：“理不可信，则象阴象阳之说，托之孔子者，可以不取；理有可信，则此卦位图虽流入道家，恐转是孔门旧说也。”（9）俞樾以竹简之数分《易》之上下篇，可谓定论。当代学者张岂之先生释《易》分上下篇之故，其说与俞氏不谋而合。更为可贵的是，俞樾能由此出发，充分肯定《易宫》一书的价值，并不因卦位图出于道家而摈弃之。赵歧作《孟子注》，其叙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序之意，谓“篇所以七者，法天以七纪；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时之日数也；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纪，故法五七之数。”俞樾认为“其说穿凿无理”。他强调：“古人记问之学固如此也。”（10）正因为俞樾不取附会之说、迂曲之言，他训释群经乃至诸子时，严格要求传注笺疏与经典原文统一，力求忠实于经典之意。如《尚书·盘庚中》“承女俾女”一文。梅賾传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女使女徙。”其释“俾”为“使”。俞樾认为，释“俾”为“使”，则“俾女”下必增出“徙”字，于文方足。因不取梅义，而释“俾”为“俾益”，认为“承女俾女”，即“承引女，裨益女。”（11）俞樾《群经平议》中类此者甚多。如“庶明厉翼”、“光被四表”等。（参看《群经平议》卷三）
“原本经典”是“因文见道”的最基本要求，但“原本经典”并不意味着拘泥于经典，其着重点在于尽可能准确地训释经典原文，发明经义。为此，俞樾在训释经文时，往往广泛运用各种文献资料，以便更准确地把握文字的涵义。如前所述，俞樾治经不取谶纬之言，然于谶纬书中的某些材料，他不但不摈弃，且引以说经。如，俞樾释《周易》“天地以顺动”一文。诸儒释此文多不及“地”字，俞樾则引《春秋元命包》“天左旋地右转”、“地常动不止”之说，认为“天动地亦动”。又释诸儒不释“地”之由，认为自隋焚秘纬，而儒者不闻此等说，“但知地道安静”。（12）俞樾对谶纬之书的态度如此，对其它文献史料的态度亦循此旨。例如，俞樾说《易》不采王肃之说，然其文字训诂则于王肃又有所取。“飞龙在天，大人造也。”郑玄以“为”释“造”；刘歆父子作“聚”；王肃训为“就”，又引申为“成”。俞樾认为“当从王肃训就为是”（13）。俞樾于《尚书》，反复强调“勿信伪古文之说”（14），但他又指出：“近来说《尚书》者如江氏声，力辟枚氏，凡有异同之处，必舍枚本而从他本，固未免太泥。”（15）他训《尚书》，“胤子朱”、“爰制百姓”、“尚皆隐哉”诸条，皆以枚（梅）传为是。俞樾的这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治学精神，即便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来，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科学精神。正因为俞樾能以科学的精神博采众长、择以己意，其所校经文，往往能忠实于原文。因此，他的校勘作品多被后人视为精审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俞樾并不是抽象地强调“因文见道”，而是能将儒家经典的具体内容还原到它的时代背景下加以阐释。他在诠释经典之文时，颇能注重时代背景的差异。如，齐桓公杀公子纠，管仲非但不能尽忠死节，且接受齐桓公的丞相职位，而孔子竟不以为罪。俞樾释孔子不罪管仲之故云：“此三代以上之见圣人公天下之盛心也”。他认为古今时代不同，古人公天下，后人家天下。在家天下的时代，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人人奉之为天经地义。而在公天下的时代，天生管仲，使之匡天下，管仲不必私于齐，更无择乎小白与公子纠。（16）他又指出：子夏所谓同宗可为之后，乃周公制礼以后之言，“若以上古公天下而言，则不必同宗也。尧禅舜，舜即为尧后；舜禅禹，禹即为舜后也。”（17）俞樾的这种思想虽出于公羊三世说，他对公天下与私天下的认识则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他以此解释经典和古代的名物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又如《礼记·冠义》中的“母拜之”一文，孔颖达以唐礼母见子不拜，而曲为之说。俞樾则从历史史实出发，指出古人行礼，虽尊者亦拜，因谓“母之拜子，本无可疑。”且谓“必执唐礼以绳之，宜其不通也。”（18）
二
在治学态度方面，俞樾特别强调“以疑存疑”的重要性。这种“以疑存疑”的态度同样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他“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