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湘人常以事功鸣于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曾胡左以一介儒生草檄于乡里，挥旌于荒野，铸成数世勋名，易布衣文行之旧轨为武夫之举，实乃旷世罕见。谭嗣同有论云：“一鄙一莫或无湘人之踪”(《忠义家传》)，至今我们仍能体味谭氏此语中律动着的自豪感。的确，即使在咸同以前，遑论“莫或无湘人之踪”，道光辛酉科新宁出了个拔贡江忠源，时已谓之“破天荒”。再上溯至康熙朝，大学者刘献庭仍觉湘地“无半人堪对语”。(《广阳杂记》)故谭氏所慕湘人风采，当然非指以正途而位至武臣极品者，而几乎是不言自喻地勾勒出一幅布衣路节镇、握重权的贫子登科图。
湘籍儒生转型为武人的殊举无疑已成为湘人心理内聚的精神象征和符号。从此以后，狂热崇拜类似于白手起家式的新型政治偶像，几乎成了湖湘士人非理性的自恋情结。其自恋情结又会时时幻化弥散为一个颇有历史感的预言神话，即湘人在沉默了数百年之后，将要于未来把握中国社会的政治军事命脉。甚至有的湘人头脑中已直接把湖南模铸成了一个类似古斯巴达式的“政治型区域单位”。杨度《湖南少年歌》中有两句诗云：“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其精致的对称结构恰好昭示着典型的政治思维，做为纯粹文化意义上的“湖南”，在湘人的视界中就这样消失了。
可偏偏这世上总会出现不识时务的“俊杰”。湘籍经学大师王闿运为儒常不羁于儒事，却喜划军策于内腹，演纵横于胸中，虽自我欣赏于一隅，却也似怡然而有所得，起码近代“帝王之学”之祖的牌子是摘不掉的，所以闿公玩的大体是“空手道”绝技。不料这位老顽童于纸上练兵之际有心炮制出一部文笔优美，却蜂集众议的奇书《湘军志》，湘绮自诩有《史记》笔法，其水准尤不让于《三国志》《后汉书》，然其自负才猷迈众，不甘徒为文人，笔锋所及，揶揄群雄，裁量人物，即使于曾国藩亦不乏微词，这就触动了湘人“追星族”那根敏感的“政治崇拜神经”，于是群起攻为谤书，以致闿公大忌乡人的自恋情结，特交友人郭嵩焘毁版，郭氏曾讥评其“文笔高朗，而专喜讥贬”，指为诬善之书，且更言“楚人读之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致陈士杰书》)平心而论，对于湘绮来说，能超越地域性的乡土自恋情绪，非有一股“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豪迈与孤寂胆识不可。近人刘成禺对此点看得很清楚，他说修志本为旌节“湘军之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闿运则一味任性，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根本对于满足湘人之自恋心态“未甚措意”。(《一士类稿》)王闿运之个性常使人觉其有的凸峭峻拔之感，其荣膺近世“帝王之学”掌门，端在其常仿先秦纵横怪杰，演韬谋而落拓不羁于公卿之间。史称湘绮少年时就“颇思赞襄军谋，腾骧政路”(《一士类稿》)，然其献策往往是夸诞险着，迂阔至极，如劝曾国藩南面称帝与咸丰并为二王，直惊出曾氏一身冷汗。故湘绮之帝王思想库虽构思奇瑰，却常积压产品无处推销，他屡屡自叹湘军大吏中“相知者多，其或有许其经济，从无赏其纵横”。(《与李汉春书》)此时正好借纂修《湘军志》之机重新“粪土当今万户候”，时或偶兴笔底风云，布阵排兵，大过纸上用兵之瘾。因此时人有评论曰：湘绮“知兵自负，好谈大略”。(《一士类稿》)王闿运经多年研究，曾经演绎出一个“纵横定理”，概而言之就是“世道愈乱，贤士愈积”。(《上巡抚恽侍郎书》)此定理进一步推演就变成“湖南之薄士”，其深意不外乎标示自己非属于埋首簿书章奏、募勇练兵琐事中的卑陋俗士，而是救亡拨乱的隐者高人。湘绮如此高自标置，屡展欲擒故纵之方，倒也能收一时之效。史称曾国藩广招才俊。“贱人或起家为布政，裸身来，归资巨万”。(《现代中国文学史》)唯独湘绮在幕帐中进进出出，时去时留，根本不问戎中琐事。曾氏成为封疆大吏后，宾客皆知趣降身为弟子，独湘绮仍为幕客，高视阔步之际只差高叫“食无鱼，出无车”了。有一次，湘绮至江宁拜谒曾氏，国藩遣使招饮，意有所慢。闿运笑道：“相国以我为啜来乎？”明说像我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哪能像要饭一样的对待。于是携装乘小舟溯流高歌而去，其韬晦进退之际大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潇洒气派，害得曾国藩一路“追谢之，则已归矣。”
湘绮一生醉心遨游群帅武夫之间，却屡遭冷处理，大致是因武人仅以“文章雍容”许之，供其如弥勒大佛于帐中已可，而其最为自赏的武略机谋，在湘军大帅眼中无异于小儿科，上不了台面。近代湘人大抵多不承认有脱离经世日用的纯粹学问，湘军中如左宗棠辈甚至诋埋首典籍之人反不如“乡里粗才”。如此根深蒂固的意念往往使湘人颇谙官场游戏规则，却难认同于学界。湘籍军事政治人才涌动如过江之鲫，而达至纯粹学问之至高境界者寥若晨星。湘绮之所以被公认为湘人中可挂头牌的经学巨擘，盖得益于其居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边缘人地位。湘绮性格大致属于迂而不腐、朽而可雕之列，其迂在于以经师操纵横之术总嫌不够专业，火候实欠老到，虽自诩“余之可为宰相”(《湘绮楼日记》)，实则终生受人怠慢而不知内中之因；其不腐乃在于以庄禅之术锻造出金刚不坏之身，能恒久地维系自我感觉良好的心理平衡之态，再加上一幅鹤发童颜的硕儒形象，终能以童真之心应万变之世。
湘绮不受人重之因。还端在其每“牢落不偶意，壹以谐谑出之”，是个玩笑大王，犯了官场韬晦辨色的大忌。谱摆得太大，反倒失去了欲擒故纵，进阶官场之效。湘绮在京师时，恭亲王奕沂曾慕其名，问及政事。闿运漫议点评云：“国之治也，有人存焉。今少荃之洋务，佩蘅之政事，人才可睹矣；何治之足图哉！”(《现代中国文学史》)少荃乃指直隶总督李鸿章、佩蘅指称的是大学士宝，均是朝廷中炙手可热的大员，闿运一律目为庸才。难怪奕听后大为不悦，甩下一句：“是处士之徒为大言者！”拂袖而去。
如从学理上深究闿运际遇，湘绮之学实属湘学之中的“野狐禅”。湖湘之学以朱熹性理大意为治学正宗，自律甚严，而湘绮却笑《性理大全》为‘兔园册子”，宣称“平昔不攻宋学……凡所著述未涉唐后”。(《湘绮楼日记》)湘绮述“道”之变迁常取其乱世权变之意，而不等同于具体的事功。其“君子在野不仕进”之论，颇有违于湘统的教诲。更有甚者，闿运把玩儒家自治一义时大发庄子逍遥之旨，不但不阐发儒者于乱世间应中绳规矩之传统礼论，反而嘲笑其为自苦之道，极力鼓吹所谓“狂情”之动。他说“圣道”之意让朽儒们搞的很狭窄，理学中“主敬存诚”的意思太压抑人，所以儒家皆是“猖介之人”，活得太累、太不潇洒。他奚落苦谏纣王的箕子比干是“役人之役，厮养之才”(《王志》)，认为其境遇随王者的兴衰共沾其荣辱，是太不自立的表现。
在正统儒者眼中更显荒唐的是，湘绮把庄子塑造为《春秋》经世之统的正宗传人，只是“鲁哀以来微言绝矣。”其潜台词是说后继的儒学大师无力绍其余绪，这就等于把宋学苦心构筑的道统轻轻一笔勾销，打入另册。湘绮于此堪称特级“解构大师”，因为他几乎在挥手之际就抽去了传统儒学架构中“外王”得以支持的“内圣”根基。儒家修德成圣的“内圣”理论正是由宋明诸儒师集其大成，进而广泛施教于知识阶层的，一旦宋学接续“道统”的链条被斩断，自治的道统资源自然会呈枯竭状态。怪不得郭嵩焘对此“狂悖之言”大发感慨，批评湘绮“力求绝俗而无一不与道忤，往往有甘同流俗之见。”(《王志》)所以劝人与湘绮保持距离，称“友之可也，师之可也，至与辨人才之优绌，语事理之是非，其言一入，如饮狂药，将使东西迷乡，元黄异色，颠沛跌失而不可追悔。”(《再与笏山》)几视其为装神弄鬼的“大巫”，而避之唯恐不及。
说到“一言即入，如饮狂药”，闿运之语中虽颇少先秦纵横名家运思帷幄的鬼诈与险峻，但其中蕴涵之诙谐与雅趣却足以使元黄异色。其晚年名为入袁世凯幕中，却常即兴发起老顽童脾气，戏笑怒骂，皆成文章，大拆袁府之台。世间尤传其民国总统之联曰：“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横批曰：“旁观者清”。湘绮初入袁府，世凯以自用车迎入公府，集百官大开筵宴以隆遇之，宴罢，互相问候，袁世凯以师礼之，辞极卑谦，闿运退而神秘地语人云：“袁四的是可儿”。接着过新华门，他又仰头叹口气道：为何题此不祥三字？同行者惊问何故，湘绮回答说我眼花了，额上所题，莫非是“新莽门”三字？此言犹如巫者之谶语，预言世凯之败恰如王莽之命运。闻者只好低眉垂首不知如何应对。
湘绮虽无纵横之奇术，却常以私智小慧周旋于袁府之间，闿运有仆人周妈随其入京，居西单牌楼武功卫二号，后堂署“周妈老巢”。湘绮曾郑重告人曰：周妈乃是专家，我藏书零乱，作文时引用考证，要查某书某卷，惟周妈能一检即得，虽是门人学者，也不能细心若此，以致引起报章一片攻击笑骂。上海《时报·文艺周刊》载有《周妈传》长篇传奇，文中嘻戏云：湘绮如无周妈，则冬睡足不暖，日食腹不饱，《顺天时报》载湘绮欲委派某人为国史馆员，周妈居然有权硬行改委。《益世报》载湘绮语曰：周妈，吾之棉鞋大被也；无衣无褐，何以卒岁。闿公虽大为愤恨，却故意询问其弟子颜某云：报章纷载周妈诽语，尔意云何？这位学生倒颇知趣，懂得如何给老师台阶下，马上回答说：“八十老翁，出入以妇人役，古礼有之。”闿运笑云：“是真读古书能会通者”(《春明琐记》)，总算让学生松了口气，自忖没死读书而颇知书外人情。
然而“暖脚阿妈”终于成了湘绮与袁氏斗法的工具，刘成禺曾经认为，在湘绮老人大名士作派之下，“盖有妙用存乎其间”。(《洪宪纪事诗广注》)史载民国初年，北京官家闺秀，竟尚奢荡，争艳斗侈，冶服香车，招摇过市。袁世凯因筹议帝制，拟整饬纲纪，以官眷越礼开刀，密谕肃政史夏寿康上摺严警效尤，摺中有“自古帷薄不修，为官箴之玷；室家弗治，乃礼教之防。”之语。周妈在国史馆把持开支，干涉用人；已成报界追逐的明星。而夏氏奏摺一上，湘绮疑心摺中之语专攻周妈。当时正值洪宪元旦，一片颂扬帝制之声，湘绮为避免在京有称臣之嫌，毅然辞参政、国史馆长职，携周妈南归。又怕将来帝制万一告成，无容身余地，乃假托周妈的名星效应，将计就计，引述夏摺之辞，给袁项城开了一个大玩笑，其辞呈反话连篇，极尽诙谐趣语之能事：“呈为帷薄不修，妇女干政，无益史馆，有玷官箴，应行自请处分，祈罢免本兼各职事。”内述闿运年迈多病，饮食起居，需人料理，不能须臾离女仆周妈。而周妈遇事招摇，可恶已极，致惹肃政史列章弹奏，实深惭恧。上无以树齐家治国之规，内不能行移风易俗之化云云。(《洪宪纪事诗广注》)惹得
（文章来源：《读书》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