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鼎芬(1859—1920年),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曾任直隶州知州、武昌知府、湖北安襄郧荆道、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早年以科举入仕,授翰林院编修,中法战争期间入张之洞幕。作为张之洞幕府的得力干将,他参与了张之洞大部分政治活动,二人关系颇为密切。他们二人的关系是张之洞幕府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研究梁鼎芬与张之洞的关系,不仅对研究张之洞、梁鼎芬个体思想变化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深入研究张之洞幕府大有裨益。然而由于关于梁鼎芬的资料甚少1,迄今为止,学界对二人关系的研究几乎尚属空白,专题论文依然阙如。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二人关系做些粗浅探索。
一 张之洞宦海中的得力僚属
梁鼎芬早年以科举入仕,1883年23岁时,被授职为翰林院编修。1884年上书弹劾李鸿章,名震朝野,“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2。但却因此触怒慈禧太后,“几罹重谴”,遂于1885年辞官归乡。中法战争前后,加入张之洞幕府。梁鼎芬自受聘入幕,即成为张之洞仕途中的智囊,力参运筹帷幄事宜。“文襄(张之洞)大事必以咨询,辄深谈竟夜,习以为常”3。维新运动兴起之初,梁鼎芬为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合作引线搭桥。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组织的强学会在北京成立时,张之洞列名入会,表现出积极支持之态。继而,康有为南下与张之洞商议组织上海强学会,梁鼎芬斡旋于张、康间,成为二人合作的重要促成者。那么,为何梁鼎芬能促成张、康合作呢?梁鼎芬与康有为有同乡之谊。且康有为与梁鼎芬十六舅张鼎华为忘年之交,这更加深了梁鼎芬与康有为的情感纽带。自梁鼎芬入翰林初次认识康有为始,二人“恒有往还”4,而后,结成“至交”5。1885年梁鼎芬辞京回籍,会见康有为,康曾赋诗感怀:“一别三年京国秋,冬残相见慰离忧。代陈北阙有封事,醉卧西风剩酒楼。芍药翻红春欲老,杜鹃啼碧涧之幽。繁花零落故人往,惆怅当时旧辈流。”6梁鼎芬很欣赏康有为通中西学之识,谋强国路之志,以“天下士”7视之。1895年康有为欲在上海创强学会时,张之洞也正苦于寻求救世之道。因此,深知张之洞心思的梁鼎芬极力促成张、康合作。是年11月,康有为来到江宁。此时,张之洞正因次子张仁溺死而伤痛不已。梁鼎芬为替张排忧,生出一策,劝张之洞与康有为谈书论说“藉以排遣”。梁鼎芬说:“比闻公伤悼不已,敬念无既,今思一排遣之法:长素健谈,可以终日相对,……使之发挥中西之学,近时士夫之论,使人心开。”8经梁鼎芬牵线,康有为在江宁“居二十余日”,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夜深”9,从而得以“合请香涛为(上海强学会)发起人”10,并促成张之洞慨然应允捐资1500两作为会费。梁鼎芬还极力促成了张之洞支持、赞助《时务报》创刊。上海强学会成立不久,即受北京强学会牵连而停办。
1898年康、梁组织保国会后,顽固守旧派诋毁排斥之势日盛,帝后党争如箭在弦。几经政治风雨的张之洞谙熟政局,因而深恐自己被人揭露与维新派的关系,急欲表明在政治上忠于慈禧而有别于康、梁的心迹。但他又犹豫不决,“不敢公发难端”,于是“作书与梁节庵云:‘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向梁鼎芬谋求对策。“梁答云:贼猖悍,则讨之,不当云‘如何’也”14。梁鼎芬审时度势,认为“康、梁必败”。因此,他为张之洞出谋划策,劝张明确划清与维新派界限。在梁鼎芬的劝告下,张之洞于5月即有《劝学篇》出台。
此间,张之洞还欲创办自己的舆论阵地——《正学报》,“以昌明正学,宏扬圣道”16,表其忠君卫道立场。张之洞又将此重任委于梁鼎芬,“《正学报》请梁节庵太史总理”,“一切馆内事宜,凡选刻各报及人撰述文字,均须节庵核定方可印行”17。梁鼎芬也不负张之洞厚望,以笔代刀,口诛笔伐康有为等,骂康党为“无父、无君、无人理之逆犯”,“罪通于天,愿天诛之;毒加于人,愿人殛之”18。其疏劾维新志士的文章“词气壮厉”,忠君情切,被“合刊千本,分散两湖人士”19,颇有影响力。梁鼎芬的所作所为,不仅表明了张、梁关系非同一般,也向世人表明了张之洞的忠君立场,助张之洞与维新派脱离干系,在戊戌政变的风波中站稳脚跟。义和团运动时期,梁鼎芬又促成张之洞镇压自立军起义。1900年春夏之交,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时,维新派唐才常等领导自立会成立自立军,准备发动起义。在对待自立军问题上,起初张之洞态度暧昧。当时,“唐才常托日人劝告张之洞接受自立军的拥护,宣布两湖独立,张之洞观望形势,不表示态度,也不出面干涉”20。黄浚也说,唐才常曾“颇运动南皮合作,南皮亦颇有所动”21。唐才常原为张之洞门生,此事似有可能。从梁鼎芬的一封信笺中也可得到佐证。1900年5月,梁鼎芬恐张之洞“顾忌游移,心慈手软”,而“与佛尘合作”,故针对此事致函张之洞,以忠教之道警示张:“祸将不测,看此举动,明系合伙同谋,妄思欺夺君权,破裂孔教。鼎芬定计办理此股贼匪,心力坚果,本可不必商量。敬念我公清望冠时, 素以天下为己任,杀贼报国,肃清海宇,功有专属,责有专归,此等大事,当语仁公,首先料理。”并悚以危言,若“隐忧于私室,不能昌论于公廷,徘徊一月,缠绵千语,计尚未定,贼已渡河,此时纵有百部守约书,百处正学报,百间武备学堂,于事已恐无济”。为达到说服目的,梁鼎芬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区区愚诚,上爱吾君,下爱吾友,国危至此,贼势猖獗又至此,真不胜痛愤忧迫之至”,“鼎芬即还我故山,合天下志士,势灭此贼”22。在梁鼎芬的苦劝下,张之洞审时度势,于
二 辅佐张之洞办洋务教育
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弃官回籍后,张之洞“高其风节”,慕其“学问如此渊博”24,遂于1886年4月延请他主讲惠州丰湖书院。1887年夏他又转任“为两广培养人才之区”的肇庆端溪书院院长。此后,梁鼎芬开始为张之洞办教育出谋划策,协助张之洞推进了近代洋务教育的发展,时人称张之洞每“言学务惟鼎芬是任”25。1887年,张之洞鉴于端溪书院“究属偏僻,书院旧有斋务过少,不足于容两广英才”,提出在广州创建广雅书院。梁鼎芬极为赞赏张之洞创办广雅书院,曾说:“公开府两广,设书院书局,皆以广雅名,又以自名其堂。广者大也,雅者正也,大而能正,公无愧焉。”26在广雅书院的创建过程中,张之洞常与梁鼎芬商议办学之事。1888年春,书院建成后,梁鼎芬“率端溪书院经古诸生”并入27,并出任首任院长。在广雅书院,梁鼎芬具体推行“新旧兼陈”的教育体制。他采用分科教学的方式,设经学、史学、理学和经济4科,使书院具备了现代学校的雏形。在张之洞教育思想指导下,加之梁鼎芬的勤勉努力,广雅书院很快办学有成,并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后来曾一度成为广东的学术文化中心。
1892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建两湖书院,遂邀梁鼎芬出任史学分教,主讲中学。自此,梁鼎芬与张之洞几乎形影不离,成为张之洞创办近代教育的得力助手。1894年张之洞代刘坤一署两江总督,复聘梁鼎芬任钟山书院山长28。1895年底,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梁鼎芬亦辞别钟山书院随到湖北。湖北是张之洞悉心经营之地。自1889年任总督一直到1907年进京,其间除两次临时署两江及入京制订癸卯学制外,张之洞督鄂长达17年之久。在湖北,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尤以办教育功绩最为卓著。梁鼎芬则是其得力助手。张继煦在谈到张之洞督鄂时说,“惟鼎芬之于学务,……公实倚之”29。
在梁鼎芬的促动下,两湖书院被建成为培养通经致用人才的新式书院,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均突破了专课八股制艺的旧式书院风格。他负责制定的《两湖书院章程》则成为近代新式书院的范本30。书院的师资队伍也有所更新,所聘教员皆为新旧学兼习的饱学之士,如经学教员易顺鼎,史学教员汪康年、杨锐,文学教员杨守敬等,都是旧学各有专长,新学亦有素养者31。1902年,梁鼎芬又顺应书院改制的潮流,对两湖书院进行改造,更名为两湖高等学堂,并对课程进行重大调整,确定为经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理化学、财经学、兵事学等8门,使两湖书院演变为包括文、理、法3科的高等学堂,开两湖大学预科学堂设立之先河,为清末地方书院改制提供了借鉴。
此外,梁鼎芬还辅佐张之洞筹办农务、工艺、军事等各类专业学堂。1896年他辅佐张之洞创设武备学堂,次年又筹设农务学堂。在兴办各类新式学堂的过程中,鉴于师资力量不足,尤其是中学师资更为匮乏的状况,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城东宾阳门以南创设了第一所湖北师范学堂,梁鼎芬出任监督,具体负责学校一切管理事宜32。在师范学堂,梁鼎芬除设置普通课程外,还增加了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和学校管理法等学科,并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作为师范生的实习场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湖北师范教育初具近代规模。1904年,为进一步纾解各处学堂急缺教员的问题,梁鼎芬督同胡钧等将两湖高等学堂(原两湖书院)改建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并分设优级师范和初级师范两等,以满足不同层次学校的需要。最后,两湖总师范学堂被建成可容纳1200多人,具有近代学校性质的师范学堂33。学校建成后,梁鼎芬又被张之洞任命为学校监督,悉心秉承张之洞意旨,“以修行为基,以求实为主”34,竭尽全力培养“读正史”、“崇正学”,忠君爱国,志在挽救中国贫弱的育人之师35。在张之洞与梁鼎芬的共同努力下,两湖总师范学堂培养出大批具有近代文化素质的师资队伍,为普及近代化教育奠定了基础。
梁鼎芬协助张之洞开展了近代留学教育事业。1898年,他协助张之洞实现了派吴禄贞、吴祖荫等20人赴日本学习军事一事。1899年他们将12名学生派往日本学习农、工、商36。1902年7月,他们又将30名师范学生派往日本37。对倡办游学二人不遗余力,且乐此不疲。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梁鼎芬说:“游学东洋学生,已派20名,写信之日到。一切甚费心力,与南皮合办成此一事,……当一快也。”38其欣慰之情跃然纸上。梁鼎芬与张之洞共同创办了近代军事教育。1902年他与张之洞商议在湖北创武高等学堂二所,一所“募德国教习三员教之”,分设战法、舆地、测绘、算学、体操、军械、台垒、步队学、马操、炮队学十门学科;一所“略仿日本户山学校,专取在营已有阅历之武职官弁队目,而又文理明顺者充选,使之研求学术,增进智略,募日本教习五员教之”,设课目13门:军制、战术、兵器、数学、卫生、操法、筑城、野操、兵棋、测图、战术实施、技击、军医等。他们力图通过对军事人才的培养,整饬落后废弛的武备,提高清军战斗力,从而拯救衰颓在即的清王朝。1904年梁鼎芬担任张之洞所创新军营务处首席提调。湖北新军的成长与他的苦心经营息息相关。他“以一身兼新军训育统领重任”,“领导新教育,于新军之孕育养成,为功至伟”。张之洞、梁鼎芬经办新军本来是希望其练成后能维护朝廷统治。但事与愿违,湖北新军恰恰是推翻清王朝的中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梁鼎芬“实亦间接有助于辛亥革命”39,这怕是忠君卫道的张、梁二人万万料想不到的。梁鼎芬还是张之洞改革封建传统教育体制的高参。1902年,张之洞在湖北省成立全省学务处,主管全省公、私立大、中、小学堂及留学事宜。梁鼎芬担任了学务处的文学堂总提调,具体掌管全省文学堂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负责制定和检查各学堂的课程、学生毕业年限、教职员的任用等40。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相当于省教育厅一级的管学机构,它的设立有效地推动了湖北教育事业的发展。1904年,张之洞为加强学务处职能,在原来文武学堂总提调之上设学务处总提调一职。梁鼎芬又担此重任,全权负责管理湖北全省教育工作41。他为提高学务处办事效能,将其分为审订、普通、专门、实业、游学、会计6科,每科设专办一人,帮办若干人,使湖北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初具规模。
梁鼎芬对自己和张之洞开创的教育业绩颇感自慰,曾自题门联“楚材必有用,教成君子六千人”42。张之洞更是充分肯定了梁鼎芬的教育功绩,称其“学术纯正,待士肫诚,于教育事体,大纲细目擘画精详,任事多年,勤劳最著”,并请求朝廷赏加二品衔,以示鼓励43。由此可见,在谈到张之洞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时,梁鼎芬的功绩也不应被忽略。
三 张、梁交谊探因
梁鼎芬位卑言轻,其所做所为不为人尽知,惟有民初对亡清逊帝的忠孝言行播传于世。因而,梁鼎芬有晚清遗老的名号,在人们看来似乎是封建顽固派的化身。而张之洞则以洋务后起领袖而闻名。表面看来,二人心路不一,又何以能长期共事,相得益彰呢?
第一,二人都主张经世致用。梁鼎芬与张之洞都生活在正统儒学的文化氛围里,走着读书、科举、入仕的人生道路。在治学的过程中,二人都走出了乾嘉考据学风,推崇通经致用。梁鼎芬治学不分畛域,反对存汉宋门户之见,主张“学子化汉宋之名,以圣贤为归”44。博采众家之长,以求经世务实。张之洞也是贯通汉宋之学的经世学派,以“仁厚尊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45为志向,“学术兼宗汉宋,于两汉经师、国朝经学诸大师及宋明诸大儒,皆所宗仰信从”46。这一趋同的学术风格是张、梁能相伴而行的一个内在文化因素。
其次,二人都以忠君卫道作为人生价值追求。张之洞援引梁鼎芬入幕,忠君则是其选择的主要标准。尽管他“用人则新旧杂糅”47,能兼容并包,但都离不开效忠清廷这个大前提。在其所吸纳的人才中,无论是思想守旧人士,如左绍佐、罗振玉,还是革新人士,如汪康年、郑孝胥,亦或是奇才怪杰,如辜鸿铭等,都不能有逾越这个前提之举。张之洞曾一度欣赏革命派人士章太炎,并试图揽于自己门下,于1898年延其入幕至武昌铁政局48。但终因章太炎“昌言革命”而将其逐出幕府49。梁鼎芬愿入张幕,也主要因张之洞乃当朝一开明的封疆大吏,入其幕可一展难以径自实现的忠君报国之志。
第三,二者均认同“中体西用”的文化观。梁鼎芬入张幕后,在时势的影响、实践的磨炼中,他逐渐成为“中体西用”洋务思想的崇奉者。面对中法、中日战争中清廷的溃败,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胶州湾的被侵,瓜分狂潮的到来,梁鼎芬在反醒中逐渐走出“天朝上国”严夷夏之大防的思想禁锢,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张之洞所行洋务新政,梁鼎芬大多参与其中。或许有人说,这些乃是梁鼎芬奉命所为,并非出于主观动机。笔者认为不然。不仅在客观效果方面梁鼎芬有参办洋务之实,在主观上梁鼎芬也是逐步加深对“中体西用”的理解的。在亲涉洋务教育实践中,梁鼎芬得以接触、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西学熏陶,渐自形成“中体西用”的中西文化观。在武昌时,他就收藏有许多科技图书,倡导学生习读,自己也常翻阅50。1894年11月,简竹居曾致书梁鼎芬言兵事,主张“自立自强,不必师用外国之利器与人才”,梁鼎芬则持异议,明确提出“人才与军械皆有不足之忧,竹居所言,偏而未通。非数纸可尽”51,承认中国有不如“夷”的地方,主张引进西方人才和军事设备。他支持编印洋务书籍,传播洋务知识,但要改变名号。如他说,“此间行西法,而必避其名,兵法堂定名后斋,体操厂改曰兵操厂”52,以掩洋务名目,从而缓和顽固守旧派的敌对情绪。戊戌政变前后,对康有为、梁启超的讨伐,他也是以“中体西用”的思想文化观作为框架的。他反对骤行变法,但主张“法制已坏者修之,不足者采西法补之”53,即承认了可以“西学”之先进补救“中学”之不足。由此可得知,梁鼎芬已从经世务实出发,走上了谋求“西用”之路。但他又是身受正统儒学熏陶,素有深厚儒学根底的封建文人。在参办洋务、谋求“西用”的同时,他难以割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恋情怀,竭力维持封建纲常名教。“法制尊周礼,根原本孝经”,“诗书传世泽,礼乐启人才”54。他反复强调只有封建伦理纲常,忠信孝悌才是治国之本。对触动中国传统治世之道者,他必奋力相争,捍卫正统。如康、梁倡民权的变法言论就引起梁鼎芬的不满,他先是“诤之”,继而又“口诛笔伐之”55。至于张之洞,作为洋务后起领袖,“中体西用”文化观的集大成者已是史学界的共识,自不需赘述。综上所论,梁鼎芬与张之洞乃是思想趋同、志同道合之人,因此他们能相互援引,长期共事。
第四,二者均具有趋新与恋旧、趋时与附权的矛盾心态。对待维新派的态度是典型一例。起初,面对日益高涨的救国呼声,梁鼎芬与张之洞均采取支持变法维新的态度,企盼能有救于时艰。因此,梁鼎芬向张之洞荐维新贤士:“康(有为)蒯(光典)二子,深相契合,两宾相对可以释忧。”56张之洞也因之而与维新派接触,邀康有为长谈,邀梁启超至武昌会面,聘蒯光典主讲两湖书院。这体现出他们趋新的一面。然而,他们又都谨奉封建伦理纲常,处处以“中学”为本。
有梁鼎芬与张之洞一度交恶说。据刘禺生记载,1902年张之洞奉旨代刘坤一督两江,因其甚是赏识端方,将端“引为同志”,遂密保端代替自己署湖广总督。不料。待张之洞欲回任之际,“端方不欲交卸”,而是“运动枢府,召之洞入都展觐;觐毕,又令之洞留京订学务章程”,且托学务大臣荣庆“对学务章程时持异议,屡订屡改,困之洞于京年余”68。直至1904年春张之洞方得回任。为此,张之洞甚恶端方。而在端方督湖北期间,梁鼎芬与之交好,尽其所能辅佐端方;端方离去时,梁鼎芬又于黄鹤楼立去思碑,上书“睢州之正,益阳之忠,滔滔江水,去思无穷”16字,以示其对端方的眷念情怀69。张之洞没料到自己一向引为知己的梁鼎芬竟有如此举动,因而开始嫌恶梁鼎芬。回任后,他不愿见梁,经多人劝说才予以接见,亦不过寒喧数语70。关于张、梁交恶说,黄浚也有提及,“节庵欲为陶斋(端方)营谋事,为南皮所知,还鄂后对梁礼遇殊薄”,张还作诗一首“芙蕖雾夕乐新知,牛李裴回史有词。未卜郎君行马贵,后贤应笑义山痴”,诟骂梁鼎芬。其中“新知”即言梁鼎芬与端方新相结纳71。
揆诸史籍,笔者认为张、梁交恶说恐是刘、黄二人的猜测。事实上,张之洞一直引梁鼎芬为知己。就在1904年3月张之洞回任前夕,他在《致武昌端署制台梁太守》电中,还命令“自日本调回学生及原在鄂学生,……前有电与节庵,言明如学生留鄂带营者,均归节庵统,不令他人统带”72。同年8月4日,在他的《札司道酌定营务处新章》中,梁鼎芬又被任命为督练新军的营务处总办73。在晚清将衰之际,张之洞将湖北新军的训育大权一并交给梁鼎芬,足见张之洞对梁鼎芬的器重。由此可推知,梁鼎芬仍是张之洞最信赖的人。又1905年梁鼎芬奉调任安襄郧荆道,张之洞曾“设宴为先生(梁鼎芬)饯行”74。
梁鼎芬也从未忘怀张之洞的知遇之恩。张之洞去逝后,梁鼎芬至南皮奔丧,痛苦之声,压过众孝子76。梁鼎芬还为张之洞作挽联云:“甲申之捷,庚子之电,战功先识孰能齐;艰苦一生,临没犹闻忠谏语。无邪在粤,正学在湖,讲道论心惟我久;凄凉廿载,怀知那有泪干时。”又云:“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粗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何如?”77字里行间充满对张之洞的深切缅怀之情。此后,他坐火车每过南皮必肃然起座,面向东敬立,以示默悼。晚年在北京时,每逢月之十五日,必到张之洞祠前行礼。纵观梁鼎芬与张之洞二人的交往历程,二人合作共事,相互维护与提携一直是二人关系中的主要方面。张之洞成就功业,梁鼎芬的辅佐作用不能低估。
注释：
1 仅见杰公《我所知道的梁鼎芬》,《张之洞遗事》,《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1辑,第142页;杜永泉《清廷的忠诚卫士梁鼎芬》,《易县文史资料》1990年第2辑,第41页;智军等《梁鼎芬参劾李鸿章、袁世凯及其在广东办学等活动》,《广州文史资料》1963年第4辑,第195页;《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武汉人物选录》,《武汉文史资料》1988年增刊,第358页。
2 天台野叟《大清见闻录》上卷,《史料遗闻》(民国),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18页。3、5、7、10、16、20、26、27、34、37、39、44、48、51、57、60、63、66、74吴天任《
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以下同),第643页。
6、9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170页。
8、56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以下同),第58、58页。
11、12、13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同),第1895、1900、1896页。
14、36 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81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134页。
15 黎仁凯等《张之洞与近代中国》,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17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同),第7586页。
1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643页。
1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645页。
21、22、64、65、71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第115、115、115、57页。
23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73页。
24、68、69、70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8、57、57、68页。
25 赵尔巽等《清史稿》,四二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822页。
28《武汉人物选录》,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版,第358页。
29 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序》,鄂故丛书之一,湖北通志馆编印,第2页。
30、46、62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71、10631、9724页。
31、35、42、50、52、67、76 《张之洞遗事》,《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1辑,第73、75、142、77、133、53、15页。
32、33、40、41、73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第4193、4240、4187、4254、4243—4244页。
38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912—1913页。
43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1816页。
45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6页。
47 《张文襄公事略》,《清代野史》第6辑,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106页。
49、77《凌霄一士随笔》(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8、393页。
53、55、58、6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644、644、644、644页。
54 杨敬安辑《梁节庵(鼎芬)先生剩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5页。
5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72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131—9132页。
75《广州文史资料》1963
(资料来源：中国期刊网 中华文史网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