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就感到，要推行他的变法主张，非去守旧大臣和慈禧太后不可。乙未年（1895年）六月，当他从翁同ｈé＠①那里得知帝后矛盾，就觉得“苟不能为张柬之之事，新政必无从办[1](P133)。此后康有为多次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到了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更坚定这一想法，甚至制定出利用袁世凯军“围园杀后”的冒险计划。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后，康梁逃亡在外，仍时刻盼望返回朝廷，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掌握统治权力，实行改革。为此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曾图谋在南方发动起义，从两广直捣北京，获得政权。起义未及发动就失败了，慈禧太后仍然掌握政权，这就使得他们的抱负和主张无法实现。因此，刺杀太后就成为康梁进行变法维新的前提，也是他们当时政治活动的一个基本方针。而实际上，康梁出逃之初，康有为到香港就派陈士廉、梁元理（即梁铁君）北上入京行刺慈禧。梁铁君中途南返，陈士廉到京活动几年，无结果。1904-1906年间，康梁又派出梁铁君为首的暗杀团体入京谋杀慈禧。但是，富有戏剧性的是，梁铁君在京活动近两年未被发现。而正当清廷做出预备立宪之姿态，梁铁君向康梁建议放弃暗杀方针之际，梁铁君却被清廷侦破并在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的当天将其秘密杀害。
由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原因，康梁对刺杀慈禧一事，不愿说出真情。清廷在捕获梁铁君后，也不愿扩大影响，造成不良后果，将梁秘密处死，竭力掩盖事实真相。这样就使得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难以为人们搞清。《梁启超年谱长编》[3](P344)和《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2](P68)中都指明康梁有暗杀太后之举，但所言非详。至今，较为系统地论述此案的文章只有章士钊的《吴道明案始末》一文（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61年，第十八辑。吴道明即梁铁君化名）。章士钊1961年见到了他的妻妹夫、梁铁君的儿子梁元。临别时，梁元将一篇记述其父入京行刺太后经过的文章交给章士钊。章士钊还抄录了几封梁元所保存的其父信件以及康有为等人为梁铁君信所作跋文。章士钊并亲自走访了当年在外城巡警总厅曾经手此案的朱启钤，取得许多口述材料。无疑这些材料都是研究此事的珍贵材料。然而，章士钊对康有为有许多成见，所见到的材料又有限，因而他的论述不但有失偏颇而且错误较多。笔者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所看到的其他材料，对此事件作一探讨，尽管有些问题尚难以搞清，但有关此案的前因后果已大致清晰。如果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则正是笔者所望。
一、暗杀团体的派出及其活动情况
（一）暗杀团体的派出
戊戌以来，康梁曾组织了多起暗杀慈禧太后和朝廷权贵的活动，他们甚至不惜重金收买刺客以行刺，但却收效甚微（注：关于戊戌后几年内康梁的暗杀活动情况，可参见桑兵：《保皇会的暗杀活动》、《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第115-135页。），以致梁启超对收买刺客行刺不以为然。康梁相商之后，决定派出以骨干党人梁铁君为首的暗杀团体入京谋刺慈禧。1904年11月11日，梁启超写给康有为信中说：“现铁、默、刚皆已行，朴亦日间决再往。铁、英一枝，刚、朴一枝，合办必得当也。”[3](P344)这里铁指梁铁君，名尔煦，与康有为同乡同岁，又同师从广东大儒朱次崎，后一度从商业盐。戊戌政变后，梁铁君弃家到香港随同康有为流亡各地，不离左右。戊戌年，康有为南逃香港不久之后，康有为派弟子陈士廉和梁铁君北上入京，寻找康广仁尸体并伺机刺杀太后。[4](P131)但梁未及入京，到天津后就南返。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三月，梁铁君受康有为派遣到北京寻找康广仁墓，在北京宣外南下ｗā＠②龙树寺之旁找到，将康广仁遗骨携回南方。[2](P3)那么，此次是第三次受命入京。梁信中提到的默、刚、朴都是骨干党人。默、陈默庵。刚，梁子刚。朴乃罗璞士，名孝通，广西会党一头目，与梁启超有十年交情，在赴京行刺前，住在梁启超居所达十个月之久，做准备工作。为组织暗杀，康有为还早作准备地选拔一些中国学生送去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后派他们去参加暗杀慈禧的活动。[5](P477)
暗杀定于来年四月实行，梁铁君预算须用款一万元。梁启超和梁铁君以康有为名义联名电香港机关筹款，没有回应。梁启超只得把《新民丛报》社全部余款交梁铁君用作行费，行刺所需巨额资费尚无着落。鉴于以往已为刺杀费去巨款，且不杀太后，无法进取，梁痛感“骑虎难下”。对于他来说，此次行动是志在必得，“以如此之布置，如此之人才，实有可以成功之道，不成则真天亡中国而已”[3](P344)。
（二）梁铁君在京活动情况
关于梁铁君在京筹集款项、设置机关、研制炸弹等活动，有梁铁君写给康有为的两封密信可证。[6](P141-142、P144)两信中多暗语，以致章士钊认为第一信“大谈生意经”，第二信所谈炸弹，“将作何用，亦不可晓”。其实两信所谈的都是与暗杀太后有关事项。梁子刚办的子刚花园是组织暗杀的机关。先在天津，后拟往北京开办，其主要任务是“备朴兄一切制造及进退之路”，即为人员活动和弹药藏匿之处。光明、东洋车公司均为梁铁君所设机关。“若洋车不成，即荐人入小火轮，如朴兄者亦可成功”，实际是说暗杀慈禧的地点和方法。“洋车”何指，尚难解，或指慈禧所乘车。小火轮乃慈禧乘坐的豪华游艇。从信中，我们可以了解梁铁君及其他暗杀团体成员的一些活动情况。梁在武昌、天津、北京等地设立多处机关，对宫内帝后行踪也了如指掌。信中还谈到了在筹款方面所费周折。
那么，信中所谓制造炸弹一事，详情如何，炸弹究作何用？第一信中的“朴兄”和第二信中“朴池”都是指罗璞士，他的任务是制炸弹。罗已备好炸药，只是未经试验，因此，梁铁君令其回日本进行试验。计划用10月时间，梁子刚办成花园，罗璞士试验成功，将炸弹运往北京。关于罗璞士制炸弹一事尚有强有力的证据，1905年7月，梁启超给友人信中说：“友人有罗璞士者……去年来东学爆物及催眠术，学成功，方将实行……”[3](P343)又有说：“罗君孝通……在日本第一剑术家日比野处学磁气催眠术，技甚精。又知其学爆药业成而归。”[7](P117)
可见，罗璞士确有制弹之计划。那么梁元在其父事迹概略中说“遣江浩然赴日本，与浪人宫崎寅藏谋，造一重量炸弹”[6](P137)。这里“江浩然”实乃“罗璞士”之误。章士钊认为，宫崎不可能帮助制造炸弹。炸弹是否宫崎帮助制造，现不得而知。但宫崎与康梁有过密切交往却是事实，宫崎在康有为逃亡日本之初，曾和康讨论过暗杀太后之事。章还认为康梁标榜君宪，不可能策划暗杀之事，“有为明言幽后，则其无弑后之意可知”[6](P144)。这也是出于臆断，并无什么根据。但是章说炸弹“尚未试制成功，至少未运进北京”[6](P145)，埋于颐和园。这一点，笔者同意章的看法。因罗已于1905年7月被捕，炸弹可能没有制成。
梁铁君在上述第二信中说，如炸弹试验不成，让罗璞士“觅好手数人来津，入子刚花园住，以为常久办法”。这说明，除了用炸弹，梁铁君还有召来侠士，伺机行事之企图。康有为也有“调人于粤”之语，佐证有此计划存在。不过这一计划后来也未实现。
第一信中有“顷阅报十月初七往园，乘小火轮，十月十二日回宫”一语，可证此信约写于甲辰年（1904年）十月，谈的是梁铁君初回国的情况。罗璞士1905年7月被逮，可见第二信反映的是梁铁君1905年上半年之前的活动情况。从1905年下半年到次年8月梁铁君被捕长达一年多时间里，梁的活动情况如何，现无材料可供探究。我们只知道一直到梁铁君被捕，暗杀没有实现。其原因，康有为说：“调人于粤既难，而粤侠多不通语尤难，故久而未发。”[6](P139)事实上，除了调人难，筹款、制弹之不易都是暗杀迟迟不发的原因所在。特别是罗璞士之死对此次行动更是致命打击。据梁启超所说，罗璞士在广东与广西党人通电时被官发现而加以逮捕，并于1905年7月25日被害。（注：关于罗璞士的死期，梁启超在致蒋观云的信中说是“月之廿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43页）。又梁在《饮冰室诗话》中引述蒋观云的话时说罗死于“六月十三日”（《饮冰室诗话》，第117页），那么罗应死于农历六月无疑，但日期却有二十三和十三两个，自相矛盾。但梁致蒋信为当时所写，应比较可靠。而《饮冰室诗话》则是后来所写，故罗死于六月二十三日，比较可信。）1905年7月，梁启超给蒋观云信说罗璞士“继两浏阳（谭嗣同和唐才常——笔者注）而去”（注：梁启超：光绪三十年《致蒋观云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43页）。《梁启超年谱长编》编者说：“上面信里的前半，便是讲罗君的事，可惜他于次年便遇难了”（《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43页）。“上面信”标明日期为光绪三十年，而此信则谈到罗遇难事，故梁启超此信应写于光绪三十一年。梁启超致蒋观云信所注年份“光绪三十年”有误，此信应为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下旬所写。）。梁启超还说“恶耗忽传，欲哭无泪，佛尘（唐才常字——笔者注）以后，此为第三次沈痛矣”[7](P118)。梁启超把罗璞士之死与戊戌政变、庚子勤王起义失败相提并论，可见刺杀慈禧对康梁而言，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梁且说罗璞士“前此秘密诡异之历史，不能尽宣之”[7](P118)。刺杀太后之事，梁启超自然不愿让人知道。然而，梁启超这一难言之隐，今天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
二、梁铁君案发生及处理情形
（一）梁铁君因何东窗事发
梁铁君被捕前，在北京活动非常频繁。《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一书收录了梁铁君于被捕前不久，给康有为写的三封信。[8](P778-784)三信分别写于1906年7月11日（丙午年五月二十日）、1906年7月15日（丙午年五月二十四日）、1906年8月1日（丙午年六月十二日）。梁铁君此期间写给康有为信远不止这三件，远在海外的康梁要与在京的梁铁君建立如此密切的通信往来，没有外国人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信中提到的朗秋，名范履祥，他是警厅官员，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外国客邮的康梁信件都由其转交梁铁君。梁铁君以上通信谈到他与许多宫内太监的密切往来，因而对皇帝和太后饮食起居、健康状况了如指掌，甚至连皇帝诊病的药方都开列齐全，康有为说梁铁君“圣主起居注，一一来报商”[9](P244)不为虚言。甚至到了被捕前一天，即8月7日，梁铁君仍有信给徐勤等人报告北京政情。那么梁骤然被捕究竟因何而起？
康有为说：“君易姓名为吴道明，……以诡姓名被疑讶，为怨者贪功被捕。”[6](P139)梁元记：“顾尔煦有旧识粤人朱祺，在杨以德部下任侦探，偶于天津衢市，彼此相遇，朱甚骇异，苦加诘问，尔煦语塞，因据实以告。夫尔煦者，一心无城府人也，朱既佯和其说，尔煦亦竟与嬉游无间。以致朱得乘间抵隙，搜出尔煦密码电本及其他秘件，为卖友求荣地，闻尔煦在京骤尔被捕以此。”[6](P137-138)这里，“朱祺”乃“朱淇”之误。杨以德是天津探访局长。
朱淇何许人也？朱淇字季箴，广东南海人，与康有为、梁铁君都是同乡。早年曾参加兴中会，后因曾在天津任官方之侦探，有告密嫌疑，而为革命党所摈斥。1904年8月在北京创刊《北京报》，后改名为《北京日报》，出至1935年停刊。[10](P124)前述梁铁君1906年8月1日（六月十二日）写给康有为信：“一□□□到，亦在北京报（此报ｌù＠③荪所办，庆王袁世凯皆有巨股在内）。ｌù＠③荪交游官场极熟（旁注：常在庆袁处住）。此人我办官后乃见之耳，通孺常来谈，惟ｌù＠③荪尚不知我也。”ｌù＠③荪，即朱淇，从信中可知此人与梁铁君熟识。信中，梁说他将见朱淇，七天后，即8月8日，梁即被捕。自然，康梁和梁元要把梁铁君的被捕与朱淇告密联系起来。但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康梁对此事仍持半信半疑态度。梁死后不久，梁启超给康有为信说：“铁事是否紫阳所构，今尚难断定，然据秉三（熊希龄字——笔者注）言，确是一店伴告发，似未必由紫阳也。”紫阳，乃宋代朱熹的字，因两人同姓，这里代指朱淇。尽管如此，梁启超仍认为朱淇是“心腹大患”，“虽不必为中山所用，然终为我敌则一也，今当留意图之”。[3](P367)
居据朱启钤说，梁铁君案发，是因为“提督衙门侦缉队，怀疑宫监与照相师行踪过密而起。时九门提督为那桐，案送南衙侦讯，又往灯市口照相馆搜检证据，发见履祥有同党勾结之嫌”[6](P149)。灯市口照相馆即梁铁君在京所设机关。
还有说法是，天津探访局总办杨以德怀疑梁铁君及其同伴形迹，乘夜深人静入室捕之。[11](P70)朱启钤当时经手此案，梁铁君是从提督衙门转往外城警厅交给朱启钤的。梁不是在天津被杨以德所捕是无疑的。但是梁铁君案发是因为朱淇或店伴告密所致，还是因为提督衙门侦缉队怀疑所致，难以言定。这还有待新史料发现，作进一步考证。
（二）梁被捕、押送、处死经过
梁铁君案发，当时清廷处理非常秘密，真实消息难以获得。报界也只能通过一些非正常渠道获得一些消息。但京津各报怕开罪朝廷，都不敢加以报道。只有彭翼仲的《中华报》不畏强暴，将梁在北京被捕和押送天津的消息加以披露并派人到天津实地采访梁被害经过，公开刊出。彭翼仲果然因此而获罪。（注：关于彭翼仲案，参见梁漱溟《记彭翼仲先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另见姜纬堂等编：《爱国志士、维新报人彭翼仲》，大连出版社，1996年。）《中华报》的报道是研究此案非常难得的材料。因现在人们一般不易见到，特公布于此（标点系笔者所加）。
1906年8月21日（丙午年七月初二日）《中华报》报道：
区官被捕
西分厅四区区官范履祥，字朗秋者，系广东人，捐有州判职衔。于分厅分区之前即充工巡西局委员。上月二十日，奉巡警部密谕，拘捕在总厅看押。至二十七日，与内城捕获之吉昌照相馆主吴道明一并解赴天津……（后略——笔者注）
四天后，1906年8月26日（丙午年七月初七日）《中华报》报道：
安置党犯
前经巡警部在东华门吉昌照相馆捕获之会党吴道明，并西分厅四区区官范履祥押解赴津各节已纪前报。兹闻吴道明已供认姓梁，为保皇会员。略称：海外逋臣瞻念宫阙，每饭不忘，特委任同志寄迹都门，冀得悉起居。实出于忠君爱国之热忱，并无作奸犯科之恶意。今蒙逮讯，情甘领罪云云。至范履祥则供称：仅与吴在京相识，为任奔走于会事，并未预闻云云……（后略——笔者注）
1906年9月21日（丙午年八月初四日）《中华报》以“保皇党之结果”为题报道了此案：
保皇党之结果
保皇党吴道明（真名梁纬卿）、范履祥（真名范羲谋）解津在韩家墅讲武堂内审讯，各节曾登本报。七月初五日，将二人解至天津，某大臣（当指袁世凯——笔者注）亲自讯问，上下人等悉令回避。约一点钟，吴某说至紧要关节，某大臣汗流满面。当云：我令人将汝等送往营中，暂避数日。言毕，立派夏庚堂军门之少爷（夏印辛酉任云南提督，现充淮军中路巡防队总统，驻扎沧州）率同探访队十余名护送，即刻动身，由水路前往。吴则送至马厂，交陆军第四镇。范则送至沧州交淮军中路巡防营。吴于初六日晚一点钟到马厂，下船后乘人力车赴营。范则于初七日晚始到沧州（赴沧州亦由马厂过）。船中并未带刑具。范系穿便衣，吴则洋装，衣帽均白色。二人均四十余岁，中外学问均有根柢。吴貌尤伟，当二人由津起程时，督署已密电四镇统制吴凤岭及淮军中路统领夏辛酉，俟两人到营按上等差使接待。故四镇统制及淮军总统均连夜派差，预备住室。屋内均用绶裱，每饭酒席极为丰盛。陆军四镇统制因吴之衣服已为汗浸透，须换身上小衣服。问之，吴云薯良绸即可。当饬缝工连夜制就。计在营羁绊六、七日（吴在马厂、范在沧州），吴谈笑自若，毫无畏葸之状。惟对人（本镇官长有往谈者）云：观某大臣之汗流满面，将来与吾不利。然人皆以案情重大，无敢问其底细者。七月十三日上午十钟，该镇忽接到京中密码急电（吴范两人初五日由津起解，初七日早八钟袁宫保晋京）。着将吴某处死，限一点钟事毕复电。四镇执法官陆某知吴豪杰之十（“十”疑应为“士”——笔者注），断不用他人动手。当将来电示吴。吴云：既如此，速拿毒药来，以了君等公事。陆以他种毒品均不能速死，乃向人和镇药铺购红ｆáｎ＠④三钱（人和镇即马厂首村，统制衙门在焉。药铺名生春堂，铺东刘姓）。铺果因系毒品不敢出售。后经护兵告以原委，始敢卖给护兵。回镇后，当即研开，吴一饮而尽。腹中不受，当即吐出。吴云：可急速多买，复买五钱，饮下不过数分钟，即疼痛难忍，就地乱滚。不到一点钟，七窍流血而死。于十二钟复电：吴已处死。执法处乃饬人买薄棺一口立即殓埋于马厂南围门外乱＠⑤内（该处有官地一段，专埋正法兵丁及由津解往处决之盗犯）。外边则咸云得急症死。而范在沧州，亦同时处死。闻吴到京后，即交通内监某姓（或云张，或云崔，未知孰是）。闻吴、范解津后，某内监曾派人到津具保。直督未允，亦未追究（外边传言将内监诱至天津归案盖即因此）。或云某内监必与吴、范同日毕命矣（按内监姚姓，曾随吴学洋文，并无别情，今已在逃）。危哉！
根据《中华报》的报道，结合朱启钤说法，不难搞清此案处理经过。梁铁君1906年8月8日（丙午年六月十九日）被捕。（注：梁案发后不久，保皇会副会长徐勤致谭张孝一信，有言：“铁公十九被逮。”（见《近代史资料》，总80号，第17页）。由此可知，梁铁君是1906年8月8日（丙午年六月十九日）被捕的。）第二天，即8月9日（十二日），范履祥被捕。先在提督衙门审讯三日，然后，交外城巡警总厅。8月16日（二十七日），两人被押往天津韩家墅交袁世凯处理。（注：梁铁君押送到津的日期，据朱启钤说是光绪生日那天，即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当天百官在颐和园仁寿殿叩头申祝，朱也在场参加祝礼，礼毕，他奉到军机处密札，命解吴道明、范履祥二犯赴天津交案，以军法立时处死。他脱下朝衣，仓皇就道，当天将梁押往天津交给袁世凯（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47页）。查《德宗实录》，光绪是在他的生日前一天（六月二十七日）接受百官贺礼的。朱启钤所记押送前后的情节是不会错的，只是把日期记错了。朱押解梁到津的时间为六月二十七日是确切无疑的。）8月24日（七月五日），梁和范被解往天津，由袁世凯亲讯。然后，二人被分别解往马厂陆军第四镇和沧州淮军巡防营。8月26日（七月七日），袁世凯进京。9月1日（七月十三日），二人被处死。这些报道对于我们辨清后面几个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三）梁死日期
关于梁铁君的死期，有三种说法，即丙午年七月十三日、七月十四日、至迟七月一日。康有为在其诗《哭亡友烈侠梁铁君百韵》[9](P243-245)和跋梁铁君遗札一文中[6](P139)，康文佩在其所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中[2](P68)，都说梁铁君死于1906年9月2日（七月十四日）。但康有为在另一处却说：“诏书立宪日，烈侠舍生时。”[9](P302)诏书立宪日，即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是在1906年9月1日（丙午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29日，康有为给女婿麦仲华信中也说：“得电，铁君（七月十三日）已暴死于狱。”[3](P366)朱启钤认为至迟到1906年8月20日（七月一日），梁铁君一案“当无不勾当竣事”[6](P148)，即梁至迟于8月20日之前就会被处死。朱的说法纯为主观臆测，不可信。康有为在梁死后不久的信中说梁死于1906年9月1日（七月十三日），应是较可信的。再加上有当时《中华报》报道为证，梁死于9月1日这个日期应是可信的。
（四）梁铁君赴死情节
关于梁铁君赴死情节，康有为说：“袁世凯亲鞠之，君面数其背上卖友之罪，袁世凯令四将陪饮而ｚｈèｎ＠⑥杀之。”[6](P139)康有为在《哭亡友烈侠梁铁君百韵》一诗中更是生动地描述了梁铁君痛斥袁世凯的场面：“君作渔阳挝，击鼓目ｓｈǎｎ＠⑦＠⑧。袒衣骂权奸，数罪如钟撞。……权奸虽枭雄，闻雷汗如浆。”[9](P244)
而朱启钤对康有为的说法则不以为然。朱启钤认为袁世凯不可能亲讯梁铁君。朱还说梁到津未受审讯，迅即处死。然而朱的说法都非亲见，而是推断，并不可信。
相反，《中华报》的报道则不然，是访员亲自访得。当时京津各报无人敢报道此事，彭翼仲对此事当然冒了很大风险的，不能不慎重。主编杭辛斋接到天津访员详述梁案在津过程的来稿，不敢擅自作主刊发，经向彭请示，决定派专员赴津调查再登。专员调查五日，证实来稿不虚，才决定刊发。再加上梁押送、处死过程都是人们可见的，不像口供是秘密的。按常理，对梁铁君，袁不能不加讯问就加以处死。所以《中华报》关于袁世凯亲讯梁铁君的报道是可信的。但康有为等人为了政治需要，把梁铁君赴死情节添枝加叶渲染一通，把梁被迫服毒说成四将陪饮，并制造出梁铁君斥责袁世凯的慷慨激昂的场面。
（五）梁铁君有无口供
梁被捕后，此案不按正常途径交刑部审讯定罪，而是先在提督衙门连审三日，然后移交外城警厅。外城警厅厅丞朱启钤认为，梁铁君到警厅时，无刑讯受伤迹象。梁在天津，袁也不可能亲自讯问。所以梁案无一字口供。这是出于臆断。无刑讯，不能证明无口供。如无口供，凭什么要将梁铁君秘密处死。
事实上，梁案在北京和天津审讯情况，朱启钤并不了解。《中华报》1906年8月26日的报道中所述梁、范二人的口供不可信。《中华报》的访员不知梁的刺杀使命，也无从取得确切口供。徐勤说梁的口供是“彼直认吾党人特派彼到京打探皇上消息者”[12](P17)，这与《中华报》的报道基本相同，或许就是从《中华报》得知的。但是，刑部郎中唐ｘｕǎｎ＠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二日，闻近日内外城各拿获逆犯一名，已解往北洋严讯矣，该犯供认系由康南海主使，来京谋刺。”[11](P71)当然，唐在日记中只写了“谋刺”而未写明谋刺对象，这是因为他不敢在日记中写刺杀太后字样。唐在日记中的这段记载表明，梁铁君在京供认了自己到京的真实目的，并且在一些官员中传知。在提督衙门奕ｋｕāｎｇ＠⑩、那桐等人已审知梁的真实身份，所以才交袁世凯处理。袁对此案很慎重，到京几天后，才令处决梁铁君。
（六）慈禧是否知情
章士钊、朱启钤认为奕ｋｕāｎｇ＠⑩、那桐等人之所以要秘密处理梁铁君案，一怕慈禧知道引发第二次戊戌政变，二怕国内外舆论谴责。1903年清廷杖杀沈荩，曾引起国内外舆论谴责。那么如果让外界知道此事，同样会受舆论谴责的。再加上当时清廷正宣布预备立宪，滥杀党人与此相背。这是清廷处理梁案的主要考虑之点，应无疑。然而，慈禧是否知道此事或知情的程度怎样值得探讨。
说慈禧知道此事后，会发动第二次政变，何以见得？慈禧是一个有数十年统治经验的统治者，不一定听到有人谋划暗杀她就惊慌失措，滥动杀机。因此不能据此就说慈禧完全不知情。再加上报纸公开报道此事，慈禧是否看了报纸也难以考清。1906年8月26日，袁世凯奉旨到京阅看考察政治大臣回京条陈各折件。从8月27日起，慈禧太后连日召见军机大臣和袁世凯讨论立宪问题。他们是否谈了梁案现难以言定。袁世凯在天津没有将梁迅即处死，而是在见慈禧几天后，才发出命令，是不是得到了太后的命令也很难说。笔者查阅台湾和大陆出版的有关档案史料并到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了《随手登记档》，都未能发现有关清廷处理这一事件的记录。这类绝密处理事件，恐怕很难留下文字记录。因此，关于太后是否知情或在多大程度上知情，目前还是不易搞清的。
三、康梁的战略转变
由于京城立宪议起，政治气氛明显宽松。梁铁君于被捕之前不久，向康有为提出转变战略、放弃暗杀。前述丙午年六月十二日（1906年8月1日）梁铁君信说：“今日事不必为骆宾王，宁为狄仁杰耳。前事切勿重提，但祈成功，何论办法。”[8](P784)骆宾王，讨伐武则天者，狄仁杰，辅佐武则天者。武则天代指慈禧。这里，梁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了。梁铁君于9月1日被杀，按理，梁铁君死于私谊公情都应该使康梁党人痛心疾首。而且梁铁君案也的确给康梁党人的活动带来不少麻烦。两江总督端方此时正与军机大臣荣庆商议开复梁启超的事，由于梁铁君案发而无法运作；盛京将军赵尔巽与端方原计划在北京开办日报，拟请康梁派重要人物狄楚青主持，也因此作罢；康有为草堂弟子、保皇会骨干麦孟华本打算往东北联络赵尔巽，这时也只好作罢。[12](P17)更重要的是，梁铁君之死使康梁刺杀慈禧归政光绪的目标化作泡影。然而，反观康梁党人在痛惜梁死的同时，又显得颇为平静，甚至感到兴奋和鼓舞。就在梁铁君被杀的那一天，清廷颁布了预备立宪诏书，这给梁启超带来了希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兴奋地说：“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3](P365)梁启超致康有为信中直言不讳地说：“铁事确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铁老固极可痛，然不以此牵涉全局。”[3](P367)这与罗璞士死时他痛心疾首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政府准备立宪，这给康梁及其党人以极大鼓舞。他们立即实现了战略转变，希望通过合法政党活动达到参与和掌握政权，实现自己政治抱负。这使他们和清廷及袁世凯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后，他们彻底放弃了戊戌以来刺杀慈禧、光绪复辟、重返朝廷、实行变法的根本方针，全力投入到组织政党之中。
而在此前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康梁的态度也有变化。在被捕前一天，梁铁君还给党人写信“云此后切勿乱动。京中大老无人忌长者矣。从此和平办去，则开复之期不远矣”[12](P17)。这个估计稍嫌乐观。但清统治集团内部部分成员对康党态度有微妙转移却是事实。康梁对于处决梁铁君的重要决策人袁世凯的态度也耐人寻味。梁启超写给康有为信说：“铁事确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此事本初极能回护，令都中人若无其事者。”本初，指袁世凯。都中人，即康梁在京党人。清廷未借梁铁君案大兴党狱，康梁认为是袁世凯的作用，康有为甚至迫不及待地想给袁世凯和徐世昌写信以示联络（必须注意的是，康有为痛斥袁世凯的诗文都是后来所作，不反映康有为当时对袁世凯态度）。梁启超在联袁问题上与其师并无分歧，只是不同意康的冒失做法，致函康有为说：“先生言欲写信与本初或菊人（徐世昌字），大可不必，本初他日不忧其不联我党，惟彼现在当畏谗忧讥之时，宜勿授反对党以口实，更至生他障也。”[3](P367)当然，这只是康梁的错误判断和一厢情愿。袁世凯并不愿康梁势力发展，对梁铁君不审而诛表明他对康梁的镇压态度。此后不久，康梁企图通过熊希龄联络袁世凯赞助其组党经费，袁世凯不仅不予以协助，反而给康梁以无情打击。这使康梁痛感，袁世凯不去，他们永无出头之日，因此，从1907年底，康梁开始掀起猛烈的排袁运动。可见，梁铁君案因其发生于朝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之际，成了康梁实现战略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康梁与清廷及袁世凯的关系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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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M]．成都：巴蜀书社，1998．
[12]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总80号[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龠加禾②原字穴下加洼③原字艹下加录④原字樊下加石⑤原字土加（冖下加豕）⑥原字酉加沈右⑦原字目加炎⑧原字目加易⑨原字火加亘⑩原字匡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