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浙粤毗邻的福建省地处祖国东南，向以物产丰腴、地杰人灵著称。有清一代，闽省人才辈出。嘉道年间的陈寿祺就是福建学坛涌现出的一位佼佼者。陈寿祺（1771——1834），字恭甫，号左海，又号珊士，晚号隐屏山人。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嘉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充广东、河南乡试考官，授记名御史。弃官归籍后，主讲清源书院、鳌峰书院达20余年，造士无算。陈氏博学多才，学术造诣深厚，于经学、小学、文辞学等靡不深究，著述颇丰，又与乾嘉名士钱大昕、段玉裁、王引之、阮元等交游切磋，俨然为闽省经学“巨擘”，在清代学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本文试就陈寿祺的学术教育活动与清代福建地区学术风变化的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兼汉宋、博古今的通儒

陈寿祺于1799年（嘉庆四年）中进士，直至1834年（道光十四年）逝世，这段从政治学的经历主要在嘉道年间。嘉道年间，正是清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此期间，所谓康乾盛世已成过眼烟云，各种社会矛盾、政治危机不断暴露出来。乾嘉时盛极一时的汉学尽管依然气势逼人，但其弊端已经频频显露，开始受到学界士人的质疑。而先前受到汉学压抑的程朱理学、经世之学以及形成未久的今文经学开始活跃起来，稍稍冲淡了乾嘉汉学一统天下的沉闷空气，而在学界出现些许活跃的景象。这种时代背景给陈寿祺的学术思想及学术活动以深刻的影响，是他最终成为“通儒”的重要外部条件。

一些论者往往把陈寿祺及其子乔枞称为今文经学家，划入公羊学一派，称：“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治西汉今文辑疑之学，以著名的福州鳌峰书院和浙江诂经经舍为据点，登台授徒，著书立说”，说他们与严复、曾克瑞等人“治公羊学、西学，反对程朱理学”[2]。这种说法有失偏颇。讲陈寿祺“反对程朱理学”，是与历史实际不符的。实际上，陈氏不仅写过《义利辨》、《知耻说》等文章阐述程朱理学的观点，而且还在许多文章中称赞清初理学家李光地、张伯行等人，显示出支持理学的思想倾向。陈寿祺固然写过一些涉及今文经学的著作，如《左海经辨》、《五经异义疏证》、《尚书大传定本》、《三家诗遗说考》等书，但如果仔细考察它们的内容，可以看到，作者是用一位考据家的眼光来看待和阐述经学问题的，并未以今文经学家的学术立场自诩而生门户之见，厚此薄彼。称其“治公羊学”颇为牵强。

以陈氏写的《五经异义疏证》为例。东汉时，今古文经发生论争，古文经学家许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为全面批驳今文经学，“于是撰为《五经异义》”[3]，内容及于婚冠、聘问、锡命、丧祭、明堂、社稷、征役、田税、器物、乐舞等方面，每论证一事，必具家法，以明其统绪源流，受到学界赞誉，“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4]。后来郑玄遍注群经，综合古今，对许慎之书提出辩难，撰《驳许慎五经异义》，为学界所关注。 但是，许慎的《五经异义》在唐宋后已失传，其中部分经典疏文在一些著述中间有援引，曾经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如陈寿祺所说：“近人编辑仅存百有余篇，聚珍版外，有秀水王复本、阳湖庄葆琛本、嘉定钱大昭本、曲阜孔广林（森）本，大抵摭拾丛残，以意分合”[5]。“聚珍版”即指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搜检诸书缀辑佚文而成的武英殿聚珍本。陈寿祺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稽核各家注本，“复刺取诸经义疏、诸史志传、说文通典，及近儒著述与许郑相发者，以资稽核，间附蒙案，疏通证明”[6]，本着取详存异的原则，写成《五经异义疏证》。他并不因为许慎、郑玄观点不同而有所偏倚，认为许慎鉴于今文经学末流“不修家法，妄生穿凿，轻侮道术”的弊病，因而作《五经异义》以“忧大业之陵迟，救末师之踳陋”[7]，书中观点多从古文家说。而郑玄追求的是学术上的“宏通”，要融会今古文经，因此“囊括网罗，意在宏通，故兼从今文家说”。两人的歧异各有缘由，不能是此非彼，应把郑玄视为许慎的“诤友”。陈氏说：“郑视许为后进，而绳纠是非，为汝南之诤友。”他把学术纷争看得很淡漠，说：“圣道至大，百世莫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蕲于事得其实，道得其真而已”[8]。在这里，人们看不出陈寿祺有多少今文经学的倾向。

此外，陈寿祺还写了《三家诗遗说考》。所谓“三家诗”是指西汉时期盛行的齐诗、鲁诗、韩诗，属于今文经学范围，但到后来均佚失。南宋末年，王应麟曾辑《诗考》辑录三家诗佚文，但脱漏颇多。陈寿祺评价《诗考》“所辑三家遗说，止取文字别异，缺漏甚多”[9]。为了弥补这一经学史上的缺憾，他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撰成《三家诗遗说考》，以便世人全面地了解儒家诗学的历史演变。他说：“两汉《毛诗》未列于学，凡马、班、范《三史》所载，及汉百家著述所引，皆鲁、齐、韩诗。异者见异，同者见同，绪论所存，悉宜补缀，不宜取此而弃彼也”[10]。今古文《诗》尽管差异颇大，但是，陈寿祺并不偏袒一方，而是平列看待，反映出他“宏通”各经的学术风格。

由上可见，陈寿祺治经涉及到一些今文经学的问题，有的著述在客观上起到为今文经学复兴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在主观上并没有偏袒今文经学，依然保持着推崇许、郑之学的学术立场，难以视之为今文经学家，充其量只能算今古文经学的调和论者。对此， 周予同 先生有过准确的评价：“当时对于今文学的复兴，还有一支有力的援军，那便是辑佚之风很盛，关于西汉今 文 博士的遗说，考辑颇备；如冯登府的《三家诗异文疏证》、迮鹤寿的《齐诗翼氏学》、陈寿祺的《三家诗遗说考》和其子乔枞的《今文尚书经说考》、《尚书欧阳遗说考》、《诗经四家异文考》、《齐诗翼氏学疏证》等书，都给予今文学者以有力的援助。不过这些学者仅仅考证今古文学的不同，并非力主今文而排古文，所以我们不能称他们是今文学者。”[11]其实，古文经学家关注今文经，甚至研究和阐发之，在乾嘉汉学士人中是屡见不鲜的。汉学皖派领袖戴震就提出整理研究早已遗失的今文学各经的问题，并撰《尚书今文古文考》阐述《今文尚书》。戴震弟子段玉裁撰《古文尚书撰异》钩稽异文异说，分辨今文、古文的区别。他们的治学初衷应该说与陈寿祺没有多大分别。更何况从学术渊源上讲，陈寿祺与乾嘉汉学诸大师交谊深厚，往来密切，同属于考据家一流。陈寿祺会试出于汉学宗师阮元之门，对阮元之学倾心向往。阮元抚浙时，曾延陈寿祺主杭州敷文书院、诂经精舍，课经授徒。“时阮公方纂群经古义为《经郛》，先生定例言数十条，明所以原本训辞，会通典礼，存家法而析异同之意，一时传诵遍两浙云”[12]。陈寿祺所写的《经郛》尽管秉阮元之意而作，但也集中反映了陈氏的经学倾向。他提出的编辑经籍的原则有10条：

《经郛》荟萃经说，本末兼赅，源流具备，阐许、之闳眇，补孔贾之阙遗，上自周秦，下迄隋唐，网罗众家，理大物博。汉魏以前之籍，搜采尤勤，凡涉经义，不遗一字。其大端有十：一曰探原本。以经解经，厥义最古，如《三传》、《礼记》所引《易》、《书》、《诗》、《尔雅》，所释诂言训是也。二曰钩微言。奥训眇辞，诸家阙略，如《说文》所解，《广雅》所释是也。三曰综大义。发明指归，会通典礼，如荀子之论礼乐，董子之论《春秋》，史志通典之厤议、礼议、服议是也。四曰存古礼。三代遗制，周人能言，如《左氏传》之称《礼经》，《小戴记》之载杂说是也。五曰存汉学。两京家法，    殊途同归，载籍既湮，旧闻厪见，如《史记》记载《尚书》多古文说，《白虎通》引经多今文说，《汉书·五行志》多《三传》先师之说，《五经异义》多《石渠奏议》之说是也。六曰证传注。古人解经，必无虚造，间出异同，皆有依据，如《毛传》之合于雅诂，《郑笺》之涉于鲁韩是也。七曰通互诠。一家之说，或前后参错，而互相发明，如《郑志》之通诸注差互，箴膏肓，发墨守，起废疾之别《三传》短长是也。八曰辨剿说。晋代注家，每摭拾前人而不言所自，如伪孔《尚书传》之本于王肃，杜预《左传注》之本于服虔，郭璞《尔雅注》之本于樊孙是也。九曰正谬解。大道多歧，习非胜是，实事求是，择焉必精，如《易》之象数明，则辅嗣之玄宗可退，《书》之训诂覈，则仲真之伪传可排是也。十曰广异文。古籀篆隶，易时递变，众家授受，传本不同，如《说文》之古文，《王篇》之异字，汉碑之异体，经典释文之异本是也。统绪十端，囊括古今，诚六艺之潭奥，众论之苑囿。[13]以上“十条”，全面地阐述了编辑《经郛》的宗旨、原则、内容和方法，完全是一派乾嘉考据学的规模和气象。除受阮元指点外，陈寿祺还与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等汉学名家过从甚密，并与张惠言、王引之是科举同年。鉴于这样的社会及学术背景，不少学者都把陈寿祺与汉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其学术为乾嘉汉学一脉。林昌彝说：“今之治经者，或专小学，而近烦碎；或举大义，而略雅驯；又或界域汉、宋，以文字义理为二途，而训诂文笔，亦鲜有兼长者。先生（案：指陈寿祺）阅览精识，赅贯本末，无是同非异之见，故 游 先生之门，有专肄，无偏訾也”[14]。《清史列传》的作者评价说：“寿祺会试，出朱珪、阮元门，乃专为汉儒之学，与同年张惠言、王引之齐名。又及见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诸人。故学益精博，解经得两汉大义，每举一义，辄有折中，两汉经师，莫先于伏生，莫备于许氏、郑氏。寿祺阐明遗书，……绳纠是非”[15]。 张舜徽 先生则认为：“寿祺之所以自立者，又不徒湛深经学，致详于名物故训已也。即以治经言之，亦能畅通大例，而不狃于细物，宗主汉学，笃信许、郑”[16]。当然，完全把陈寿祺说成是古文经学家也不确切，称他的学术以古文经为主，兼综今文经则是不为过的。

    清代学坛汉学宋学盛行，互为水火，演化成为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在汉宋学问题上，学宗汉学的陈寿祺并无门户之见，在提倡汉学的同时，也肯定宋学的积极作用，持论比较宽容平和。在他看来，阐释义理、辨明训诂，是治经学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基本方面。他说：“夫说经以义理为主固也，然未有形声训故不明，名物象数不究，而谓能尽通义理者也”[17]。这是说汉宋学关系密切，不可分割。陈寿祺从儒学道统论的角度看待宋学，认为孔、孟、许、郑与宋五子一脉相承，说：“孔孟崛兴，立言以惠教万事”，“许慎、郑康成诸儒，讨论经典”，阐发圣学精义，“洎宋五子寻坠绪而究微言，抉经心而参圣译，后世莫不奉为埻臬”[18]。他认为，做人首先要“立本”，“本”若不立，便谈不上“学”与“行”。而宋学就是关系到做人“立本”的“正学”。他在《孟氏八录跋》一文中讨论了这个问题，说：窃慨乡国百年以来，学者始溺于科举之业，而难于道古，近则俊颖之才知好古矣。然本之不立，学与行乃离而二。其究也学其所学，弊与不学均。甚则以廉孝为奸谋，以朋徒为利饵，以诗礼为发家，以文笔为毒矢，口谈义利，心营悖鄙，形人行鬼，不知羞耻。顷仪徵阮抚部夫子、金坛段明府若膺寓书来，亦兢兢患风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故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抚部曰：“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之大节略而不谈，以遂其不矜细行，乃害于其心其事。”二公皆当世通儒，上绍许、郑，而其言若是。然则先生是书恶可不流布海内，以为学者针砭也。[19]在以上引文中，陈氏对阮元、段玉裁批评学界溺于利禄俗学，而鄙弃道德修身，不讲宋学的论述是赞同的，反映出他对宋学在维护社会道德风俗方面所起重要作用的肯定态度。他提倡治汉学而不屏弃宋学，对理学中人不无溢美。他曾为清初著名理学家李光地的全集作序，高度评价康熙年间程朱理学的“复兴”，声称：“盖熙朝经术修明，自圣祖成制，自公发之，而后雍正、乾隆间，继述众经，圣教由是大显”。对于李光地，他更是备加称赞：“安溪李文贞公以名世之资，应运翊辅，广渊笃诚，好贤若渴，幼而敏异，博综群书，与顾亭林、梅定九二先生游，通律算音韵之学，通性命天人之旨”[20]。他对宋学的这种宽容态度，与激烈排宋学的汉学家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   “通经致用”的治学态度

嘉道年间，清王朝统治的弊端日益暴露，社会危机重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以解救社会危机，遂使经世思潮流行于世。经世思潮也对陈寿祺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他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作为一名学者，陈寿祺不仅治学勤奋，造诣深厚，而且本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关心国事、民事，指陈社会利病得失，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忧国忧民的精神。他在致闽浙总督汪志伊的一封信中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予以大胆揭露，指出：“夫闽顽梗之习，莫甚于泉、漳，以泉、漳言之，其土瘠，其人满，其俗强，好凌弱众，好暴贫寡，好噬富顽恶，好虐善良。其野人善争斗，其士子善舞文，其吏胥善挟制官长。晋江、石狮等乡，白昼当路钞掠杀人。五堡、厝上等乡，窝匿奸宄，通济海盗。巨商大贾，自厦门私贩鸦片，获利无算，因致素封，俗之败恶，未有甚于此者”。他还批评福州风气“兢尚奢侈，一女之嫁，辄数千缗；一日之殇，或百缗。闺阁之珠玑溢于簪舄，婴稚之锦绣以藉涕洟。才安得不匮？生安得不穷？纨绔之子，乳臭已狎狭邪；庠序之生，嗜好乃甘鸩毒；庶人丧亲百日之内，乘凶纳妇；官家亲丧再期之内，徇俗嫁娶。败礼悖教，与于不孝之甚。士安得兴学？俗安得长厚？”[21]在他看来，种种社会问题的发生都与官吏不能尽心办事、吏治腐败有关。他把吏治方面的问题概括为“五病”，指出：“盖天下之病有数端：一曰粉饰，二曰牵制，三曰顾忌，四曰因循，五曰积玩。蹈此五者，虽有仁政无由而施”[22]因此，他对官吏虐民、吏治败坏的情形尤其深恶痛绝，激烈地予以抨击：“比年入夏，苦旱岁不屡丰者何也？咎在诸州遇有司奉行不善，荼急失宜，盗贼不能纠察，威怒滥及无辜，苛猛之政不避盛夏，捕捉风影，考掠株连，上伤天和，下妨农事”。他对福建泉漳地区官吏虐民作了愤怒的揭露：“奸吏以陷井为利壑，蠹役以捕帖为神符，狱讼繁多，豺狸四布，舍正凶而虐善良，纵奸恶而噬肥富。小民一入公门，丧魂失魄，皮骨酸腐，犹以肉喂饿虎。其拘押之所，有捕厅，有差馆，有土地堂。捕厅寝馈所需稍为平帖，差馆私以贿求，犹可自便。最下土地堂，则秽污溽湿，迫追无所，容不见天日，听人刀俎摧挫于狱皂之毒，断绝于饥渴之危”[23]。他对贪官污吏渔肉百姓的揭露入木三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情况。身在学林的陈寿祺对日趋颓堕的士习忧心忡忡，批评说：“近岁三山人心日鄙，士习日偷，火炽波颓，未有止届。毁弃忠信，蔑侮老成，嗜利蒙垢，党邪附枉。其源由于义利不明，廉耻道丧，礼法荡失，是非颠倒。盖十有数年以来，狎于纵弛，而莫之警，以迄于今，积重难返”[24]。

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愈演愈烈的鸦片走私以及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威胁深有感触，向国人发出警告：“如鸦片一物，夷人贩运，既以戕中国之人，又以耗中国之财，用心叵测，流毒无穷。计二十年间，天下之甘其鸩而倾其资者，奚啻累千亿万。编氓陷之十二三焉，庠序陷之十四五焉，纨绔陷之十八九焉，官弁陷之十一二焉。其势方日炽而未有止，不识再复二三十年，其为戕耗又将何若？”他由此看到来华西人的觊觎中土之野心，中国绝不能等闲视之：“闻夷人互市，驾御颇难。西洋此辈桀骜狡黠，常有轻易中国之心。内地商贾又往往谌义于彼，故益长其骄。抚之不可失怀柔，然亦不可失威重也”[25]。在鸦片战争以前，鸦片流毒、西方列强入侵之患尚未如后来那麽尖锐突出，但陈氏能够未雨绸缪，预见其危害性并向国人发出警告，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远见。

陈寿祺不仅敢于大胆揭露时弊，而且还孜孜寻求救弊之法，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救弊措施，反映出他经世之志的笃实。他曾就解决闽省的社会问题多次与总督汪志伊书信往来，探讨切磋，提出八项治理措施：“窃惟今日事势之大且急而切于治闽者数端：曰责吏职，曰严吏课，曰养民财，曰正浇俗，曰除莠匿，曰汰游食，曰除蠹胥，曰行劝罚”[26]。在他对兴利除弊的思考中，整饬吏治和正学造士是两个重要方面。在他看来，“民事皆自令长始，令长廉明以勤而民服，昏墨以惰而民不服，婪酷以急而民愈不服固也。乃其中拙者索府库以应橱传，巧者浚脂膏以奉刍秣。如此安得不上蚀而下渔，上蚀而下渔，则吏安得善？国安得治？”可见，澄清吏治，选拔贤明的“令长”，是治世安民的关键所在。他认为，选拔贤明的“令长”不仅要靠朝廷用人坚持“举贤任能”的标准，而且还要咨访下级，听取下层人的意见，用他的话来说“令长之贤否，咨之道府；而道府或以爱憎为毁誉，访之卒掾；而卒掾或以厚薄为抑扬，询之营弁；而营弁或恶直而喜衺，諏之绅缙”[27]。通过上下两个方面的明察监督，可以确保选拔“令长”的“贤明”。

此外，陈寿祺还十分强调端正士习的重要性，把加强文教作为求治的根本措施。他深明“国家治乱靠人才，人才贤否靠教育”的道理，引用诸葛亮《诫子书》的话勉励士人：“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希望士人在读书阶段“沈潜于圣贤修身立命之旨，豪杰经国济时之业。他日出为天下用，虽不敢高谈周、召，然由所学度其所至，必能为谢文靖，不为殷深源；能为李邺侯，不为房次律”[28]。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弃官归籍后，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办学方面，制定出一系列建设或改革书院教育的制度、措施，如《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拟定鳌峰书院事宜》等，体现出他殷殷育才的望治之情。在《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中强调了八个方面的问题，即“正心术”、“慎交游”、“广学问”、“稽习业”、“择经籍”、“严课规”、“肃威仪”、“严出入”等，对学生在做人、修身、治学、治事诸方面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育才问题上，他突出强调的有三点，即“重廉耻”知道如何做人、“广学问”成为有才干的“通儒”、施以严格的管理教育。他说：“学者修身善道，首在明义利之分，审是非之界，立志不欺，行己有耻，一切秽浊之途，钻营之术，利己害人之谋，枉道徇人之行，皆足败名辱身，毫发不可生于心”[29]。这些是他提出的做人要义。关于治学，他尽管强调以读经学为主，但又要求学生“切切喜谋当世之务，多济时泽物之要略”[30]，经学、理学、经世之学的书籍，都在学生阅读的范围之内。陈寿祺看到，书院规章即使再完善，如果不严格贯彻，也不能达到育才的目的，因此强调教育上的严格管理。他说：“今请严设规条，豫张告诫，约束坚明，使士皆范围于榘矱之中，优游于逊悌之路，习之既久，足以变化气质，养成器局”[31]。

总之，陈寿祺治学尽管以读书明经为宗，但始终强调发扬儒学“通经致用”的传统，并在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得到贯彻，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从而构成他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   开学术新风的一代名师

宋明以来，程朱理学（或朱子学）一直左右着福建地区的学坛。因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长期在福建生活、讲学，朱熹之学便被称为“闽学”，这一学术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前期。 无怪有人说：“盖朱子生于闽之尤溪，受学于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刘屏山、 刘白水数 先生。学以成功，故特称闽，盖不忘道统所自”[32]。清初，康熙推崇理学，重用李光地等理学大臣，渐已萧条的理学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由于闽省自身学术传统的影响，再加上李光地、张伯行、蔡世远、雷鋐等理学名家的推波助澜，使福建理学（或朱学）显得格外活跃。梁启超曾说：“福建，朱晦翁乔寓地也，宋以来称闽学焉。……康熙间则安溪李晋卿光地善伺人主意，以程朱道统自任，亦治礼学历算等，以此跻高位，而世亦以大儒称之。同时有同安陈资斋伦炯善言海防，终于武职，世莫知为学者也。晋卿弟耜卿光坡则亦学晋卿之学而自得自较多。其子姓中亦多传礼学云。雍正间则漳浦蔡闻之世远亦以程朱学闻于时”[33]。这种情况到了嘉道年间开始发生变化，讲求经学、经世致用之学的风气逐渐在闽省地区流行起来，而首倡这一新风的学者正是陈寿祺。诚如《清儒学案》作者所言：“闽中诸儒承李文贞、蔡文勤之后，多宗宋儒，服膺程朱。自左海始，兼精研汉学，治经重家法，辨古今文”[34]。

陈寿祺在晚年曾经主持泉州清源书院、福州鳌峰书院各11年，造士无算。尤其鳌峰书院，系福州四大书院之一，在福建学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该书院是由清初康熙朝理学名臣张伯行所建，以讲授程朱理学为根本宗旨。林昌彝曾说：“福州鳌峰书院，康熙间张清恪所创置也。时则蔡文勤为之师。其后主讲者，多宿儒大师，百余年间，闽人之出鳌峰，砥行立名者甚众，而近稍衰息矣”[35]。然而，鳌峰书院自陈寿祺主持以后，学风为之一变，从过去课士以理学为主，转而提倡汉宋学兼采，经解、古文、实学并举的治学原则。他在1822年（道光二年）为书院制定的学规明确规定：“课时艺排律外兼课经解、史论及古文辞，以期兴倡实学，搜获异才”[36]，体现出与鳌峰书院昔日主持者张伯行、蔡世远尊崇理学不同的教育宗旨。他认为，做人立德固然离不开理学，但是，“义理寓于形声训诂，而名物象数而不遗者也，言形声训诂与名物象数，舍汉学何由？”[37]在他看来，治宋学，崇义理，只能解决道德的问题，至于治学、理事、治天下，必须兼治其他学问；一味追求宋学，醉心于义理而不能自拔，“所谓治心养性者，或蹈于空虚，而流为心学、禅机之弊”。的结论是：“究其所以为学，不出博文约礼二者而已”。他对“博文约礼”的解释是：“必博稽古今，求为有用之学”[38]。这样，在陈寿祺的倡导下，讲求汉学、经世致用之学的风气在鳌峰书院、清泉书院等教育机构蔓延起来，并影响了福建地区的学术风气。

于汉学，陈寿祺本来持兼习古今的立场，即尊古文经学而不排斥今文经学，但他播撒下的是兼尊古今文经学的种子，收获的却是今文经学偏长的硕果。其子乔枞秉承家学，把乃父关于今文经学方面的研究心得发扬光大，成为咸同时期的今文经学名家。

陈乔枞（1808——1868），字朴园，1825年（道光五年）举人，历官知县、知府，“撰述多准寿祺遗训”。齐、鲁、韩三家诗为今文经学，久已失传，陈寿祺曾对它们做过一些搜集整理的工作，但辑而未就。临终时，他嘱咐乔枞说：“尔好汉学，治经知师法，他日能成吾志，九原无憾矣”。陈乔枞果然不负父望，搜讨群籍，旁征博引，终于写成《三家诗遗说考》15卷、《齐诗翼氏学疏证》2卷、《诗纬集证》4卷、《诗经四家异文考》5卷等著作，对今文经诗学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陈乔枞的研究成果得到后来学者的普遍首肯。曾国藩“见其书，以为可传”。[39]皮锡瑞说：“乾嘉崇尚今文，齐诗久亡，孤学复振，采辑三家诗者甚夥。陈乔枞鲁齐韩诗遗说考尤备”[40]。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把陈寿祺父子列为今文经学家之列，对陈乔枞评价甚高，称：收于《皇清经解续编》中的阐述今文经学的著述中，“分量最多的算陈乔枞的《今文尚书经说》及《三家诗遗说》了。他对于《今文尚书》和《三家诗》材料的搜集，可谓竭其精神，旁搜博引，已无余剩。他是替后人做下很大的工作，后人更应由此去比较及分析综合地研究”[41]。

陈寿祺的弟子林昌彝、孙经世、王捷南等，也都曾经随其师治经学，尊古文经，并多有著述。林昌彝长于《礼经》研究，曾著《三礼通释》，洋洋280卷。但林氏又善长于作诗，并取得较高成就，享誉晚清诗坛，致使他的诗作影响掩盖了他的经学成就。孙经世初攻宋学，后随陈寿祺治汉学，著有《说文会通》16卷、《释文辨证》14卷、《十三经正读定本》80卷等，一派考据家气象。王捷南亦受业于陈氏，治《诗》、《礼》、《春秋》诸经，将其师代表作《五经异义疏证》校刊出版。

陈寿祺还注重对学生传授“有用之学”，即经世致用之学，也对他的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伟大爱国主义者、著名政治家林则徐就受到陈寿祺关于“学贵躬行”、“践履笃实”学术精神的深刻感染。林则徐早年曾在鳌峰书院读书，恰值陈寿祺主持讲堂，耳濡目染，获益良多。林则徐走上仕途后，二人还不断书信往还，研讨学术，交流政治见解。在林则徐日记中，还保存着陈寿祺的赠诗。诗中云：由来社稷臣，一诚通万汇，民俗凋敝余，若旱需灌溉。奸宄阴蘖芽，若农芟薉蔇，吏道患因循，人情多忌畏。苍生系安危，所在尚宏毅，吾乡两襄惠，文武有经纬。[42]诗中忧国忧民的经世精神跃然纸上。陈寿祺还把林则徐称为闽省百年来涌现出的两位杰出的人才之一（另一位是梁章钜）。他在致梁章钜的信中说：“吾乡百年以来，先达具经世济时之略者盖鲜。……今独阁下与少穆（案：林则徐字）观察为时而出，冠伦魁，能宏此远谟，是鄙人之所区区厚望耳”[43]梁章钜曾经任军机章京、江苏巡抚，与林则徐同为嘉道年间出于福建籍的干臣名宦。陈寿祺称道他们的原因是因其具备“经世济时之略”，体现了他注重并提倡经世致用精神的思想倾向。林则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还是具有强烈经世致用精神的思想家。鸦片战争后，他首先“开眼看世界”，提出向西方进行学习，为中国近代新风气的开创者。而陈寿祺则是他讲求“经世之学”的早期启蒙者。

此外，陈寿祺还是一位古文高手，长于诗赋、散文。正如林昌彝所说：“先生论文，必规正体。精于文章流别，每与诸生讲业，历举汉、唐以来各家诗文集，明辨体裁，详溯源委，以示学者。使择取精醇，用力研究，以收纯熟之功，而归雅正之体”[44]。他在诗文方面的成就对其弟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陈寿祺的弟子中，能为诗赋者大有人在，尤以张际亮、林昌彝最为出类拔萃。张际亮（1799——1843），字亨甫，号华胥大夫，福建建宁人，举人出身。他少时肄业于鳌峰书院，“时陈寿祺为山长，甚器重之”[45]。为诗模仿唐风，改革轻佻之习，写诗上万首，盛名一时，时人比之李白。著有《松寥山人诗集》、《娄光堂稿》。林昌彝（1803——1876），字惠常，又字芗谿，福建侯官人，道光举人。早年入鳌峰书院，就学于陈寿祺，受到深刻的影响。林昌彝尝云：教自己读书进学的启 蒙 老师有两位，一位是母亲 吴太 夫人，一位是业师陈寿祺，他深情地回忆乃师当年赠诗勉励的情形：“余自少及壮，尝彻夜读书。先母 吴太 夫人在日每戒之。及先母弃养，读又彻夜，恭甫师手书箑子惠余云：‘精心究墳典，方夜研诗书。若遭比丘子，定赠知更鱼。’”[46]。陈寿祺讲授的诗文章法给林氏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林昌彝在一首诗中写道：“金鳌开讲席，玉馆立山茨。飞骑人余几，驰声更有谁？”“万丈摩空笔，天风卷海词。文章操鬼斧，坛毡树神旗”[47]。在这里，作者既形象地描绘出陈寿祺妙手著文的风采，又真切地流露出对乃师诗文造诣的钦佩之情。林昌彝尽管写了许多经学著作，但他创作的诗歌更为出名，蜚声文坛。留下的诗文集有：《射鹰楼诗话》、《海天琴思录》及续录、《敦旧集》、《诗人存知诗录》、《衣讔山房诗集》等。尤其《射鹰楼诗话》，内有记鸦片战争史实，表彰军民英勇抗敌，抨击清政府腐败无能的不朽诗章，成为中国近代诗坛的典范之作。

陈寿祺的学风具有开放性的品格。他在早年曾受学于闽省理学名师孟超然，步入仕途后又浪迹京师、广东、河南、浙东等地，结识阮元、段玉裁、王念孙等汉学名家，广泛地接受了当时中国所流行的各种学术，逐渐形成以“兼通”和“致用”为特征学术风格。他不仅兼采汉宋学、会通今古文经学，而且还长于古文词学，纯然一副“通儒”气象。另外，由于时代使然，他的治学宗旨已与乾嘉诸儒有所不同，稍稍摆脱“为学术而学术”的窠臼，带有较为明显的“经世致用”的色彩。他关心国事民事，大胆抨击时弊，呼唤具有“经世济民”之志的人才，并付诸人才培养的教育实践。所有这一切，都在福建学坛培植了与该地区理学传统截然不同学术风气，即兼采汉宋、会通古今、切于致用的新学风。他一手栽培的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孙经世、王捷南等高才弟子，或者以“经世致用”之学见长，或者以诗赋名世，或者以经师闻名，而鲜有一味醉心理学者。可见，陈寿祺治学思想的实际影响与闽省学风在嘉道年间出现转变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从历史发展来看，陈寿祺学术思想的影响是积极的。它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使福建地区的学术从过去的程朱理学一枝独秀，转变为嘉道时期的诸学并举，使汉学、经世致用之学、今文经学在闽省发展起来，大大冲淡了长期弥漫于学界的道学习气。而汉学讲求的“实事求是”治学原则，经世致用之学的务实精神和今文经学“疑经”、主变的活泼风格，又是与近代人文精神相通的传统文化因素。对于处于社会变革前夜的福建学坛来说，陈寿祺等人做出的这些努力无疑为后来闽省学术向近代方向转变做了必要的精神准备。鸦片战争以后，地处中外文化交汇前沿的福建省涌现出一批忧国忧民、向国人介绍域外新知的先进人物，诸如林则徐、严复、林纾、陈季同等。诚然，他们对时代的感悟、对西学的探求，并非直接受到陈寿祺的启迪，但陈氏提倡的以诸学并存取代理学独尊的宽容学风，毕竟拉近了古代和近代的思想距离，为孕育以上先进思想人物培育了沃壤。

（文章来源：《福建论坛》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