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明永历十五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军进入台湾，驱逐侵占台湾达三十八年之久的荷兰入侵者，次年二月，收复台湾，以此做为抗清基地。自此，台湾同祖国大陆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郑氏政权与清王朝之间，无论是在交战，还是在和谈，他们之间所代表的台湾同大陆的这种关系在我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并且是空前频繁的。但是，如何尽早结束这种对峙局面，实现清王朝统一，促使海峡两岸安定发展，面对这一重大问题，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贡献突出，影响久远，是康熙朝群臣中的典范。

笔者以为：实现两岸统一本身就是为发展两岸关系迈出了关键一步。为此，施琅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因此，在施琅的一生中，这一年最为辉煌。首先，他亲自督师，取得了澎湖之战的全面胜利；继之，在海不扬波，兵不血刃的景象中，率军进入台湾，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受到了台湾人民的热情欢迎，最终以和平方式结束了两岸对峙状态；在有关台湾前途的“弃留之争”的关键时刻，施琅以其亲身经历，上《恭陈台湾弃留疏》，对康熙皇帝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充分展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一）澎湖大捷及其战后措施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清军在施琅的率领下，扬帆渡海，乘风破浪，准备在澎湖一带同郑军展开激战。这一战的胜负不仅关系到康熙帝能否尽早收复台湾，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台湾郑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双方对澎湖之战都予以高度重视。

对于当时台湾郑氏的形势，旅琅通过对郑军将士，土著居民、经济状况的分析，认为：此时郑氏内部“形势甚蹙，人人思危”，[1]如一战击败其主将刘国轩，攻取澎湖，则其势尽胆丧，台湾可不战而下。[2]于是定于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乘南风进兵攻取澎湖。时值台风盛季，一些清军将领心怀疑虑。施琅却言：“毋惮暑。兵法不曰出不意，攻无备乎？”[3]他聚米做地势，详细布置入港、泊船、进战的方案。又命主将书姓名于各自的船篷上，以明功过。与此同时，施琅在召集随征诸将之时，出示“先锋银锭，”传令：“征剿澎湖，谁敢为先锋者，领取！”[4]然而，诸将却面面相觑，没有人响应。这时，“虎将”蓝理挺身而出，愿担此重任。施琅深感宽慰，命他为前部先锋。在他的战船风篷之上，不写官衔，独书其名，长宽竟至二丈，郑军颇知其勇，非常惧怕。

郑军统帅刘国轩于四、五月间，知悉施琅决计乘南风进攻澎湖，于是，他在台湾“选拨精壮敢死者，及抽调草地佃丁民兵，将洋船改为战船。凡各伪文武等官所有私船，尽行修整，吊集来澎湖。大小炮船、鸟船、赶缯船、洋船、双帆艍船，合计二百余号；”将士二万余众。“刘国轩亲统，倾巢复来澎湖。将娘妈宫屿头上下添筑炮城二座，风柜尾炮城一座，四角山炮城一座，鸡笼山炮城一座，东西内一列炮台四座，西面内外堑、西屿头一列炮台四座，牛心湾山头顶炮台一座。凡沿海之处，小船可以登岸者，尽行筑造短墙，安置腰铳，环绕二十余里，分遣贼众死守。星罗棋布，坚如铁桶。”[5]在全面布阵、准备迎敌之时，刘国轩还认为：施琅惯熟海务，焉能不顾天时，进兵之事，不过是虚张声势。

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二万，战船三百只，自铜山绕澎湖南而全速进军。次日取猫屿、花屿。时刘国轩已于澎湖沿岸，“凡可登处，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6]十六日，施琅发起猛攻，刘国轩急令郑军出战，清军先锋蓝理率七只战船直冲敌阵。双方展开激战。在郑将曾瑞、林升等军兵顽强抵抗的情况下，蓝理勇猛异常，斩八十余人，郑军初战失利。不料，风向突变，巨浪将清舰冲散，清军处于劣势，施琅恐蓝理等人有失，遂亲统战船营救，这时，郑军乘势围击清舰，施琅的右眼被火铳射伤。众将大惊。蓝理见此情景，大吼一声：“将军勿忧，蓝理在此！”[7]当即命其战船，逐浪冲击，炮轰敌舰，打沉郑军两舰。蓝理还指挥将士，向其余郑舰投掷火药罐，郑军死伤甚众。然而，林升、曾瑞等毫不示弱，挥军与蓝理死战。负伤十余处的蓝理又中炮跌倒，腹破肠出，血透战袍，情况十分危急。曾瑞见状，大叫：“蓝理死矣！”蓝理听到后，忍痛跌起，怒吼曰：“蓝理在，曾瑞死矣！”命令诸将“督战速进，莫因我一人而误大事。”郑军骇然。蓝理的族子蓝法“为掬而纳诸腹中，四弟瑷傅以衣，五弟珠持匹练连腹背交裹之。”[8]蓝理起身整甲，呼之曰：“今日诸君不可怯战，誓与贼无生还！”众将倍受感动，攻势更猛。林升连中三箭，又被火炮击伤，郑军阵势大乱。施琅乘势驰近蓝理战船，班师而还。

次日，施琅在会集众将时深有感触地说道：“若非蓝理，本军门岂不危哉！”[9]奖赏蓝理白银二千两。蓝理再次请战，施琅含泪劝止。

十八日至二十一日，施琅为一举攻克澎湖做了充分准备。他严申军令，赏罚官兵；克取虎井、桶盘屿；亲乘小船，细查澎湖四周的形势，复以“老弱骄兵”之计，命部分兵士对郑军炮台擂鼓，佯做登岸之势，使其不敢助战，刘国轩兵势益孤。二十二日晨，施琅对全体将士发誓：“今日之行，期在必胜！”[10]遂分兵两路，东路以战船五十只攻鸡笼屿，西路以战船五十只进牛心湾，牵制郑军。复以五十六只战船分为八股，每股七只，再分三层，另以八十只战船为后援。施琅居中督战。令总兵，游击等分领七股，直攻郑军大营。刘国轩倾全军拒敌。郑军则“并力死斗”，清总兵官朱天贵战死。郑军主力大战船每船有三、四千斤红衣炮一位，两侧有铳一、二百门，发熕二十余门，火力甚猛。清军用火桶、火罐猛攻，焚毁其大战船、大炮船二十余只，其余船只一百有奇。两军鏖战终日，郑军损失巨大，“势穷难支”，终于战败。以杨德为首的五千余名郑军官兵倒戈归降，刘国轩乘小船逃往台湾。

清军澎湖大捷，郑军战船损失殆尽；被击毙将军以下各级军官三百余员，杀伤及郑军自焚战船跳海溺死者共一万二千有奇，“尸浮满海”。郑军力屈降者五千余人。“扼守澎湖巨魁，巨镇精锐、逆贼巨舰，不数日而全军覆没。”[11]

清军收复澎湖，郑军损失惨重，台湾已无屏障可言，“兵民闻风俱各解体。”是时，有人向施琅进言：“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灭之，以雪前冤？”他慨然答道：“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即衔壁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12]因此，他没有立即向台湾进兵，而是稳定人心，招徕逃民严令全军秋毫勿犯，宣布免除三年徭役，希望当地人民，各安生业，耕渔是事。同时，施琅一面命人为投降的郑氏官兵治伤，一面向郑氏的亲信人员郑重表明，“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13]遂折箭为誓，厚赏其人。对刘国轩的亲信，旅琅“厚结之”，肯定刘国轩是“忠臣”，“他肯降，吾必保奏而封之公侯。前此各为其主，忠臣也，彼固无罪。”对被俘官兵，则予以医药、口粮，悉放其归台。在台官民见之，“莫不解体归心，唯恐王师不早来也。”[14]

值得注意的是，姚启圣此时的主张虽然与施琅不同，但旅琅则不为所动，他仍坚持“我师暂屯澎湖，扼其吭，拊其其，逼近窠穴，使其不战自溃，内谋自应”。他曾对李光地说，“不战自溃”的计划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刘国轩是否亲自统兵澎湖。刘国轩指挥的澎湖主力被歼后，施琅从风信的角度认识到“台湾港道纡回，南风狂涌，深浅莫辩，似应少待，八月或十月，利在北风，进取万全”[15]所以主张“急令招徕”多方厚待投诚官兵。闽粤展界大臣杜臻在，巡视报告中指出施琅对“得降者皆厚抚之，录所获水军创残八百人，给以糜粥酒截，遣医为裹敷药。”并对他们说：“今纵汝归，复见父母妻子，宁不甚乐。朝廷至仁如天，不得已而用兵，降即赦之耳。汝今归为我告台湾人速来降，尚可得不死，少缓，则为澎湖之续矣”[16]

施琅以其在澎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台湾前途的分析是正确的。

（二）施琅收复台湾的重要举措

是年闰六月，康熙高兴地说：“克取澎湖，此乃捷音”，“施琅之功甚大！”[17]称赞他“筹画周详，调度有方。”[18]赋予更大权限，以期早日克取台湾。对随征官兵，从优加级奖赏。同月，郑克塽遣官议和，并至施琅军前。康熙同意施琅等“颁赦招抚”之议，及时发布了一道至关重要的谕旨。

在谕旨中，康熙全面阐述了意在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他首先表示包括台湾在内，“无不欲其咸登衽席，共享升平。”但是，自清朝建立后，由于双方处于长期的对峙状态，“以致沿海地方，里闬不宁，时遭兵燹之厄”。康熙严肃指出，这种状态应当尽早结束，台湾应当尽快回到清朝管辖之下，形势已很明显，澎湖一战后，郑氏余众“败遁台湾”，极为孤立。他希望郑克塽等要认清形势，早作决断，“审图顺逆，善计保全”。如果郑氏能够真心归来，他将既往不咎，还要“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康熙郑重告诉对方，不要再心怀疑惧，煌煌谕旨，炳如日星”[19]，他的话是算数的！

但是，郑克塽等人的顾虑并未完全解除，因为，在前方执行康熙指示的是施琅，而施琅的父亲及其亲属确为郑氏所害，这就必然引起他们的忧虑和恐惧。至此，施琅进入台湾后将作何举动，已经关系到清朝能否最后和平统一台湾。

七月十五日，当郑克塽请缴册印时，旅琅明确表示“夙昔结怨，尽与捐除”。[20]次日，他在《安抚输诚示》中再次做出具体保证。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师抵达台湾，“百姓壶浆，相继于路”，“市不易肆，鸡犬不惊”。[21]十八日，郑克塽带领所属文武官员，缴册、归降清。从此台湾回归祖国。自此，施琅一直为巩固台湾的局势而努力。在宣读了康熙的敕诏后，他礼待郑氏家族和刘国轩等人。在天妃宫，施琅与之“握手开诚，矢不宿怨”，“礼待优厚，出郑氏望外。”[22]他赞刘国轩“明智”，称之“好汉”，并为其请功授职。十九、二十日，施琅重申军纪，颁布不准官军占用民房等具体规定，命令他们“断不许借称官办应用，一丝一毫侵取民间”，如有违者，“法在必行！”[23]不久，施琅亲至郑成功庙致祭。他在祭文中说：“逮赐姓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琅与赐姓，前为仇敌，情犹臣主”，如今之势，“公义私恩，如是而已”。[24]祭毕泪下，表达了对郑成功的敬仰。当时，一些乡社保甲欲派“劳军之费”，施琅严禁之。他告示当地居民，“今岁纳谷，十分酌减其四”，[25]其他一切杂派差徭，尽行蠲免。对以前从沿海被俘的军民妇女等，悉送归籍；对于郑氏官兵，则给予俸饷，分批送返大陆；或入伍，或归农，听其自便；对众多的郑氏官员则于福建就近安置，以示不疑。对亡明宗室，则予礼待。

施琅在进入台湾之时，有人说他“必报父仇”。最初，施琅确有“藉此可雪父弟子侄仇恨”[26]之心，后来想到“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27]对此，康熙称其“戢兵而惟宣德意，受降而不复私仇”。[28]是年中秋节，“捷书到阙”，康熙帝即以所穿锦袍赐之，并赋诗以彰其功。逾月，又谕赞施琅“忠勇成性，韬钤夙裕”，“矢心报国，大展壮猷”，“滨海边疆，自兹宁谧。[29]”加授施琅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

郑克塽等到京后，康熙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授予郑克塽正黄旗汉军公，刘国轩、冯锡范为上三旗的汉军伯，并令有关部门拨给房屋田地。即使在大臣们反对给郑克塽的叔叔郑聪等按功论赏的时候，康熙仍然坚持谕旨中的原则，命令朝臣要认真地安置他们。对于刘国轩，康熙念其台湾统一之时“素怀忠诚”，“首先归命”[30]，并“劝令郑克塽纳土来归”，[31]特授他为天津总兵官。因天津近在畿辅，康熙希望刘国轩能尽心任职，但同时又考虑到他“孤身远来”，“家口众多”，于是，于常例之外，单独送他白金二百两、表里二十匹和新的住所，这就充分表达了康熙对刘国轩既寄予信任又格外关怀的心情。此后，郑克塽等俱得善终。

（三）影响深远的《恭陈台湾弃留疏》

郑氏归清后，清廷对台湾的弃留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一些地方大吏以为“留恐无益，弃虞有害，各议不一。”[32]朝中部分大臣提出“弃地迁人”，个别大臣甚至主张“即为贺兰（荷兰）有，亦听之”。[33]在这方面，李光地是其代表人物。对此，施琅则坚决反对，他说：“会议之际，臣虽谆谆极道，难尽其词。在部臣、抚臣等耳目未经，又不能尽悉其概，是以于会议具疏之外，不避冒渎，以其利害详细披陈。”[34]于是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恭陈台湾弃留疏》。强调台湾“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去留之际，利害攸关；善后之计，尤宜周详。主张统辖台湾，巩固边防，维护统一，防止外来侵略。其主要理由是：

1.“窃照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数十年来，郑氏集团，“盘踞其地，纠集亡命，挟诱土番，荼毒海疆，窥伺南北，侵犯江浙。”如今郑克塽等，“怀圣德，纳土归命；此诚天以未辟之方舆，资皇上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岂人力所能致？”

2.“臣奉旨征讨，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兹则木棉盛出，经织不乏。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杜绝。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

“夫地方既入版图，土番、人民均属赤子。善后之计，尤宜周详。此地若弃为荒陬，复置度外，则今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况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使渡载不尽，苟且塞责，则该地之深山穷谷，窜伏潜匿者，实繁有徒，和同土番，从而啸聚，假以内地之逃军闪民，急则走险，纠党为祟，造舟制器，剽掠滨海，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固昭然较著者。”

3.崇祯初“红毛（指荷兰）遂联络土番，招纳内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国，渐作边患。”如今，他们仍然“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一为红毛所有，则彼性狡黠所到之处，善能鼓动惑人心。重以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乃海外所不敌。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无伎俩；若以此既得数千里之膏腴复付依泊，必合党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至时复勤师远征，两涉大洋，波涛不测，恐未易再建成效。”

4.“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台湾则所以固澎湖。台湾、澎湖，一守兼之。沿边水师，汛防严密，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

5.“盖筹天下之形势，必求万全。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勿谓彼中耕种，尤能少资兵食，固当议留；即为不毛荒壤，必藉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惟去留之际，利害攸系，恐有知而不言。如我朝兵力，比于前代，何等强盛，当时封疆大臣，无经国远猷，矢志图贼，狃于目前苟安为计，画迁五省边地以避寇患，致贼势愈炽而民生颠沛。往事不臧，祸延及今，重遗朝廷宵旰之忧。臣仰荷洪恩天高地厚，行年六十有余，衰老浮生，频虑报称末由。熟审该地形势，而不敢不言。盖臣今日知而不言，至于后来，万或滋蔓难图，窃恐皇上责臣以缄默之罪，臣又焉所自逭！故当此地方削平，定计去留，莫敢担承，臣思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

6.根据以上分析，施琅提请“台湾设总兵一员、水师副将一员、陆师参将二员，兵八千名；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员，兵二千名。通共计兵一万名，足以固守，又无添兵增饷之费。其防守总兵、副、参、游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转升内地，无致久任，永为成例。在我皇上优爵重禄、推心置腹，大小将弁，谁不勉励竭忠！然当此地方初辟，该地正赋、杂饷，殊宜蠲豁。见在一万之兵食，权行全给；三年后开征，可以佐需。抑亦寓兵于农，亦能济用，可以减省，无庸尽资内地之转输也。”

施琅的远见卓识为康熙帝对台湾做出正确决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月，大学士李霨、王熙在回奏时支持施琅的主张。同时，侍郎苏拜和都察院左都卸史赵麟也上疏赞同施琅的见解。至此，康熙帝明确说道：“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35]

同年四月，清政府决定在台湾设立隶属福建的台湾府和凤山、台湾、诸罗三县，派官驻军，置巡道、总兵各一员，副将一员，参将二员，兵八千；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镇守其地。自此，在台湾的汉族、高山族人民完全归属于清政府的官辖，高山族则成来这个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汉族、高山族人民的友好往来进入了一个新的、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他们的行动有力地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领域和两岸关系的发展。

施琅为促进两岸关系的影响是深远的。康熙帝谕前往福建展界的吏部侍郎杜臻：“将军施琅，谙熟海岛，凡事必与之共议！”36自康熙二十三年，他依旧肩负福建水师提督之重任。.康熙帝说：“如施琅者，立如此奇勋，必令永秉节钺，荣华以终其身！”37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施琅卒于官，康熙帝览其遗疏而深感震悼，传旨悉如其请。闽中士绅军民闻其逝，“皆巷哭。群立祠，岁时祀之。”38雍正十年（1732年），诏入贤良祠。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清廷命沿海严加戒备，速议筹防，是时，人们在读到施琅的名著--《靖海纪事》之时，“知今日台湾之重，即可见先侯当日之心！”39朝廷内外在“追思”施琅之时，更加深切的认识到施琅在实现台湾统一和发展两岸关系方面的重要贡献。

当我们对施琅的上述功绩进行了论证之时，我们还应看到：施琅在表明“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等方面的另外一些想法。例如，施琅尝言：“郑氏窃踞岛外，未遵正朔，杀之，适成竖子之名。穷蹙来归，大者公，小者伯，一门忠义何在？不报父弟之仇，乃以深报也。”再如，施琅在谈“平海寇事”时说：“‘凡吾不伤郑氏一人者，亦有意。吾欲报怨，彼知必不能全首领，即不能守，亦必自尽。郑贼虽不成气候，将来史传上也要存几张纪传，至此，定书某某死之，倒使他家有忠臣孝子之名。不如使他家全皆为奴囚、妾妇于千秋，其报之也不大于诛杀乎？！’因大笑。”三如，施琅强调，“且成功亦得防祸，若郑氏灭尽，万一有嫉忌，腾谗谤之口，谓：施琅得郑家珠宝若干、美女若干。郑氏无人，将谁与辨？今郑氏全在，可以质问，为自己祸患计，亦当如是。”以上三段史料源自李光地著《榕村语录续集》(又名《榕村续语录》)卷九〈本朝人物〉、卷十一〈本朝时事〉。李光地系康熙朝名臣，他同施琅不仅是同殿称臣的老乡，而且，在清朝收复台湾前后还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李光地在这部著作中对施琅及其相关人、事的记录和评述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李光地曾针对上文第一例评论施琅，“谁谓琢公不学？”这是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注意到的又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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