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庆，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鄂卓尔氏，生于咸丰九年（1859）卒于民国六年（1917）曾担任刑、礼、户诸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管学大臣；宣统三年礼部改为弼德院，荣庆初为副院长，旋改顾问大臣、德宗实录馆总裁。在晚清政坛上历任要职。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了解的很少，其主要原因盖在於资料缺乏。《清史稿》虽有荣庆传，但失之过简，对于荣庆的身世、政治上发迹的原因、及其与慈禧、荣禄、奕□诸权贵的关系都没有交待清楚；至于荣庆在清末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亦未详述。
最近，
“四十年前我因搜集史料，从事写作，经常出入旧书店。……某次在旧书店购得一包抄录的文献资料，归后细审，其内容约分两类：一系抄录的私人日记，卷帙较繁，其余则系抄存的私人函扎记事。二者均属于记述清末当时重要人物彼此往还关系。……惟因全部均系草书，难于辩识；又因年久纸墨漫漶，且有残缺脱落。以其整理困难，置之箧底未暇取视。而人事推移，时光如驶，岁月不留，转瞬之间，竟数十载！我现在已年逾七旬，日趋衰颓，倘不及时清理，将见此重要史料，沦为废纸，未免可惜！因抽工夫加以整理点校，使其眉目清晰。”（《荣庆日记·序言》。）
这部日记始于光绪四年（1878），终于民国五年（1916），先后总共三十八年。这期间恰好是中国近代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的年代，各种政治势力，先进的与保守的，革命的与反动的，彼此展开了你死我活、动人心魄的争斗。荣庆作为一个“位极人臣”的满蒙贵族，赶上了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活动。正因为如此，《荣庆日记》中涉及到许多珍贵的秘闻，诸如有关清代朝廷之典章制度，政治外交，官风民情。透过这些记载，均足窥见当时宦海背景，“政局里层，较之官书文牍的刻板文章，应酬词句，有所不同。”（《荣庆日记·序言》。）
然而，荣庆又是一个老于世故，小心谨慎的官僚。对於当时的政治大事、上层内幕与自己真实的思想活动，讳莫如深，很少透露，因此在日记中只是罗列每天的行止，接待的人物，至于谈些什么，他自己的政治态度如何，几乎尽付阙如。不管是对他拥护、拢络的权贵，还是对与他格格不入的政敌，他都不加臧否，不予评论。而且愈是到了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荣庆愈是能保持惊人的沉默。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以寥寥数字，发泄一点感慨与军骚。
荣庆的这种拘谨的性格，严重影响了这部日记的史料价值，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史实与人物增添了许多困难，因此，要了解荣庆其人，除了参酌这部日记之外，还需要翻看与他同时代的函扎公牍，披阅清宫档册，才可能勾画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
荣庆与一般满蒙权贵不同，他不是靠门户荫典才取得高位，而是靠刻苦攻读，科举起家的。荣庆的祖父皂升官至四川提督，其父亦“负羽军中”，以其生于重庆，故以庆名。然而，在荣庆出生不久，皂升因“年老重听”，奉命致仕，于是举家由重庆迁到成都居住。在荣庆七岁那年，其生父奉命赴重庆采买硝磺，不料身染瘟疫，病死山城。第二年夏天，其祖父亦感染痢疾去世。短短数年间，荣庆家境急剧衰落，“陋巷逼处，非复阀阅矣。”（《荣庆日记附录·蜀游草》。）
也许正是这种家计窘迫的生活环境，迫使荣庆发愤读书，刻苦自励。在川期间，荣庆屡次应成都芙容书院、□溪书院课考，均能名列前茅。
光绪九年（1883）荣庆在北京会试中式，三年后又考中进士，这对于二十多岁的荣庆来说，真可谓平步青云，少年得志了。然而，此后荣庆的仕途却不平坦。他出身寒素，在朝臣中自无奥援，又拿不出钱来向显宦行贿，因此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翰林院默默无闻地供职。据《清史稿》记载，荣庆中进士后，“以编修充镶兰旗管学官，累迁至侍读学士，蒙古学士，迁转迟滞。荣庆当引见，或讽以乞假。谢曰：‘穷达命也，欺君可乎。’”（《清史稿·荣庆传》。）其穷困潦倒之状，是不难想见的。
天无绝人之路。在荣庆中进士十三年之后，终于遇到了一个飞黄腾达的极好时机。是年春天，荣庆被简拔为山东学政。平心而论，象荣庆这样平平的才能，在集中了全国人才精华的翰林院里实在算不上是佼佼者。然而，仅六、七年间他却由一省的学政，扶摇直上，成了刑部、礼部尚书，还当上了军机大臣。其升擢之迅速，曾使许多官僚感到震惊。荣庆政治上发迹的奥秘究竟何在？翻阅日记即可找到答案：原来是他在山东学政任内结识了袁世凯。
荣庆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在《日记》中多所反映。当荣庆到济南任职半年之后，由于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清廷派袁世凯接替毓贤为山东巡抚。荣氏于十一月初九日日记中写道：
“阅电抄，袁侍郎署东抚。庙谟深远矣。”（《荣庆日记》，第34页。）
“
“
袁世凯抵任之际，适逢荣氏之母患病，故有荐医之举，并馈赠“人参鲜花、儿女辈服物”。新任巡抚的上述举动都使荣庆受宠若惊。是年除夕，荣庆母死，“袁抚军送经并焰口。”当荣氏扶柩回京时，
当后来袁世凯长子云台（克定）到京时，荣氏让“内子等见之。”（《荣庆日记》第59页。）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在荣氏整个日记中是绝无仅有的，它反映了荣、袁之间的密切的关系。
然而，仅仅依靠与袁世凯的私交，荣庆还不能骤登显秩，因为袁氏当时仅为一省巡抚，所起作用自然有限。荣庆当时很可能借助了慈禧的亲信荣禄的力量。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州正白旗人，时为大学士，军机首辅。戊戌政变后数年中，“身兼将相，权倾举朝。”（《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38页。）荣庆很可能由袁世凯的推荐而与荣禄攀上了关系。
荣庆的日记似乎可以证明这种推断。在赴山东学政之前，《荣庆日记》中几乎没有提到荣禄的名子，但从山东归来后，略相（荣禄字略园）则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如在义和团时期，京城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围绕要不要依赖义和团向列强同时开仗， 在统治集团内部意见纷纭，争吵不休。荣庆在这场纷争中极力主张“请统兵亲王勿兼译署，遣散拳民，保护使馆。”（《荣庆日记》第37页。）他在日记中写道：
“
正是由于荣禄的援引与推毂，荣庆在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得以“奉旨署理仓督。”他于奉命之日在日记中写下了“不次之擢，感悚实深”八个字，他倚仗荣禄的支持，颇思作一番整顿。在给荣禄的信中说：“庆二十载京曹，兼以历任仓师，半系知交，其中积弊，闻之颇稔。此时有难办之处，亦实有易办之机，固不敢出以操切，亦何敢再蹈因循。惟自来任大事，挽积习，初办之时，罔不议论纷腾，阻挠百出。陶文毅之整顿淮□，丁文诚之革除川弊，崇文勤之督沈，阎文介之抚东，卓卓诸贤，均不免此，其行之易而收效者，则以胡文忠之在湖北为最。盖地方新复，事同创始，今之时局，大略类此，仓务即其一端，惟庆一点血诚，不愿让前人独步，而识力魄力，究不知撑到几分。”（《荣庆日记》第44—45页。）
荣庆的这封信正好是表白他对荣禄感恩效力的心声，他干得颇为出色：“以剥船盗来，改由火车迳运，□仓□，增经费，杜领米弊端，裁稽查仓务御史，”（《清史稿·荣庆传》。）清廷皆如所请行。他由一个被人们看不起的翰林院管学官数年间竟成了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仓场总督只干了一年多，就被破格拨擢为刑部尚书，接着又调礼部尚书，复调户部，拜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光绪三十一年晋协办大学士。这时的荣庆才刚刚四十出头，年富力强，踌躇满志。一般官僚需要走数十年的漫长宦途而不可获的显秩高官，荣庆才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就得到了。
二
荣庆在庚子之变后官运亨通，迭交好运，除了他与袁世凯、荣禄之间这种迥非寻常的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即他是由科举正途出身。在一群浑浑噩噩的满蒙贵族中间，能够象荣庆那样饱读诗书、擅长诗斌的官僚简直成了凤毛麟角了。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出身与阶级地位，使他对清末统治阶级推行的新政产生了极为厌恶的感情。
在义和团风暴平息之后，清廷迫于时局的压力，不得不以推行新政相标榜，于是，“废科举”，“兴学堂”成了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当时，慈禧与光绪还躲在西安“行在”，热心教育的张百熙受命兴学，以振兴京师大学堂为己任。他“奏加冀州知州吴汝伦五品卿衔，总教大学”，凡大学教职员皆自聘，锐意提倡革新教学内容与考试方法，这些做法都引起守旧势力的不满与攻击。因此，慈禧等人在回銮之后，决心要挑选一个最能代表他们意志的官员掺到京师大学堂中去，稍分张百熙手中的权力，被选中的人就是荣庆。《清史稿·张百熙传》谓：大字既负时谤，言官奏称：本朝定制，部官大率满汉相维，请更设满大臣主教事，乃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旋别设学务处，以张嘉亨为大学总监督，百熙权益分。”说的正是以荣庆牵掣张百熙这桩事。
张百熙在刚接到清廷委任他管理京师大学堂的命令时，雄心勃勃，颇多宏伟设想。但是，为时未久，攻击新学的流言蜚语就遍传都下，荣庆等人则更是处心积虑地与新学作对，有这些都使张百熙这位以开通风气，沟通中西为己任的教育改革先驱者感到心灰意冷，无如何。他在给自己的挚友、同乡翟鸿□的密扎中写到：
“所难者，则学堂也。从前京师议论，皆以学堂为无父无君之地，今犹是见解，犹是议也。昨与燮臣相国言及，同为太息久之。容诣略相及公处详言之。……若因其为难而不为，既无以对朝廷，亦无以对我公与略相也。勉竭小才，至开办后再行陈说，彼时必望公体谅此心耳。”（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
荣庆充当了管学大臣之后，办事皆以遵奉慈禧的懿旨为准绳，坚持“以中国政教之固有，而亟发明以拒异说。”《荣庆日记》中有许多慈禧向荣庆询问有关大学堂事宜的记载。然而，关于荣庆与张百熙为难情况，在荣氏日记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痕迹。乍看起来，仿佛荣、张二人相处十分融洽。在张百熙光绪三十三年去世时， 荣庆还于日记中写道：
“
其实，荣庆的挽联是言不由衷的。关于荣、张不和一事，时人多有记载。
《清史稿·荣庆传》谓：“大学堂之创立也，命荣庆副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济之。”此处所谓“调济”二字，实际上是“掣肘”、“牵制”的同意语。
《清史稿·张百熙传》则云：
百熙“始议分建七科大学，又选派诸生游学东西洋，荣庆意不谓可，而百熙坚持之，亲至站送诸生登车。各省之派官费生自此始。……百熙拟建分科大学，以绌于资而止，惟创医学及译学馆、实业馆，遽谢学务。”
这里已将荣庆与张百熙之对立写得比较清楚了。惟“遽谢学务”四字过于简单。其实，此事与荣、张矛盾亦不无关涉。
张百熙谢学务事发于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官制改革之后。时军机大臣瞿鸿机劝百熙就任即将设立的学部尚书，而百熙则因为与荣庆不和，久已存引退之心，其致翟鸿机密扎云：
“学部非设不可，而兹事体大，下走实不敢承。公之意固公而非私，然自揣无此学识，以公一人之意争之，不得固失言，得而不能胜任，使我公有举不得人之悔，而议之者并公而咎之，何如慎之于始也？公谓如何？……非公爱我，谁可与言及此者？幸乘其自任而赞成之，俾□得以引身而退，公之赐也！……。”
“二三年来，颇有退志，所以迟迟者，始则以东朝万寿，不能不一随班。嗣以学务羁身，难于摆脱，后复以东方事变，万无可言归之理。今东事粗定，但能开去学务，无论身居何部，冀可渐得自由。……忧来无端，聊为知己发之，知公亦不能为□计矣。”（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
观张百熙此函，即可了解其为人扼抑，而不得伸其志的痛苦心境。据
慈禧将张百熙调离学部一事，在当时曾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热心新学的人，都为此鸣不平。瞿鸿机在给张氏信中即谓：
“公于学务有益，学务于公亦相宜。吾两人苦心热血，一旦皆付之东流，夫复何说！……连日胸中恶劣，了无佳况，奈何奈何！”瞿氏此处所发泄的自然是对荣庆的怨愤。（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
荣庆对新学不满，在清朝垮台后的日记中偶而亦有所流露。如民国四年十一月初二日的日记有云：
“阅近人大学堂始末，本甚怼我，然挽回风气，爱惜国帑之苦心，不觉为我传出，其中误处不少，亦不置辩也。”（《荣庆日记》 民国四年十一月初二日。）
不言而喻，“挽回风气”与“爱惜国帑”是荣庆阻挠新学发展的重要理由。在他看来这自然不是坏事，而且是引以自豪的。
三
由于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垂青，荣庆得以进入枢垣、充政务大臣，参预了清王朝的最高决策机构。随着职务的更迭，荣氏亦日趋骄科，目空一切，引起了朝臣，特别是汉族官僚的侧目。早在荣庆刚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时，陕西道监察御史王乃□即上书弹劾，王氏谓：
“如荣庆者，外貌轩昂，极似有才，胸中实毫无经纬。……本年充会试总裁，臣亦蒙恩派充同考官，偕赴汴梁。其衡文一切，本无学识。而自满自足，凌厉同官，互相嘲诟，无复大臣体统。又八月下旬，在刑部尚书任内，以无礼之语，当堂斥辱司员，致秋审十数员同日告假辞差，经侍郎沈家本遍诣代为谢过，其事乃解，旋即转升礼部，众谓其自求迁避耳。乃未久忽拜枢臣之命。臣窃以荣庆庸妄骄矜在所不免，但年富力强，如令潜心部务，释躁平矜，练习应事接物，容为卿尹有用之才。今兹危机存亡之秋，畀以翊赞纶扉之任，臣愚不知其所以胜任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德藏：王乃徵《弹劾庆亲王等片》。）
言官的弹章虽然不留任何情面，而慈禧却不会因此稍稍动摇对荣庆的信任。相反，随着时局的日趋严重，慈禧对荣庆宠信和依赖更超过以往。即以预备立宪而论，这本来是清朝统治者最为棘手的难题，慈禧亦将此难题交给傩荣庆等人处理。
先是，慈禧等“既内恐舆情之反侧，又外惧强邻之责言”，万般无奈，派出了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分赴东西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不料五大臣归国后异口同声地请求立宪，要求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并认为只有如此，方可以“安宇内，御外侮，固邦基，保人民。”这些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还具体提出了“万不可缓，宜先行者三事，”这三件事是：
一、请朝廷宣布立宪宗旨，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祭天誓浩，明定国是。
二、实行地方自治，地方官一律由选举产生，仿照外国，由“庶官任其责，议会董其成。”
三、保障集会、言论、出版自由，并着手制定宪法，五年内改行立宪政体。
不用说，所有这些政治改革都是慈禧等极力反对的。但是，由于局势愈来愈变得不利于清朝的专制政体，与其把政权让给革命党人，毋宁在立宪问题上稍作让步，于是，慈禧下令让亲贵对王大臣的请求进行讨论，并指定荣庆草拟懿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八、初九日王公大臣们集会商议立宪问题，《荣庆日记》逐日均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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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庆穷数日之力，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又同庆亲王奕□、直隶总督袁世凯及铁良、端方等友好反复措商辨难，才算拟就了这道在晚清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懿旨。这道懿旨宣称：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审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前，清廷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企图以此抵制和消解革命。这道懿目字斟句酌，端出了慈禧太后痛苦而狡诈的决策，而其执笔者正是她的心腹大臣荣庆。
当时满族亲贵对立宪的态度也存在着意见分歧、作为预备立宪谕旨的起草人荣庆的真实态度究竟如何？荣氏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往往在日记中不吐真言。据当时人记载，荣庆在大臣讨论立宪时，与铁良一起，站在宪政的对立面，他明确表示：“吾非不得知立宪政体之美，顾以吾国政体宽大，渐流驰紊，今方宜整饰纪纲，综核各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行之数年，使官吏尽知奉法，然后徐议立宪可也。若不察中外国势之异，而徒徇立宪之美名，势必至执政者无权，而神奸巨蠹，得以□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非小。”（《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增刊）可见，荣庆是害怕“执政者无权而反对立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行立宪的谕旨，偏偏出自一个与宪政严重抵触的保守官僚之手，清廷实行宪政之初衷亦于此可见。
（資料來源：《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