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史是有清一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属清史的“源头”。建国４０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这段清史的研究几经变化，尤以近１０余年来形成研究热潮，成就斐然，举世瞩目。现对此作一简要回顾，对继续推进清史特别是清前史研究不无益处。

一、清前史的科学界定

清代史的时间断限，有三种计算方法：一是按通常所计，以清入关之时即１６４４年（顺治元年）四月为起点，直至１９１１年（宣统三年）逊国，共为２６８年，其中，又以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为限，前段为清史，不足２００年，后段为“中国近代史”，则有７１年；二是，从清朝的前身后金建国之年即１６１６年作为开始，清史应为２９５年；三是，大清国号是从清太宗皇太极即皇帝位之时即１６３６年（崇德元年）改称的，以下称清史，则有２７５年。按第一种方法，实际是把清史斩头去尾。学术界一般主张，将１６４４年清入关前这段历史不作为清史的一部分，而附入明史之内；１８４０年以后，到１９１１年这段７０余年的历史划入“中国近代史”，好像它已不是清史，却是另一个范畴的历史了，真正的清史只剩下中间的一段。如此割裂历史，分解清史，其主要根据是清朝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清处于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跨越了两个时代，故有清史（古代）与近代史之分。清入关前，与明朝并存，尚未君临天下，只能归入到明史，故又有入关前史与清史之别。

现今通用的三段式，即清入关前史、清史、近代史，已历有年，约定俗成，就不必强行改变它。其实无论入关前，入关后，还是近代，都是清朝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实质而言，我们也应该这样看待清史，保持她的完整性与历史发展的连贯性。

清入前关，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其时间断限。如何划分，学术界尚存分歧。如郑天挺主张，从１６１６年到１６４４年，共２８年，为“关外期”，归入明史（见《清史简述》，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戴逸认为，１５８３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复仇，应为清入关前史的上限时间（《谈清史研究》，载《文史知识》１９８３年３月）。这样，清入关前史就不止２８年，应加上自努尔哈赤起兵至建后金时１６１６年，为３３年，再加上２８年，共６１年。两说相较，戴说符合历史实际，准确地反映了清入关前史的全貌。努尔哈赤起兵复仇，亦即开始了后金国创建与满族形成的历程，如果将后金建国前３３年和历史置而不取，那么，后金建国史与满族形成史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显然是不妥的。

清入关前还有几种叫法，如清入关前史、清前史、前清史，前些年又出来一种“先清史”。既然通常把清史纪元定为１６４４年入关，自然把此前的清史称为“清入关前史”，简称“清前史”。顺便指出，此说还是源于以长城为区域界标的传统观念。长城之设，原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内侵”，实则是把中原的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限隔开来，形成两大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区域。至明，加筑山海关、与长城连为一体，以防东北的“夷人”（女真）与蒙古。山海关亦成内外之分的战略关口。在中国历史上，谁领有中原，谁就取得了中央的地位，而长城以外的民族只能依附或接受中原政权的统治。因此，长城对于历代王朝来说，就成了中央与地方的两种不同地位的分水岭。显然，长城已超越其军事防御的范围，而成为一道政治界限了。处在山海关，长城以外的清（后金）政权，以山海关为界限，入关前的历史，就称为“清入关前史”，即清朝前期或早期的历史，含义明确，无庸置疑。

至于“前清史”，虽与“清前史”的字颠倒一下，却易引起误解。民国初年，人们对已逊国的清朝习称“前清”，并非专指入关前。所说“先清史”之界定，从字面理解，是指先于清朝的历史，与“前”字含义不同，况且“先”与“前”字居“清”字前后位置不同，却造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故“先清史”之说，乃属杜撰，不被学术界所接受。

二、清前史研究的若干阶段

清史包括清前史在我国断代史研究中，起步最晚。自清逊国后迄今也不过８０余年。以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限，此前之研究尚不足４０年，而建国后截止１９９５年，已有４６年。所以，清史研究是最年轻的学科。

建国前，有关清前史研究，略而不论。建国４０多年来尤其是近１０多年来对这一阶段的清史研究值得认真总结。４０多年的清前史研究，可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１９４９年建国，至１９６５年“文革”前夕的１７年。在这一时期，我国史学呈现出复兴、发展与繁荣的盛况。广大史学工作者热烈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学会应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展开史学研究，百花齐放，硕果累累。清史研究也以崭新的面貌，跻身于史学园地，与各断代史研究竞相斗妍。总的来说，当时的学术界注意力多倾注于中国古代史，诸如古史分期，历代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牙、农民战争等重大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刚建立的新中国，无疑要清算近百年西方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所以，清史的后半段即近代史受到特别关注，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对比之下，清前史研究显得薄弱，研究人员甚少，队伍尚未形成，又被其他断代史或通史中的重大问题的讨论所吸引，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尽管如此，毕竟这项研究业已开始，由一批满族史与清史专家带头，作了开拓性研究，将清前史研究引向新的发展道路。当代著名的满族史与清史专家王钟翰的《清史杂考》、莫东寅的《满族史论丛》，以及清史与满族史研究的先躯、著名学者郑天挺、张维华、李燕光等，对清入关前社会性质、社会形态进行了探讨，发表了一系列专论，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李光璧与赖家度的《清朝建国及天聪时期的侵明战争》（《明清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就后金的创立与对明战争的经过及性质，首次作了阐述。史苏苑的《吴三桂勾引满清入关事件的分析》（《新史学通讯》１９５１年７月）、姚定九的《略论吴三桂降清的动因》、沈星棣等的《叛徒吴三桂政治活动中的阶级根源》（《江西大学学报》１９６３年１月）诸文相继发表，给予吴三桂以严厉地批判。这些论著，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尝试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清前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结论。今天看来，有些观点未必正确，但他们的开拓精神，首创之功，实不可没。

第二阶段，自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至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的“动乱时期”。在这１０年中，中国史学遭到空前地摧残。大多研究机构均被解散，研究人员下放劳动。史学一片荒芜，清前史研究也是一片空白。间或有一些史学论著出现，多属影射史学的产物。

第三阶段，自１９７６年粉碎“三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可称为“史学新时期”。不仅在建国４０多年中是最重要的时期，而且必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在清史研究领域，掀起了自清逊国以来未曾有过的研究热潮，在整个８０年代，持续保持发展势头的“清史热”，有压倒群芳之势！从北方的京津地区，到南京，远至厦门，许多高校及研究机构各自形成清史的优势；各省社科院相继成立，各文科大学、师院大多设有清史专业，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投入到清史研究领域。研究队伍空前壮大。清史研究的园地、清史学者之家——《清史研究通讯》应运而生，由初创的不定期的油印内刊，发展成铅印的正式刊物，改为现今刊名的《清史研究》，发行海内外，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清史研究的主要窗口！１９７９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推出《清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版），共主体内容为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此后，每年一期，为国内清史研究又增加一个论坛。而中国人大清史所编辑的《清史研究集》至今已刊出９集，与《清史论丛》并驾齐驱。

自１９８０年始，由已故郑天挺为号召，主持召开了首次国际明清史学术讨论会，开新时期清史研究之先河（１０年后，即１９９１年在天津以冯尔康为首，主持召开了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次年，在北戴河举行首届全国清史讨论会，迄今已开过七届，清史研究已走出国门，成为一门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活动之一。

１９８１年，孙文良（已故）与李治亭合著的《清太宗全传》（吉林文史社，１９８３年）问世，是清史人物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其后。阎崇年著《努尔哈赤传》（北京人民社，１９８４年）、滕绍箴的《努尔哈赤评传》（辽宁人民社，１９８６年）、周远廉、赵世瑜的《多尔ｇǔｎ衮大传》（吉林文史社，１９８８年）、李治亭的《吴三桂大传》（吉林文史社，１９９０年）、王宏志的《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等，都是对入关前历史人物研究的力作。这些人物传记，各从不同角度透视了清建国与满族形成及其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的内容。除此，诸如范文程、宁完我、代善、多尔衮、何和礼、尚可喜等一大批建国初年的重要人物，一再为研究者所关注，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由中国人大清史所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合作编著、有王思治等一批著名清史专家为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分别由中华书局、辽宁人民社出版），是清史人物研究之集大成。共１５卷本，其中上篇从满族形成到鸦片战争前夕，共选千余人传稿，清前史人物则占十分之一左右。显然，研究人物已成为学者们共同感兴趣的课题。

各类专题研究的展开，又把清前史的研究引向深入。如，以王钟翰为通纂的《满族简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滕绍箴的《满族发展史初稿》（天津古籍社，１９９０年）、王思治的《清史论稿》（巴蜀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孙文良等的《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社，１９８０年），各从一个或几个领域，向清前史的深处开掘。周远廉相继出版《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社，１９８１年），《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社，１９８６年）两部专著，阐述清朝建国始末，着重论证入关前的社会性质八旗等制度创立的过程。尤其是郑天挺的《控微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王钟翰的《清史新考》（辽大出版社，１９９０年）两书，内中大多篇章对清史的重大问题和典章制度做了极为精确地考辨，堪称清史的经典。清朝断代史之作，首推郑天挺的《清史简述》。这部不到七万字的小书，却论及清前史及一代清史的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实际已构建了大清史的理论框架。与此同时，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也已问世，持论允当，多抒新见，给予清前史以重要地位。

清前的研究论文，散见全国主要是东北、京津等地区的各类社会科学刊物或高校学报，尤以《清史研究》为主要园地。论及问题之广，数量之多，是“文革”前１７年所不能比拟的。举凡清入关前的八旗制度、建州女真、扈伦四部、社会形态、明清（后金）的重大战役与和谈、满族的形成、满文的创制、国名与族名考、后金与蒙古的关系，以及人物评价等等，无所不及。

在这一时期，清入关前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也创下了空前的记录。中国人大清史所编辑的《清入关前史料》（中国人大出版社），精选了明清两代官书如《实录》、私人著述与李氏朝鲜对后金（清）的记录。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也编辑《清史资料》，由中华书局出版１０余集，辑入了部分清前史料。著名明史专家吴晗生前辑录的大型史料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还有王钟翰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之女真史料选编》（辽大历史系印本，１９７９年），是研究清前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吉林师院古籍所以《先清史料》（吉林文史社，１９９０年）为总题，辑录了《三朝辽事实录》和《山中闻见录》两部史料，合为一辑出版。最有价值的是，满文老档的翻译与出版，为清前史研究开拓了道路。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主要阵地，集中了一批满文学者，翻译和摘编了部分入关前的满文档案《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等。在东北，有辽大历史系翻译并印行了太祖、太宗两朝的满文老档及朝鲜人的部分著作（如《沈阳状启》、《燃黎室日记》等）计１０余种。著名满文学者吴嘉禄与佟永功先后合译并出版了《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社，１９８７年）；另一著名满文专家刘厚生也从事满文翻译与研究，以他多年的实践，撰成《旧满洲档研究》（吉林文史社，１９９４年），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有关清前史研究的工具书也适应其需要而相继问世，有刘厚生编定的《简明满汉辞典》（河大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商鸿逵等编著的《清史满语辞典》（上海古籍社，１９９０年）、孙文良与李治亭主编的《满族大辞典》（辽大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等，为清前史研究必备的工具书。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较之日本毫不逊色。

进入９０年代以后，清前史研究较之８０年代热潮，渐趋回落。所以近五年及稍后，应是这一阶段的后半段。虽说不如前期那么热烈，仍然产生出不少重大成果。王钟翰再推出《清史续考》（台湾华世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王戎生主持的多卷本《清代全史》（辽宁人民社，１９９１年），孙文良的《满族的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大出版社，１９９３年）与《１６４４年中国大动荡》（辽宁人民社，１９９４年）等，堪称是近五年来具有开拓性的代表作。据《清史研究》（１９９５年２月）“１９９４年清史论文索文（上编）”部分统计，发表在全国各报刊上的有关清前史论文，约计６０余篇。可见，清前史研究仍保持一定的势头。

清前史研究在近２０年中，以极其丰富的成果，展现出了它的辉煌。同时，也培育和造就了一批清前史学者，其中一些学者已享誉海内外。这也是新时期清史研究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　　　　　　　　　　　

三、清前史研究若干重大问题

建国４０多年来，就整体清史研究的成就而言，可以用数字来显示。据统计，截止到１９８９年，已经出版清史著作和资料（不含近代部分）约１０００多种，发表的论文约１２０００多篇（肖黎：《中国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自１９８９年到现在，又过去了六年，无论著作、论文、资料的发表肯定增加了很多。因为有很多成果是与研究入关后的成果混在一起的，不易分清，统计颇难。约而计之，可占清史成果的１０％左右，特别是资料与满文老档的翻译占的比重要大些，约占１０００多种的２０％左右。

清前史是建国后新开辟的学术园地，难点多，争论大，歧见迭出。其难处首先是史料不足。后金建国前，女真文化落后，无法记“档子”；建国后，记史疏漏而简，且用满文记事，难免不准、不全；入关后，讳言他们的祖先曾隶属明朝，不惜将有关史料销毁，重新改写先世的历史，造成了一系列疑点，扑朔迷离，难见真象。还遇到理论上的困难，如，后金与明的关系，汉满矛盾渗透到各个方面，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又如如何认识后金的社会形态，怎样评价降后金（清）的汉官汉将，等等，都需要给予理论的回答。因此对入关前的每个重大　问题，即或一般问题，也常常是观点歧异，各持一端，很难达成共识。

以下，仅就其若干重大问题，略为推介。

（１）关于女真——满族史的研究。满族的由来与形成，是清前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女真（满族），就没有清朝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女真——满族史是清前史的“源头”。在后金创立前多少个世纪以来，满族的直接先世女真人——金代女真的后裔，早已散居在辽阔的东北大地。女真人怎样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学术界的一致意见是，明代建州女真为满族形成的本体。探讨这一问题的文论，呈连篇累牍之盛况。王钟翰的《明代女真人的分布》（《清史新考》）、已故薛虹的《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莫东寅的《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与建国》（均见《清史论文选集》，中国人大出版社，１９７９年）、蒋秀松的《试论建州女真的集聚和组合》（白寿彝主编《清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等文，分别对建州女真的生产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方式、内部组织，及南迁诸问题做了探源式的考证，论定与满族形成的渊源关系。郑天挺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探微集》），明确指出：“满州出于建州左卫，为女真支裔，即唐之靺鞨，周之肃慎，乃中结历史上宗族之一。”指斥“近世强以满族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而今还有人把满族视为中国之外的“异族”，比起此论，不知倒退了多少年！

对满族之兴及其来源的考证，孙文良的《论满族的崛起》（《满族的崛起与明清兴亡》）最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重大学术命题。此文与已往发表的见解不同之处，提出了“满族史的开端”的问题。已见的各个研究结果，或将信史与传说掺杂，或国家与民族并论，或先世与本体不分，“满族历史从何开始，还是没有明确答案。”该文认为，满族的历史“起源于明代女真的分化和重新组合”，约当１７世纪之初，即明代末期。关于满族即满洲名称的来由，许多学者作过研究，颇似“哥德巴赫猜想”，提出许多说法，似是而非，无法确信。本文根据女真人以地为姓氏或部族名的传统，断论满洲本为一部族名，以共居地“蔓遮”而“演变为满洲的可能性极大”。这些见解正确与否，姑置不论，但所作的分析却开启了新思路，新的视野，亦标志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２）关于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研究。这是讨论最热烈、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分歧就在于，清入关前的２８年中，满族社会包括在后金（清）统治下的辽东汉人地区，究竟发展到什么阶段，是属于何种性质的社会。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后金进入了辽沈地区之前，再向前追溯到后金建国前的女真社会；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早在５０年代，张维华发表《满族未统治中国前的社会形态》一文（《文史哲》，１９５４年１０月），认为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没有经过奴隶制，努尔哈赤建后金时，即已由家族族长制向封建制转化，到皇太极时，已过渡到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莫东寅亦主此说，认为努尔哈赤建后金时，已飞跃到封建社会，（见《满族论丛》）。李洵（已故）进而说：清入关前的社会，既不是由氏族制飞跃到封建制，也不是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革，而是由前期的封建制向发达的封建制演进。（《公元１５世纪到１７世纪中叶建州女真社会问题性质的探讨》，《吉林师大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４期）。他们都否认后金前的社会有过奴隶制时期。王钟翰连续撰写两文：《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清史杂考》），首次提出奴隶制说。他认为，后金政权建立前后５０年间，约从１６世纪７０年代到１７世纪２０年代，满族社会仍属于奴隶制社会，１６２１年（天命六年），进入辽沈地区，以颁布“计丁授田”为标志，向封建化过渡而完成于黄太极时期。周远廉的《从“诸申”身份的变化看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和《关于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问题》（《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７９年１期、４期），也主奴隶制说，不过，他认为１６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满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到１５８７年，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进入辽沈地区，始向封建制过渡。李鸿彬的《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７９年第２期）提出，其奴隶制的特点是家内种族奴隶制，真正的封建化，至康熙初年才完成。郑天挺于１９６２年发表《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一文（《历史研究》第６期），与王钟翰等说法相同的是，满族社会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其差别在于，他认为在努尔哈赤时已进入封建社会。１９７９年，他又发表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南开学报》第４期），结论没有变。

这个问题的讨论，最为热烈，成果很多，分歧很大。即使看法相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时代断限，也存在分歧。但有一点大体一致，这就是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已开始或已经是封建化。该问题还将争论下去。

（３）关于八旗制度的研究。八旗制度为满族所独创，是清朝立国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具有军事、行政、经济及民族的广泛内容和职能。这已为清前史学者所认同。首先是八旗制度创立的时间。清官书载：努尔哈赤于辛丑年（１６０１年）始建四旗，至甲寅年（１６１５年）增设为八旗（《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１１０）。学术界多持此说，如周远廉的《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３辑）、孙文良等《清开国勋臣何和礼》（《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４年第４期）等文，给予了论证。郭成康、李鸿彬对此提出了疑问。他们在《努尔哈赤１６０１年建旗考辨》（《故宫博物院刊》１９８１年第４期）《也谈八旗旗纛》（《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８２年第１期）与《八旗建立的年代考异》（同刊，１９８４年第１期）诸文中认为，１６２２年２月以后，努尔哈赤才将八旗改为四正色与四镶边旗。又说，初建四旗，是为旗纛，不具有后来八旗组织固山的含义。关于八旗成立的时间，在日本，说法更多，亦成为国际争论的问题之一。

八旗之创，先有满洲，到天聪时续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王钟翰以《清初八旗蒙古考》为题（《清史杂考》），详考满蒙关系之确立及八旗创立的经过，确指其创立时间为天聪九年（１６３５年）二月。郭成康发表《清初蒙古因山额真考》（《清史研究通讯》１９８５年２月），详考各旗主，详前人所略，多有填补空白之义。对八旗汉军的论证，当推陈佳的《八旗汉军考略》（《民族研究》１９８１年５月），就汉军成立的时间及内部编制，所处地位，给予了详细考辨。全面论述八旗制度的，是李旭的《论八旗制度》。此文原作于１９６３年，先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１９７９年重载于《清史论文选集》。该文探讨了八旗的起源，与辽金元的兵制有“因袭沿革”的关系。文中所论，亦有前人所未及，或首次提出。

与八旗制度密切相关的土地制度，如旗地、王庄、皇庄等土地性质和经营状况等，均有专文讨论。值得推重的是韦庆远等合编《清代的旗地》上中下三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内含清入关前旗地形成等内容。此书据现存档案撰成，弥足珍贵。刁树仁著《东北旗地研究》（吉林文史社，１９９３年），内辟一编，首论“清入关前旗地设置与发展”，至为详备，足以弥补以往诸书之缺略。

（４）关于明清战争问题研究。自后金天命三年（１６１８年）与明首次交锋于抚顺、清河、拉开明清（后金）战争的序幕，迄至１６４４年入关，双方战争连绵，势力消长，为明清兴亡所系，满族发展之关键，历来为学者所重视，著论颇丰。孙文良等所著《明清战争史略》，是国内研究明清战争的第一部著作。其中涉及问题不少，但争议最大的是对战争性质的认识。该书认为，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包括进关后），从根本上说，是双方为领有全国统治权而展开的全面斗争，不能说是什么民族战争，尤不能说成民族征服战争。李鸿彬是研究明清战争最富成果的学者之一。他对萨尔浒、宁远、松锦、宁锦等重大战役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阐述其战事起因、战略战术及对明清（后金）的影响，强调清为夺取政权、族学明为维持自身统治的政治目的（详见《中央民院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１—２期、《北大学报》１９８３年５月、《史学集刊》１９８７年２月、《清史研究通讯》１９８９年１月）。刘建新在《论明清之际的松锦决战》一文中指出：此次决战为一个新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历史道路（《清史研究集》第四辑）。张玉兴以萨尔浒之战为例，阐明此役是明朝中央政府对后金“地方叛乱”的征战（《关于萨尔浒战役性质的商榷》，《北大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４期）。薛虹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坚持民族原则问题》（《史学集刊》１９８４年第４期），论证八旗满洲对明的战争是“民族征服”战争。

（５）关于清军入关问题的研究，也是清前史研究的主题之一。１９８５年在长春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清史讨论会，中心议题就是明清之际的历史发展趋势。１９９４年恰逢清军入关３５０年，在沈阳举行第七次全国暨国际清史会，主题专论清军入关。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为王思治等所论《明清之际的历史应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１９８５年，第３期），肯定清军入关重建统一的政权，对已东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起到了抵御的作用。当然，肯定清朝的统一，并不意味着肯定清朝的全部政策。１９９４年，孙文良等推出新著《１６４４年，中国社会大动荡》（辽宁大学出版社）系统地表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给予清朝统一以充分肯定，也批判清朝的某些极端错误的政策。陈生玺的力作《明清易代史独见》（中州古籍社，１９９１年）对清军入关前后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给予深刻的论证，肯定清朝入关，明朝灭亡的必然性。与此结论相反，李洵发表《４０天与一百年》（《史学集刊》１９８５年，第１期）。所说４０天，是指农民军进北京到被迫撤离，让位给清朝（１６４４年３月１９日——５月１日），是历史的关键时刻，该文断言，由于清朝夺取了政权，使封建社会解体延缓了一个世纪，因而否定了清入关和统一全国的必要性。这方面的成果不多，但却反映了学术界两种意见的尖锐对立。

（６）关于人物的评价问题。如前已举例，对清入关前人物的研究最为活跃，成果也最多。这里，既涉及理论问题如何评价标准，也有史实考订的问题。王思治的《关于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清史研究通讯》１９８３年第４期）从理论上探讨了评价的标准，其主旨是，处于明清鼎革之际的人物，所处地位不同，遇到的矛盾不同，其业绩和表现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他举例说，多尔衮③有功于国家重新统一，但所行政策不能肯定。史可法是个肯定的人物，并不是从明朝的立场出发，而是肯定他至死不出屈的精神，含有“爱国主义”的内容。王宏志的《论贰臣》（《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８年５月），是针对被清朝定为“贰臣”的人即降清的汉官汉将做出评价。她指出，清朝是用儒家的传统气节观把他们划入“贰臣”之列，我们不加分析，甚至歧视，是不妥的，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也不科学，应具体分析。如，不愿仕清的故明士大夫，表现出“狭隘民族思想”，“不值得称道”（《中国史学四十年》）。

对吴三桂的评价而引发出激烈地争论，深刻地反映了学术界不同的历史观。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在近二年的时间里，《北方论丛》展开对吴三桂的讨论，掀起了又一热潮。左书谔首发《吴三桂“降清”考辨》，断论吴氏始终没有降清，时刻准备反清复明。实际是为吴氏翻案。此文一发，迅速引发一场大讨论。黄岩峰、李兴祥、杨丽华、李士龙、战继发、邓中绵、李治亭等纷纷著文（详见该刊各期）从不同角度予以反驳。吴氏降清与否，不值一辨，重要的问题是，吴氏降清如何评价。在吴氏降清之前，早有范文程、洪承畴、尚可喜等一批重要人物加入清政权。学术界有一种意见，把他们统统定为“汉奸”，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其中最受批判的要数吴三桂。还在建国初，已对吴氏展开批判。（详见前述），至今还在继续，香港特别是台湾学术界对这些人物也持否定态度。如前已提到李治亭、王宏志，各对吴三桂、洪承畴给予了新的评价。他们完全不同意“汉奸论”，明确地说，满族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员，不是“异民族”，不可同西方等国外异民族同日而语。明清的斗争，是中国内部之争，有正确与错误或先进与腐败的区别，所谓“汉奸”之说就不能成立。陈生玺指出，不能“把一切的历史罪责都推在吴三桂一人身上”（《明清易代史独见》）。吴三桂等人降清各有原因，不能以降清与否作为评价的根据。至于吴氏反复无常，是个人品质问题，固然不足取，也须分清主次和功过。归根到底，还是如何看待清朝与满族的崛起。４０多年过去了，尤其在新时期，还坚持３００年前故明部分士大夫的观点，未免落后于时代。

四、清前史研究的展望

过去４０多年来我们对清前史的研究，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还须努力开拓，期待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第一，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高理论素养。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教条主义泛滥，把马克思、列宁的话当标戳，现在已不时兴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理论，恰恰相反，理论对于我们仍然是指南，不仅有助于我们改进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旧的史观，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清前史。理论要上去，研究才能深入。对于一个史实清楚而又简单的问题，往往看法不同，乃至尖锐对立，实际反映了我们的理论素养的差别。如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人物评价等，没有理论的指导，就很难解释清楚，更不用说破了。尤其是新一代史学工作者，总的来看，理论素养不高，加强学习理论，实在是刻不容缓。

第二，基础研究，有待继续加强。上面提到的若干问题，仍然是清前史的研究基础。以往，我们只解决了部分问题，还有许多问题正在争论，而未知的问题尚未触及。我们应循着已走过的路，继续探索，必有发现。

第三，开拓新领域，研究新课题。清前史尚有空白领域，诸多薄弱环节，未被重视。清前史文化即是其一。近年来，我们已做过满族文化的少量研究，但并不等于清前史的文化，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过去１０余年，我们重视对其社会性质的研究，却忽略对后金时期的经济状况的研究，显然是个偏差。女真史的研究，我们只研究了建州女真，对于海西和“野人”女真研究甚少。再追溯到元明之际东北女真人的状况，几乎无人问津。因为女真人演变为满族，不搞清女真的社会，就无法阐述满族的形成史。清入关前的民族关系，相互融事，以及它的民族政策和策略，与明的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我们的研究并不深入。清前史的宗教、艺术、风俗等，也甚少研究。类似的问题不少，需要我们开辟新领域，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提高研究的质量。

第四，古籍发掘、整理与实地调查。此项对今后清前史研究关系极大。在新时期，已整理出现的这方面典籍不下百种。但这些远远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除了继续发掘文献资料，搞史迹调查，不失为一途径。清前时期距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地面上留下大量遗迹，还有世族家传的口碑及文字资料（如家谱）仍然不少，散布民间，通过调查，不难获得，以弥补资料的不足。《抚顺地区清前遗迹考察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借鉴，证明此一途径可行。日本满族研究会一行数人花费近１０年的时间，对东北的“满洲实迹”做了普查，有关清前史遗迹尽在掌握之中。日本学者能做到的，我们当然应该做到，而且做得更好。因此，我们要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和习惯，既重视古籍的整理，挖掘新史料，也重视实地调查，会有助于我们做开拓性研究。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