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创办的一支勇营军队——淮军,在中国近代社会存在近40年,并深为清王朝所倚重,究其原因,除诸种社会历史因素之外,它本身的近代化(或称“西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本文拟就淮军近代化问题略抒浅见。
淮军的近代化,包括武器装备、组织编制、训练教育等方面,其中以武器装备近代化为先。
淮军成军时,一切均仿湘军,武器装备主要为大刀、长矛、小枪(鸟铳)、抬枪、劈山炮等旧式兵器。同治元年八月(1862年9月),淮军进驻上海还不到五个月,李鸿章就已令淮军各营添练洋枪小队,共有洋枪千杆。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淮军装备洋枪的数量不断增多。同治三年五月,李鸿章称:淮军枪炮最多而精,郭松林、杨鼎勋、刘士奇、王永胜四军1.5万人,洋枪万余支,刘铭传所部7000余人,洋枪4000支。在镇压捻军起义时,淮军陆师5万余人,约有洋枪4万杆,摒弃了旧式兵器的大部,而装备近代西洋枪炮。以后,淮军所装备的西洋武器,也随着西洋武器的不断更新而更新。洋枪由前膛更新为后膛;洋炮则由前膛短炸炮更新为长炸炮、后膛钢炮。
淮军的新式武器装备,最初主要是通过各种渠道购自外洋。但是,向外洋购买价格昂贵,又缓不济急。因此,在向外洋购买的同时,开始自设局厂制造新式军火,首先制造新式军火的兵工厂,有上海的三个炸弹(炮弹)局,统称“上海炸弹三局”,分别由英国人马格理、淮军将领丁日昌、韩殿甲负责,用机器制造开花炮弹。淮军攻陷苏州后,李鸿章把由英人负责的上海炸弹局迁至该地,并购买机器设备,成立苏州洋炮局,每周可生产1500至2000发枪弹和炮弹。同治四年五月,李鸿章在丁日昌、韩殿甲两炮局的基础上,又购买了美国的机器设备,组建了规模更大的江南制造总局。该局生产的新式军火种类繁多,有西式前膛来福枪、林明敦边针枪、林明敦中针枪、黎意兵枪、快到新枪,
淮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变化,相应地在组织编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是洋枪队的增设。淮军初起,以营为单位,每营由刀矛、小枪、抬枪、劈山炮等队混编。同治元年八月,淮军各营已编配洋枪小队;淮军程学启部于十月还组建了洋枪营。这在当时已算是一种新式编制。其次,是炮队的编成。同治三年五月,淮军由程学启和刘铭传所部炮队,组建成专门的炮兵部队。旋又接管常胜军炮队600人。次年,淮军共组建开花炮队四营,均装备了开花炸炮。到光绪三年(1877年)淮军仿德国炮兵营制,组建新式炮队19营,装备德国克虏伯后门钢炮114尊。第三,淮军增编了名为“长夫”的“工程兵”。长夫之制本于湘军,每营设180人,承担搬运弹药、军装、抬枪、劈山炮等杂役。随着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改变,淮军的长夫则主要担负修筑洋式炮台、营垒和疏河、修路等工程任务,与西方早期的工程兵相似。此外,淮军中编有骑兵部队。骑兵虽属清军旧有建制,但淮军的骑兵已与旧式骑兵不同,弁兵皆装备双响短洋枪。
淮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必然导致采用先进的训练方法。淮军刚到上海,李鸿章就密令其将弁学习外国军队的“临敌布阵之法”。随后,淮军将领刘铭传聘请一名法国军官,在营中教练施放洋枪。从同治二年开始,李鸿章便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到光绪十年,李鸿章又令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选雇德军退伍军官24人来华,到淮军各营教练枪炮技艺和西方战阵新法。同时,又派淮军将弁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入武学院学习德国最新枪法、操法、设伏、绘图、布阵等军事技术。他们学成回国后,即担任淮军的军事教官。
新式训练需要大批掌握新式军事技术的教育人才,为此,淮军积极推行新式军事教育。李鸿章除派淮军部分将弁出国留学外,还自行创设军事学堂。光绪十一年,李鸿章奏准在天津仿照西方军事学院之制设立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军官10余人为教官,挑选淮军弁兵入堂学习。学堂设置的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学生除完成专业课程外,每天还要操练炮队、步队、工兵队及分合阵法。学生毕业后,回原单位传授所学军事技术。军事学堂的设立,对于新式军事技术的普及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淮军其他方面近代化的深入发展。
淮军的近代化之所以发生和不断深入,从当时社会背景来看,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后,清朝统治者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开始惊醒过来。面对西方的武力挑战,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识到刀矛弓箭与枪炮船舰的差距,提出效法西方以求“自强”。咸丰十年,奕等人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则器利兵精、临敌自不虞溃散”[1]。在奕的倡导下,作为洋务运动早期主要内容之一的练兵活动,在沿海地区逐渐开展起来。次年,通商大臣崇厚首先在天津聘请英人教练绿营兵丁使用洋枪,总理衙门亦派京旗兵丁赴天津接受训练。同治元年六月,奕等给上海、福州督抚将军寄去天津练兵章程,令其仿照天津情形,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兵丁。两广总督劳崇光也奉命于八月聘请英人训练广州旗、绿各营兵丁。请洋人,用洋枪的练兵活动渐趋高涨。
在上海地区镇压太平军的淮军,自然被卷入到这个练兵活动之中,淮军到上海不久,李鸿章就接到清廷上谕:“务当体察洋人之性,设法牢笼,上海洋枪队颇资得力,外国人时常夸耀其力,该署抚不妨多为教演,以鼓舞洋人”[2]同治元年,总理衙门两次函令李鸿章“练中国兵,用外国法”[3]。于是,李鸿章大办洋务,大量购制洋枪洋炮,聘请洋人训练淮军。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淮军的近代化也日趋全面、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淮军近代化发生和深入的前提条件。
淮军的近代化,与淮军进驻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淮军到上海之前,上海地区已有英、法军队和常胜军等参与镇压太平军。李鸿章到上海后,多次与英法驻军磋商防守事宜,淮军也奉命与英、法军以及常胜军共同对太平军作战。在这种频繁而密切的合作中,淮军受到外军的极大影响。在与英、法军由南翔进攻嘉定太平军的战斗中,李鸿章看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则靡”,惊叹“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因此密令淮军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4]。英国侵华舰队司令何伯,亦趁机反复给李鸿章讲述军队操练的重要性,使李感到外国军队“战胜攻取,固由枪炮之精,亦由纪律之严”[5]。以后,李鸿章到英、法军舰上“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因此,“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将士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6]。于是,李鸿章笼络常胜军统领华尔,托他代购洋枪洋炮,并请外国铁匠制造炮弹。可见,上海的优越环境是淮军近代化迅速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李鸿章及淮军将领对淮军近代化的发生与深化曾起重要作用。李鸿章到上海后,对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有所认识。同治三年,他曾给陈廷经写信,说此时他“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7]。可以说,在当时这种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在军队近代化问题上,李鸿章的认识要高于当时的其他清军将帅。八旗、绿营那些因循守旧的将帅且不论,即如同任封疆大吏的勇营领袖曾国藩、左宗棠等,也较逊色。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早在咸丰三年(1853年)就已在其水师装备洋炮。但到同治元年,曾国藩写信给蔡应嵩时还说:“鄙意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每戒舍弟不必多用洋枪,而少荃到上海,复盛称洋枪之利,舍弟亦难免习俗之见,开此风气,殊非所欲。”[8]在镇压捻军时,曾国藩对“淮军好用开花炮”的效果表示怀疑,而建议李鸿章“悉心体察,应否去大炮而加长矛”[9]。左宗棠在闽浙镇压太平军时曾致力于练兵活动,但直到同治九年他还认为,作战“宜参用中国之人扛劈山炮架放短劈山炮乃为尽力”,“辅以洋枪,护以刀矛”[10]。他们的思想,确与李鸿章的认识有一定的差距。
淮军的近代化,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清军。咸丰十一年,沿海各地清军奉命陆续开始聘洋人,用洋枪练兵。同治三年,总理衙门在一个奏折中说:
“抚臣李鸿章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11]在另一个奏折中说:“练兵一事,惟江苏一省实力举行,尚得其力”[12]。对李鸿章在江苏的练兵活动以及淮军的近代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清末军队近代化的过程中,淮军走在前头,因而成了当时其他清军效法的榜样。同治三年,总理衙门奏请在八旗、京营火器营中选派官兵48名,到江苏李鸿章的淮军中学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制器,得到同治帝的谕允。左宗棠也曾请淮军将领郭松林、杨鼎勋派弁勇10余人,到他所率领的湘军中教练开花炮。曾国藩奉命镇压捻军时新招募的3000湘军,也仿淮军组建成洋枪队;并请淮军将领吴长庆到湘军中教练使用洋枪和新式阵法。同治九年清廷发布上谕,“直隶天津、江苏上海及刘铭传军营,均练习枪队、炮队,步伐尚为整齐,号令尚为严肃。其教演之法,著各该省自行咨取章程照办,总期实事求是,变疲弱为精强。”[13]刘铭传部是淮军中的佼佼者,各地练兵,都依刘部的练兵章程组织实施。李鸿章接管直隶的练军后,先后派淮军将领前去任职,并给练军装备洋枪,按淮军操法训练。各省的练军又纷纷仿直隶练军,装备洋枪,用洋操训练,清廷对淮军的近代化高度信赖,动辄令李鸿章从淮军中给其他省份派员教练、调拨枪械。可见,淮军的近代化对当时各地清军均有较大影响。
清末新军的近代化,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淮军的影响。新军中最早采用新式操法训练的,有直隶武毅军、新建陆军、江南自强军和湖北抚标护军。武毅军是淮军将领聂士成就直隶驻防淮军内选练马步30营,仿德国军制编成的;新建陆军是淮军将领袁世凯,在另一淮军将领胡燏棻所编定武军的基础上编成的;湖北抚标护军由张之洞仿直隶武毅军编成的。上述新军均雇德国军官和津、粤武备学堂的学生充当教习,用德国最新操法进行训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下令各省改用新法练兵,各省教官“于北由新建陆军、于南由自强军派往”[14]。至此,清末军队完全成为用新式武器装备和用新式方法训练的近代化军队,结束了数千年来使用弓箭刀矛的历史。
诚然,作为一支勇营军队,淮军的近代化本身有着很大的局限,诸如它在士兵招募方面兼收并蓄,军队编制仍很落后,武器装备的繁杂不齐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限制了它向更全面更系统的近代化方向发展,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淮军的近代化,促进了中国对西方的军事科学、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工生产技术的引进,推动了中国军事制度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军在中国军队由封建的八旗、绿营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军过渡中所起的桥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文章来源:《军事历史》1989年第4期)
[1] 中国近代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三册,第441页。
[2]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1卷第1页。
[3]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卷第39页。
[4]《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卷第20页。
[5]《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1卷第3页。
[6]《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2卷第46页。
[7]《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5卷第34页。
[8]《曾国藩未刊信稿》第127页。
[9]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26卷第9页。
[10] 中国近代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三册,第605页。
[11] 中国近代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三册,第467页。
[12] 中国近代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三册,第470页。
[13]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12卷第9597页。
[14]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03卷第95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