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进程，它的启动，首先有赖于“近代性的挑战”和“近代化领导的强固”。前者是指近代的观念与知识、技术的出现，使传统社会的基本信条渐受挑战；后者则是指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转入近代化领袖手中。对东方国家来说，近代化不是传统社会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外来冲击的产物，因而近代性的挑战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东来的冲击与挑战，使东方民族不得不为挽救民族危亡而选择近代化之路。这种被迫的选择，意味着承担启动近代化之责者只能是来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和有文化修养的传统精英群体。他们在整个社会尚未自觉的情况下，发动和领导本民族进行近代化变革。在这类国家，传统精英群体自身的近代化，既是近代化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民族走向近代化的先决条件。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晚清士绅的演变，从一个侧面来探讨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化受挫的原因。
一、迟滞的回应
在中国的前近代社会中，士绅是一个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与多种社会功能的群体，他们既是知识精英集团，也是政治精英集团。作为国家官吏的来源，士绅属于统治集团的成员，享有法律、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与皇权有一致的利害关系，二者相辅相成；但作为“四民”之首，他们又是“民”的代言人，是地方利益与家族利益的政治代表。士绅群体的这种双重属性使其在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承上启下，起到维持政体与社会整合的作用。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绅权与皇权的相互平衡与有效的运作是社会政治体制维持稳定的重要前提。
19世纪中叶以来，朝代衰落的传统历史变局与西方列强入侵的新的历史变局同至，为应付内忧外患的双重挑战，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正经历着或隐或显的变化，作为这一体制中坚阶层的士绅，亦相应有所变化。这表现在士绅群体的规模扩大，地方绅权大大增加。清朝政府为挽救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的灭顶之灾，以奖励功名、官衔及科举学额等手段来鼓励士绅组织团练，镇压动乱，因而太平天国以后，士绅的人数增加了约32％(Chung-liChang，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19th Centu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P.164。)。更为重要的是，普遍的团练自救运动使地方权力进一步落入士绅之手，皇权与绅权的平衡开始向绅权倾斜。这一重大的历史变局虽然主要局限于传统的体制之内，但另一方面已包含着新的变革的历史契机。因为皇权衰落意味着清朝对士人意识形态控制的松驰；绅权的上升、“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促使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走向多元化，这在过去只是改朝换代的征兆，在近代则为自下而上的革新势力的兴起创造了历史前提。同一时代的日本即有类似的情形。幕末的日本，政治多元化。尤其是西南雄藩为解救财政危机和应付新的变局而推行的藩政改革，均为倾向维新变革的中下级武士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历史契机。他们始而倡导并致力于尊王攘夷运动，继而转向勤王倒幕，实行维新开国，终而成功地实行了明治维新。由维新武士们构成的明治政权成为促进日本国家与社会迅速走向近代化的有力杠杆。事实上在同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近代化变革的时机，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士绅群体中已分化出一些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和主张效法西方进行维新变革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他们的维新变革主张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难以从最有可能转化为革新势力的士绅群体中获得认同与共鸣，从而缺乏付诸实行的社会势力。
如果说日本幕末的武士是以对外患的关注为核心产生效法西方进行维新变革的意识的话，那么可以说，同时代的中国士绅主要是为内忧所困挠，缺乏学习西方进行变革的意向。据统计，在太平天国运动鼎盛的19世纪50至60年代，各地民众的起义及骚动事件达三千多次(Frederic Wakeman Jr.and Carolyn Grant 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ina Press，1985，P．190。)。在普遍而强烈的内乱的冲击下，士绅社会关注的核心是儒家的社会秩序和地方社会的安宁稳定，这与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前者使他们个人及家庭的目标得以实现，后者是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的保障。因而他们办团练平内乱，大而言之是维护名常纲教，曾国藩的著名的《讨粤匪檄》正是以此相号召；小而言之是“自卫身家”。外患的冲击还只局限于沿海地区，远不足以威胁到士绅的生存环境和切身利益。
在文化教育方面，传统社会的文化教育与政治的一体化结构使士绅难以对西学东渐作出积极的回应。1860年代以来，由洋务派及外国传教士开办的以传授西方语言与科学技术知识为主的新式学堂业已出现，但士绅群体对新式教育大多持冷漠乃至抵制的态度，不屑一顾。1892年郑观应称，洋务学堂“世家子弟皆不屑就，恒招募篓人子弟及舆台贱役之子入充学生”(朱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89页。)。这样直到19世纪末，西学仍不能突破以传统书院和科举为代表的正统官学而影响及士绅。这不仅使中国从传统教育到近代教育的转型姗姗来迟，与日本相比，至少延误了30年(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而且亦使清末士绅群体自身知识结构的转型迟迟不能实现，像日本幕末部分中下级武士通过接受洋学教育而转变为维新志士的士绅，在1890年代以前的中国，尚属凤毛麟角。
二、清末士绅演化的轨迹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空前严重。各地此伏彼起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频繁活动，更使清朝统治者面临灭顶之灾的统治危机。在形势的逼迫下，清朝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筹备立宪，由此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也促使士绅群体向近代化迈出了艰难的步履。
从人的社会化的角度来看，促使传统社会中的人群走向近代化的环境因素有三：其一是近代教育，其二是与工业化大生产相关的职业或其他近代化事业，其三是大众传播媒介。20世纪初年的近代化变革在上述三方面都形成了有利于士绅转向近代化的有利环境。
从教育方面来看，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等教育变革，对整个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化教育领域。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页。)。这一变革对作为传统知识精英的士绅的冲击尤为直接，成为大批士绅转向新式教育的起点。20世纪初年不少有传统功名的士绅卷入出洋留学的热潮之中，专为中国留学官绅设立的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四、五年间接纳中国的留学官绅就达1868人，其中有约10％是有进士功名者，甚至还包括三名状元(法政大学史料委员会编：《法政大学史料集》第11集，东京1989年版。)。国内新式学堂的兴起也为士绅接受近代教育提供了机会，据清朝官方的报告，“各省初办学堂，……学生率皆取诸原业科举之士”(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第197页。)。笔者估计，在清末的最后10年间，有大约1／5的士绅通过留学海外或国内的新式教育机构接受到程度不等的近代“再教育”。同时也有10余万士绅成为新式学堂与学务机构的教职员。这些由“绅而为学者”，构成清末以新式教育或新的文化事业为职业的“学绅”。
从职业来看，清朝政府的奖励工商政策及企业热的兴起，把相当一部分士绅亦卷入其间。半官方性质的商会、农会及纷纷出现的各类新式经济组织，诸如铁路公司、工矿企业、农垦公司等等，均为士绅提供了新的活动场所和职业，加速了绅与商之间早已存在的相互流动的速度，在通都大邑中形成一股人数不多但十分活跃的新式绅商群体。此外，清朝政府新政的推行也为一些地方绅董提供了新的职业，宪政的筹办、各地地方自治研究所的开办及自治机构的成立，不仅为士绅提供了接受近代法政知识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在地方发挥政治影响的新的职业。
教育变革与社会政治变革的展开，也带来了近代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报刊杂志的创办出版在20世纪初年形成高峰，与19世纪下半叶的情形相比，发行种类与数量都大大增加，内容也日趋丰富。新式报刊大多成为传播新知、倡导变革的载体。与此同时，由留日学生们翻译、编译的各类教科书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书籍也流向全国各地。甲午战争以后到1911年间，仅译自日文的书籍即有958种(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近代传播媒介的兴起为清末士绅接触近代新知提供了远比19世纪丰富的知识来源。
上述种种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士绅群体的变异与分化也无可避免，离异传统、趋向变革成为新潮，使一部分士绅从传统阵营中分离出来。走得最远的无疑是那些加入民主革命行列者，如蔡元培即是以翰林而转向革命的著名革命家。在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领袖集团中，黄兴、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等人原来都有举人或生员身份。在台湾出版的《革命先进先烈传》中收入的328名革命党人中，有43人有传统功名（进士2人、举人6人、贡生2人、生员33人），占13％。另有人据《革命人物志》统计，在参加辛亥义举的1900人中，有传统功名者219人（进士7人、举人29人、贡监生员183人），占11.5％(李恩涵、张朋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自强运动》，台北食货出版社1972年版，第163页；汪林茂：《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士大夫阶层》（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1年10月），第11页。)。不过，走向民主革命的士绅只是那些游离于士绅群体的个别分子，人数甚少，在革命派中也只占少数。
处在蜕变中的趋向于弃旧图新的新派士绅主要是聚集在国内城市，致力于新式教育及文化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在清末的“城市社会中形成有进取精神的压力集团”(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这一从传统士绅群体演化而来的新式城市精英集团，发挥了与传统士绅群体不同的社会功能，构成国内立宪派的社会基础。士绅群体的分解使一部分士绅转向近代教育与新式经济事业，成为“学绅”和“绅商”，从而使学、绅、商界均无明显的“边界”，呈现交叉重叠现象。正是这些交叉重叠部分，构成清末立宪派的中坚。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人都是以进士翰林的士大夫身份，在清末同时涉足于近代教育和新式工商企业，亦绅亦学、亦绅亦商。1909年的谘议局议员选举，更汇集各地的士绅名流。选入谘议局的士绅，“或蜚声黉序，为学界之美贤；或驰誉乡邦，为缙绅之表率；且有筮仕京外，负笈东西而奋然投身应选，思有所效力于乡国者。济济跄跄、备极一时之选”(《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立宪派的构成表明，它不仅是一个主张君主立宪的政治派别，而且也是一股主张全面进行维新变革的革新势力，反应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上层社会的觉醒及对近代化的选择。
立宪派士绅相对遍及城乡基层社会的整个士绅群体来说，仍属少数。从地理分布来说，他们集中于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尤其是沿海及长江流域的通商口岸城市，与广大的士绅群体脱节。与戊戌时期康梁维新派试图“开绅智”、“伸绅权”，以扩大维新派的阵营一样，清末立宪派也通过掌握近代教育设施及传播媒介，为其维新变革主张宣传鼓动，从他们所属的群体中寻求同道与支持。与19世纪下半叶相比，州县基层社会中的士绅在20世纪初年也出现了趋新的趋势，州县士绅在清末办学堂、新政、地方自治、开矿垦植以及农会商会中的活动已表明，一些基层社会中的士绅已开始离开他们原来的位置，成为州县基层社会中的新派士绅。但他们离异传统迈向近代的步履比城市立宪派要小得多，其切身利益与社会关注的核心与后者显然不同，经济地位、知识结构与思想状况也有差异。
立宪派的鼓吹与清朝政府中开明官僚的积极推行，加上一些州县新派士绅的追随附和，使实行教育、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呼声在清末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不可逆转。但对迅速高涨的民主思潮与自由平等观念，大多数士绅持反对态度，在这一方面，他们“万不敢附和随声，获罪名教”(嘉应州劝学所总董凌延杏禀，见《清季学务文牍》第17册（藏广州中山图书馆）。)，决不与革命派认同。
还须指出的是，清末社会变革对基层社会中传统绅权的冲击十分有限，地方团练公局之类的绅权机构依然存在，守旧士绅还可以照旧依赖这些旧的机构行使他们的权力。同时，新的设施也会被“改造”得合乎传统绅权的需要，因而基层社会的控制权大多仍掌握在这类变动甚少的士绅之手。
城市立宪派与州县新旧士绅的分歧与差异，表明清末近代化变革过程中传统精英群体的分化。从整体上说，士绅群体的近代化已经起步，但步伐参差不一。他们之中正在向近代化蜕变的城市士绅人数不多，而州县基层社会的士绅在清末文化、政治、经济的若干变动，形式变动多而内容变动少。在文化教育方面，学堂取代了科举、书院，近代知识开始渗入教育之中，但传统儒学并没有被取代，特别是儒学的价值系统在士绅中仍占统治地位；在政治上，地方自治团体及机构的出现，成为士绅发挥政治影响的场所，“绅权”有了新的外壳，在有限的范围内也有了新的内涵，但基层社会固有的绅权结构并没有打破，团练局所及家族宗法制度等等依然存在，新的自治机构也往往成为士绅们巩固传统绅权和传统社会秩序的工具；在经济上，士绅中出现了从商的新趋势，从商会、农会、新式企业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但士绅所依附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没有受到冲击，其经济地位变动很小。
新旧体制的并存与士绅群体的变异与分化，势必引起矛盾与冲突，使传统的精英层分崩离析，难以整合，从而为辛亥革命迅速推翻清朝统治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强有力的近代化精英集团取而代之，这种情形又势必给近代化进程投下阴影。
三、演化的局限及其原因
近代化领导的强固意味着国家政权从传统精英转换到近代化精英之手，其重要标志是由近代化精英领导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日本的明治维新实现了这一目标，而在中国，20世纪初年以来的一系列变革以及辛亥革命的爆发，传统国家走向衰亡，新的精英集团也在形成之中。但与日本相比，这一过程的启动不仅迟滞了近40年，而且其发展的进程也更为曲折。革命之后，民国的政权没有落入近代化的精英集团之手，而是落入形形色色的军阀之手，使国家走向纷争与分裂。
上述局面的出现无疑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新的精英集团自身的局限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因素。代表20世纪初年新兴社会势力的近代化城市精英群体的构成，除来自士绅阶层外，还包括新兴的学生群体与近代化都市中的商人群体。清末的学生群刚刚出世，充满朝气与活力，是革命派的重要社会基础，但除与“绅界”交叉的那部分学绅外，他们在清末的社会中尚缺乏根基与地位，也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与阅历，难以骤然担负起掌握政权的重任。商人在清末的地位虽然上升，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但商人传统的自卑心理及注重眼前利益的习性，加之清末中国近代经济成分微弱，新式商人的势力有限，使商人一般均依附于士绅，借助“绅商”为他们的政治代言人。至于革命派的领袖们，由于国内环境的局限，只能长期在国外活动，难以有效地掌握国内的政治变局。说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真正领袖的革命”(Mary C.Wrignt，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Yale Universtiy Press，1968，P.53。)固然是有点言过其实，但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却是事实。可以说，清末中国仍是“绅之时代”，因而他们的动向对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之下，士绅群体有相同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也有大体相同的利益与社会关注倾向。它的稳定与整合是一个王朝得以安享统治权的必要条件，直到19世纪下半叶，士绅还是一个尚未丧失其传统内聚力的基本稳定的群体，足以平息太平天国等农民革命的风暴，使传统国家转危为安。然而20世纪初年士绅的变异与分化已使原有的内部凝聚力不复存在。他们既不可能像太平天国时期一样，联合组织团练，来对抗革命以维护朝廷和自身的利益，也不可能在新的社会变革中协调一致，与近代化的革新势力认同。势单力薄的立宪派士绅与革命派之间的相互争端进一步削弱了近代化精英集团的力量，使他们无法像日本明治时代掌握明治政权的“藩阀”一样，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改造旧的精英群体，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近代化。
每一历史时代的人群，都是他们所属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产物。晚清士绅群体的演化及其局限，都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绅权与皇权是一个对立统一体，二者既存在相互冲突与制约，又相互结合与依存，皇权依赖士绅的向心力与支持才得以维持，绅权也依赖皇权的权威生存发展。这种相互制约与依存的结构适宜于传统时代的守成，却不利于近代的变革。没有国家政权的有力倡导，士绅内部就难以自发滋生与日本幕末维新志士相似的革新势力。因而直至20世纪初，清朝新政的推行才把相当一部分士绅卷入近代化变革的洪流。但士绅此时的演变，仍未脱离清王朝的轨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清朝推行的变革同步相随。众所周知，清末新政是迫于时势的有限度的防范性改革，变革的范围及其成效都十分有限，没有超出洋务派中体西用的陈旧框框。兴学堂则反复强调教育宗旨是尊孔与忠君，“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礼法为范围、以明伦爱国为实效”(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01页。)。推行地方自治与立宪，并非诚心开放政治而是作为装点门面，缓和社会矛盾和预防革命的手段。至于经济方面，清政府为求富实行奖励工商政策，但无意改变地主士绅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受到有力的冲击。总之，清末的变革掘松了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但还不足以改变生活在州县基层社会的士绅群体的生活条件，因而除绝少数生活于大都市中的士绅名流外，大多数士绅都难以超越清朝官方变革的局限，也就难望在短时间内告别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向新的社会力量认同。
其次，士绅作为正统儒家文化的负载者，他们在清末演化的局限，也与他们承袭的文化传统相关。儒家文化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不适用于近代社会，在近代它往往成为守旧士绅反对变革的思想武器，因而在近代历史上，儒学几乎成为保守主义的同义词。但儒家文化传统并不一定会成为它的负载者接受新知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在有力的环境因素的刺激下，通过再教育、新职业、传播媒介等途径而获得的“后期社会化经验”也可使传统社会中的人走向近代化。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幕末及明治初年从各藩藩士转变而来的维新志士们都从各藩藩校中受过儒学教育，但那并没有妨碍他们纷纷向转“洋学”，接受近代新知。另外，从传统文化的内涵来说，儒学作为协调社会与国家，调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社会政治学说，某些观念与近代文明并不对立，如忠君爱国的伦理规范与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在近代均可与近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相衔接。清末各省谘议局议员们，在许多方面即承袭了士绅阶层在地方的传统职能，正是士大夫为民请命的传统职责感与作为民主政治代议士的新的使命感二者的相互融合，使谘议局议员们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表演得有声有色。显而易见，在清末的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成为士绅走向近代化的障碍，不能完全归因于儒家学说本身，而在于与专制主义的社会政治体制相联的文化一政治一体化结构，在这种一体化的结构之下，儒学不只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知识体系与意识形态，而且也是可以发挥多方面功能的万能的工具，对士绅而言，儒学成为他们全部生活的凭借，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这样就使这个传统时代的知识精英变成一个固步自封的封闭的群体，在与近代文明对阵时，越来越显露其弊端。直到科举制度废除才打破这一僵死的文化政治结构，启动了士绅群体迈向近代化的步履，但无论接受再教育，还是通过新职业或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通过后期社会化经验而走向近代化均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由于19世纪下半叶士绅群体对近代化的挑战基本上没有回应，到20世纪初年才仓促应变，急功近利的速成、简易教育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的知识体系，强大的传统惯性倒使相当一部分新机构与职业被改造得迎合了士大夫口味而变样。民主与科学远远还未能取代他们头脑中的三纲五常。接受近代知识被认为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首位实质性的步骤”(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2页。)，晚清的知识精英群体恰恰在这方面迈出的步履显得格外迟滞与沉重。
四、中国近代化受挫原因的思考
清末的社会变革是促使士绅演变与分化的驱动力，同时，士绅作为变革的参与者，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着近代化变革的深度与广度，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近代化包含着人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的改变。如果担负新的政治、经济、法律以及文化教育制度的执行者的人自身的近代化尚未实现，这些制度就会成为有名无实的无灵魂的躯壳，或者被扭曲变形，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清末的新式教育设施、立宪与地方自治机构及新式经济组织等大多掌握在士绅之手。由自身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新派士绅掌握的这些机构和设施，多少能发挥新的社会功能，推动清末社会的近代化变革。如一些省份的谘议局，上海、苏州、广州等大城市的地方自治机构，江浙绅商的一些卓有成效的近代企业和铁路公司等等。但这些显而易见的“光点”并不能代表全国各地的一般现状，事实上控制上述新机构与设施的士绅，大多自身的近代化程度还很低：劝学所、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的教职员知识陈旧、思想迂腐；地方自治机构的议员、职员多为旧日地方绅董的延续；铁路公司等大型经济组织的管理层经营管理无能，却贪污中饱有术。上述种种给清末的近代化进程带来了两方面的负面影响：其一是造成社会资源的低效能消耗，不能胜任新机构职能的士绅往往把官场腐败气习带入新的机构，使之衙门化，变成安插亲友、谋取私利之地，从而使本来就十分欠缺的资源虚耗于臃肿人事与贪污中饱，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大多数商办铁路公司的失败即是最明显的事例。不少学堂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其二是社会的进一步离散。士绅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阶层，其行为对民众具有直接的影响，清末新政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地方士绅动员基层社会的资源投入近代化建设，这意味着要给民众增加名目繁多的捐税负担。即使从民间动员的资源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短期内也难以给民众带来实惠，因而如果被经手与主管者滥用与虚耗，往往更激起民众的不满与反抗，使这些参与地方新政的士绅在基层社会丧失威望，受到攻击。新政推行过程中，不少地方都发生过小规模的反对新式学堂与地方自治的民众暴动风潮。这些风潮显然反映了清末民众与地方官府，尤其是与他们直接打交道的经办新政的士绅的对立情绪。士绅作为中间阶层的地位正在丧失，难以发挥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承上启下，有效地动员基层社会的作用。
清末士绅群体分化与分裂状况对辛亥革命的结局也有不可忽略的影响。革命来临之时，旧的士绅群体因内部凝聚力丧失而支离破碎，足以取而代之的新的近代化精英群体尚未形成，业已出现的几种新兴社会进步势力之间，因缺乏共识与团结而相互削弱。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士绅名流与青年学生之间，分歧与冲突难以协调，难以联合成强有力的近代化精英集团，形成强有力的新的政治重心，这是导致民初政治分裂的原因之一。
近代化进程中，由于传统体制的变革和利益的再分配等因素，必然使社会矛盾与冲突增加，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导致政治整合的危机，乃至使国家陷于分裂与瘫痪，这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近代化受挫的重要原因。一个整合的强有力的近代化精英群体是避免近代化进程中国家陷入政治危机的关键因素。日本明治时代的近代化进程避免了大的政治动荡与分裂，在一定程度上即可归功于以“藩阀”为核心的维新士族的作用。与日本明治时代的情形相反，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分裂与不稳定状态，部分可归因于缺乏强有力的近代化精英群体，新的精英群体之间缺乏共识与团结，与基层社会缺乏牢固而密切的联系，因而传统国家瓦解时的分崩离析状态为大大小小的军阀所利用。军阀割据与混战造成的国家分裂与社会的离散，使一切近代化的变革计划都难以付诸实行，从而使中国再一次丧失了迈上近代化之途的历史契机。
（资料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