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近代中外关系史，其主体就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当然其间也有积极的乃至进步意义的文化交流，但即令是文化交流，也往往带有侵略与反侵略的印记。因此，民族情绪便必然使中国人对于外来冲击的反应常带感情色彩，特别是在民族危难关头感情更容易湮没理智。对于被侵略民族的义愤，应该给以历史的理解与尊重。但也应该看到，义愤如果不与理智结合，则又很难把可贵的民心、民气、民力引向正确的道路，甚至会给本民族带来更大的损失与灾难。考察中国人对外来侵略的反应的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本文无力作全面论述，仅只就愤悱、讲画、变力三个词语的提出及其内涵，从一个侧面对此试作探索。
一
愤悱与讲画二词出之于魏源。《海国图志叙》借用明臣之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并且指出：“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又说：“昔准噶尔跳踉于康熙、雍正之两朝，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夷烟流毒，罪万准夷，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所承受的第一次侵略战争，西方殖民主义的残暴罪行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必然引起整个中华民族的义愤。这种义愤可以激发人们奋起反抗外来侵略，但是却并非所有单纯的义愤都可以转化成为民族“违寐而之觉”的精神驱动力。所以，魏源在强调“发愤”与“忧患”之际，特别提出“愤悱”一词。愤悱出于《论语·述而》，即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悱与启发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感情与理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民族的觉醒联系在一起。这就构成了19世纪中叶中华民族义愤的较高层次。
但是，统治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未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他们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义愤，大多仍然停留于情感激动的层次，而且与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思路紧密联系。中华帝国历来以文明古国自傲，而以野蛮的夷狄鄙视外邦，即令时至已渐衰微的清朝中叶，这种荒诞的陈腐观念仍然根深蒂固。鸦片战争开始打破了他们心目中固有的世界格局与秩序，因而使他们惊呼：“此华洋之变局，亦千古之创局也。”“天地为之震撼，沧海听其横流。爝火争光于曜灵，破獍砺牙于当道。漆室女闻而啜泣，况乃须眉；童汪锜誓以身殉，矧曰壮士？凡有血气者，莫不抚膺浩叹，指发狂呼。”（霅中人：《夏燮〈中西纪事〉后■转引自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813页。》）江宁条约》订立以后，这些人固然愤慨于割地、赔款，然而更为痛心的还是外国人“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认为“国体之沦失以此为最”。他们振振有词地说：“《春秋》所最重者，冠履之分；所最谨者，华夷之辨。成公二年，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君子讥其中国诸侯降班失列，下与夷狄大夫会也。今督抚之尊，不止大国诸侯，竟下与犬羊之逆，用平行礼。不特亵渎衣冠，为中外所耻笑，且使各夷闻风效尤，等威莫辨，中国又何恃以为尊乎？……逆夷藐视中国官员，是藐视中国天子。窃恐平行者，争长之阶；争长者，倒悬之渐。”（沈衍庆：《请罢英夷和议书》，《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册，第1005页。）这些慷慨激昂的悲愤抗议，并未使他们渐趋麻木的中枢神经恢复活力。时人记载说：“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雨之禁。怡（良）奏英夷索还台湾已杀之俘。上曰：‘这个东西，不过又要我找些银子罢了。’盖以其未有大志，唯在图利而已。”（无名氏：《软尘私议》，《鸦片战争文学集》下集，第838页。）
魏源与这些人不同。尽管他仍然属于这个阶级，仍然没有完全超越“华夷之辨”的传统窠臼，但他反对恪守祖制的泥古不化，主张“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他鄙薄那些“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的愚昧统治者，嘲笑他们：“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都中吟》，《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77页。）连敌国坐落何地都弄不清楚，还有什么资格议战、议和、议守。
鸦片战争与《江宁条约》在民间激起更大的义愤。东南沿海地区劳苦群众纷纷拿起原始的武器，奋勇打击外来侵略者。但是，这些反侵略斗争大多由地主士绅领导，而他们的思想也仍然为忠君、爱国、宗庙、社稷之类陈腐说教所束缚，如《三元里等乡痛骂鬼子词》说：“向来英夷屡不安分，久犯天朝，昔攻沙角炮台，戕害官兵，我皇上深仁，不忍加诛，且示怀柔。乃尚不知感恩，犹复包藏祸心，深入重地，施放火箭，烧害民居，攻及城池，目无大宪。……是以饱德之义士佥助兵粮，荷锄之农夫操戈御敌，纠壮勇数十万，何怕英逆之义律不可剪除？水战陆战兼能，岂怕夷船坚厚？务使鬼子无只身存留，鬼船无片帆回国。”（《平夷录》卷三。）魏源重视民众的力量，特别是通过三元里之战认识到“义民可用”。他认为：“广东岸上力作之人与水中渔贩之人，其技勇皆欧罗巴人所不及，若挑练此等人为兵卒，可谓一等勇壮之兵。”（《筹海篇》二，《海国图志》卷一。）但是，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并不相信这些“义士爷爷”，“每人出钱十文，便足以造船只、修战具，灭尔等（指侵略者）有余矣。”他不仅反对“浪款”，而且也反对“浪战”，反对孟浪地拚命。他只是在“以守为战，以守为款”的前提下肯定“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并非指望依靠群众自发反抗就会出现“诛尽英夷”的奇迹。因为他深知，从民族的总体来看，人心仍处于“寐患”之中。广东的“义民”、“义勇”并无明确的国家意识，他们的反抗与否多半取决于自己的家园乡里是否直接遭受损害。魏源曾经生动地记述，由于奕山等人率军抵粤后歧视残害当地人民，“粤民久不平，而英人初不杀粤民，所获乡勇皆释还，或间攻土匪，禁劫掠，以要结民心。故虽有擒斩敌人之赏格，无一应命。当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南海义勇甚至因为有人被湘兵诬杀而大举哗变，与湘军相互仇杀。及至英军在广州郊区“日肆淫掠，与粤民结怨”，特别是由于英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淫掠，这才激起三元里一带民众愤起倡义报复。（《平夷录》卷七。）
因此，魏源谋求人心“违寐而觉”，实即整个民族的觉醒。他不仅主张“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而且主张向西方学习：“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风气”与“智慧”实即民族的文化氛围与文化素质。愚昧的民族很难实现整个民族的觉醒，也很难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因此便需要启蒙（“祛寐”）与反思，把人民的觉悟与智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者能不失时；又其次者，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时。”（《道光洋艘征抚记》（下），《圣武记》。）“过时”就是落后于时代，悔就是醒悟，改就是去弊存利，革故鼎新。这样，魏源从愤悱出发，通过提出“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这一光辉的命题，已经把对于外来侵略的反应从感情层次提高到理性层次，并且已经接触到近代化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所谓“亦可补过于来时”，就是希望中国在未来的岁月赶上西方先进文明的步伐。
我们说愤悱通向感情与理智的结合，这决非是望文生义，因为魏源在《默觚》中提出的“才情”一词，也是主张感情与理智的结合。他认为：“才生于情，未有无情而有才者也。慈母情爱赤子，自有能鞠赤子之才；手足情卫头目，自有能捍头目之才。无情于民物而能才济民物，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小人于国、于君、于民，皆漠然无情，故其心思智力不以济物而专以伤物，是鸷禽之爪牙，蠭虿之芒刺也。”（《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5页。）魏源所说的情不是单纯的感情范畴，尽管他举的是慈母、手足的例子，但已提出“于国、于君、于民”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前提，而在这一点上“情”与“愤悱”便是相通的，其本身也带有理智的成分，而且已经进入伦理范畴。魏源的这些精彩议论，使我们想起比他晚生44年的日本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后者在其名著《文明论概略》中曾提出与“才情”遥相对应的“智德”一词。福泽谕吉认为：“智德必须相互依赖才能发挥其功能”，并且更加强调智的重要作用：“智慧不仅能增加道德的光辉，而且还能保护道德，消灭罪恶。”福泽渝吉比魏源离开传统的道德中心主义更远，他的“智德”论与“脱亚论”一同推动了明治维新的进展。由此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魏源泛释“愤悱”、“才情”二词的社会历史意义。
当然，在19世纪40年代，魏源与其阶级本体之间的思想差别还只能说是大同小异，而且当时这些为数极少的维新思想先驱者是相当寂寞的。“月前孤唳为谁哀，无复双栖影绿苔。岂是孤山林处士，只应花下一雏来。”（魏源：《悼鹤》，《魏源集》下册，第838页。）他们心灵痛楚的浓郁与深沉可想而知。但是，他们的沉潜思考与孤独呐喊在稍后的岁月里逐渐产生影响，而且引发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维新潮流，其结果便是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关于这一统绪关系，王韬的《扶桑日记》曾有明确表述。1879年王韬访问日本时，著名学者重野安绎称赞他对海外情况的了解比魏源深切；王韬回答说：“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袭皮毛也。”重野安绎则认为：“魏默深血性人耳，得先生继起，而后此说为不孤耳。”实际上，继起者也并非只有王韬一人，还有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而对于后起的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来说，王韬这一代人也无非是进化序列的中介层。
与魏源、林则徐等发其端绪的进步潮流相对立的，是在朝野都占统治地位的顽固守旧潮流。外来侵略的刺激、未能促使他们走向警醒、省悟与革新，而狂热的民族情绪反来淹没了他们有限的理智。以其中代表人物大学士倭仁为例，他在1867年春上奏反对设同文馆，认为国家“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反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7卷，第24页。)这些守旧势力的指导思想就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魏源倡导的“师夷制夷”，还是以后流行一时的“中体西用”，都是“变而从夷”之邪说，至于康有为等人提倡的维新变法，竟然敢于要求变千百年祖宗之成法，那更是大逆不道。这股顽固潮流，到义和团运动时期更发展到极端，变成仇恨一切外国人和外来事物的笼统排外主义，支配其行动的是狂热的仇外情绪，已经毫无理智可言。早在20世纪初年，有些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已经看出症结之所在：“彼无意识之排外虽甚剧烈，其发念不过从耳目接近之忿恨点而起，而非从爱国心之点起。故虽讲尊亲之学深厚如徐桐，尚不知割台湾、租胶岛、借旅顺广（州）湾为何物，惟使馆市街有侵其府第一寸土者即忿忿不能平。适拳民亦妒教士之势横，两盲同意，二聋联盟，遂决欲铲除东交民巷使馆，及烧毁四牌楼教堂，以为如此外人即可莫予毒。呜呼！此即挟民族主义之国民举动乎？扶清者，仅扶东交民巷及四牌楼；灭洋者，仅灭公使馆及天主堂，如此彼尚知国家国民为何解乎！”(《箴国民》，1903年5月8日《苏报》。)“两盲同意，二聋联盟”的说法虽然过于尖刻，却道出了丧失理智的笼统排外主义的真谛。劳苦群众与统治者本来是对立的阶级，可是在瓜分惨祸迫在眉睫与仇外情绪空前高涨之际，却在一定时期内走上一条道，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遭到扭曲的命运。这就是两个世纪之交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民族大悲剧，而又从反面验证了魏源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愤悱”二字的深刻意义。
二
魏源说：“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愤悱属于感情层次，但含有理智成分并通向理智层次，而讲画则显然应该完全列入理智层次。魏源的思考与讲画并非始于鸦片战争，早在战前他即已“积感”于社会危机的日趋深重，但是，确实是外来侵略与民族危机促使他作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思考与讲画。正如他在《圣武记叙》中所说的那样：“晚侨江、淮，海警飙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除作40余万言《圣武记》外，又在林则徐《四洲志》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这部大著作。“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这可以看作是他的自我写照，也就是以后王韬所说的“‘师长’一说，实倡先声。”
人们常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化的认识过程区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阶段，即：器物、制度心性。这作为总体的大略勾画未尝不可，但如考察个别人物的思想与实践，则很难作如此简单明快的分割，即以魏源首倡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言，他所说的“技”并非仅限于器物；因为，与“战舰”、“火器”并列的“养兵练兵之法”，即涉及军事的管理、训练、教育乃至人员素质的改善。而且，魏源并没有把“长技”狭隘地理解为单纯的技术或技巧，而是从更高的文化层次来求得铨释。他反对传统的“奇技淫巧”成说，公开倡言：“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海国图志·筹海篇》。)耳目属于感官，是感性认识的来源；心思属于大脑功能，认识进入较高层次即转化为理性。运用自然能源而达到“夺造化，通神明”的境界，这就绝非仅靠灵巧的手脚所能奏效，所以必须“竭耳目心思之力”来制造器械（包括制造器械的机器）。把“耳目心思之力”与“风气日开，智慧日出”联接在一起，这就已经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理论问题。
比魏源稍后的冯桂芬，继承并发展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他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除“制洋器议”而外还有“采西学议”以至“变科举议”、“改会试议”诸篇，这就把“师夷长技”扩大到引进西学更为广阔的范围。冯桂芬的“千古名论”（阔普通武语）是：“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校邠庐抗议·收贫民议》。)这里所说的法显然是泛义的，绝非只限于器法。因为他还曾指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四不如”兼包技器，体制、心性三方面的革新愿望，且为30多年以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所沿用。
推动洋务潮流的先驱者之一郭嵩焘，也是沿着从愤悱到讲画的路线前进。他总结鸦片战争以来反抗外来侵略的经验教训，认为单纯靠义愤与空言无补于艰危：“洋人之入中国，为患已深，夫岂虚■之议论，嚣张之意气所能攘而斥之者？但幸多得一二通知其情伪，谙习其利病，即多一应变之术。”郭嵩焘从总体上来说并未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但他比同时人高明之处在于认识到西学本身也有本有末，并非尽皆为末。其《条议海防事宜》即曾明确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贸。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把“造船制器”看作“末之一节”，把西方朝廷政教看作“立国之本”，这种认识当然是已经从器物文明层次进入制度乃至心性文明层次。循着这种思路前进，必将导致对于“中体西用”的否定，其后裘作桴把“中体西用”比喻为“牛体马用”，严复又将之发挥为“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马固不可得，而田垄之功又以废也。”(严复：《论教育书》，《外交报》第11期。)这都是把器物、制度、心性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一个整体，主张比较全面的革新讲画。
当然，从讲画的实践来说，又确实是从器物层次开始的；因为反侵略战争既然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发端，那么中国近代化以国防现代化迈开第一步也就是顺理成章。洋务运动初步的重点是军事工业，而且在历史上曾被称之为自强新政。据美国学者杭廷顿考察，这乃是许多落后的传统君主国的共同特点，而国防近代化必然要导致鼓励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扩大交通运输能力，提高教育质量，改革陈旧风习，促进公共卫生等等。器物文明的革新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它不可能脱离制度、心性文明的相应配套革新；在任何国家，单纯追求器物文明的革新是不可能成功的。
洋务运动虽然不是历史上固有的名词，但它确实是一种社会运动，尽管在广度上与深度上都很有限制。军事工业的建立首先带动了原料（铁）与能源（煤）工业的兴起，继而又带动了交通运输、邮传电讯以及其它工商企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需要掌握科技知识以及管理现代企业的人才，这又必然要促使教育以及整个文化事业的变革与发展。所以，至少在上海等通商口岸，风气已经率先逐步开化。1880年傅兰雅曾说及他的在华观感：“今在十八省中所有新法新事已见流通，且显沛然莫御之势。要之，西国所有有益中国之学，中国必欲得之，盖华人已有饮泉思渴之心焉。”并且指出：中国人“明知学术一道，不在一国一邦，故虽视西人为夷狄之邦，亦乐学其有益于中国之事；惟必依中国之法以学，否则弃而不取。”(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傅兰雅对西学东渐之势估计未免过高，但“必依中国之法以学”的说法则大体符合洋务新政决策层的心态，实际上就是以“中体西用”为前提，“否则弃而不取”。甲午战前的洋务新政，无论是“求强”抑或“求富”，主要还是限于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在制度与心性层次方面的革新则是枝节与零碎的。
较早看出并指出洋务新政的局限与失误的有识者是郑观应。他于1884年在《南游日记》中说过：“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扦格，难臻富强。”这已经是对于“中体西用”论者的公开挑战。及至经过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新政的内在弱点充分暴露，有识之士对“中体西用”的批判便更加激烈与深刻。1895年7、8月间，谭嗣同在《报贝元征书》中，从哲学高度把长期被颠倒了的道器、体用关系重新颠倒过来，论证了器为体而道为用，“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因此，他认为道器不可分离，器变道亦不能不变，中国有道外国亦有道。他深知“中体西用”论者最大的顾虑是怕被西方文明同化，即人们常爱说的“变夷”，所以又痛切陈述：“语曰：‘知己知彼’，先必求己之有可重，而后可以轻人。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犹不可得，遑言变夷者？”(《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390—391页。)“夷夏之辨”本来是产生于中国文化高于四邻国家的优越感，现在落后到难以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连并列于“夷狄”的资格都没有，还大谈什么“变夷”之不可，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
因此，维新派便越过洋务新政“求强”、“求富”的藩篱，正式提出全面变法的政治主张，从而把救亡图存的讲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康有为向皇帝进言：“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公车上书记》。)这是以更为儒雅委婉的语言表达了谭嗣同的思想，驳斥了“变夏从夷”的迂腐成见。他们比较冷静、客观、准确地把握了国际局势的变化，并且把世情与国情结合起来提出器物、制度、心性联为一体的全面变法主张。这里所说的制度主要还只限于体制，并非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但既然是追求经济政治、文教体制的全面变革，那么从逻辑推论来说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就是必将导致的结果。
有些论者把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都列为追求制度变革的层次，这种说法有所依据但也不尽准确。诚然，戊戌维新要变的法确实是各种制度（体制），包括与此相应的一系列政策法令。康有为撰写的指导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著作即以《孔子改制考》为书名，把孔子捧为改制素王、教主；而顽固派叶德辉等攻击维新派，焦点亦在于“康有为之徒，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合党会之私智。”(叶德辉：《輶轩今语评》，《翼教丛编》卷四，第六页。)1897年初，康有为奉诏上疏“统筹全局”，阐明变法全盘部署，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疏中所陈明治维新要义有三，第三条（关键的一条）即为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并具体建议在内廷设制度局，订立各种新章，下设十二局，实际上就是规划改革中央一级的政治体制。这与此前他所编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的思路是一致的。
然而，维新派同样重视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并且理解物质、制度、心性之间的联系。譬如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在敦促皇帝“变法成天下之治”部分中，首先就陈述“富国之法有六”、养民之法有四，其内容大多属于物质文明层次。不过，他们紧接着便提出“教民”问题，着重指出：“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产物成器，既不能精；化民成俗，迁善改过，亦难为治。”于是，他们要求改武科为艺科，各省州县遍设艺学书院。所谓艺学，实即科学，包括科技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并将“艺学”的“专门之业”，列为科举考试项目。同时他们还要求“讲求挽救”风俗人心，推广经过革新改造的孔教。至于严复倡言的民力、民智、民德与稍后梁启超鼓吹的“新民说”，无一不表现出致力于制度（侧重政治体制）改革的维新志士对于心性文明改造的热衷。
与维新派相比较，革命派在20世纪初年所要求的制度变革更为全面与深刻，可以称得上全面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孙中山从开始倡导革命之日起，便把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奋斗目标，而同盟会的纲领又包括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同时，革命党人在浴血战斗的岁月，也没有忘记传播新知、改革教育与批判陈旧的封建传统文化。当然，也应该看到，在辛亥及其以前的十年的岁月里，革命派领导人的主要精力在于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在其短暂存在的时期内更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把国民党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民生主义，其中当然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变革方面的含义，但实际上却主要是倡导发展实业，亦即物质文明建设，特别是关系经济命脉与国家存亡的铁路建设。而稍后发表的《实业计划》，更全面制订了中国工业化的蓝图。但是，即令在强调物质文明最甚之际，孙中山也没有忘记心性文明之重要。1919年春定稿的《孙文学说》，卷一就是“知难行易”，以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一，并题名为《心理建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先热衷于用暴力改变社会制度的一批老革命党人，他们曾经激烈抨击梁启超等人的“民智不逮”论，而在多次暴力革命失败之余，现在也以大力启迪民智为己任了。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理智的讲画比单纯的义愤，对于中国的救亡图存乃至近代化，起了更为切实的促进作用。至于物质、制度、心性三种文明层次的讲画，在不同历史阶段虽然各有所侧重，但由于三者之间固有的密切联系，因此必然有互相交叉、重合、渗透之处。这说明社会变革或近代化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指导革新的决策层必须有宏观的总体规划，然后才能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改革并且取得预期的成效。中国近代百余年来的几代革新领导者，由于民族危机与社会冲突的空前激化，常常在思想、组织、讲画都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推到历史舞台的前沿，因此往往在实践的全局上没有清晰的章法，在潮流驱动下的随机应变，多于按既有的计划步骤前进，因此不断遭到挫折与失败。当然，历史一般都是在曲折迂回中前进的，不同时期的革新先驱大多走完了自己应走的路程，并且在不同侧面与不同程度上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就。我们只能在充分尊重这些成就的前提下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把他们的不足与失误化为我们的历史殷鉴，任何简单否定前人成果的做法，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郑重态度。
三
至于“变力”，康有为在《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中讲得比较清楚：“呜呼！雷动而草木坼，其变力大者，其治功大。苍萌亿亿，皆草木也，待雷而坼，于以荣华，于以参天，彼得之变力，雷力也哉？宜其坼而荣华，而参天”。(康有为：《戊戌奏稿》。)变革需要力量，更需要力度，所谓雷力，就是特大力度的形象表述。用康有为的话来说，既危又弱的数百年一姓之国“宜鉴于斯”。
当然，追求变力者并非始自康有为。早在半个世纪以前，龚自珍呼唤“九州风气恃风雷”即是对于社会变力的追求，而且也是希望出现具有非凡力度的“风雷”。他在《尊隐》这一名篇中，寄希望于“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对于“山中之民”，人们往往给以许多现代意义的解释，其实无非是龚氏寄予希望的某种泛指的社会力量，亦即足以发动并推行改革的力量。在鸦片战争以前。这种力量还是潜在与微弱的，因而其形象也只能是模糊不清的。
很难把龚自珍看作是预言家，但他所呼唤的“山中之民”，却在十多年后崛起的太平军身上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太平天国确曾具有“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那样巨大的社会冲击力量，如果与具有明确革新要求的社会群体相结合，未尝没有可能驱动中国比较有效地走上近代化道路。但是很可惜，当时屈指可数的维新思想先驱者对农民起义大都持敌视态度，而他们曾投身依附的洋务集团则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社会群体。因此，这个凭借广大农民奋起反抗而建立的天朝，仍然是一个未能摆脱农业宗法模式的守旧王朝，并且仍然重复了历次农民战争悲惨失败的结局。不过，也不能以虚无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次农民大起义。太平天国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于破坏而不可能在于建设。它以雷霆万钧之力冲击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使其根基摇动而此后更易趋于土崩瓦解。也许历史对太平天国的要求正是以风雷狂飙激发神州大地的生气，使浑浑噩噩的人们从沉睡中惊醒。洋务集团利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开始办起了近代工业，维新派利用太平军的余威敦促皇帝变法图强，而孙中山则公然以洪秀全继承人的姿态发动了辛亥革命。这就是人们所看得见的连锁反应。
由于充当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干力量，洋务集团亦曾充当近代化载体这一历史事实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前面已经说过，早期的维新思想先驱为数甚少，他们如果不依附一定的政治集团，则只能局限于孤独的呐喊。及至19世纪60年代初年，农民起义与外来侵略的双重压力，促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图谋有所革新自强，于是洋务便成为一种潮流乃至社会运动。应该承认，走在这个潮流前面的乃是洋务集团，而一些维新思想先驱则是这个集团的成员。在洋务集团内部，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四个群体。一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督抚群体，他们有兵、有权、有钱、有势，可以影响朝廷决策，并在自己管辖的省区内举办各类大型新式企业、事业。二是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等思想先驱群体，他们在幕府内外影响幕主，参与决策并鼓动舆论。三是华蘅芳、李善兰、徐寿父子等科技专家群体，由于他们已走出书斋与实验室，并被委以建厂、办厂重任，所以也可以说是技术官僚群体。四是盛宣怀，徐润、唐廷枢等经营管理者群体，这是一批应运而生的颇具开拓型、经营型气质的新起经济官僚。他们的作用极为重要，督抚群体的决策，思想先驱群体的观念，科技专家群体的聪明才智，都要经过他们的组织运营才能融为一炉，化为分布在各地的近代企、事业实体。
最早注意到洋务派这种集团力量的是容闳，他在1863年描述曾国藩幕府盛况说：“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到甲午战前，洋务集团以及与洋务事业直接间接相联系的各色人等，确已形成一股有相当声势的变力。但是，与庞大的顽固守旧势力相比较，这股变力仍然显得过于弱小，而且其本身又有很大局限。即以在洋务集团中起主导作用的督抚群体而言，真正具备近代头脑的人几乎还没有出现。按照熟知内情的郭嵩焘的说法，甲午战前堪称“洞悉洋务”的督抚只有三人：“合肥（李鸿章）能见其大，沈尚书（葆桢）能得其实，丁中丞（日昌）能得其精。”但是，郭嵩焘又批评他们未能超越“中体西用”框架，“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情况很清楚：西方国家的文明进化，涉及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科学技术、文化学术、风俗习惯各方面的革新与进步。如果离开整体环境的变革，孤零零地去考求西洋军火，引进外国军事口令、阵法、条例，乃至办若干工厂，辟几条航线，那就只能造成“桔逾淮而北为枳”的悲剧结局。
甲午战争的惨败证实了维新思想先驱者的远见卓识。于是，康有为明确提出变力问题，即所谓“其变力大者其治功大”，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缺少如同彼得改革那样的“雷力”。康有为不仅强调变革的力量、力度，而且还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辨析力的素质。他认为，凡能实现变政者，必然是“才武、志深、力雄、气猛”，所以能锐意改革，推移旋转，举重若轻。而同光新政之所以失败，则由于主其事者“才文、志浅、力薄、气弱”，所以因循苟且，难以成事。
维新派批评洋务派缺乏“才武”的气质，可是他们自己却没有如同洋务派那样能够直接掌握武装。他们把寻求更大变力的希望寄托于两方面，一是皇帝，二是民间。他们仍然是君权主义者，但他们力求把强大的君权化为推动变革的伟力。康有为劝光绪皇帝，要像大彼得那样，做大有为之君，“知时从变，应天而作，奋其武勇，破其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排却群臣阻挠大计之说”，这样才能“雷动霆震，万法并兴”。(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戊戌变法》（3），第1—2页。)为了争取皇帝，他们与帝党结成同盟，极力向后党争权。同时，他们又寄希望于民气、民力，努力举办各种学会，出版报刊书籍，借以启迪民智、组织力量，推动变法。平心而论，维新派在宫廷内部与社会动员两方面的工作，都比洋务集团出色；加以他们具有较明确的政治思想与变法纲领，所以从变革的力量与力度两方面都超过了洋务运动，尽管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戊戌变法旋起旋灭的原因很复杂，如果仅就变力的角度而言，则主要是没有也不可能与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结合起来，他们所依靠的民间力量只限于数量有限的开明绅商与刚刚形成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同时，他们所凭借的帝党并无多少实权，特别是手头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而且也不是什么有严密组织的政治集团，因此在关键时刻便抵敌不住后党——淮系同盟的闪电般反击。
不过，戊戌维新毕竟从思想上、组织上、骨干上，为后起的辛亥革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准备，也可以说前者为后者开辟了道路。六君子的血使年轻的革命派醒悟，他们不再对皇帝寄予幻想，决心推翻整个腐败的王朝，因而决心联络人数更为众多的下层劳苦群众，用暴力革命来改变社会制度。孙中山在革命活动的初期，主要是联络华侨与会党，同盟会成立以后则以进步知识分子、新军、会党为主干。用杨毓麟的话来说，就是由“中等社会”（知识分子）“提携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在20世纪最初10年，以新式知识分子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组成的“中等社会”力量确实有明显的增长。他们组织了革命政党，提出了政治纲领，并且在一部分有组织的下层群众（会党、新军）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宣传动员工作，所以辛亥革命在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空前交相激化的有利形势下，得以一举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推动中国近代化又大大迈前了一步。但是，革命派在发动群众方面却主要限于部分会党、新军的联络，而在启动农民伟力的艰巨任务面前踌躇不前。因此，作为变力而言，辛亥革命的力量与力度仍然是有限的，其变革的效果大多也限于表层，而很难掘翻旧社会的根基。这就是孙中山在五四运动以后所认识到的，“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为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我们既经要改造中国，须造成一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象工师建筑伟大房屋一般，须用新的方法去建筑。……所挖出的陈土须远远搬开”。(孙中山：《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475页。)
当然，孙中山所讲的尽管已深入一步，但实际仍然并未触及到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因为他只看到军阀、官僚、政客这些社会集团，而未能辨析产生这些社会集团的根源。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等领导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样才由表及里，更为深刻地弄清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也找到了彻底变革社会的力量源泉，于是才最终埋葬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整整150年了。尽管国际局势与中国社会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先驱者们反复思考过的愤悱、讲画、变力诸问题，至今仍可作为历史的借鉴。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