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海战是世界海战史进入“钢铁时代”的第一次重要的海战。投入战争的中国和日本的海军力量，与西欧列强相比，实是微不足道，但在战略和战术、海军装备等方面，在世界海战史上却处于一个新的变革时期，因而这次的海战就具有深远的意义。就中日两国而言，其筹建海军的起点和时间大体相同，但结局却大不一样，其中原因，本文拟做些论述。由于此战争发生于世界军舰装备重要改革时期，这些海军军备变革也直接反映甲午黄海战役，影响于海战的结局，本文也同样予以论析。
一、清政府和李鸿章对海军建设的态度
长期以来，以陆军为主的观念在清政府统治者思想上根深蒂固，海军在清政府心目中的重要性不如陆军。但在民族危机最严重时刻，清政府表面上也高唱“海防”，并且于台湾危机之后，规定每年拨款400万两供作海防费（《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682年。）。这对近代海军的创建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不过，近代海军的舰只建造和购买是一种耗费大量资财的活动。然而，它又是海防之必需。清政府内许多保守官吏恰恰对此视为“糜费”。这种“糜费”论，根植于小农经济而弥漫于一般士大夫之中，形成一股束缚（包括海防在内）洋务活动的一种力量。如大理寺卿王家璧把创建海军视为“中国有数之帑项掷之汪洋也”（《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通政使于凌辰因此主张：“但修我陆军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些都直接影响清王朝的海防决策。
正因为清王朝把造船购炮看成一种不急之务，因而清政府一时有新项目支出，一定是把“海防”首先压缩、挪用。最严重的为人们所熟知是修三海和颐和园挪用海费事件。据统计“三海”工程共计挪用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上海交大出版社，1991年。）。从1888年起，海军衙门经费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总额，大约在750万两。身为主持海军的李鸿章不但不力谏，反而屈从西太后之意，动员张之洞、曾国荃等各省督抚凑集“海军经费”260万，“移缓就急”，用于颐和园工程。1891年4月间，清政府户部一道命令，“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行停购两年，即将所省价银解饷。”（《光绪政要》卷十七，页12。）李鸿章虽也争辩一番，最后仍不得不遵照执行！“所有应购大宗船械，自宣照议暂停。”（《光绪政要》卷十七，页12。）这正是世界海军军备及技术发展的关键时刻。丁汝昌曾奏请订购快船快炮，均被李鸿章以经费困难为由搁置，终于丧失了改进海军军备的机会。
中日两国创办海军的时间和起点大体相同，而结局却极不一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费的筹集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点又是与两国的决策者对创办海军的态度直接联系的。从1875年—1894年，清政府拨给北洋海军的海防费总数23，022，422两（转引姜鸣，〈北洋海军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从1887年挪用于颐和园之后，海军建设陷于停顿状态。光绪十一年到二十年清政府的国库总收入为835，727，032两，支出总额为775，865，896两，总余额为59，861，136两。以此平均计算，清政府每年支出为77，586，589．6两，在这期间，北洋海防的实际支出，最低的是光绪元年至六年，仅占清政府这些年度财政收入的0．85％；最高的是光绪十九、二十年，也仅占清政府该年度财政收入的1．88％，此外，1879年开始购买北洋海军的各类舰船，大约只有8000万两白银。这与清政府总收入对比，也只占极小比例。上述提及，清政府从光绪十一年到二十年每年平均还有余额59，861，136两。而清政府购买的定远、镇远，总共付出近340万两白银。既然这十年中，清政府支出还有余额，为什么不能多买几艘类似的铁甲舰呢？哪怕再增加两艘同类的铁甲舰，海战的结局可能会有不同，至少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全军株守威海卫而被消灭。有的学者认为，海防力量薄弱，主要是清政府的财力不足。这说法并不准确。倒不如说清政府在考虑支出项目时并没有把海防放到足够重要的位置，相反，一有经费困难时候，先削减的就是海防经费，也反映清政府海权观念的淡薄。同时受普遍流行的“虚糜”论这种小生产意识影响也是明显的。
相反，日本一开始就把扩张海军，控制海权作为其国策，并千方百计筹集经费，朝野一致。1870年5月4日，日本兵部省向太政大臣呈交了一份建议书，内容为：（一）关于迅速建设海军，认真加强陆军，建立保护国家体制的建议；（二）关于大办海军的建议。建议指出：“当今各国竞争发展海军，我国则十分落后……故海陆军装备精良与否，实关皇国安危荣辱。”它还把扩军作为“最紧急最重要的国务”（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页19—20。）。它最后建议，日本海军军备应达到的目标，是20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艘，常备军队25000人。这种态度与清政府苟且偷安精神状态形成尖锐的对比。
李鸿章作为海军的实际主持人，确实对争取经费筹购舰船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在筹建伊始，他就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危险极端漠视，因而对购买铁甲舰持消极拖延的态度，应为一大失误。李鸿章认为，“以日本洋情而论……我方遣使往驻联络，维持一时，何自开衅”，持盲目乐观的态度。他还认为，“海防更无款可指，如果控驭得法，一时必无战事，则购铁甲实非急务也。”（《李文忠公全集》“函稿”卷17，页16。）李鸿章之所以对购买铁甲装备海军一事持消极、反对的态度，与总税务司赫德的态度也有极大关系。早在1875年，当清政府决定要购买铁甲船时，这位“素不以中国购铁甲为然”（《李文忠公全集》“函稿”卷17，页16。）的赫德哄骗李鸿章说：“（蚊子船）若前门大炮口径十一寸至十五寸者，皆可打穿铁甲船”，“其力可制铁甲”（《泽署函稿》第2卷，页60。）。赫德之所以要极力反对，目的之一是要清政府向英国购买炮艇和轻巡洋舰。所以他们造出种种理由游说清政府“暂缓购置甲舰，把经费用在新型号巡洋舰上”（《中国海关密档》上，页125。），在伦敦的金登干也敦促赫德用“一艘铁甲舰的费用本来可以买到五艘新型巡洋舰”的舆论干扰清政府建军计划，继续推行“开始购置炮艇的路线”（《中国海关密档》上，页125。），赫德的言论对总署李鸿章产生了干扰则是无疑的。李鸿章透露：“赫德欲以师丹炮（即炮船）制铁甲，总署颇为所惑。”（《李文忠公全集》“奏稿”1。）李鸿章本人也为其所惑，认为购买快船“需费既省，集事较易，洵为胜算”。结果，“总署前询赫德之请，添购蚊子船八只、碰船二只，合之前购各船，分为南北两队，谓足制日本铁甲船。”（《李文忠公全集》“奏稿”1。）后来，李鸿章勉强同意同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该舰于1885年到北洋海军服役。不过，李鸿章是极力主张购买炮船与快船。快船在甲午海战中证明速度的重要性。但他所需要的，是一般的快船，在当时已嫌陈旧。日本在这点上是内行的。日本购买的快船是九十年代初先进的高速快船，而李鸿章购买的则是吨位很，小（最小只存1350吨的扬威、超勇）与七千吨的铁甲舰编队，在结构上就很不合理。而炮船则更不在话下，小到440吨，以此编制舰队，必然具有先天性的畸形和落后。
李鸿章对主力舰持消极态度，一意购买守口炮船。然而，并非说他对世界海军军备的迅速变革和发展毫无认识。在甲午战争前夕，他曾经说过：“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只为辅，胥是道也……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恭任其咎。倭人计谋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益。”（《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但夸大敌人的力量则是他一贯的弱点。因而他从上述估计出发却推导出“保船制敌”的错误战略。他奏称说：“海上交锋，恐难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唯不必定与拼击，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李鸿章自称“竞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的战略方针，所根据的理由，除“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为争锋”之外，则因“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云云。李鸿章作为这次战争直接决策者，这种战略估计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导致制海权轻易落入日本人手里。日本的战略方针则与李鸿章相反，虽然害怕中国的定远、镇远铁甲舰，但却以消灭北洋海军为战略目标，取主动进攻态势。日本取这一战略方针，并非出于对日本海军占优势的估计，而是对中日两国力量进行全面的估计和清醒的分析：
军舰的防御力，中国亦比我更优越。就攻击力而言，如定远、镇远两舰的三十公分半径主炮不待说，各舰的主要炮弹都足以击破我军舰。但兵器之锐利、速力之快，则以我方为优越。如我吉野、秋津洲、千代田三舰所备的全是速射炮，而华舰有速射炮的却极少。就是速力来说，如我舰吉野之二十二半海里时，被称为世界无比，其他有十六海里时以上速力的共七舰，而华舰的速力则皆迟缓，大部分不出十五海里（《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应当说，清政府两艘铁甲舰不能不是日本的一种极大威胁。“日本之畏定、镇两船甚于虎豹，故恒远至六里之外以避重弹，而其所欲得而甘心者，亦惟定、镇二船。”（《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为此特建造“松岛”号、“桥立”号和“平岛”号以对付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在这情况下，日本自认为，“日本海军不仅没有战胜清国舰队的把握，而且还对它怀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页19—20。）在双方力量各有优势的条件下，战争指挥者的战略决策对战争胜负就具有决定的意义。日本之所以取胜，确实带有侵略者的冒险性，但也是战略进攻的胜利。日本在对双方力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果断地制定了进攻战略为指导的作战计划，“舰队则引诱清国舰队出来，将其击毁，夺取制海权。”（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页19—20。）应当说，日本海军取得胜利是相当冒险的。日本事先已做好了海军失利的对策。假如李鸿章当时把控制海权的战略思想加以高度重视，并且敢于用与日舰决战于黄海的方针，那么，局面可能是另一种。所以日人曾指出：“海军政略之要，在于能否取攻势运动。清军舰队在作战伊始，就未能采取攻势运动，而采取绝对的守势运动，此乃清国之失算。”（川崎玉郎，《日清战史》第7编（上）第1章，页19。）
二、甲午海战中敌我双方的装甲与炮火
甲午海战中，清政府投入的舰船共有每艘七千多吨的装甲舰2艘（定远、镇远）、每艘近三千吨的装甲巡洋舰2艘、二千吨级巡洋舰4艘，千吨级巡洋舰5艘、炮舰2艘、鱼雷艇21艘。参战初，军舰为十艘。其中装甲舰4艘、半装甲1艘、非装甲5艘。装甲为定远。镇远、来远、经远，非装甲为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半装甲为广乙和济远。速力一般在15节，大炮总数173门，其中：三十公分以上口径重炮8门、二十公分以上口径16门、十五公分以上口径大炮149门、十五公分及十二公分的速射炮零。
日本方面：投入战斗的共12艘。比睿为旧铁甲舰，吉野、秋津洲，浪速为半铁甲。平均时速在20节以上。大炮数268门。其中，三十公分以上重炮只有3门，二十公分以上大炮只有8门，而十五公分以上大炮160门，十五公分和二十公分的速射炮67门。双方力量对比各有特点，中国方面：具有甲厚、吨位大的两艘装甲舰，这是世界海战史上证明铁甲舰具有重要威力的舰种。然而，如一位外国人所评述：“其余各舰或吨位小、实力弱，或型不称、装备不当。”（〈斐利曼特关于黄海海战的评论〉，《海事》第10卷，第1期，页41。）英国海军提督斐利曼特而也说：“华军中则有定远、镇远二等大铁船二艘，各为英权七千四百墩，大属得力。其次则经远、济远二舰，惜不甚坚。且名之曰铁舰，实仅为二千九百墩，其下递降至一千五百墩。是大小之参差也。且迟速即之而错杂，殊不逮日军之匀称。”（《中日战史》（七），页546。）这种大小参差，迟速不齐的舰队，直接影响到编队。因为小舰速度慢，其进行战斗时就很难与快速舰保持一致而造成舰队的混乱。
与此相反，日舰大小速度较齐一，又以一字形编队，充分发挥舰炮的密集火力和战术优势。其中，日舰“吉野备炮十二门，在舰队中央者二门，在左右两弦者各五门。”（《海事》第10卷，第2期。）高千穗首尾炮二门，舷炮六门、秋津洲舷炮十门、浪速舷炮六门。首尾二门、松岛舷炮十门，首炮一门、岩岛舷炮十门，尾炮一门、桥立舷炮十门，首尾炮二门、只有青城为首尾炮而无舷炮。速射炮和舷炮为日本方面采取鱼贯阵式提供了火力保护，并使战术处于机动灵活的优势，发挥了侧舷齐发、速射、密集火力的威力，当时，伊东为了歼灭中国方面的弱舰，竟敢全队横向丁汝昌的人字阵之前。外国人认为：“伊东则竟以全队之腰向丁头、拦丁之路，意在绕出丁之旁，以攻丁之左右翼，岂不大误。”（《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英国海军司令斐利曼特而也认为“奇险实不可思议”（《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其实这是伊东的一种巧妙战术。伊东曾说：“是时，余命引导之军攻其右，且绕出于其后，盖搏前军之快船也。是以瞬息间，超勇即受焚，又以快船不能受重弹，故诱丁提督座船，全以船首向我。我则宛转引避，而快船业已攻其后。”（《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英水师提督斐利曼特而认为是伊东“用计之巧”。即指鱼贯式战术的巧妙运用。事实上，丁汝昌采用了特格特霍夫的战术，是违反常规战术编队的。据杜善伊认为：“用阵线严密，指挥得当的一线纵列队形，进行集火射去，就有得胜的机会，如编成其他队形，则成功的可能性不大。”（T．N．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事科学出版社，1685年。）后来日本人外山三郎的《日本海军史》把这一阵形和发挥速射威力作为取胜的一个原因。“日军致胜的原因，在于采取了能自由机动的纵队队形，充分发挥了速射炮的威力。这表明日军的战术优于丁汝昌采取的，当时受到世界重视的，靠楔形队形实施冲击的战术。”“只有采取纵队队形日本海军才能充分进行战斗机动。”（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页19—20。）
楔形冲击战术是一种传统战术。1866年普奥战争，奥地利就是采取此一战术，取得了著名的利沙战役的胜利。这是楔形战术成功的一个例子。
北洋丁汝昌正是沿袭这一传统战术，他想用两艘最大战舰的重炮制服日本，企图用战舰的冲角撞击日舰舷侧。那么为什么到十九世纪末，这一战术不能凑效呢？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其重要因素，则是火炮和装甲“比赛”有了新的变化，即速射炮对舰船装甲的威胁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舷炮密集火力威力也越来越大。大约在1881年以后，由于马丁炉炼钢法出现及不断完善，钢的质量有很大的提高，产量也大为增加。正如T·N·杜普伊所指出的：“威力最强的海军炮有铸钢、锻钢套筒或铸钢环箍加强炮管。钢铁冶炼技术的改进，增加了大炮的强度。慢燃火药，推力大，对膛壁压力小，可以减少对火炮强度的要求，于是就有可能制造细长的、前所未有的大威力火炮了。”（T．N．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事科学出版社，1685年。）同时“18世纪80年代，出现了无烟火药，因此连发射时视界仍然清楚。发明了制造短后坐炮架的技术，才有可能进行快速射击。”（T．N．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事科学出版社，1685年。）甲午海战中，日本正因为使用鱼贯式队形而使密集炮火射击的能力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由于海军炮射程增大，使冲击战术很难发挥实际作用。日本一方面是速射炮，另方面是舰船快速机动，使其采用一字形越过中国舰队而达到歼灭中国弱舰的目的。甲午海战，正是装甲和火炮发生了重要变化及其相互竞赛在海战中的反映。
火器，特别是大炮的进步，使近代海战的战术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同时也对装甲舰提出了挑战。装甲舰是否是海战中的主力舰？装甲舰能否经受速射炮的射击？这些问题，都从甲午海战中得到答案。在海战第二阶段中，只剩下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四艘与日本的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九艘舰船进行剧烈的炮战。定远、镇与靖远、来远被分割为二。在战斗五小时中，定远中弹159个，镇远串弹220个，来远中弹最多，225个，靖远中弹110个。这种密集速射大炮的确显示了它的威力。但这一情况并不能改变以下事实，如日人称：“本军则自开战以迄班师，不失行列，更不失号令，而不能扫乎华军者，则以有巍巍铁甲船两大艘也。”“镇、定两铁甲仍有稳固不摇之企机。”（《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英国水师提督斐利曼特而评论说：“至于快船大舰之别，定、镇共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且华舰之寿已十有三岁矣；其又非极新之式，弹又不足于用，故殊未能分其优绌也。”（《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这就意味著，如果两艘装甲舰船龄短，装备速射炮，弹药充足，那么，中日海战的局面就有可能不同于已经发生的那样。遗憾的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中国海战近八年中未曾添一新船，所有近来外洋新式船炮概乌有，而倭之船炮，皆系簇新，是以未能制胜。”（《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然而，丁汝昌之所以要采取楔形的冲击战术，事实上是事出有因，并不是临时改动的阵形，而是因为旧式军舰没有弦侧炮，只有首尾炮，为的是要与首炮相适应的。如丁汝昌称：“我军之所以布此横阵者，亦属有故。我各军舰之购置，其最新者，亦距开战十二三年。其时军舰之装，大抵与清重视首之重炮，而于两舷侧之速射炮则不甚如意。……至日本之各新式巡洋舰概皆购自开战之前，……以舰龄论之，较我殆少十年。船械俱新，尤以速射炮为其最有力之武器。在此种情势下，故我舰思欲利用舰首之重炮以资与抗，而欲利用船首之重炮，自以布成横阵为最佳。”（《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可见丁汝昌的雁行横阵或称楔形阵并非他心血来潮，也不是临时改变阵形，而是受当时炮舰结构和技术状况决定的。
这次黄海战役，与中法马江战役相比，中国方面并不能说是一次失败，因为主力舰并没有被歼灭，双方互有伤亡。可悲的是，清政府的失败，无宁说是一次心理上的“溃败”。从此李鸿章在“保船制敌”的方针上，更加保守，更加不敢与日本海军决战，导致了北洋舰队在威海卫的覆灭。
三、甲午海战在近代海战史上的意义
甲午海战期间，曾在海面观战的英国水师提督斐利曼特而后来写道：“窃思泰西日下新到极处，未有更新之良法，大抵毕具于华日两军。”“查海战之役，或用坚重铁炮，或用灵捷巡船。究竟孰为便利？或用快炮，或用水雷，及一切西方从未试验诸新法，中日海军中，应有尽有。”（《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那么，“今初试与东方，究竟有何利弊？”许多西方专家正带着这样问题对甲午海战的战术及武器、舰船进行研究。从这意义上说，它推动了世界火器和装甲的下一轮的竞赛，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可以说，甲午海战是西方的火炮和舰船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进行的一次试验，也是西方先进武器和舰船的一次新的较量，并引起西方观察家的注意和评论。
甲午海战，从世界海战史上看，它正是海战进入钢铁时代，继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南北战争、奥地利—意大利战争、中法马江海战之后的第五次海战。然而，它与发生在60年代的几次海战不同。进入80年代初，尽管铁甲舰的主力地位未有重大的改变，但海军军备已发生巨大变化，突出地表现在海军大炮和舰船的速度极大的进步。海炮已从47和57毫米口径发展到120毫米。如许澄《外国水师图表》所载：“近行大炮二种，一曰快放炮，口径二、三寸不等，合了药引火三者为一简，如洋枪然。每一分时可十数出。一曰连珠炮，法与快放同。”（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五）卷二，光绪十二年二月柏林使署印。）同时，“弹式增长，药裹加重，故弹行逾速，穿甲之力愈大。”（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五）卷二，光绪十二年二月柏林使署印。）这是八十年代以后火炮制造的技术重要进步。据英国海军年鉴评述：“十二公分速射炮每分钟可八发至十发，十五公分速射炮每分钟才一发。速射炮发射速度比旧后炮大五至十倍。”（《海事》第10卷，第2期，页31。）这类穿甲弹的速度和重量愈大，它能击穿的装甲就愈厚。1887年，无烟火药开始使用，射手不仅可以稳定的速度进行射击，而且可以直接观察射击的目标。它标志兵器杀伤力的一次重大提高。由于无烟火药的使用，膛线炮的制造，使火炮的射击更为精确，射程远，射速快。1886年首次出现高弹后，快速发射大炮成为一种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武器。参战的日本舰船主力装备有44门速射炮，正是利用这种129毫米炮火使清朝舰队处于一种被动不利的地位，使伤亡大为增加，如下表所列： 附图
上表表明，速射炮的杀伤力及火力密度大大优于重炮和火炮。北洋舰队的每艘受炮数几乎为日舰受炮数十几倍以上。这在以前的海战史上是未曾有的。因而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留意和评论。
与此同时，巡海快船也早于光绪初年护以铁甲。巡海快船以炮和速度为主要特点。到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快船速度达到19海里以上。法国也于八十年代末“增造快船，速加而入水线浅。”（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五）卷二，光绪十二年二月柏林使署印。）到九十年代初，其变化更大。李鸿章在九十年代里的一个奏折里说，八十年代初，船舰“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而日本所购船舰大多在1889年前后制造的，“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由于大炮速度的增加，船速的增加，使日本海战中使用的一线纵列队形更加显示出它的优势。甲午海战中，日本正是利用这一战术使之占了上风。中国方面则因船慢、炮弱而处处被动。日本这种机动战术后来再次用于日俄战争之中。1905年5月27日，在对马海峡，东乡平八郎上将，运用了这些战术，就是把舰船纵列横向敌纵列队形前面，14时5分，东乡令舰队“进行了敌前大转向，抢占了有利的攻击地位。越过俄罗斯特伦斯基的T字队形，歼灭其弱舰。正如《日本海军史》作者认为：“所谓敌前大转向，是东乡长官吸收了黄海海战让敌人逃跑的沉痛教训，首先前出到敌人正前方，以防敌舰规避，接着以反航向迅速接敌，转瞬间进行大角度转向，抢占T字横头态势。这一系列战术机动的成功，为对马海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莫定了基础。”（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页19—20。）这是自信炮战技术高超的日本舰队所推行的一种战术。由此可见，速射火器的技术革命，带来了海战的机动优势。
甲午海战对清朝以后海军的建设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战前，李鸿章明知“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度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总之，“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但是，从1889年后，由于西方造船动力装备的改进，舰船速度已从1889年之前的18浬增加到20多浬。丁汝昌曾奏请添购新式快船。然而，李鸿章却以“时艰款绌”，不予上报。直到战争爆发，始临渴掘井，曾多次透过赫德等人先向英国，后又向智利商议购买快速巡洋舰。结果英国和智利政府以“中立”名义拒绝出售。然而，重整海军，已受到甲午战争的刺激而为多数清朝要员所共识。张之洞在甲午战争之后认识到“近日海战，洋人皆以快船快炮为要着，与从前专恃船坚炮巨稍异。大约每一军必有大铁甲舰二三艘为老营，而以穿甲快船为战兵。每军约配穿甲快船四五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六，页16。）虽然这一主张并未实现，特别是甲午战后再也未有人提及购买铁甲舰的主张。这与封疆大臣仍然缺乏制海权意识有关。尽管这样，它毕竟引起了国人对海防注意，整顿海军成为百日维新一个重要方面，并直接推动处于停顿状态的福建船政局制造舰向快速舰艇发展。二十世纪初，福建船政局制造的“建威号”、“建安号”时速达23浬，就是甲午战争推动的结果。
应当指出，铁甲舰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证明它的主力舰的地位仍未受到动摇。尽管军舰在八十年代末已向快速方向发展，而美国军事学院院长在1890年出版的《制海权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一书，仍然认为：“一支战斗舰组成的舰队控制了公海，就是使沿港口航道保持畅通的最好保证。”认为过去那种建立“小的海岸防御舰队……不足以担当此任的”（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这里，他把装甲战舰提高到制海权的高度认识。海军部长本杰明·F·特雷西在1889年发布的一份年报中，具体地阐明了马汉的战略思想。特雷西指出“即使是进行防御的战争，只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有装甲的战斗舰”，这样才能“阻止敌人的铁甲舰赢去我们的城市”（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
甲午战后，外国人曾评论说：“（1）铁甲舰在远距离作战中的价值；（2）木料在作战中有易燃的危险；（3）必须有速射快炮；（4）鱼雷对自己比对敌人有更大的危险。”（《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96。）从这方面看，速射炮与铁甲舰均得到肯定。因而西方以铁甲舰为主，辅以快船的传统舰种配置模式并没有被否定。当然，由于火器的迅速进步，铁甲舰的主力地位必然发生一些新的变化。由于甲午海战暴露了装甲船速度过慢，以致连巡洋舰它都追不上。因此军舰由此开始区分为战斗舰、快速铁甲的巡洋舰、和小型巡洋舰三种（H·帕姆塞尔，《世界海战简史》，页161。）。为了改善装甲舰的火炮，在二十世纪初，装甲舰的装备使用了高速重炮、大当量弹以及火力控制系统，加以调动密集纵列，使火炮有效射程有可能集中在4千—8千码（约3600—7300米）的范围内。因此，装甲舰进一步发展为装备有高速大炮和重型装甲的无敌战斗舰，其海战主力地位并没有改变，只是在速度与吨位上有所改进。1890年，美国建成的三艘铁甲舰“印第安纳”号、“马萨诸塞”号和“俄勒冈”号均在万吨以上。同时，快速巡洋舰也在保持其快速的优点之外，也力图改进防御的钢甲。实在说，甲午战争是在世界军事科学技术发生重要变化的关头发生的。因此外国学者认为：“鸭绿江战役是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战役。”毫不过分。二十世纪初，铁甲舰和快速巡洋舰的各自优点逐渐被相互吸收，不能不说是这次战争的一个结果。
（资料来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