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曾国藩指挥湘军、淮军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当地主、官僚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时，捻军却驰骋黄淮流域，横扫千军如卷席，1865年5月，全歼清政府“剿捻”统帅僧格林沁所部清军。清政府立即任命内战老手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剿捻”。6月，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制定了凶狠、恶毒的战略战术，然而，英勇善战的捻军，照样把曾国藩打得损兵折将，一败再败。曾国藩终于在捻军的打击下，内部矛盾的煎熬下，承认自己“剿捻”的失败。
一、捻军的兴起与取得全歼僧格林沁军的辉煌胜利
捻党起源于山东，出现于康熙（1662—1722）年间，起初是一种游民组织，后来，从山东发展到淮、徐地区。他们打劫富豪，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王闿运：《湘军志·平捻篇第十四》第1页，第8页，第⑩页。。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金陵，改为天京，定为首都，建立了与清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全国震动，人心振奋。5月，太平天国出师北伐，林凤祥等指挥北伐军连克临淮关，凤阳、■州，插入豫东，占领归德，进击开封，沿黄西进至巩县。北伐军所过之处，摧毁官府衙门，打击地主富豪，沉重地打击了皖北、河南的封建势力，削弱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给捻党创造了发展的有利条件。捻党活动的中心凤阳、毫州一带，捻党的声势大振。1855年，各路捻党齐集雉河集（安徽涡阳县），共推张乐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明命王”，各旗统领都接受他的指挥。组织加强了，战斗力强大了。此后捻军从分散向集中发展，人们改称捻党为捻军。
1857年，张乐行等领导捻军加入太平天国革命，开始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天王洪秀全授予张乐行征北主将，后来又晋封张乐行为沃王。1862年，僧格林沁统率的蒙古骑兵等攻陷安徽■州、宿州等地，捻军遭到重大损失。翌年春，张乐行被俘牺牲。从1855年到1864年期间，捻军仍旧保持着“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习性。总的说来，因受到乡土观念、安土重迁等农民习性的影响，捻军还没有形成一支浩浩荡荡、足以东西驰骋的革命大军。这是捻军不能有力地抗击清军，以致遭到严重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形势的变化，促使捻军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1864年7月，太平天国革命失败。长江以北的太平军将领遵王赖文光等率领太平军加入捻军，江南的太平军将领如首王范汝增等也相继北渡长江，加入了捻军的行列。当时，捻军原来控制的皖北地区几乎全部丧失，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同年冬天，捻军首领梁王张宗禹、鲁王任化邦、魏王李蕴泰、荆王牛宏升等，公推智勇双全的赖文光为统帅，“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赖文光按照太平天国的兵制、兵法，组织教育捻军。提出“披霜踏雪，以期复国于指日”的响亮战斗口号，以恢复太平天国为战斗目标。在战术上，易步为骑，以骑兵为主，步兵为辅，“以走疲敌”，在运动中伺机歼敌。经过这番整顿教育，捻军“旧貌换新颜”，变成了一支有理想、有组织的革命军，以崭新的姿态投入了革命斗争，掀起了新的革命浪潮，中原、华北地区战火燎原。自从僧格林沁部侵入皖北，1863年张乐行牺牲后，捻军皖北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太平天国失败时，僧格林沁部清军蹂躏皖北，成为捻军的死敌。僧格林沁（？——1865年），蒙古科尔沁旗（属内蒙自治区）人。嗣父索特纳木多布斋是嘉庆帝的额驸，1825年，僧格林沁袭封郡王。1855年因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有功，晋封亲王。为人刚愎跋扈，敢战好杀。太平天国晚期，清政府害怕曾国藩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将成尾大不掉之患，蓄意扶植僧格林沁与曾国藩相颉抗，僧格林沁遂与湘军如水火。他说：论战斗力，“皖军为上，豫军次之，楚军（指曾国藩系湘军）为下”。1864年冬，赖文光统率捻军后，捻军的战斗力大为提高，作战时计谋多端。僧格林沁对太平军加入捻军，犹懵然不觉，与捻军作战时，依然运用“蛮牛战术”，横冲直撞，对捻军穷追猛打。1864年秋冬之际，僧格林沁在湖北被捻军牵着鼻子走，接连被捻军打得损兵折将。清政府遂命曾国藩率军增援。
1864年曾国藩指挥所部湘军攻陷天京，清政府害怕曾国藩兄弟兵权太大，将浙江巡抚曾国荃逐回原籍，命令曾国藩将曾国荃部嫡系湘军五万余名悉数裁遣。曾国藩为此满腹骚愁，对清政府态度消极。当他接到清政府要他督军西上增援湖北的命令后，他认为湖北有钦差大臣僧格林沁、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官文指挥“剿捻”军事，他们都是朝廷的心腹肱股，如果他统兵前往作战，与从来轻视湘军、刚愎骄横、不谙谋略的僧格林沁难以共事，打仗时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靠边。于是，他上赛说：临阵指挥，非我所长，如果一定要我西上助战，请调淮军随同出征。言下之意，嫡系湘军已经裁撤，无兵可用。他在用征调淮军随同增援，来拖延时间，实际上是拒绝出战。最后他提醒清政府说：“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曾国藩：《遵旨驰赴皖鄂交界督兵剽贼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六，第32—33页。他话中有刺，实际上他在耻笑四百里内大军云集，二个钦差大臣“萃于一隅”不能解决战斗。这时捻军避实就虚，挥师北上河南，湖北军情缓解，曾国藩不再援鄂，朝廷仍以僧格林沁为“剿捻”主帅。
捻军摸透了僧格林沁的脾性，掌握了他的战略战术，挑逗得僧格林沁昼夜穷追捻军，捻军在运动中抓住有利战机，或是在退却途中利用有利的地形地势，回军反扑，“以劲骑张两翼抄袭我军，马呶人欢，慓疾如风云”；或是运用步骑联合作战的战术，冲击僧军，打败僧军后，瞬息奔驰而去。僧军在河南作战时，一败于邓州，再败于南阳，死伤枕籍。僧格林沁气得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击折总兵翎顶”。曾国藩：《南阳县志·兵事》，丛刊：捻军第六册，第108页。
1865年1月，捻军在河南鲁山三败僧军，击毙其得力部将恒龄、舒伦保等。4月，捻军闯入山东曹州，牵着僧格林沁这头蛮牛的鼻子在奔跑，拖得僧格林沁的部队精疲力竭，士气涣散，斗志瓦解，气得僧格林沁丧失理智，“命军囊■饵，日夜追贼，……辄数十日不离鞍马”。他自己疲乏得“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索腕系肩上驭马。贼知僧军疲，益狂奔，或分东西走，牵我军”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剿捻上》卷十一，第11页。。杀僧的时机终于成熟了！赖文光、张宗禹等在曹州布下了天罗地网。5月18日，俟僧军进入伏击圈后，伏兵齐起，杀声震天，僧格林沁拚死突围，捻军越战越猛，阵毙僧格林沁，全歼僧军。败报传至北京，西太后、奕等如丧考妣。“辍朝三日”。曾国藩在两江总督衙门暗暗称愿。
二、曾国藩“剿捻”的战略战术及其失败
歼灭僧格林沁军一役，捻军缴获军械、战马无数，声势空前浩大，纵横山东、河南，威逼直隶、津京。23日，清政府火急命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关防，督军北上“剿捻”。28日，命曾国藩督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由三省八旗、绿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军械。6月2日，曾国藩奏陈“剿办捻匪”万难迅速，其原因是：湘军、淮军过去在长江流域作战，缺乏马队。现在到中原地区作战，而“捻匪”又以骑兵为主，必须添练马队。添统马队须往口外采购良马，教练骑术，练习作战，故添练马队，非短时期内所能办到。湘军已大部裁遣，分驻江南之湘军，愿随我北上“剿捻”者，仅止三千余名。原驻皖南的刘松山，愿随我北征，惟刘部兵数不多，不足三千，俟到徐州后再行招募补充，成立新营，这等事亦非一蹴即成。淮军归我调遣者，仅有刘铭传、周盛波等军，兵力不足，亦须扩充。为了防止捻军跨越黄河，打入直隶，须办黄河水师，非四五个月难以集事。他说与捻军争逐于中原地区，因兵力不足，难有取胜把握，就目前情况论，实无力兼防直隶。
曾国藩是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他总结了僧格林沁“剿捻”的失败原因，向朝廷指出：僧格林沁统兵追击捻军，日行七八十里或一百余里，步队追赶不及，势必参错不齐。中原地区兵荒马乱已久，僧王行文州县备办供应，州县难以为力，大多避匿。“将士饥饱不匀，有连日不得一飱者，其队伍难整”。我统率的湘军、淮军行军时伙食自办，每日行军不过四十里或二十、三十里，因此，我非但不能兼顾五省，即如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省，亦不能处处兼顾。他说“捻匪”步骑结合，以骑兵为主，边马放哨巡逻，有时远至百里，行军时以边马断后，“官军见贼必齐队扎营欲战，俄延之间，贼辎重已远，忽边马撒开两边而去，顷刻无踪”，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403页—464页。我军仅能尾追。为此，他提出了重心设防于四省十三府的战略方针。四省十三府，指安徽的庐州、凤阳、颍州、泗州；河南的归德、陈州；江苏的淮安、徐州、海州；山东的兖州、沂州、曹州府与济宁州。只有重点设防，才能改变“尾追之局”，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曾国藩：《遵旨赴山东剿贼万难迅速情形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七，第31—35页。他又进一步指出设防十三府之地，不能平均看待，分兵把关，而应以江苏的徐州、山东的济宁、河南的周家口、安徽的临淮关等地为重点的重点，在此设立大营，大营所在地坚筑强固的工事，每处储藏大米一万石，草料、弹药、军械亦应大量储藏。各大营重兵驻守。一省有警，三省往援，援军粮械取给于大营。
为什么要重点设防于这四省十三府之地呢？据曾国藩说，这十三府之间纵横千里，是捻军经常出没之区，俟其来而击之，是变“尾追之局”、以有定制无定”的要著。此其一。为什么捻军要经常出没于十三府之地？曾国藩说捻首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等及其部队，大多是蒙、■之人。“捻匪”东西窜扰，动辄千里，是流寇之象。然而“流寇如无源之水，听其所之，而“此贼”尚眷恋蒙、■老巢……斯又不似流寇”。“捻军既不能忘情故土，势必有时前来，利于拦击、“堵剿”。故重点设防于临淮关、周家口。此其二。鲁西南物产丰富，捻军每年来此富庶之区，筹集军粮。故重点设防于济宁，一则利于“堵剿”前来筹集粮食的捻军，同时足以防止捻军楔入直隶，对津京地区起了拱卫作用。此其三。徐州是苏、鲁、豫、皖之要害，是四战之地，故重点设防于徐州。此其四。于重点设防的同时，曾国藩奏请清政府命令苏、鲁、豫、皖、鄂五省的总督、巡抚，择要设防保境。曾国藩：《钦奉谕旨复陈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八，第9—12。他对捻军情况的分析，是言之有据的。重点设防，以达到改变“尾追之局”，“以有定兵，制无定之贼”，是一著狠毒的棋子。
在重点设防时，他命令地方官清查农村的圩寨，规定各乡村建立圩寨，圩设圩长，负责办理如下事项：
一坚壁清野。坚壁，是指圩寨外高筑墙、深挖沟，凭墙“击贼”。清野，是指人丁、牲畜、粮米、柴草等一切足以资敌的物资，一一搬入圩寨之内，使捻军来后“无可掳掠”。壮丁须勤加操练，闻令即入圩寨固守。
一分别良莠。他说：“捻匪蒙■之人最多，永城、宿州次之”。圩长应编造良民册与莠民册，“倡乱及甘心从捻者，入莠民册”。凡属倡乱者，“宜戮其家，屠其家，并及坟墓”。“从逆者杀无赦”。圩长发给执照，负责检查圩内有无莠民。圩内居民实行连环保结。当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搏斗时，曾国藩对起义农民的仇视其残忍好杀，到了疯狂的程度。
1865年4月18日，曾国藩亲率湘军三千，从金陵北上徐州。当他离开金陵时，张宗禹正在指挥捻军围攻雉河集的皖军。安徽布政使英翰在雉河集围中急连向曾国藩告急求救，曾国藩被迫改变行程，折向雉河集，进驻临淮关，指挥湘军、淮军与豫军等陆续救援雉河集。张宗禹发现仰攻不利，敌方又已援军四集，遂下令撤围。以后，捻军尽量避免攻坚，发挥骑兵的优势，加强了“以走疲敌”的战术。
雉河集解围后，曾国藩继续北上徐州，捻军则兵分两路，转进河南，张宗禹率领的一路捻军打至河南南阳、卢氏，兵锋扫及湖北襄阳；赖文光、任柱率领另路捻军于1866年1月19日从河南光州闯至湖北麻城，清军提督成大吉部■变，“烧营北应群捻，大吉跳而免”。遵王赖文光以麻城为中心，分兵四出，收取黄安，南至黄陂、黄州，西至孝感，“所屯居五百余里；武昌戒严”。曾国藩分兵增援湖北，捻军已回兵河南，来去如风雨骤驰。4月上旬，张宗禹重来山东。4月下旬，赖文光军也打进曹州、开州，与张宗禹部会合。5月，赖、张两军西走，分道进入河南，曾国藩劳神苦思设计的重点设防，并不能限制捻军的马足。
自从曾国藩重点设防以来，捻军东征西讨，纵横自如。山东、河南官绅“习见僧王战，皆怪曾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曾国藩发现重点设防不足以制服捻军，1866年5月20日、27日，奏陈于重点设防之外，设防运河、沙河与贾鲁河，在这三条河的河岸，增筑木栅，于此同时，挖土坚筑堤墙，择要分兵驻守。曾国藩认为贾鲁河、沙河是捻军闯入山东、皖北必经之地，他奏陈说：“自周家口以下，至槐店止，扼守沙河。自周家口以上，至朱仙镇止，扼守贾鲁河，由臣派兵设防。自朱仙镇以北，四十里至汴梁省城，又北三十里至黄河南岸，无河可扼，挖濠守之。由李鹤年派兵设防。自槐店以下，至正阳关，仍守沙河，由乔松年派兵设防。自正阳关以下，即系淮河，由臣派水师与皖军合防”。曾国藩：《汇报军情檄调各军防剿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第22—23页。他充满信心地说：“各分汛地，层层布置，或渐逼渐紧”，然后把捻军驱逐至豫西山多田少贫瘠之处，加以歼除。曾国藩企图于重点设防的同时，设防贾鲁河、沙河，运用点线结合的办法打击捻军。问题是曾国藩摆出的是千里设防，分兵把关的一字长蛇阵，捻军可以乘虚而入，一点突破，河防战线即全局崩溃。战局的发展向着曾国藩愿望的相反方向发展。
沙河、贾鲁河、运河防线初建立时，特别是沙河、贾鲁河，沿河两岸尽是沙土，质地松软，缺乏黏性，河南官绅异口同声反对设防贾鲁河、沙河，他们认为该两条河万难建立堤墙，徒然劳民伤财。再则设防贾鲁河、沙河，将捻军驱往豫西，是“以豫为壑”。曾国藩不顾舆论的反对，强行在贾鲁河、沙河沿岸构筑堤墙，堤墙一再倒塌，再三修补，勉强建成。
河防堤墙建成约莫一个月光景，1866年9月24日，正是中秋时分，月明星稀，河南省城开封以南数十里之地，瞭望有火光隐隐出现，“渐迤而北，逼近豫军长墙。派马队驰探，行至离汴省十余里，见堤墙已毁塌数处”。后来查明捻军于二更时分，“潮涌而至，抚标三营所守堤墙，当被冲破”大队捻军向东奔驰而去。曾国藩：《捻股东窜河陈无成现派军追剿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第42—43页。曾国藩因从重点设防地区抽调劲旅扼守贾鲁河、沙河，内线力量削弱。捻军冲破汴南濠墙后，闯至豫东、山东，纵横驰骋，湘军、捻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曾国藩上奏说：“今一处疏失，攻败垂成，半由于人力未周，半由于贼势过重。闻讯之余，实胜焦愤”。当地“实胜焦愤”时，朝野舆论物议纷起，指责曾国藩縻饷两年，捻势益张。捻军突破贾鲁河、沙河防线的军事胜利，地主官僚的攻讦，使曾国藩血压升高，寝食难安，以至“病盗汗舌蹇之症”加剧。1866年10月1日，他奏请饬两江总督李鸿章携带两江总督关防，驻扎徐州，“专管本辖之徐、海、淮、泗各府，并与山东抚臣商办山东军务……俟东路军务稍松，仍当回驻金陵”。河南军务目前形势稍为缓和，但随时可能回窜豫西，请饬湖北巡抚曾国荃，遇有河南情况紧急时，携带关防，越境“剿捻”，移驻南阳。我仍宜驻扎周家口，以当中路。曾国藩：《请饬李鸿章暂驻徐州调度军务片》，《曾文正公全全集·奏稿》卷三十，第45—56页。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请求后，申饬曾国藩说：各省巡抚自应协商防务，联络声势，“迅扫狂氛。惟曾国藩总理师干，尤宜统筹全局，毋得专诿地方督抚，致军事漫无纪律”。王定庵：《求阙斋弟子记》，卷十二，第22页。曾国藩内心不服，他认为僧格林沁“剿捻”四年有余，结果全军覆没。他“剿捻”不足二年，尚未大败，即要受到严厉申饬，于情于理不公。他从这里发现到了清政府对他政治态度的寒暖，他决心借口病重难痊，奏请开缺，他说：请开去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真是绝妙文章，这明明是恋栈的表示。清政府因曾国藩部将遍天下，不再苛责，命他回两江总督本任，以李鸿章代替他为钦差大臣督师“剿捻”。曾国藩“剿捻”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捻军的英勇善战，次之，与敌人营垒中存在着一时无法克服的种种矛盾有密切的关系。
三、曾国藩“剿捻”过程中的内部矛盾
在“对敌”战争的紧张时刻，反动派内部从来是矛盾重重的。曾国藩就任钦差大臣以来，遇到了许多棘手难办的问题，其中主要的矛盾是：
第一，与地方督抚的矛盾。曾国藩重兵设防于济宁、徐州一带，直隶总督、山东巡抚、两江总督比较满意，因为重兵布防该两城市，足以屏藩直隶、连云港、里下河地区与鲁西南地区。河南省雄踞中原，幅员辽阔，从重点设防的布局看，曾国藩重兵集结十三府州县地区，仅仅顾及豫东，是有意将捻军驱逼走向河南，这是“以豫为壑”。后来又提出贾鲁河、沙河设防，河南巡抚吴昌寿认为这是“以豫为壑”的继续，大为不满。曾国藩与吴昌寿素无交谊，曾、吴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曾国藩要“坚壁清野”，吴昌寿唱反调说：夏收夏种期间，正是农忙季节，“野不可清”，当然，秋收秋种期间也难以“清野”了。曾国藩要在周家口重点设防，成立大营，囤米万石，同时囤储大量草料。吴昌寿说：河南长期为兵勇骚扰，“烽燹所余，则求一升之米，一束之刍不可得”。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剿捻上》卷十一，第27—28页。实际上，吴昌寿在骂曾国藩在河南纵兵扰民，于民不聊生之际，又要搜刮大米、马干，其何可得？曾国藩要设防贾鲁河、沙河，沿河建筑堤墙，势必征发河南民工与工料。因之，吴昌寿说此事困难重重，河土沙质松散，如何建筑堤墙？即使筑成堤墙，千里长堤，岂能处处驻兵，难以限制捻军的马足，筑堤终究是徒劳无功。曾国藩抱怨吴昌寿说：“河南公事不顺手”。吴昌寿的奏疏，“颇伤余处”。曾国藩：《致澄弟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222，1226页。后来，曾国藩将吴昌寿参劾而去，换来了李鹤年，李鹤年也不比吴昌寿好些，捻军突破贾鲁河、沙河防线，正是从河南巡抚抚标所防守的地区穿越而过的。在河南与捻军打仗，没有河南巡抚的支持，是困难重重的。
第二，曾国藩指挥的军队有山东的东军、河南的豫军、安徽的皖军；有僧格林沁遗部陈国瑞军；有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自己带的湘军。东军、豫军、皖军都是为了防御本省而由各省巡抚筹组而成的省军，是地方部队，地方色彩浓厚，能在本省作战，不愿赴援邻省。但是，捻军作战，动作迅速，行踪飘忽，莫测所向。特别在苏、鲁、豫、皖诸省交界地区，一日之间，往往跨越二省，时而山东，时而江苏、河南或安徽，各省省军株守本省，往往被捻军各个击破。
陈国瑞性情暴戾，骄横成性。刘铭传年少气盛，勇于私斗。1865年6月，刘铭传部调济宁，陈国瑞觊觎刘铭传所部洋枪，纵兵抢夺，铭军还击，陈部“杀伤甚众”。曾国藩将陈国瑞部调防皖北，又与英翰、郭宝昌部互斗。曾国藩调停乏术，只好将陈国瑞部调入河南。敌方营垒中的内部矛盾，减轻了捻军的压力。
第三，最使曾国藩害怕的是他在“剿捻”过程中的各种措施，不得人心。如他规定“倡乱”者不仅诛其本人，兼及全家，还规定要平毁其祖坟，不仅农民阶级反对，即如开明士绅等也不以为然。再如在河南倡办民团，因处处防捻，“农民耕种往往失时，所入又分捐各团赀，生计尤无聊，从莠者日多”。曾国藩不善临阵指挥，用兵拙滞，“贼稔官军拙滞，益藐之”，曾国藩认为“剿捻”必须借重民团，“出示谕令各团协力自守，有二十五日以内围被贼破，各团之咎，二十五日以处围破，本部堂之咎之语。各团初亦信奉，迨后不能如约，甚有贼攻围而官军作壁上观者，民心由是解体，颇腾谤声”。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403页—464页。所以，他在家书中说：“蒙、■、宿、颍一带人心甚坏，亲近捻匪，仇视官兵，亦久乱之气象也”。又说“此贼已成流寇行径，殊难收拾”。曾国藩：《致澄弟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98—1199页。他已失去“剿捻”的信心。
第四，最使曾国藩伤心的是，他最得意的门生、由他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两江总督李鸿章与他为难，闹矛盾，扯他的腿。这次曾国藩出任钦差大臣，他所指挥的主力部队是由他扶持发展起来的淮军。如果说湘军只听曾国藩的指挥，那末，淮军也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曾国藩，只服从李鸿章的调遣。进攻捻军的过程中，曾国藩以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率部作游击之师，与捻军驰骋角逐。李鸿章吓破了胆，急忙去信为李昭庆求情，要求曾国藩以驻守济宁的潘鼎新部作游击之师，而以李昭庆率部驻守济宁。李鸿章直接干涉曾国藩的指挥大权，曾国藩恼怒之余，1866年4月，去信教训李鸿章说：你提出以昭庆调守济宁，以潘鼎新部作游击之师，“目下风波危险，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论，君家昆仲（指李翰章与李鸿章——引者）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尚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稍服远近之心，而幼泉之才力器局，……不必藉诸兄之门荫以成名。以公事而论，淮、湘诸军，……若非鄙人与阁下提振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官兵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敢复问？吾二人视剿捻为一事，须如李家、曾家之私事一般，……若六七月毫无起色，国藩当奏请阁下北征剿捻”。王定庵：《求阙斋弟子记》，卷十二，第4—5页。曾国藩既已表示准备推荐李鸿章代替他为钦差大臣督军“剿捻”，论理，李鸿章应该感恩戴德，不应再掣制于后了。事实上不是如此。8月下旬，曾国藩巡视到临淮关，收到了李鸿章的来函，诉说铭军苦状，“请予休息”。曾国藩再次板起面孔，教训李鸿章说：1864年冬，刘铭传曾回籍小住数月，来此作战不过一年多，“亦不为甚劳甚久。凡教人当引其所长，策其所短。如省三（刘铭传，字省三——引者）之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蓄也。”现今我命令他防守沙河，教之以坚忍。他是防守沙河的主将，如果现在任他告假，沙河防务势必无成，“大局无转机，在省三无恒德矣”。“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自问老年气衰，但恐失之过宽，新无失之过严。常存为父为师之心，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王定庵：《求阙斋弟子记》，卷十二，第16页。
李鸿章还在暗中扯曾国藩的腿。淮军将领刘秉璋为曾国藩襄办军务，“献守运河之策，作长墙于岸，限止马足，使不得度，圈之于一隅。李文忠……力争不可，手致文庄（刘秉璋死后谥文庄——引者）书云：‘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文庄将万人渡河，得文忠牍，言饷缺不得增兵。事事干涉诸如此类”。刘体仁：《异辞录》卷第45—46页。在曾国藩“剿捻”期间，李鸿章“时上章条陈军务，文正（指曾国藩——引者）弗善也”。刘体仁：《异辞录》卷第45—46页。从各个方面考察，李鸿章欲取曾国藩而代之，用意显然。
1866年9月下旬，捻军踏破贾鲁河、沙河防线，曾国藩自己承认对捻军“无术制之”了。捻军的打击，朝廷的申饬，内部矛盾的煎熬，曾国藩垮台了。12月17日，清政府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剿捻”彻底失败了，他的双手沾满了捻军的殷红鲜血。他象一个瘟神，到哪里，哪里的百姓遭殃，洒向人间都是怨。
【资料来源：《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