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1799）正月，统治中国六十余年的乾隆皇帝病逝于养心殿。随着乾隆的逝去，清王朝威震四方的乾隆时代结束了，当了三年傀儡皇帝的嘉庆，从乾隆手中接过了那根梦寐以求而又十分沉重的权杖，开始亲掌政权。清王朝的历史进入嘉庆时代。
有清一代，康乾之世是为盛世。然而，到了乾隆末期，盛世之谓已是徒有虚名。财政匮乏，军备废弛，内政不修，内乱频仍，乾隆末年爆发于湖北并迅速蔓延至四川、湖南、陕西等数省地区的白莲教起义，更使清王朝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嘉庆亲政后，为了遏制清王朝走向衰败的趋势，为了扑灭已成燎原之势的白莲教起义，打起“咸与维新”旗号，广开言路，除弊惩贪，纠错平冤，黜奢崇俭，整肃立治，使嘉庆朝初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嘉庆对内政的整饬是从诛和珅着手的。和珅本为一普通官生，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被挑选入銮仪卫充当乾隆轿旁小侍从开始，平步青云，在二十年间，由一个微不足道的文生员一跃成为“宠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至乾隆末年，乾隆“举全面政柄，畀诸相国和中堂一人。”[1]乾隆禅位后，再次为和珅加官晋爵。任和珅为首席军机大臣，又令其兼掌吏部、户部、刑部，还赋予其京畿警卫大权。且承旨书谕，皆令其“一手经理”。和珅因此成为出纳帝命、统率百僚、综理朝政的“二皇帝”。和珅挟天子之势威福由己，上欺下压、贪污婪索、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构陷忠贤，直把朝政闹得乌烟瘴气。嘉庆认为，“和珅任事日久，专擅蒙蔽，以至下情不能上达，若不立除元恶，无以肃清庶政，整饬官方”。[2]于是，在亲政后的第二天即向和珅发难，将其从权力的顶峰拉下马来。首先以“守值殡殿”将其软禁起来，接着以科道纠劾为由，褫夺和珅职，将其拒捕下狱，又先后两次公布其罪状，最后，将其置于死地。与此同时，将和珅同党福长安、和珅党羽吴省钦、伊江阿、苏凌阿、吴省兰、李潢、李云光以及和珅的家族成员，区别情罪，分别加以处理。嘉庆在处理和珅一案中，有两点做法是很明智的。其一，在对和珅种种罪行劣迹的追论中，嘉庆排除干扰，始终抓住和珅“专擅蒙蔽”的罪行不放，以实现通过诛和珅来“肃清庶政，整饬官方”的初衷。当嘉庆惩办和珅时，有不少官员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查抄和珅家产上。嘉庆为此不得不多次郑重声明：“朕所以办理和珅者，原因其蠹国病民，专擅狂悖，和珅一日不除，则纲纪一日不肃”。[3]制止办案官员对和珅财产的过事苛求。其二，集中打击和珅及其党羽，缩小打击面，避免引起政海风波。和珅柄政二十余年，所管衙门又很多，由其保举升擢者也很多，地方官员奔走和珅门下，逢迎行贿输忱者更多。和珅伏诛后，这些人不免惴惴不安起来。为了稳定政局，妥善地了结和珅一案，三月十九日，嘉庆郑重宣布：和珅一案“业经办结”，除重治和珅而外，“不肯别有株连，惟在敬戒将来，不复追究既往”。谆告与和珅有牵连的官员：“无庸心存疑惧，……若能迁善改过，皆可为国家出力之人，既有从前热中躁进，一经失足，但能洗手涤虑，痛改前非，仍可勉为端士”。[4]嘉庆还告诫那些企图借和珅大搞株连的官员：不要“过事搜求，尚复攻击阴私，摘发细故，或一、二人，一、二事以实其言，则举之不胜其举”，如果这样做了，则将“启告讦报复之渐，是除一巨蠹，又不免流为党援门户陋习，殊非朕之本意”。[5]嘉庆的这道上谕，在顺利处置和珅案件中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嘉庆宣布的“不肯别有株连”的明智政策，才做到了在以极端手段处理了和珅之后，“皇城之内，晏如平日，少无惊动之意”。[6]嘉庆亲政后，在整饬内政中，对大奸大恶，营私玩法的和珅惩治，是有重要的警历作用的。
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纠错平冤，祛邪扶正是嘉庆初年嘉庆在“咸与维新”旗号下，大力实施的一项措施。嘉庆认为：“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咨取，庶民隐得以周知。”故亲政之日，即颁发谕旨，要求“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隐得以上闻，庶事不致失理，用副集思广益至意”。[7]嘉庆还作了不罪言者的保证：“朕即令人尽言又复以言罪人，岂非诱之言而陷之罪乎”？[8]为了表明广开言路的诚意，嘉庆重新处理了乾隆中后期两起因直言获咎的案件。一是曹锡宝案。曹锡宝于乾隆初，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乾隆二十二年（1757）成进士，改庶吉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山东粮道、国子监司业、陕西监察御史等职。曹锡宝对仗势飞扬跋扈、贪赃玩法的和珅深为痛恨、遂以弹劾其家人刘全的方法，准备碰一碰这个权势熏天的“二皇帝”。由于乾隆的回护和和珅事前的销赃匿迹，使步军统领派遣的官员到刘全家的视察，一无所获。结果，曹锡宝被乾隆以“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讦为正言陈奏”的罪名，将其革职留任，曹锡宝郁郁而终。嘉庆亲政后，对曹锡宝大加赞扬，指出：“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资丰厚。彼时和珅声势熏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资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嘉庆决定加恩追赠已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含冤而死的曹锡宝副都御史衔，并破例给“其子江视赠官予膺”，“以旌直言”。[9]嘉庆还重新处理了尹壮图一案。尹壮图，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不久，授礼部主事，寻迁郎中。后又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转京畿道，再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正直敢言，不畏权贵。他在和珅处于鼎盛时期，对由和珅一手经理、乾隆非常重视的议罪银制度提出了反对意见。议罪银又称“自行议罪银”，“自请认罚银”等，是乾隆要那些犯有过失或根本没有过失的地方督抚、盐政、织造、税关监督等握有财政大权的官员，不断地向封建王朝和皇帝本人输送钱财的一种制度。这种议罪银的数额一次动辄以数万、数十万计算。和珅经理议罪银的出入，通过专门的办事机构“密记处”检查议罪银的执行情况，和珅通过监督实行议罪银制度，在大饱私囊的同时，也为乾隆开辟了一条生财之道。议罪银制度的实行带来种种严重后果，只因和珅的专擅跋扈，也因乾隆的刚愎自用，长期没有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乾隆五十五年（1790），尹壮图上疏乾隆指出：“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这样做的结果“桀骜者籍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倾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尹壮图请求乾隆“请永停此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京职，毋许再膺外任”。[10]尹壮图在上疏中指出实行罚银充公的后果，一是纵官贪污营私；二是对真正犯有过失的官员也起不到任何罚戒作用，日久必然导致吏治的进一步的败坏。尹壮图因此而请乾隆“永停此例”。乾隆对尹壮图的直言忠谏大为反感，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要尹壮图拿出因实行议罪银制度产生严重后果的证据来。耿直性成的尹壮图不准备退缩，他再次上疏乾隆，不仅坚持前疏中的观点，还对当时官吏贪污、吏治废弛的问题作了更深刻地揭露。指出：“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11]常常以圣世之主自诩的乾隆，看了尹壮图的这个奏折，对尹壮图立即由反感转为了愤恨，在上谕中怒气冲冲地指责尹壮图的覆奏不仅没有指实前疏所奏，反而又“称经过诸省商民蹙额兴叹，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乾隆责问尹壮图：你的这个看法“闻自何人？见于何处？”必须“指实覆奏”。[12]尹壮图最后被下刑部治罪。刑部比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判其坐斩决。后来乾隆又以一幅虚怀若谷的圣君模样，令“不必遽加重罪”，命左授内阁侍读，继又以侍读缺少，改礼部主事。乾隆不杀尹壮图，其实是要留尹壮图作一个反面教员，“以谤为规”。[13]尹壮图侥幸留得一条活命，但经此次磨难，已心灰意冷，无心从政。不久，即以母老乞归，退隐故居，退出了乾隆时期的政治舞台。嘉庆十分清楚尹壮图一案底蕴和来龙去脉。他认为象尹壮图这样的“敢言之臣”是应该加以重用的。因此，亲政后，立即令尹壮图“即行来京候旨擢用”。[14]尹壮图内心的伤痕尚未平复，故仍以“母老乞归”，拒绝应召。嘉庆不仅没有因此加罪于尹壮图，反而赐其母大缎两端，加尹壮图本人给事中衔，还赐其奏事折匣，“命得上章言事”。嘉庆的诚意消释了尹壮图的疑虑，终于应召至京。不久，即疏请嘉庆“拨真才，储实用”。为制止科场舞弊，建议将“房考落卷送主司搜阅”。[15]尹壮图的奏疏得到嘉庆重视，令下军机大臣议，有的被采纳。
嘉庆在诏求直言时，甚至还要求对他自己在用人行政方面的过失“随时进言，以资采纳”。并保证：听言一节“非徒博纳谏之虚名。……言行相顾，始终不渝”。[16]当时，嘉庆对大臣的当面谏诤尚能优容以听。吴熊光是一个敢于当面对嘉庆谏诤的官员。一次，嘉庆在东巡返京时，吴熊光与董诰，戴衢亨一起迎驾于夷齐庙，一同被召入对。巡幸归来的嘉庆满腹高兴，称赞“道路风景甚佳！”吴熊光一听，不等位在其上的董诰、戴衢亨开口，越次言曰：“皇上此行，欲稽祖宗创业艰难之迹，为万世子孙法，风景何足言耶”？一句话把嘉庆噎得半天张不了口。有顷，嘉庆又说：你是苏州人，我年轻时曾随皇父去过，那里的风景天下无匹。吴熊光对曰：“皇上所见，乃剪彩为花。苏州惟虎丘称名胜，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吴熊光把苏州风景说得一无是处，嘉庆对此颇不以为然，反问吴熊光，苏州风景如果象你说的那样，那么皇父乾隆为什么六次去那儿呢？吴熊光不慌不忙，道出一篇举座皆惊的话来。他说：“皇上至孝，臣从前侍皇上谒太上皇帝，蒙谕‘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任圣之所悔，言犹在耳”。[17]吴熊光的这番话，说得“同列皆震悚，壮其竿言”。嘉庆对吴熊光借乾隆之口谏阻自己巡幸的忠直之言“动容哪之”，对其信赖倚重不减。后来，将其派往广东，去处理棘手的中外交涉问题。
嘉庆对有言之责的科道官员，不断提出“遇事敢言，一切毁誉荣辱之念，俱不应存于中，惟以国计民生实有稗益，或除奸剔弊确有见闻，均当剀切直陈，毋稍隐讳”[18]的要求。后来，嘉庆将“平日遇事均属敢言，间有指衬亦皆明白晓事”的科道冯赞勋、金应麟、黄爵滋、曾望颜等擢任京卿，用以“风励言官”，广开“忠谏之路”。嘉庆对一些勇于纠劾的官员在纠劾中出现的失误，尤能宽容以待。初彭麟，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乾隆五十四年（1789）迁江南道御史。曾相继纠劾协办大学士彭元瑞徇私为婿侄营私、江西巡抚陈淮贪赃，皆得实，彭元瑞被黜，陈淮被罢官。初彭龄因而誉声鹊起，累迁至兵部侍郎。嘉庆亲政后，出为云南巡抚。任内改革云南盐政，纠劾前云南巡抚江兰讳灾不报，江兰被乞罢。嘉庆六年（1801），要求改任京职，获准。其云南巡抚职改由贵州巡抚伊桑阿代。伊桑阿在贵州巡抚任上，即“以贪著”，在平定苗民起义中，又任意勒索。初彭龄虽已离任，仍于途中“露章劾之”。嘉庆对初彭龄手书嘉奖，赐伊桑阿自尽。嘉庆九年（1804），初彭龄误听湖北巡抚高杞提供的假情况，劾湖广总督吴熊光受贿，结果查无实据。初彭龄后来又将与嘉庆独对时的密谕私告高杞。事情败露后，下廷臣议罪。廷臣“以大辟上”。嘉庆不欲初彭龄因直言获如此重谴，“诏斥诸臣所拟过当，有意杜言事者之口。”[19]最后，嘉庆以“彭龄亲老，免远谪，罢职家居”。第二年即将其起复。
嘉庆亲政后，以这些实际行动，表明了诏求直言，祛邪扶正的决心。这样，在亲政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的局面。
嘉庆亲政后，在“咸与维新”旗号下，还将乾隆末期因得罪和珅、遭倾轧排挤的官员，一一起复委以重任。
嘉庆亲政伊始，即驰驿相召师傅朱珪赴京。朱珪，乾隆十三年（1748）成进士。历任侍读学士、福建按察使、山西巡抚等。朱珪为官地方时，力行种种便民除弊措施，深得乾隆赞许。乾隆四十年（1775），把他调回自己身边，改授为侍讲学士，值上书房。朱珪在这时做了嘉庆的老师，历时数载。在课读中，朱珪以其博学之才，方正之德，给他的学生以谆谆的教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皇子和作为侍臣的师傅，地位虽悬殊，却并不妨碍这对师生日益加深的感情。乾隆四十五年（1780），朱珪督福建学政，临行时尤不忘上五箴：“曰养心；曰敬身；曰勤业；曰虚己；曰致诚”。学生如获至宝，不仅在做皇子时，极力按老师的五箴去做，后来做了皇帝，仍将老师所书五箴“置左右”，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因乾隆的赏识，朱珪继续不断地得到升迁。乾隆五十九年（1784），朱珪被调任广东，寻署两广总督，授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嘉庆元年（1796），授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这一年，大学士孙士毅病逝，空出了一个大学士的位置。乾隆准备以朱珪来补缺。乾隆为此已知会朱珪，拟一月后正式任命。朱珪地位的不断上升，引起和珅的忌恨，遂设计构陷朱珪。嘉庆在获知乾隆将授朱珪大学士衔时，向老师“贺以诗”。诗稿尚未誊清，就被和珅拿到了乾隆面前，并居心叵测地挑拨说：“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用人之权，是禅位后的乾隆牢牢控制着的权力。乾隆因此对嘉庆、朱珪十分不满，显露出兴师问罪的意图。后来，尽管由于军机大臣董诰的仗义执言，避免了一场可怕的政海风波，但乾隆对朱珪的信任大为降低。他断然打消了授朱珪大学士衔的意图，在其后颁发的上谕中，指责朱珪在代理两广总督任时，不能认真缉捕粤东“艇匪”，宣布将朱珪改授为安徽巡抚。嘉庆亲政后，立即驰驿相召朱珪。急欲助嘉庆一臂之力的朱珪亦“闻革奔赴”。旋命其直南书房、管户部三库。并不时单独召见，凡用人行政诸大事悉以咨询于他。朱珪亦“造膝密陈，不关白军机大臣，不沽恩市直”。嘉庆对朱珪之言，“倾心一听，初政之美，多出赞助”。[20]王杰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王杰在被乾隆召见时，因其凝然的风度获乾隆青睐。直南书房，屡司文炳，五迁至内阁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命为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王杰在清廷中枢机构任职十多年，凡有关清廷大政方针，总能不避嫌疑，仗义执言。乾隆中后期，和珅权势显赫，遇事专擅，举朝之人敢怒不敢言，“王杰遇有不可，辄力争”。[21]和珅对他又恨又怕，不断寻找机会，对王杰实施构陷倾轧的阴谋诡计。王杰一度因乾隆的庇护才免遭和珅排挤，“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对其更加不能相容。嘉庆元年，王杰终以足疾被免去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及诸部事务，遂了和珅的心愿。嘉庆亲政后，将其擢为首辅。第二年，王杰以衰疾乞休，嘉庆温召慰留，许其扶杖入朝。后来，王杰获准退休回籍。临行时，嘉庆赐其乾隆御用玉鸠杖、御制诗二章，以宠其行。诗中有“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表彰其刚正不阿，清廉持正的一生。回籍后，嘉庆尤岁时颁赏不绝。每有陈奏，仍亲自批答，“语如家人”。[22]书麟，满洲镶黄旗人，由銮仪卫整仪尉，累迁至两江总督。书麟素行清谨，出巡属邑，轻骑简从，民不扰累。当时和珅柄政，书麟拒不趋附和珅，屡次与和珅发生冲突，终被遣戌伊犁。嘉庆亲政后，召授吏部尚书，兼正红旗汉军都统，加太子少保，寻擢协办大学士，授闽浙总督。复出后的书麟，一仍其清廉作风，毫不留情地弹劾贪官庸吏，虽亲不避。其弟广兴在掌管军需中出了问题，书麟请严治其弟之罪。嘉庆深为其言行感动，对其优礼有加。谢振定，乾隆四十五年进士。乾隆五十九年（1794）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第二年，迁兵科给事中，一次，在东城巡视时，发现一辆违制车旁若无人、横冲直撞地在通衢大道上疾驰。谢振定喝令御者停车，把乘车者抓出来一讯问，原来是和珅妾弟。此人仗和珅之势，根本没把谢振定放在眼里，口出狂言，出口伤人。谢振定不畏权贵，命人将和珅妾弟痛打一顿，还一把火烧掉了乘车。这件事因和珅妾弟违制乘车而起，和珅无理可辩。和珅不能公开治罪于谢振定，遂暗中指示给事中王钟健，“假他事劾振定”。谢振定被罢官闲居三年之久。嘉庆亲政后，起授吏部主事。寻迁员外郎，“充坐粮厅，监收漕粮，裁革陋规，兑运肃然”。[23]
诏罢贡献，黜奢崇俭，是嘉庆亲政后，在“咸与维新”旗号下实施的又一项重要举措。乾隆中叶以后，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封建剥削的苛重，使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日益贫困。与啼饥号寒的农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醉生梦死。奢靡之风腐蚀了统治机构。吏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清王朝面临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嘉庆亲政后，崇俭黜奢，以期转移社会风气，遏制奢靡之风。清朝俗例，凡督抚大臣进京觐见，必呈进贡物，籍此邀宠。于是，国内奇珍，充陈内府，庵寺权奸，渔利其中。群官竞相奉献、百姓赋税屡加。嘉庆诏罢贡献，并免除年节王公大臣向皇帝呈进如意之例。嘉庆在上谕中申明严禁贡物的原因说：“试思外省备办玉铜瓷、书画、插屏、挂屏等件，岂皆出自己资？必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以闾阎有限之脂膏，供官吏无穷之朘削，民何以堪？况此等古玩，讥不可食，寒不可衣，……朕视之直如粪土也。朕之所宝者，惟在时和年丰，民物康阜，得贤才以分理庶政，方为国家至宝耳。……再年节王公大臣督抚等所进如意，取兆吉祥，殊觉无谓。诸臣以为如意，而朕观之转不如意也，亦著一并禁止。经朕此次严谕之后，诸臣等有将所进之物呈进者，即以违制论，决不稍贷”。[24]嘉庆的这道上谕，并非矫情欺饰之作。谕旨下达后，嘉庆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的诺言。当嘉庆得知，由新疆叶尔羌为进贡而采集的大块玉石，在运送进京时非常困难，立即下令，将“所解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不必前解”。[25]后来，新疆和田采得两块大玉。当地官员奏请嘉庆将回户伯克二人赏戴花翎，采玉回户赏戴翎顶，作为嘉奖。嘉庆严旨申饬了这个官员：“区区数十斤之玉块，可足贵乎？朕所宝者，惟在时和年丰，民安物阜。一切耳目玩好之物，素性实所鄙弃。”拒绝因此封赏回户伯克和采玉回户。对所采之玉，嘉庆指示：或趁例贡之便附带运京，“若沿途运送稍有不变，即掷于该处，不必进呈”。[26]
为了遏止奢侈之风，嘉庆据老师朱珪“君心正而四维强，朝廷清而九牧肃，身先节俭，崇奖清廉，自然盗贼不足平，财用不足阜”的教诲“躬行俭德为天下先”，力图为各级官员做出一个榜样。亲政之年，有官员奏称盛京夏园行宫已日见破旧，请捐廉修理，以备嘉庆巡幸行围驻跸。嘉庆严辞拒绝。他说，据满洲旧俗，遇巡幸行围驻跸之处，向来是携带毡房随处支立，从无建盖行宫之事。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习劳勩而崇昌朴也”，现在如果因夏园行宫年久即加以修茸，“则将来踵事增华，凡跸路经临之处，势必概增行殿，开奢靡之渐，忘勤俭之遗。劳民伤财，于风俗殊有关系。”[27]
嘉庆在亲政时，还降旨永远禁止于内城开设戏园。清朝例制，京城九门之内，向来禁止开设戏园。因查禁不力，城内戏园不仅开了，且愈开愈多，以至八旗子弟整日征逐歌场，消耗囊橐，习俗日渐流于浮荡，生计日见其拮据。大臣科道纷纷要求重申禁令。嘉庆为此两次面询步军统领定亲王绵恩。绵恩认为开戏园演戏属粉饰太平之事，不应该加以制止。嘉庆对绵恩的看法大不以为然。他说：“夫太平景象，岂在区区歌舞为之粉饰？”城内开戏园带来诸多弊端：“城内一经开设戏园，则各地段该管员役，即可籍端讹索，为舞弊肥囊之计。”步军统领衙门之所以不禁止，是因为“衙门司员或有利于其间。”嘉庆不理会绵恩的反对，命令“除城外戏园，将来仍照准开设外，其城内戏园，著一概永远禁止，不准复行开设，”“原开馆人等，趁时各营生业，听取自便”。[28]
嘉庆在亲政之初，雄心勃勃，锐意进取。在“咸与维新”旗号下，对朝政多所更张，这对于遏止清王朝的衰败是必要的。从总的方面来看，嘉庆的“咸与维新”，没有能解决各种社会弊端，清王朝也没有因嘉庆的“咸与维新”而重新显露生机。究其原因，首先是封建社会衰落疲败的历史必然性，注定了嘉庆“维新”失败的命运；其次，嘉庆对“维新”的首鼠两端、三心二意，则是导致“维新”失败的主观原因。尽管嘉庆是个失败的“维新”者，但嘉庆初年的“咸与维新”，在对嘉庆朝政的总评价中，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同时，嘉庆初年失败了的“维新”活动，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