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夫平叛，天兵发威；横扫千里，所向披靡。 鸡鸣狗盗，雕虫小技；如蚁门客，貌合神离。 少年刺客，杀人无忌；官兵捕快，丧失警惕。 歹徒一吼，护卫逃逸；可怜冯敬，遇刺归西。 凶手得逞，狞笑窃喜；文武噤声，惊若木鸡。 魏王救赵，虚情假意；子西被害，可痛可惜。 相如讽喻，车轼防断；吴起劝谏，修德第一。 袁盎枉死，真凶难辨；聂政行侠，深井认尸。 忠良殉国，人头落地；厚葬犹可，宠赠予谁？

我认为，柳宗元《古东门行》是一首政论诗或讽喻诗，而不仅是一首吊叹武元衡被刺的抒情诗。如果这个观点得以成立，那么，对此诗历来的注释和解说也就有一些不尽相同的意见和一些应该更为明确的地方。不敢自以为是，谨以此文就正于柳学方家。 汉家三十六将军，东方雷动横阵云。首引前汉故事起兴。这两句各种版本皆无异说。 鸡鸣函谷客如雾，貌同心异不可数。有诗家评“客如雾”三字妙，力言客之多，一片迷茫，但又朦胧不明，良莠不一，紧扣貌同心异，不可一概而论。简洁、形象、含蓄。 赤丸夜语飞电光，徼巡司隶眠如羊。用前汉成帝元延年间京城长安闾里少年受贿行刺文武官员，而负责巡查的官员、兵将严重失职之事，引以为戒，同时引出以下4句。 当街一叱百吏走，冯敬胸中函匕首。承上文，暗指唐元和时京城治安问题同样严重。冯敬句是全诗唯一一句有悼念武元衡意思的诗句。 凶徒侧耳潜惬心，悍臣破胆皆杜口。行刺武元衡的凶徒，因官兵的无能得以逃脱法网而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平时正直敢言的官员，因受凶徒威胁噤口不敢言。 魏王卧内藏兵符，子西掩袂真无辜。前句是战国魏安厘王时，魏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事，为人所熟知。后一句的故事比较偏僻，其含义诸本意见不一，大可探讨。子西是春秋时“楚平王之庶弟也”(《史记·楚世家》)。白公胜是平王太子建的儿子，所以子西是白公胜的叔祖父。 羌胡毂下一朝起，敌国舟中非所拟。前句见司马相如《谏猎疏》，原文为：“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后句见《史记·吴起传》，为吴起谏魏武侯之言，两句皆危言耸听，目的是使受谏者警惕，远游猎、重修德以安社稷。 安陵谁辨削砺工，韩国讵明深井里。前句，前汉梁孝王恨袁盎阻其求继承帝位，使人刺杀之。后句，战国韩哀侯时，聂政为严仲子刺杀侠累事。此两句意义都还值得探讨。 绝咽断骨那下补，万金宠赠不如土。两句最费解，与前人见解不同，笔者以为两句皆指聂政而非指武元衡。详下。 《古东门行》为乐府古题，汉诗有无名氏《东门行》，写无衣无食的贫家妇反复劝诫丈夫“君复自爱莫为非”。南朝宋有鲍照《代东门行》是送别友人之作。所以内容与诗题不一定有关联。 柳宗元《古东门行》亦为仿古乐府旧题而作。宰相武元衡于元和十年六月三日凌晨上朝，出里东门被刺客杀害。这个“里东门”，实际是武元衡寓所靖安里街区的栅门而不是城门。柳宗元于元和十年三月受命“使持节柳州诸军事、守柳州刺史”(柳州刺史兼柳州军区司令)，六月二十七日到达柳州。武元衡被杀的凶信传到柳州，估计在七月初，此诗当作于七月中下旬，因为这是震憾朝野的重大事件，时隔太久意义就降低。当时的柳州：“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枹鼓手所操。”(《寄韦珩》)柳宗元写作《古东门行》正处于烽火连天之地，戎马倥偬之时，所以此诗格调质朴粗放而少精雕细琢，与其他诗作大有不同。即使此诗是在上任途中闻讯而作，也是处于心神不安定的情况下，以致有的诗句读来稍嫌晦涩。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对武元衡并无好感，此诗悼念的情感是淡薄的。所以全诗几乎句句叙古事，近于古赋铺排事物。 永贞革新期间，刘禹锡、柳宗元总揽外事，意见与武元衡严重相左，王叔文就把武从御史中丞贬为右庶子，从此互相有了嫌隙(见《新旧唐书·刘禹锡传》)。刘柳贬司马后，武元衡入相。元和八年，朝廷决策层中的大多数执政提请升调刘柳等人为刺史，武秉承宪宗对八司马“逢赦不赦”的禁令，不予支持，在左右谏官一片反对声中，不了了之。所以元和十年，众执政只是根据原则共识，事先没有通过宪宗皇帝和首相武元衡，就直接把刘柳等人调回京城，听候任命。这期间，刘禹锡的“看花诗”等于是指着武元衡的鼻子骂，首先刺痛和激怒了事实上的首相，同时对宪宗也有不敬，罪名本来可大可小。不过御史中丞裴度背后有多数执政支持，腰骨也很硬，不惜当面顶撞宪宗，事情才平息下来。经过磨合，讨价还价，宪宗不得不顺应朝议民情的多数，任命刘柳等人为刺史(均见《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五》)。柳宗元因为处事于练，又在壮年，推测是裴度等众执政有意任以柳州刺史的重任。先是元和七年武元衡以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时，曾去信永州“抚问”柳宗元，柳为此有《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谢抚问启》，四六骈体，文字固然推敲得尽善尽美，又十分稳妥，内容却都是例行公事的套话，亦无所求于武，全文只有196个字(不计标点)。可见，柳宗元对武元衡感情淡漠。 《古东门行》其实是借武元衡被刺这一重大事件，从各方面指出朝廷隐患，进谏执政者修明朝政，吸取教训，防范于未然。 从“鸡鸣”至“徼巡”4句，指出从战国至西汉，社会上的一种特殊弊病。各种利益集团不惜重金笼络死士为主效命。齐国孟尝君因食客能为鸡鸣而赚开函谷关，得以摆脱秦国追兵的故事为人所熟知。下句指西汉时长安城中的流氓阿飞受人贿赂指使刺杀官吏报私仇，而负责治安的官兵既软弱无能又严重失职，使这类违法行为成了风气。 从“当街”至“悍臣”4句，暗指武元衡、裴度虽有上百侍卫，但一与刺客交手，即作鸟兽散，才使刺客阴谋得逞。冯敬事见《前汉书·贾谊传》：“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贾谊与冯敬的关系也不好，不过在削藩问题上意见一致，都力主削藩。贾谊出以公心，客观评价冯敬为悍臣：“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这与柳宗元与武元衡的关系和事迹都有相似之处。柳宗元引用贾谊评冯敬的话，显然也有肯定武元衡的意思，足见柳宗元存心厚道而又公私分明、爱憎分明。下两句指凶徒逃脱法网气焰更器张，造谣威胁朝臣，使一些平日正直敢言的朝臣也劝说宪宗皇帝对刺客不要穷治了，以免事态扩大。 从“魏王’’至“敌国”4句又另立新意，提出一种更大的隐患。魏公子信陵君利用食客中老谋深算的侯生、力士朱亥和能学狗叫的惯盗，还有魏王的宠妃如姬，使窃符救赵却强秦的计谋得以实现。子西的故事有评论家认为是“此谓盗杀武元衡而朝堂不知也。”不能说明“掩袂”和“真无辜”的意思，因而难成立。也有认为是由于宪宗用兵举棋不定，更加牵强。因为武元衡与裴度联手坚持抑藩强硬政策，宪宗即使早日用兵，只有增加强藩的恐惧仇恨，加速实施刺杀阴谋，亦不得谓之“真无辜”，也联系不上“掩袂”。事实是，子西一向庇护信任白公胜，并把他从吴国召回来任为大夫，而白公胜性格暴戾，野心甚大，又善于笼络一帮小人，当其反意明显时，已有几个下属向子西作了报告，但子西不相信不设防，所以说“真无辜”。子西用袖子掩面而死，是表示自己看错了人造成社稷重大损失，无脸见人的意思。特别是与后面“羌胡、敌国”两句联系起来理解，意思就更明确。司马相如借猛兽喻羌胡进谏汉武，吴起用“非所拟”(想象不到的敌国)谏魏武侯，皆是不便明言而用比喻。窃符的信陵君、如姬、杀子西的白公胜都是身边亲近、亲信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成身边的羌胡、猛兽和舟中想象不到的敌国。柳宗元用此4句也有不便明言的深意。不曾听说宪宗皇帝有好游猎、喜女色的毛病，但是，他身边众多的宦官，较其父德宗时更受宠信，连军队、翰林院都有宦官任使职。宪宗是个半明半暗的皇帝，他听从众议抑藩与永贞革新宗旨相合，平淮蔡使朝政呈现一线中兴的曙光，但他宠信宦官无以复加，最后在元和十五年被宦官刺杀，使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一直走下坡路直到覆灭。证实柳宗元并非多虑。 “安陵”至“万金”4句，提供又一种情况，那就是朝廷内部、官员之间隐蔽的矛盾纷争。汉梁孝王是景帝弟，景帝废栗太子后，梁孝王谋求为继承王位的人，袁盎进谏景帝，正常情况下不宜以亲弟嗣位。后袁盎被人刺杀，经查，主使者为梁孝王下属(见《史记·梁孝王世家》），“韩国”句指聂政受知遇于严仲子，严仲子事韩哀侯，因意见不合与韩相侠累结仇，聂政为报答严仲子，乃于母死后刺杀侠累，为严仲子报了仇(见《史记·刺客传》)。 全诗最后两句最费解，前人解说亦不一致。有说“万金宠赠不如土”是说“谓元衡已死，虽受荣赠竟何益哉!”“不如入土为安。”“绝咽断骨”是指武元衡遭刺客，“批其颅骨”之意。笔者则以为两句皆上承“韩国”句，指聂政。严仲子初见聂政即以黄金百镒(1镒合20两)赠聂母，聂政未受但已心感。这两句说为人报了私仇而自己绝咽断骨而死，即使黄金万两也如粪土一般不能补偿，表明柳宗元对聂政的行为有不屑之意，更是对行刺武元衡的凶徒的谴责。柳宗元引袁盎、聂政故事，是提醒当政者注意解决内部纷争，不能掉以轻心以免酿成巨变。试想，武元衡位极人臣，理应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何得计较宠赠？他为执行抑藩政令而被刺，是为国捐躯。抑藩也是柳宗元的主张，柳宗元怎么会幸灾乐祸讽刺武元衡，说他死得不值得呢？ 《古东门行》是类似古赋的古诗，古赋叙事铺张扬厉，想象、联想丰富，又多用比喻。所以有一点值得注意，凡比喻皆不能完全恰当妥帖。例如诗中的孟尝君、信陵君，历史上属于正面人物，二人皆有食客数千也传为美谈，引他二人的事为戒，并不是全面否定二人，只是取其中有关联的一面而已。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全诗贯串了柳宗元为文辅时及物的宗旨。柳宗元以“辅时及物为道”而又认为“文者以明道”，进而“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答书中立论师道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贯串起来简单地说，就是文章要有益于时于世，不尚空谈。这是柳宗元从他的民本主义出发，写作文章的宗旨。他本人终身实践这个宗旨，不遗余力，亦贯串于文艺性质的文章之中。他著名的政论文《封建论》，这个大题目是历代皇帝都与大臣探讨的国家大政方针，本来是朝廷大臣的分内事。柳宗元作为一个地方官，原可以不参与，但他积极响应了，不但写了，而且写得很好，成为千古绝唱。“柳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使其他诸子的议论不传于世。寓言《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等，从不同角度说明讲求治道之重要。人物传记《童区寄传》为促进当时柳州的社会改革张目……例子不胜枚举。诗作中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这首《古东门行》只是其一。特别感人的是，他或于上任途中，或于柳州军务、政务万分紧急繁忙的情况下，写作的这首《古东门行》，谆谆告诫，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作者：王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