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房屋建造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却不会受到世俗交往的喧扰。 问我为什么能这样，只要心志高远，自然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 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 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 这里面蕴含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想要辨识，却不知怎样表达。

“结庐在人境”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广为后人传诵，反映了诗人归田前期的志趣和情怀。这是一首具有诗的鲜明形象和悠远境界，又蕴含着某种宇宙人生之理的哲理诗。诗中用了“真意”、“忘言”等玄学用语，更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理趣。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四句诗，实际上是讲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即生活在现实中的人能否超脱于现实之外的问题。当时道教盛行，宣扬生命“无极”论，说什么只要导养得法，人就可以得道成仙，不但精神不死，肉体也能久视长生。那时，或竦身云霄，或潜泳江海，茫茫恢廓的宇宙，就可任你逍遥翱游了。也就是说，神仙的身形和精神都是超生死、超时空的。陶渊明对这种神仙妄说素抱否定、批判的态度，他认识到，“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辞》），即使后来陷入生活的绝境，也决不到神仙世界去寻求精神安慰。因而他弃官而不弃世，归田而不隐遁山林。其实，他所归隐的田园，对官场来说是“隐”，于广大农村现实而言，则不但不是“隐”，倒是步步接近了。这是一方面。然而，他却相信，人的思想或精神，可以孤立地自我净化，或者说，能够超脱于现实之外。这四句诗就是讲这个道理。“结庐在人境”是说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车马喧”指人世间各种烦人的尘杂，也是世人为富贵荣华而奔竞的形象写照。他之所以身居人境而尘杂不染，就因为能做到“心远”。“心远”就是思想上绝弃富贵荣华之念。一个人丢掉了物欲，断绝了尘想，精神就远远超出于尘世之外了。他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中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形迹常常身不由己，只好任其自然；但人的内心世界却可以超现实而恬澹虚静。这种渴求精神上超现实的幻想，与当时流行的说法：“形居尘俗而栖心天外”（《晋书·隐逸传》），都是当时人们力求从内心苦闷中解脱出来的一种主观愿望。然而，人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又想屏居于现实矛盾之外，那事实上是办不到的，说穿了，不过是自我排遣或解脱的另一说法罢了。这就是所谓“心远”的实质。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诗人采菊东篱，悠然自得，又逢山气特佳，飞鸟投林的黄昏，大自然的一切都显得和融淳净；此时的诗人，超然冥邈，神逸方外，他的心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这里，“采菊”二句主要突现诗人乐得其所的“悠然”心境；“山气”二句则明显寓有“众鸟欣有托”的意兴。两者的情趣是相通的。这种主观心境与客观环境的浑融妙合，后人概括为“意与境合”，或“意与境浑”。在诗中，这种主、客两方的交感，主要靠那个“见”字生动地表现出来。苏东坡说，俗本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而着一“见”字，“意境全出”。奥妙究竟在哪里？我以为“见”字之得，主要得之于无心，能使“意”、“境”妙合自然；而“望”字之失，主要失之于有意，有意则不自然，故破坏了全诗的悠然气象。 然而，从诗的艺术构思上说，“结庐”四句讲超脱，“采菊”四句表现“意与境会”，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呢？前面说过，陶渊明讲超脱，只限于个人的精神或心境，即所谓“心远”而已。他认为，要使自己的“心”不受世尘的污染，不受“车马”的喧扰，那就必须痛下决心，放弃功名利禄的追求，返回农村田园，去过躬耕自食的生活。这是挣脱世俗精神枷锁，获得心灵自由解脱的必由之路。而人的心境，如能净化到同大自然一样的纯洁、和融、浑朴，那就达到了最理想的精神境界，也就是“心远”的极致。“采菊”四句诗讲的，正是“心远”达到极致的一种艺术境界，它向读者表明：人的主观心境与大自然的客观环境真正浑然妙合了，人的精神也就从尘世之累中彻底地解脱了。诗人在东篱下采菊，他的身形固然属于现实世界，但他当时的心境却“悠然”到与大自然冥会妙合的胜境。可见，前四句是提出问题，并作了结论性的回答，后四句才用诗的形象具体表达这一诗的主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中”，指“采菊”四句所表现的意境。“真意”的“真”，在玄学家的概念中，与“自然”是相通的，“真意”就是自然的意趣，它概括了“采菊”四句所表现的意境的本质特征，故清人吴淇说它是“一篇之髓”（《六朝选诗定论》卷十一）。从诗人主观方面说，采菊东篱，悠然自得，这是对宇宙人生之理、造化自然之趣的领悟；从庐山一带傍晚的自然环境说，一切都显得和融浑朴，充满生机，这正是大自然的本色。诗人的悠然情怀与眼前的自然气象，都合于自然之道，因而，主、客二方也就冥会妙合了。这其中的妙谛，在诗人看来，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故曰“欲辨已忘言”。“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所谓“得意忘言”，是说“言”、“象”是得“意”的工具或手段，得“意”不能离开“言”、“象”；然而，“言”、“象”只是现象，“意”才是事物的本质，故要真正领悟“意”的真谛，又不可凝滞于“言”、“象”，而应忘言忘象。在这首诗中，诗人从“采菊”四句展示的具体“言”、“象”中所领悟到的“意”，就是一个“真”字。他认为，“意”既已得，其余辨说都是多余的了；不然，或如《庄子·齐物论》说的：“辩也者，有不见也。”（“辩”与“辨”通）辨说愈多，“意”反而会被“言”、“象”所淹没。这两句结尾，既点破了全诗的意趣在一个“真”字，又留下不尽之意让读者去体味，这大概就是王国维说的“言外之味，弦外之响”（《人间词话》）了。 陶渊明在这首诗中表现的“真意”即自然之趣，既表现为山水田园的具体“自然”，也是诗人主观精神的抽象“自然”。在这里，山水田园的描写不是当作表现诗人心灵“自然”的背景而存在；两者在诗中是浑融混一，难辨彼此的。这种“意与境浑”的艺术境界，乃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一句话，是虚与实在诗歌创作上的辩证统一。它能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殊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