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的家中有一栏牡丹花，待到开花时主人却不在家。
不要说长安和洛阳不算遥远，出了春明门处处皆是天涯。

此诗作于大和三年（829）三月。《旧唐书·文宗纪上》：“（大和三年三月）幸已朔，以户部尚书令狐楚为东都留守。”
和：即唱和，古代诗人相互间应答酬谢所作的诗词。
令狐相公：即令狐楚。相公指宰相，令狐楚曾任宰相，故称。令狐楚入相在宪宗元和十四年。
牡丹：是时京师盛行赏牡丹之风俗，“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当时人多以此为诗料。舒元舆《牡丹赋序》（《全唐文》七二七）：“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与焉。盖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为贵重所知，花则何遇焉。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寝盛。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
平章宅：平章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平章事”的简称，亦指宰相。《新唐书·百官志一》：“贞观八年，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中唐之后，凡任宰相，均加此衔。
令狐楚宅在唐长安城开化坊。《唐两京城坊考》卷二，长安朱雀街东从北第二坊开化坊有“尚书左仆射令狐楚宅”，注引《酉阳杂俎》：“楚宅在开化坊，牡丹最盛。”
两京：指当时的上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此处因旧习以西京称长安东京称洛阳，合而称两京。
春明门：唐代长安城外郭东面正中的城门。《唐六典》云：“京师东面三门，中曰春明。”亦见《唐两京城坊考》卷二。楚自长安东出赴洛阳，出此门，即离开长安城，故举此为言。
天涯：天边，意极遥远。唐代诗人王建罢官后，卜居长安西南“百里”之遥的原上，曾赋诗“长安无旧识，百里是天涯。”（《原上新居十三首》其三）。

　　此诗是刘禹锡以牡丹为题的唱和诗作。诗人以牡丹入题，借物抒怀，写别牡丹而实叹别京国，一句“春明门外即天涯”道尽沉浮感慨。　　诗作前句与令狐楚唱和，从其诗意点明了临到开放主人却不在的创作背景，平铺直叙不起一字波澜。值得体会的，是诗人借别牡丹写别家别京城的写作手法，以牡丹的鲜明形象寄托了家和京国的含义在其中，字在牡丹而意属别离，使得诗意委婉清新。　　而紧随话锋突转：“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莫道”两字戳破“两京非远别”之谬，用否定的句式表达出作者强烈的情感。“春明门”则以小处着眼，以出春明门这离京赴东都的必经之门代指离京去国。“即”字是言离京一步便是天涯，情感强烈，笔法夸张。从“一栏花”之小，到“天涯”之大；以“春明门”之近，到“天涯”之远。作者用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句式、借代夸张的修辞手法十分精炼的表达了离京的深深感慨。前句委婉清新，后句却尽意抒怀，前后情感强度反差也使诗中情感愈加鲜明，更是将离京之凄楚眷怀诉说的淋漓尽致。全诗借牡丹为题，言在牡丹，韵系离愁，道尽去京国赴天涯的沉浮感慨，是一篇借物抒怀之佳作。　　刘禹锡唱和之作较令狐楚诗情感更强烈，能言令狐楚所未能言，此宜结合作者生平体会。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连贬远州司马，又受尽谗言所害，一生多数时间都是远离京国的逐放生涯。故而尽管是写令狐楚离京，刘禹锡唱和为友不平，又何尝不是杂糅了刘禹锡对自己坎坷仕途的感慨，此诗非是为一人而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