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不过他在世的时候，他的思想理念并没有被多数人所认可。所以孔子才会坚持周游列国，来推广自己的理念，只是收获的成效还是有限。孔子出游可没人给他买单，所以需要自己赚钱，那孔子的赚钱之道究竟是怎样的呢?其实孔子也想富裕，但他的欲望不是很强烈，而且愿意从事卑微的工作，来为自己赚取钱财，那孔子的钱财观究竟是怎样的呢?
明代《孔子圣绩图》图册，绢本设色，共39页，页纵60厘米，横40厘米，美国圣路易斯美术馆藏
孔子很少谈钱的问题，《论语》中说：“子罕言利”。
这一说法，差不多得到了公认。一般观点大都认为，孔子对钱差不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那么，为什么“子罕言利”?孔子不谈钱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是因为孔子不爱钱吗?
显然不是。
孔子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得到钱(富)的话，即使去当个司机(执鞭之士)，孔子也会去做。孔子是坚定的贵族制度与贵族生活的捍卫者，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而他居然说，他愿意选择一个在贵族时代很卑微低贱的工作去赚钱。
很多人由此钦佩孔子的真性情，说话简洁而真实，一点也不做作。
可是，这好像又不太像儒家的作派。
在大家印象里，千年以来的儒家是不太谈钱的，只有俗人、商人才会谈钱，而这样的人是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所不耻的。
对于这种矛盾与疑问，儒家有解释。
《论语·里仁》一篇中就有闪光的句子存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同一篇文字中，还有更详细的解释：“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后面这句话，讲起来比较麻烦，于是，最终被扼要概括为更为今天公众所熟知的八个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儒家的财富观由此变得清晰明确：首先，“君子”是可以“爱财”的;其次，虽然可以“爱财”，但获得财富的方式要“有道”。
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因为这八个字仍然有点不清不楚——
取之“有道”?什么才叫“有道”?儒家取得财富的“道”又是什么呢?
这才是最紧要处!
要想剖解儒家的价值观，就必须把这个“道”弄明白。
实际上，千年以来，代代儒家已经身体力行，形象地演绎着这个“道”，只是没有大张旗鼓地说出来。而要破解它，我们需要读懂儒家的终极价值观。
什么叫终极价值观?
简单说，就是在儒家乃至于孔子心目中，一个人在社会中能够达到的最理想、最顶级的终极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这就好像在今天，有人问你，你认为谁代表着最理想、最顶级的终极生活状态呢?
马云?比尔·盖茨?乔布斯?袁隆平?
对这一点，孔子自己闪烁其辞，或者说史籍记载语焉不详，我们站在好不容易找到的紧要处，却如堕云雾。但是，中国著书立言的传统，使得我们仍然可以从儒家留下的文字间细细揣摩，寻找蛛丝马迹，然后顺藤摸瓜，发现其中的秘密。
在《中庸》一书中，儒家对于周武王留下了这么几句热情洋溢的评价——
“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按照《中庸》的记录，这一评价是孔子说的。这一点很难确定，但肯定是儒家说的，更重要的是，这一评价明显代表了儒家的评判标准，也非常接近孔子的终极价值观。
这个终极价值观是什么?
请看仔细——
第一，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尊为天子);
第二，拥有尽可能多的财富(富有四海之内);
第三，有宗庙祭祀(宗庙飨之);
第四，子孙延绵且保持强势(子孙保之)。
我们把这个终极价值观和儒家自身的历史轨迹结合在一起看，严丝合缝!
这种现实的追求，就是儒家的心向往之，孔子也是一样的。说儒家是入世之学，铁证如山。
那么，既然儒家如此推崇财富、地位，这一点为什么在孔子身上体现得不明显呢?
因为，孔子追求财富、地位有一条不太明显的途径：儒家取之有道的“道”，是一条“隐秘”之路。
在孔子看来，财富与社会地位应从哪里来呢?
答案是，从一个人的贤能中来，用一个人的贤能来获取。
在孔子看来，在理想的社会中，君主以礼来治理天下，而要维护这种礼的秩序，君主就要依靠贤人君子，社会财富、地位也自然而然地按照贤人君子的贤能程度来分配：贤能程度越高，社会地位越高，财富也就越多。儒家以为，用这样的价值标准梳理社会，整个社会就会形成羡慕贤能君子的风气，礼的社会秩序也就由此稳固了。
从这个价值观里，我们依稀已经看到了中国的历朝历代。
那么，什么才是评价贤人君子的标准呢?
那就是对于礼的遵从，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种美德——仁、义、礼、智、信……这些最终全部可以兑现为财富价值。因此，当你看到“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的诗句，千万不要以为是励志的鸡汤!
在孔子心中，你只有具备了美德，才能谈是不是贤人君子，而只有成为了贤人君子，你才有资格去要求社会地位与财富。这里有一个先后顺序。孔子是不可能撇开贤人君子的前提，而去谈获取地位、财富的，这就是所谓的“道”。
你要上这个“道”，首先要修身(成为贤人君子)，至于你会不会因此而获取到财富、地位，这个很难说，就要看所谓“天命”了。
一个贤人君子，在落魄不堪的时候也应该是一个贤人君子，否则这个贤人君子不就是假的了吗?所以，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也所以，孔子的财富观才会是看上去那么豁达理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请注意，“君子好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并不是今天我们对良心商人的评价，因为，它与商人求富的道路大相径庭。
商人的本质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财富与道德之间，也就是“利”与“义”之间，“利”肯定是第一位的。但在孔子的系统里，一个贤人君子应该“贱货贵德”。
这个“贱货”并不是真的“贱货”，只是“货”的地位排在“德”的后面，先“德”后“货”，以“贵德”的方式，即通过“不要财富”“舍得财富”的方式来收获财富，这就非常难了!
当今，很多人喜欢谈“舍得”两个字，以为是道家的辩证法，其实，这是儒家最拿手，也是最顶尖的学问，当然，也是极难的学问。由于深知这种难度，所以，孔子会在他的当司机求富的例子后面补充说：“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儒家与商人的分野，最终演化为儒家对商人的极度贬低，然后把商人在上千年时间里用道德压在最底层——你们不是贤人君子，不是社会主流，更不是社会支柱，只是边缘人而已。
所以，孔子看弟子中表现出的商业才能，才会像看一个人会表演杂耍一样：惊其技巧，不以为然。他曾感叹说，像颜回这样的，学问与道德都算是可以了吧，可是他总是达不到财富的目的，端本赐这家伙不按我说的来，去做买卖，结果每次行情都给猜对了。
分析到这里，我们发现，儒家思维的致命弱点也暴露无遗，那就是，他们缺少另一种更合理的思考方式，即今天我们人人都知道的法制环境的创建。
在好的法治环境中，商人就会成为有约束、有道德感的人;反之，在一个糟糕无比的法治环境中，不仅商人不会成为有道德感的人，那些顺着“贤人君子”之道成长的人也同样没有空间，反而被异化了。
这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儒家思想，因为在帝制时代，构建帝制存在的前提是权力结构。法治的精髓是人人平等，这是无论哪朝哪代帝王都无法接受的。而为了维持这种帝王权力结构，就必须抬高儒家地位，极端强化儒家思想的某些层面，巩固政治等级，同时打压商人，把他们妖魔化。
商人的命运就此被注定了。
不过，商人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们比较真实，重利就重利吧，小人就小人吧，从挥金如土中寻找平衡也就是了。真正难过的，倒是这些儒家教育出来的读书人。背着道德感的他们，时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生要不断在利与义之间取舍。
艰难的儒家之路，即取之有道的“道”，实在是太不好走了!
很多儒家门生最后只能选择精神分裂——明明只能流于世俗，甚至为了个人私利，去做那些卑鄙无耻的事情，然后还要慷慨激昂地拿出圣人写的语录来为自己言行寻找借口遮羞。所谓“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一个悲剧的双输结果，在实际生活中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与法治精神的相悖，最终酿成了近代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被儒家文化浸透直至骨髓的中国人，怎么忽然与孔子有如此深仇大恨?实际上，这种冲突其实并不是针对孔子的，甚至都不是针对儒家的，而是针对那些利用儒家文化来维护权力社会，阻碍社会向人人平等的法制社会过渡的力量，这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过渡必须克服的障碍，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