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是指在京城为官的官僚群体，他们以不同的官阶分隶中央政府的各个衙门，清人有曰：“以天下官人之额数而计之，京省大小之职不啻二万有奇。”[1]  所以，京官至少当有其半。在这一庞大的官僚群体中，除去为数不多的一二品大员外，占绝大多数的是中下级官员和七品以下的小京官。作为个人，他们大都没有突出的业绩，自然也不被载于史书，但是作为一个相当数量的官僚群体，他们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本文拟从他们的官场状态谈起，即由京官群体的资历、能力以及俸禄入手，探讨清代官场中与制度并行、且优先于制度，起着平衡与调节作用的特例和各项潜规则，以期了解官僚政治及其制度中的矛盾状态，以及自我解决与完善的方式。

一、升迁中的循资与特例 

官僚机制的运行是以其自身制度为保障的，官僚制度不仅是封建国家的行政大法，也是对作为管理者的官员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而官员的仕途，除去个人的因素外也都被规范在制度设定的流程里。从清代颁布的各部院则例，到汇集而成的《会典》、《会典事例》等，我们不难看到编织缜密的法律条文对官员的约束力。但是，在这些制度运行的层面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不被制度约束到的行为方式，并且习以为常地成为官场中的潜规则。在这里，我们将首先讨论那些影响到清代京官仕途的一些特例与潜规则，及其与铨选制度的交相运用。

   资历无疑是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他代表一个人的经验、取得功名的先后，但与能力无关。然而，在清代的京官中最看重的就是“资历”，且尤以翰林院、都察院、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等清要衙门为甚。据光绪年间曾作过内阁中书的朱彭寿说：“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其中若翰林、若御史，以及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吏部礼部司员，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为前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分，登堂拜见，执礼惟谨。至其他各署，则但以同辈相称矣。” [2]  与之同时任职部院的何刚德也说过：“从前京官专讲资格，原以抑幸进也。自仕途拥挤，而怀才不遇者，乃倡破格求贤之说，以耸动当途，而自为脱颖计。”[3]  

可见，这种循资而进的状况在清末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却流行于清代二百余年之间，在客观上营造了官员仕进的公平环境。何刚德谈到他做京官时的感受说：“从前京曹循资按格，毫无假借，人人各守本分，安之若素，境虽清苦，而心实太平也。”[4] 为官在同治光绪年间的陈康祺也有同感，他说：“康祺以京官谒选时，自意依流平进，乌台豸斧，尚非妄希国家阙典，如此类者甚多。”[5] 陈康祺所言，并非无据可循。据记载，乾隆年间“有京官不愿外迁观察，而老于京卿贫病而死者”，纪昀曾书挽联戏之曰：“道不远人人远道，卿须怜我我怜卿。” [6]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重资历的衙门中，其官员的升迁也较其他衙门迅速。例如“内阁中书”，官阶七品，却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官职。乾隆三十四年（1769），婺源人王友亮于是科会试列明通榜后授内阁中书，有友人称贺书启云：“舍人昔在中书，与学士对称两制，洎乎前明伊始，降同七品之班。第因所处之清严，争谓此途为华美。天依尺五，地接台三。头衔埒于新翰林，体统超乎散进士。何其下第，反得升阶。”[7] 除了道贺之外，也有人嘲讽内阁中书，其诗曰：“莫笑区区职分卑，小京官里最便宜。也随翰苑称前辈，好认中堂作老师。四库书成邀议叙，六年俸满放同知。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8] 这里，不仅说到内阁中书职卑位尊的现状，且说明其升迁迅速，不仅可外放同知，还可官军机处这一重要衙门。其原因在于， 他们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内阁大学士”这样的权力人物，礼拜为老师，再以师生关系得到推荐拔擢。还可以通过参加乾隆朝的重大文献编纂工程，即四库全书的修撰，获得更多的升迁机遇。而“军机章京则由中书部曹考取”[9] 的通例，也可证明诗中的“溜到军机处”并非夸大之词。这首诗虽然不长，却将官场中的人迹关系及官员的心态表述得十分清楚。而且，“六年俸满放同知”，即由七品晋升为五品，仕进之超速一目了然。

再有，翰林官及六部司员，也同样在官场中被视为“尊位”，所谓“今士人通籍，多以翰林为荣选，次亦望为六部曹郎，以升途较外吏捷耳。”[10]  陈康祺举例说：雍乾时期“尹文端公继善，官翰林院侍讲时，怡贤亲王请为记室，寻奏补刑部郎中。陈文恭宏谋，由编修升吏部郎中；张船山太守问陶，且由翰林充御史，由御史选补吏部郎中。嘉道以前，似此者不可枚举。”[11] 郎中、御史分别为正从五品官，翰林院编修则为七品官，升迁亦不可谓不速。甚或，翰林官还有外迁四品道员、知府的特例。所谓“翰林例由京察一等外迁道府。道光甲辰、乙巳间（1844-1845年），召对词臣，特旨简用知府者：邓尔恒、恽光宸、刘源浚、徐之铭、胡正仁、祁宿藻，先后凡六人。盖宣宗晚年忧吏治之日婾，知承平之难恃，破格求才之举，不止于此也。”[12] 也就是说，这属于特例。 

然仅就制度而言，不同的衙门的确会有不同的升迁际遇。例如，按照铨选规则，吏礼二部的汉司员，除进士授主事、拔贡生授小京官者外，其由举贡生监捐纳入官者，吏部掣签时，例不得分此二部，故与户兵刑工四部不同。 [13] 而其余四部虽不及吏礼二部，但也属京官之佼佼者。“京官任事，莫要于六部。凡主事员外郎中，并由本司升转，升至郎中，果才守兼优，亦加以京堂銜俸，俾令久管本司。他若六科七道，亦由本科本道升转，则人习所事，吏不能欺，而部院之务可得而理矣。”[14]  

    而且，对于那些没有进士出身的官员，还可以凭借置身这些衙门的经历，在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取得进士功名，跻身于更高的地位。 

清人陆以湉曾说到：“京朝官惟内阁中书舍人进身之途最多”，除了以进士出身者外，还有“以举人考授而得者，有以召试取列优等而得者，有由举贡捐输而得者。”[15] 此外，贡生等有选拔出任各部的机会。所以，小京官中有相当一些人为非进士出身。而为了在仕途上走得更高远，他们在取得京官的职位后，接下来还会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以取得进士的光环。也恰恰是这些人中，不仅中进士的比例高，且列一等者不乏其人。朱彭寿有此议论，并谈到其中的原因。他说：“本朝自乾嘉以来，得鼎甲者，其出身以内阁中书及各部小京官居多，论者谓此二官于登第为最利，此不揣其本之说也。中书除进士授职及举贡捐纳者外，余则为举人考取，或召试特用人员（召用人员，惟乾嘉时有之）。各部小京官，系由各省拔贡朝考一等，始用此职（自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始）。膺是选者，大都工于书法，或当时知名之士，既登朝籍，遇事更得风气之先。而殿试读卷诸大臣，或为旧时座师，或为本署长官，或为同乡老辈，赏识有素，故此中遇合，亦非偶然。”[16] 随后，他列举出自雍正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1733-1904）这一百七十余年间，五十七次会试中由中书和小京官考取前四名者共计六十八人。而朱彭寿亦是在光绪十六年（1890）由举人入为内阁中书，以劳绩赏加四品衔，参加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会试，只因殿试时适逢回籍省亲，补下科殿试，其甲第，则为二甲第十一名。按例，凡补应殿试者，于卷面盖一补字红戳，例不入进呈之前十名卷内。故当时舆论，颇有以不获鼎甲为朱彭寿惋惜之说。言外之意，就是朱彭寿如果不是误于省亲，也定会进入前十名，甚或鼎甲列名。

 当然，京官升迁壅滞的现象不无存在，但多集中在一些并非显要的官缺上。如国子监、上书房甚或詹事府等。据记载：“坊局官僚升转定例：洗马名次讲、读后。长沙刘文恪公权之官洗马十六年而后迁，时称‘老马’。嘉庆初，戴尚书联奎擢此官，召对垂问资俸，戴以实告，始奉与讲、读诸臣一体较俸之谕，由是洗马无久淹者。”洗马是古代的官名，职在陪同太子读书。其职司在清代归詹事府之司经局，从五品官。作者陈康祺系同治、光绪年间为官京城，称其初入京，尚闻有“一洗万古”之谑，“殆嘉庆以前旧语”，说明任此官升迁迟滞。陈康祺又作按语曰：“京官谚语，‘一洗万古’与‘大业千秋’并称，盖谓司业升阶，与洗马同一濡滞，故词臣均视为畏途。”[17]  也就是说，国子监和詹事府中的某些官职同样是一个升迁缓滞的衙门。

而且，到了清末，翰林等文学侍从的优势地位也发生了转变。所谓“今新列词垣者，几视部郎为哙等，盖由事例既开，六部司员皆可入赀行走，而柏台芸馆必由科目进身，郎部黯然，职是之故。其实郎中非屡考不能得，编检则冗杂无定员，同一进士出身，内升卿班，外放道府，何遽以词臣为美官耶？”[18] 可见，翰林等官不再居于官场上的宠位，一方面是由于六部司员皆可由捐纳取得，已非先时之清雅，另一方面翰林官本身也变得“冗杂”无常制了。它客观上揭示了传统的官僚体制在运行到一定的阶段后，已处于无可调解的矛盾状态之中。而清要衙门与循资升转的改变，则意味着传统政治在清末已从其官僚制度上开始了颠覆的步伐。 

二、难膺外任者改补或内迁京职 

官僚队伍经常处于流动中，这种流动不仅存在京官各衙门之间，也存在于京官与外官之间。“向例，部院官每年二月、八月，内升外转各一员。内升以太常寺、四譯馆、鸿胪寺、太仆寺各少卿及府丞等官；外转则掌印给事中以副使用，给事中、监察御史以参议用，礼部郎中转副使，员外郎转参议，主事转佥事。”[19] 至乾隆年间，官员内升外转均已形成定制，例如：凡御史、郎中、员外郎以道府用，主事、评事、博士等小京官以直隶州知州、同知、通判等缺用，[20] 而赞礼郎、读祝官中监生出身者须历俸三年、办事明白方准保送。[21] 此外，部曹、即郎官可以外出督学，内阁学士、侍郎可以用为巡抚，尚书用为总督等。 

但是，对京官与外官的选用标准，在制度与操作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别。顺治帝认为：“京官习知法度，外官谙练民情，內外易历方見真才，故將翰林官酌量外转”。所以，在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以京官“未习民事，遽任內职，未为得当。”下令，“今科进士除选取庶吉士外，二甲三甲俱著除授外官。遇京官有缺，择其称职者升补，著永著为例。”[22]  康熙帝曾经说：“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23] 均表明了重京官之态度。在制度中，京官也是优于外官。“国初，每科进士，除选庶吉士外，分派各部，以主事学习行走。三年期满，始以部属、知县分派录用。乾隆元年（1636），经侍郎励宗万奏请，嗣后学习期满人员，令该堂官出具考语，分三等引见，一等补主事，二等即用知县，三等补国子监助教、监丞及司经局正字等缺。”[24]且康熙旧制，知县正途出身者，三年行取一次，准考选科道。康熙四十四年（1705），改行取知县用为主事，由七品知县迁七品主事。清廷以制度化的形式将才品兼优者调任京职，而官员们欲以此途进入京职者亦大有人在。所以，京官重于外官似无可置疑。 

但实际上，官员能否胜任，对京官与外官的要求则不同，“京职各衙门事务，皆所伙办，更有明于心者，未必尽利于口，呈稿回堂之时，捷给者冲口如流，朴诚者启口多滞。”[25] 在这种“伙办”，即集体办公的环境中，京官虽然有口齿与头脑上的差别，但只要“习之法度”，即属于熟悉国家行政条例的办公型人才就可以了。而外官则不同。“道府州县等官，刑名钱谷责成一身，兼以沿河沿海苗疆烟瘴等缺”。他要求熟知民情，具有解决刑名钱粮能力的综合型管理人才。相比之下，似能独当一面、能独立解决问题的地方官比京官更为难得。所以，在对内外官员选用的具体操作上，无论是主管铨选的吏部，还是把握用人大权的皇帝，往往都没有拘于成例。 

    乾隆八年（1743）九月，吏部议覆湖南按察使明德奏请定滿洲知县改补京职之事，认为嗣后满洲科目人员已委任知县者，若自揣难膺民社、情愿补用小京官者，准于临选时呈明改补。“遇有通政司汉字知事、国子监典簿、监丞、博士、光祿寺署丞、詹事府主簿、翰林院典簿等十四缺”，先尽补用。乾隆帝诏令允行。[26] 而且，乾隆帝还将一些在地方行政中难以胜任的官员直接调任京职。这里，不妨以乾隆中后期按察使改任京职为例。 

    三十三年（1768）十一月，乾隆帝以四川按察使费元龙“醇谨有余，明决未逮于刑名总汇”，于臬司难以胜任，但是一本分人，令留京以京员用。[27] 四十二年（1777）二月，广西按察使彭理来京陛见，乾隆帝见其年力巳衰，难胜臬司之任，命留京以对品京堂补用。巡抚敦福失察，着调补仓场侍郎。[28] 次年五月，又以福建按察使奇宠格年力衰迈，令来京以对品补用。[29]  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浙江按察使王杲年力就衰，仍因难胜臬司之任，令来京以京员用。[30] 即便是犯有一定过错之人也可调用京职。如三十四年(1769)十一月，福建按察使孙孝愉任内，犯有“徇情疏纵之咎”，致“官犯蔡琛在监自缢”。 但以其前为刑部司员时尚能办事，加恩免其革职发往军台，令来京以刑部主事用。[31] 五十五年(1716)，在南巡途经山东时，见按察使甘定进，“人本粗率，难胜臬司大员之任”，在办理案件时，又有“未能审讯得实，延缓稽迟”情事，按例当议以革职，但念其曾在河工出力，“着来京以五品京堂”。[32]  此外，满人富松任道员期间，一味养尊处优，“不复知有满洲旧风”，及升任广东按察使，“奏对全以汉语，深染汉人气习”，乾隆帝召见后，“着留京候旨另用”。[33] 

 将不堪外用的官员调用京职，说明了对京官的能力要求远不如外官那样不容有充数之滥竽。同时，它告诉我们，科举选拔人才的形式与实际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制度与应用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在清朝是通过个人的权力实现的，它客观上加大了人治的作用。 

三、 “习之法度”者方得胜任 

   通常，小京官入署后，其职责多为抄抄写写，“湖州郎苏门观察，庶常留馆后，有七律三首。诗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馆里两年过。半欧半赵书虽好，非宋非唐赋若何？要做骆驼留种少，但求老虎压班多。三钱卷子三钱笔，四宝青云帐乱拖。’”“几人雅雅复鱼鱼，能赋能诗又善书。那怕朝珠无翡翠，只愁帽顶有砗渠。先生体统原来老，吉士头衔到底虚。试问衙门各前辈，此中风味近何如？”[34] 这里所说的是翰林官，诗中既有翰林们为官生活的写照，也叙述了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单调生活的无奈。而真正能够成为有所作为的京官，就要像顺治帝所说的那样“习之法度”。乾隆皇帝更是明发上谕，要求词臣熟悉国家制诰等文章格式，并要就朝政发表自己的见地。 

据陈康祺记载：乾隆初年，有上谕曰：“古来制诰，多出词臣之手，必学问淹雅，识见明通，始称华国之选，有裨于政事。今翰詹官员甚多，于诗赋外，当留心诏敕。掌院学士以下，编检以上，可各以己意拟写上谕一道，陆续封呈朕览。倘有切于吏治民生者，朕亦即颁发，见诸实行。则词曹非徒章句之虚文，而国家亦收文章之实用矣。庶吉士散馆后，即照此例行。” 陈康祺评论曰：“高宗是谕，实足以培植儒臣，俾各储经邦济世之略，设永永遵守，则西清东观，必无复有空疏不学谬玷华资者矣。”[35] 

   事实上，对于凭借熟读四书五经而科举及第的大多数京官而言，不仅词臣需要增长识见，内阁部院的官员同样需要历练政务。 

京官虽伙同办公，但也须独自“当月”。“当月”就是值班，古代又称“值宿”，这是京官的主要职责之一。清代，“部院各衙门值日，八日一周，咸有定序，”初一日，为吏部、内阁、翰林院三衙门，简称“吏、内、翰”。初二则户部、通政司、詹事府，初三则礼部、宗人府、钦天监。初四则兵部、太常寺、太仆寺。初五则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初六则工部、鸿胪寺。初七则内务府、国子监。初八则理藩院、銮仪卫、光禄寺。 “凡遇值日，所有奏折即于是日呈递，堂官亦递绿头牌请安。有召见则留牌，不留牌则不见，此正班也。若有要事，则不待值日，亦可加班，其递牌递折之法与正班同。寻常只此八班值日，周而复始。若遇令节、庆典及特别事故，则推班一日。先期则传旨，某日推班，次日仍接原班递输。司官遇值日，有紧要公事稿件并带领引见者，均于是日丑寅之间进内，散班时，冬天不过黎明，夏天不过日出。”[36]  也就是说，京官在当值期间要处理奏折的呈递，而各衙门奏折的呈递有固定的时间，不可耽误，一应奏报程序通常都要在清晨之前处理完毕。其时，凡出任京官者，大都有“当月”的经历。据光绪年间有过十九年京曹官经历的何刚德讲述：“余初到吏部，例应学习三年。学习期内，所当之差，以当月为最多。”逢当月，“每日满汉各一员，满员早起赴内阁送题本，多不住宿；汉员则在署住宿，兼监用印。所住之处，即名曰当月处。屋只两间，外间排一公案，为用印之所；里间设两炕一印柜，凡堂司印箱均汇在一处。各司有用印，则另有一牌来领。此即当月公事也。” [37] 

   除了“当月”之外，政务的繁忙还会出现在诸如皇帝起銮、部院封印这样的特殊日子。有记载曰：是时，由于三日本齐下，内阁小京官们忙得不可开交，所谓“六部书吏立如麻，齐下三单卅点加，埽笔纷纷忙注本，日轮眼急下东华。”[38] 可以想见，政务之繁杂需要京官对职司的熟练。 

其实，由于处理政务的时间多集中在上午，所以，有心而又勤奋者多能就空余的时间用来研习行政条文及各类政书。当年，不少京官都有相同的经历。何刚德如此，官居封疆大吏的林则徐也是如此。所谓“日长无事，玉苍有《十朝圣训》，借而读之。五本一换，阅时逾两年，二百余卷乃卒读焉。《圣训》即历朝之上谕，行政规矩备焉，分门别类，余寻行数墨，耐性读之，巨细洪纤，无一语遗漏。然掩卷即不复记忆，当时亦聊为消夏计耳。王子恒表叔，可庄之尊人也，告余曰：‘汝颇似林文忠（林则徐）。文忠在翰林时，日读六部则例，即此意也。’余逊谢不敏。谁知两年涉猎，从容涵泳，嗣后遇有同列争议、大政咨询，余皆能判断如流，颇中綮要。不得谓非无意中之效验也。”[39] 

而京官对政务的历练，不仅系于自身能力的提高，而且，上可佐大臣，下可抑书吏。何刚德讲到他其亲身经的一件事时说：“部务虽分满汉堂司，而事权究属之汉员，且尤以汉司员为重。麟芝庵相国好动笔墨，每喜改余稿。有一日在朝房，欲动笔改奏稿二字，余不觉大声呵之曰：‘不能！’渠遂搁笔而止。溥倬云出而语余曰：‘虽是汉掌印，那能如此专横？’余曰：‘奏稿不能将就，顷间亦急不能择耳。相国与我厚，当不我怪也。’相国人本圆通，遇事颇好通融，每低声与余斟酌，余曰不可，渠亦不敢强。余屡拂其意，然与余终相得，盖其相度之谦冲，固不可及也。”虽说上述记载表达了麟书作为大臣其待属下的谦和与宽厚，但同时说明何刚德以自身的知识在处置公务上甚得要领。不仅如此，他还讲到如何应对吏员中的狡黠作弊之徒。 

    吏员在内外行政事务中，其作用不可小视。通常，“一部中，每遇公事，堂官下之司员，司员委之书吏，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例呈之司员，司员略加润色呈之堂上，堂上苟无驳斥，则此案定矣。”[40] 但是，如果司员能够“习之法度”，则情况大不一样。 

何刚德曰：“余少时记性尚好，部例只看过两遍，其荦荦大者，时常引用，固不必言。即琐碎条例，及近十余年成案，皆能得其大意。而书吏往往摭拾琐碎例案，于稿尾挑剔数语，以“例有处分”四字，查取职名议处；一面则写信外省，吓诈取财。外官岂尽明白？动中其彀。余当掌印后，例案既熟，年力正富，颇有一目十行之能。故每日例稿，必有四五百件，应画者皆能于一时许了之。而遇有此等稿尾查笔，必取而勾之。吏每有执简争者，余曰：‘汝要写信耳。我在此，岂能容汝作买卖耶！汝谓我违法，我便违法何如？行法当得法外意，此等零碎条例，无关轻重，汝谓我不知耶？’故终余之任，部吏多有叫苦求退者。然十数年来，外官免花兔枉钱，不知有多少也。”[41]  

所以，京官之胜任不在科举考试之名次，而须于任职期间“留心诏敕”、“习知法度”。 

四、薄俸非薄 

有关京官的清苦在时人的笔记中不乏记载，有《都门竹枝词》写《京官》云：“轿破帘帏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42] 一品大员如此，小京官更是可想而知。文人王讲泉曾以打油诗记载其友人在馆选庶吉士后，以粮船携家眷入京的情景。诗曰：“粮船一搭到长安，告示封条亦可观。有屋三间开宅子，无车两脚走京官。功名老大腾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难。怪底门公频报道，今朝又到几知单。”[43] 何刚德也说过：“京官量入为出，不能不斤斤计较也。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随后，他将京官的这种节俭和清苦归诸俸禄的廉薄。“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44] 

清代实行的是低俸制，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文武京官俸禄，正从一品俸禄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正从三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正从四品俸银一百有五两，米一百有五斛；正从五品俸银八十两，米八十斛；正从六品俸银六十两，米六十斛；正从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正从八品俸银四十两，米四十斛；正九品俸银三十三两一钱一分四厘，米三十三斛一斗 一升 四合；从九品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米三十一斛五斗 二升 ；未入流俸银禄米与从九品同。”[45]  

 官员靠如此薄俸是难以维持生计的。康熙八年（1669）御史赵璟有条奏曰：“若以知县论之，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若督抚势必取之下属，所以禁贪而愈贪也。”提出“将本省应征税银与折纳赎银加增官员俸禄。”[46] 雍正年间，以外官有养廉而京官无，遂实施双俸制，即所谓“恩俸”。京官的俸银：“郎中、员外郎八十两，主事六十两。京官正俸之外加一恩俸，名曰双俸。养廉则春秋二季，每季只给三两左右，由一总数摊匀，不似外省之有专额也。”[47] 但仍不能解决京官因薄俸带来的生活窘境。 

事实上，京官除了俸禄之外，还有其它各种名目的收入。所谓“京官廉俸极薄，本无贫富之别，而所赖以挹注者，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饭食银，堂司均分，稍资津贴耳。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礼部尚书一年千二百金，侍郎一年八百金而已，此其所谓贫也。”[48] 

 在诸多名目的津贴中，其一当为“印结银”。因“部曹俸薄，赖以为津贴，各省通例也。”它来自地方各省上缴的费用，捐纳也是印结费的来源之一，各部“同乡有印之京官，均分之，各省一律。”但各省丰啬不同，直隶贫瘠，捐官者少，而在部当差者又多，每年所得只有三四十金。寻常省分，每年有二三百金，福建即属此类，年约二百金左右。若川粤江浙等富饶的省份，一年竟有逾千金者。[49] 各衙门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吏部有查结费，与同部之同乡轮年得之，约在印结半数。得掌印后，则有解部照费，月可数十金，然每司只一人得之；未得掌印，则不名一钱也。当日部员如此清苦，安分从公，并未尝呼枵腹也。”此外即饭食银也，“饭食银每季只两三金耳”。[50]  

尽管印结费的金额有限，但对京官而言却是其家用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即便是贫瘠若直隶籍的京官，节俭者也可赖之养家糊口。何刚德记载曰：“余同年李少林同部锡林，直隶人也，以直隶印结费之微，每自诉情况曰：‘余家平常不举火，上下四人，晨兴以一钱市开水，盥饮俱备。早晚两餐，四人食馒首四斤，加以葱酱小菜，日不过京钱一千有零。每银一两，可易京钱十五六千。印结费一项，作一月伙食足矣。”[51]  

而且不仅汉人京官如此，“诸满员之贫者，大率类是”。由于“汉京官例有印结费，每月可得数十金，而满京官无之。”为此，清朝专门设置了满京官的“印结费”， “故历朝以来，明知此等委员为虚设，然以此为调剂满京官之用，所以抵汉官之印结。计一岁所养，不下七八百人。其所征者，亦皆富商大贾之财，而非刻剥小民生计也。此数百人，每岁人不过分润百金上下。计一岁国课少入者，不过数万金，而旗员无忧贫之虑。”[52] 藉此解决了部分满人京官的贫困拮据之态。

 其二，为京官的月费。月费属于公费，但却按月发给个人。内阁大学士、各部院尚书、左都御史月支公费银五两；各部院侍郎、内务府总管、内阁学士、左副都御史、通政使司通政、大理寺卿、太常寺卿、光禄寺卿、詹事府詹事等均月支银四两；詹事府少詹事、鸿胪寺卿、国子监祭酒、内阁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给事中、御史、各部院郎中等均月支银三两；内阁侍读、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各部院员外郎主事、内阁中书等均月支银二两；其余小京官月支银一两五钱或一两。“凡京官公费每银一两折制钱一千文。”[53] 此“月费”一直发放到晚清，只是数量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任部曹的何刚德说：“部员月费，廉俸之外，月给新铸大铜钱二十钱，一当五，适合百钱之数。虽系锱铢，不得谓非赍予也。”[54] 京官只能得到大铜钱一百钱，但却可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有诗为证曰：“二十青铜聊训俭，司农月计不愁穷。”据记载，两江总督沈葆桢在得知其后辈何刚德有改外任之意时说：“京曹虽苦，然进可战，退可守，何必见异思迁？”[55] 一语道破京官所以安于清苦的原因所在。 

    由于京官的低俸、薄俸，与外官的养廉银不可相比。所以，不安于清苦者即有勒索之行径。乾隆十年，御史柴潮生就指出，早在康熙年間，地方私征火耗，并有陋规匿稅，“上司於此分肥，京官于此勒索。”[56] 更有甚者，是已经形成潜规则的各类“别敬”。 

    据记载：“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次团拜也。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已。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文肃送军机，每岁只三百金，而军机亦有不收者。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后来渐重官阶而轻交情矣，大概寻常京官，非有交情不能得炭敬。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余到京后，来源渐涩，每年所入不过百金，然亦不无小补。” [57]  

 据在道光咸丰年间居官外任的张集馨讲到他出京外任的“别敬”时说：“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莫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是以外官以进京为畏途，而京官总以外官为封殖。”张集馨接下来讲了他在出任外官前在京城所付的“别敬”。他说：“余道光年间初任朔平守、未曾留别，但应酬师门而已。陕西粮道出京留别，共费万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一万三四千金。贵州藩司出京，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一万二三千金。而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应酬不可为不厚矣。”所以“外官见人便诉穷，京官深恶外官之诉穷，皆是习气。”[58]  

  晚清时，地方官的“炭敬”数量是逐渐升级。“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儒雅。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涛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59] 

 但对于那些自恃操守而又没有权势地位的人来说，情况则大不一样。   

 其时，在清前期“京官以翰林院最为清苦，编检俸银，每季不过四十五金”，[60] 都察院科道官也是如此，曾以御史出身的侍郎林绍年常说：“御史一穷官，我拼作孤注可也。”[61] 而且，京官的俸禄常常被打折扣发放的。何德刚说过，他初到部院时，京官俸银尚是六折发给。“六品一年春秋两季应六十两，六六三十六，七除八扣，仅有三十二两。后数年，改作全俸，年却有六十金，京官许食恩，正两俸补缺后，则两份六十金，升五品则有两份八十金。” [62] 也就是说，他在京做了数年才改作全俸。因此，翰林官清苦，“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最苦如广西，只有九百金。若得乡会房差，则专恃门生贽敬，其丰啬以门生之贫富为转移，大率不过三百金上下，亦慰情胜无耳。”[63] 而在乾隆以前，翰林官也多得学差的机会。据记载，“国初提学道多以郎中任之。康熙间，江浙两省始改用翰林官。”[64]“乾隆癸卯（四十八年、1783）顺天乡试，考官三人，同考官十八人，皆用翰林出身，可为词林荣幸。以《四书》题、诗题同在首场，亦是科始。”[65]

 为此，一些京官为谋得学差不择手段。故康熙癸酉乡试前，御史有参翰林部曹不可提督学政一疏。一时，“都下谣言沸羹，一时小说流行，有小京堂密谋翻大局、死御史卖本作生涯、老郎中掣空签望梅止渴、穷翰林开白口画饼充饥四剧，亦见《白云轩集》。四剧卑琐不足道，录之以见京官清苦，国初已然，并可知翰林部曹，同为朝廷清要之选，操进退者不宜偏重，居其职者亦彼此无可相轻也。”[66] 但到了晚清，随着翰林、科道等京官整体地位的下降，翰林不再入补军机章京，科道官不再直上书房、南书房。“今部曹无得学政者。乾、嘉以前，部郎视学，不可指数。风气迁变，未解何繇。”[67]  

    从京官铨选、内外迁转、日常公务，到关涉到其生活的俸禄，我们不难看到，清代存在制度自身的缺漏与矛盾，在选官上，以京官优于外官，官僚均以铨得翰詹科道为荣，但是，当统治者看到地方官中的不称职者却要将其调任京职。这是一选官的误区。京官职司朝廷政令的上传下达，需要把握国家的政策和行政法规，但是，他们在入仕前所学的所考的都是儒家的经典，以“议论识力，词采气昂”[68]为尚。因此制度与铨政的不合理性在京官身上再次得到验证。而京官的薄俸与其地位的尊贵，以及官员心理的预期都存在着矛盾，京官需要以精神自慰战胜清苦，以道德进行自律，而薄俸的制度又需要以其它非正常收入进行调解。这些矛盾成为潜在的政治危机，是封建政治难以克服的顽症。

注释：     

• 从清代档案看雍正乾隆时期福建地区的传教与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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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
• 从清代满蒙文档案看 “非汉”群体的中国观
• 从清代的祀典看炎帝文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