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远古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炎帝是传说中的人物，而且他与传说中的许多发明与创造都有关连，诸如教百姓耕种、发明耒耜、发明陶器、尝百草等等，在《左传·昭公十七年》又记载说：“炎帝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是说，炎帝曾经 借 助火的力量，烧掉荒草和荆棘，驱赶猛兽，开 辟 农田，建立起农耕社会的生活环境与定居的生存方式，凡此等等。以故，炎帝又有“神农氏”之称，如《世本·帝 系 》曰：“炎帝即神农氏。”《汉书·古今人表》亦云：“炎帝神农氏。” 

而后，历代的史籍都将有关炎帝的传说记录着、传递着。《史记·五帝本纪》有曰：“轩辕氏时，神农氏世衰。……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 咸 归轩辕。”《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赞》曰：“至春 秋 末，诸侯耗尽。而炎黄唐虞之苗裔犹颇有存者。”北魏的《风土记》云：“神农城在羊头山，其下有神农泉，山有古城遗址，北有 谷 关，即神农得嘉 谷 处。”《周书》曰：“神农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唐代的《书断》曰：“上党羊头山嘉禾八穗，炎帝乃作穗书，用分时令。”这些文字记载，在描绘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起源的历史的同时，也成为一种永久的记忆在历时几千年后为中华子民回味和追思着。 

清朝乃为满族少数民族建立于中原的封建王朝，在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传统儒 家 文化全 面 承继的同时，清朝统治者也将自身置于炎黄文化的文明体 系 之中，在对炎黄文化认同、继承的同时，还以自己的方式对炎黄文化进行 了 解读。

例如，在清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炎帝为神农氏”已然定论，在由国 家 颁布的祭典中，“炎帝神农氏”[①] 代表着同一人。尽管在近年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据秦以前的资料认为，“炎帝和神农是两个人”。对此，清人或许有认识错误的可能，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代表清代社会已对炎黄文化有 了 整体的认同，而且给予 了 高度的关注。如明清之际的学者谈迁说：“泽州高平县之东北羊头山，旧传炎帝种五 谷 于此，至今山下有黍二畔。其南荫地黍白，其北阳地黍红。”[②] 这是对炎帝创造“神农氏神话”的释读。而对炎帝的活动地区及其迁徙状况，顾炎武在其对历代都城进行考述的《历代宅京记》中说：“神农氏，初都陈，后居 曲 阜。司马贞《三皇本纪注》曰：按今淮阳有神农井。又《左传》：鲁有大庭氏之库是也。今山东兖州府 曲 阜县。《水经注》曰：陈城，故陈国也。伏羲、神农并都之。”[③] 还有，雍乾时期官居大学士的张廷玉则阐述 了 炎帝的“火德”，“所谓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如伏羲以木德王，故风姓。代之者火也。炎帝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紀官。代之者土也。黃帝以土德王，故曰黃帝之类。此非洞达天人之际，孰能知其所以然者？惟其有如是之德，是以天子隆以宾師之礼。”[④] 这是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五帝的诠释。而雷学淇在《竹书纪年义证》中则对炎帝的世 系 进行 了 考订。他说：“耆，姜姓国名，炎帝之先伊涉者，故曰伊耆氏。伊，即帝尧母 家 ；耆，即文王所伐，皆炎帝支庶之封，使守祧宗邑者也。国之所在，未详。”[⑤] 而且，许多文人士子的游记或题记也成为 了 记忆的符号。如清顺治年间的知县于公允曾游历百 谷 泉和神农庙，留有《百 谷 寒泉》和《佚题》的题记。又如清康熙年间的长治知县姜愃游百 谷 山后，也感慨作《佚题》以悼之。 

尽管这些记述都是传说的复述，不能称之为信史，但正是这些复述使得炎黄文化得以广泛的流传。这些由文人墨客记述下来的感怀之情，在表达时人对先人的爱戴与敬意的同时，也弘扬 了 中华文明的精神，展示 了 中华文明的传承方式与历程，还有炎帝的历史地位。而清代的祀典，尤其可以对炎帝在清代的影响与地位作出说明。

《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 制 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就是说，古人 制 定祭礼的原则为，有功德于民者则祀之。或许正因如此，古代中国成为一个多元信仰的国 家 ，其表现之一是祠庙神祗的众多，而炎帝则为其一。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记载看，有关炎帝文化的传播，传说中不乏祭祀的形式。例如，传说对炎帝的祭祀，始于黄帝。故《路史·后记》有云：黄帝“崇炎帝之祀于陈”。《轩辕黄帝传》亦云：黄帝“作下畤，以祭炎帝。” 而黄帝以降，历代崇祀有加。杜佑《通典》载：虞舜祀五帝于五府。周代凡行郊祀、享明堂、大雩、耕耤等礼，皆配祀五帝，而五帝中，炎帝配赤帝。除 了 传说之外，《史记·封禅书》曰：秦灵公三年（公元前423年），在吴阳“作下畤，祭炎帝”。这应该是古人祭祀炎帝最早的记载，似可作为信史。而后，人们对炎帝的祭祀可谓绵延不绝，几乎历朝历代都要立坛、立庙、立祠予以祭祀。如汉代，祠“五畤”，“南方帝炎帝”；“祀九天”，炎帝代表“南方炎天”。晋袭旧 制 ，郊祀五帝，炎帝其一。唐宋以后，炎帝之祀 范 围更广、影响更大。这些祭祀，大都以帝王官僚主祭，直至明清形成 了 完备的祀典。

习惯上，人们常说“清承明 制 ”，但在对炎帝的祀典上，清人在继承的同时，也在不断发展。清代对炎帝的祭祀大体为如下几种情况。 

首先，炎帝为先农坛祀神。经过 了 神话定型的炎帝，其神农的形象大为丰富，农业神的地位在汉及汉以后为历代统治者予以肯定。加之，司马迁的《史记》正式将炎帝神农氏的神话搬入 了 史书，西汉中前期又正逢黄老无为思想盛行，于是，休养生息发展农业成为立国之策，对炎帝神农氏这一农业神的崇拜便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皇帝不仅举行亲耕典礼，还设立祭祀神农的坛庙，委任官员加以管理，炎帝神农氏的祭祀从而成为定 制 。而且，炎帝不仅就是神农氏，还被赋予 了 “先农”的尊号。

据称，远古时，人们称神农为田祖、先啬。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最新发现称，他们从龙山里耶二十 余 枚秦简中，释读出秦人祭祀“先农”的史实。而文字记载称：自汉代始，人们称神农为“先农”。例如，《旧汉仪》云：“春始东耕于 藉 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通典》亦云：“北齐 藉 于帝城东南千亩，”“作祠坛于陌南阡西……每岁正月上辛后吉亥，祠先农神农氏于坛上，无配飨，祭讫亲耕”。而后，历朝皆在京城设坛祭祀先农，形成 了 规 制 。唐宋时将祭祀及设施规模予以扩大，元统一中国后，在大都城东耤田建先农、先蚕二坛，隆重祭祀。直到明清，先农一直成为国 家 的祭祀之神，被列入国 家 祀典的中祀。而清代在认定“炎帝神农氏”为一体的同时，也将象征人类农业鼻祖的“先农”尊号给予 了 炎帝。雍正十三年（1735年），河东总督王士俊在奏请奉祠先蚕的 折 子中明确提到：“前明厘正祀典，山川百神，各依本号。如农始炎帝，止称先农之神。则蚕始黃帝，亦应止称先蚕之神。” [⑥]  

可见，先农之祀虽源于古 制 ，清代的祀典却是承袭 了 明 制 。位于北京外城南端中轴线西侧（北京永定门内）的先农坛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至清代，统治者在不断完善先农坛耕祭礼仪的同时，对先农坛的建 筑 也进行 了 全 面 的修葺和改建，乾隆时更是在坛内广植 松 柏榆槐，铺设 了 红砖琉璃瓦。据《清史稿》记载：“先农坛位西南，周四丈七尺，高四尺五寸。东南为观耕 台 ，耕耤时设之。前耤田，后具服殿，东北神仓，中廪 制 圆。前收 谷 亭，后祭器库。内垣南门外，有神祗坛在焉。”[⑦]  而清代对先农的祭祀在清人入关之初就开始 了 。 

据记载：“顺治十一年（1654年）定，岁仲春亥日，凡恭遇皇帝躬行耕耤礼，先期，户部、礼部堂官偕顺天府尹进耕耤耒耜及穜稑种。届期，以太牢享先农之神，行三献礼，饮福受胙。礼成，乃躬耕耤田。”[⑧] 而且，自康熙帝始，雍正帝、乾隆帝皆亲至先农坛享先农，行躬耕耤田。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还下令，以“天子耤千亩，诸侯百亩”之礼，将先农之祀典推行到地方。定 制 ：“顺天府尹，直省督抚及所属府、州、县、卫，各立农坛耤田。自五年始，岁仲春亥日，率属祭先农。”[⑨] 于是，凡地方府、州、县城池之周边，皆建有先农坛。先农坛由此成为地方城市建 筑 中的一个固定景观。 

其次，炎帝享有历代帝王之祀。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定 制 ，历代帝王有：“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少昊金天氏、帝顓頊氏、帝高阳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及增入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共二十一帝。”[⑩] 神农炎帝居第二位。清代除 了 在京城建有历代帝王庙，于 三月三日 进行例祭之外。炎帝以历代帝王之尊，其祭祀更直接地表现在他的陵寝祀典上。 

众所周知，对炎帝的陵寝之祀始于宋代。但是，正如炎帝的出生地存在着疑问一样，炎帝的陵寝同样是一宗无法解开的迷案。据称，宋朝初年太祖赵匡胤下令遍访天下古陵，以寻找炎帝陵寝。而后终于在乾德五年（967年）于湖南茶陵县找到 了 炎帝墓，修建 了 陵寝，并“立庙陵前，肖像而祀。” 对此，清代的地方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湖南“衡州府酃县（原茶陵县）炎帝庙在县西炎帝陵旁，庙在陵侧，宋乾德五年建，六年以祝融配食，九年诏移庙就县，去县五里，淳熙十三年仍移陵侧，淳熙十四年诏衡州葺炎帝陵庙。宋乾德中遣官 致 祭，舟覆。奏立殿县南，以承大祀。明嘉靖中改卜于其右址拓而新之。中为殿，殿外建高阁，碑碣错峙，其间阁下陛道丹墀如 制 ，东西建两庑，周遭垣墙，前列三门。”[11] 

毋庸置疑，宋太祖找到的炎帝陵仍是得之于传说，传说炎帝神农氏误食草药而亡，被安葬于此。但是，炎帝陵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座墓葬而已，它已成为炎黄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一种象征，是以农业为本的封建国 家 的精神寄托，其本身的真实与否已变得无足轻重 了 。清代对炎帝陵祭祀的高度重视充分地证明 了 这一点。  

据记载，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对炎帝陵进行 了 大规模的修葺，以故，乾隆元年（1736年），在清朝的典志中有 “湖广地方神农氏陵庙殿宇墙垣，丹雘 合 度”[12] 的记载，与“规模狭隘，丹青剥落”的“帝舜有虞氏陵”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对炎帝的陵寝之祭，自宋代成为国 家 祀典后，元代虽为游牧的 蒙 古民族所建，但炎帝陵的祭祀却未尝中辍，明清两代更趋频繁。

清代自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亲政伊始，即遣各部院侍郎以下、四品以上堂官 致 祭帝王陵寝，其中包括 “炎帝神农氏”之祀。[13] 对此，炎帝陵的所在地，湖南地方志中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即所谓“遇国 家 大庆典，以二品至四品京堂官充使，以礼部太常寺笔帖式斋御祭文、香帛，导以繖仗龙旗，诹日发京师。……祭炎帝神农氏之陵于衡州府酃县，……使至，各官朝服出郭跪迎，地方官恭奉御祭文、香帛，安置龙亭内，迎至公所中堂，各官行三跪九扣首礼，迎龙亭至祭所，各官具吉服，行一跪三叩首礼。至期黎明，各官齐集行礼。每岁春 秋 仲月，所在有司诹吉 致 祭，以正印官将事牲用羊一豕一， 余 仪与遣官 致 祭同。”[14] 奉旨祭祀的官员及祭祀的状况《清实录》中多有记载，而以皇帝即位祭告为多。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雍正帝登上皇位，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金应璧祭炎帝神农氏等陵；[15]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帝即位，十月遣太常寺少卿雅尔呼达 致 祭炎帝神农氏等陵。[16]  

顺治初年，还“定直省守土官祭历代帝王陵寝”之 制 ，由“湖南酃县（原茶陵县）祭炎帝神农氏陵。”[17] 也就是说，清代对炎帝陵寝的祭祀，不但有代表皇帝的遣官 致 祭，还有地方直省的奉命祭祀。而且，凡国有大事，皆诣帝王陵寝告祭。在现存的近四十 余 篇“御祭文”中，除 了 告即位外，还有亲政、复储、靖边、军功以及告灾祈福等项内容。 

再次，炎帝享有“皇师”之祀，其神位奉于宫中的传心殿。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议 准 ：“文华殿之东建传心殿，奉皇师伏羲氏、皇师神农氏、皇师轩辕氏，帝师陶唐氏、帝师有虞氏，王师夏禹王、王师商汤王、王师周文王、王师周武王，均正位南 向 。先师孔子西位东 向 。……每岁御经筵前期，太常寺奏遣大学士一人行祗告礼。皇帝御经筵、皇太子出阁讲书，均祭告奉先殿、传心殿。”次年又议 准 ，“如皇帝亲诣传心殿祗告，祝文由翰林院撰拟，前期太常寺官奉祝版送至传心殿祝版房安设。祭日，……皇帝御衮服行礼。”[18] 可见，清代不仅将其炎帝尊为“皇师”，且与伏羲氏、轩辕氏（黄帝）并称三皇。 

此外，还有地方祠庙中的炎帝之祀。进入清代，山西、陕西，以及湖南、湖北等地，仍保留下来一些为数不多的炎帝祠庙。如湖南境内，长沙府长沙县，有炎帝庙在府城内；茶陵州有炎帝庙在州北太和山前，祀神农；湘潭县神农庙在先农坛。[19] 又如，山西省内，应州神农庙在东龙首山；高平县“神农庙有三，一在羊头山，曰上庙，为神农尝五 谷 处。一在换马镇东南，曰中庙，有神遗塚，有司春 秋 致 祭。一在东关，曰下庙，近改祭于此。”[20]  千百年来，就是在这些祠庙的修葺与不断重修的过程中，时人以祠庙与碑记的形式传播着炎黄文化的精神，表达着对先人的崇敬和文化的记忆。所谓“帝之开物成务，在有造于万世也。”而“帝之为民祀也，……所以报以功德不忘本也。故春祈 秋 报，享祀不忒。”[21]  

时至今日，作为炎黄的子孙，继承和弘扬炎帝的创新与开拓的精神，努力振兴中华文化，重构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主流文化之一的地位，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责无旁贷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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