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在统治集团内部，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斗争。父子、母子、兄弟之间，明争暗斗，攻讦猜忌，乃至谋害和残杀，屡屡发生。入关后，所历十朝，竟有五个皇帝之死一直被视为疑案，其中晚清光续帝载湉之死，尤为人们所关注。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档案资料，对光绪帝生前患病状况及其死因，略事分析。
一
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三十八岁的皇帝与七十四岁的太后居然于二十四小时之内相继死去。消息传出，随即引起种种传闻。鉴于两人生前关系紧张，尤其光绪帝当时之处境，人们不免怀疑其中或有不可告人之处，认为光绪帝可能被谋害致死。如《清室外记》谓：“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人无由详知，惟藏于李莲英辈之心中。关于太后，皇帝同时而崩，北京城中，言人人殊，然欲查其原因，則实毫无线索。但日处忧城之中之帝，一旦再操大柄，自为李莲英辈之不利。可以断言，当日颐和园中之事，或有为太后所不及知者。据当时目击者论之，此亦情势之所可有，然欲搜求确据，处处相合，则亦甚为不易云”③。《清稗类钞·迷信类》内记载：“孝钦之崩，较之德宗宾天，但隔一夕，世多疑词。因谓孝钦病革，不愿先帝升遐，授命亲信太监缢毙之者”，等等。
以上系市井传闻，当然不足为信。但当时尚有一些接近宫禁、颇知内情之人，甚至有自称亲见亲闻者，后来亦撰文著书，认为光绪帝之死，值得怀疑。例如曾任十九年御史及起居注官、较为接近光绪帝的恽毓鼎，在所撰《崇陵传信录》中写道，当西太后病重时，“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于是“戊申秋……十九日，禁门增兵卫，讥出入，伺察非常。诸奄出东华门净发，昌言驾崩矣。次日，寂无闻。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于寝官，不知何时气绝矣”。这就隐约地暗示了对光绪帝之死的怀疑。清末曾在宫中担任过两年女官的德龄女士，在所著《瀛台泣血记》中，更十分肯定是“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帐，不如还让自己先下手为好．经过了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据她的记述，认为光绪帝之死，系李莲英下毒所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我：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象极为平常，加之有人前一天还看到他象好人一样……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还有一种传说，是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绪前面，所以下了毒手。这也是可能的。”溥仪所引的一些传说，均是出自太监或内务府官员之口，已是不容忽视，更有一位自称曾给光绪诊病的医生名叫屈桂庭者，于所撰《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一文(载《逸经》第二十九期)中称：“余诊视一月有余，药力有效……迨至十月十八日，余复进三海，在瀛台看光绪病。是日，帝忽患肚痛，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时中医俱去，左右只余内待一，二人，盖太后亦患重病，宫廷无主，铆如散沙。帝所罟地更为孤寂，无人管事。余见帝此时病状：夜不能睡、便结、心急眺、神衮、面黑、舌黄黑，而最可异者则频呼肚痛一一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者……此为余进宫視帝病最后一次……未几即闻皇帝驾崩矣!”这更是在字里行间暗示光绪帝系毒发致死。屈桂庭入宫为光绪诊病，未见有档案记载，但现存档案中有屈永秋为光绪诊病的记录，就其所开医方分析，此人当为外科医生，似是西医。彳不知屈永秋是否即屈桂庭了
但也有不少史籍或接近宫禁者对光绪之死持不同议论．如《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清史稿·德宗本纪二》等所谓正史或官修史籍内，均载光绪帝系正常病死，再如，《萇楚斋三笔》卷六則谓：早在“光绪三十四年二、三月间，德宗景皇帝久病未愈，早入膏盲，是时肝气大发，以手扭太监顶戴，以足蹋翻电灯，情势日亟’。又光绪临终前一段时间，一直为其治病的六位名医之一杜钟骏所著《德宗请脉记》一书，对光绪帝之病情，诊病经过以及光绪帝临终前的病状，叙述颇详，证明光绪帝确是正常病死。然而，这类认为光绪属正常病死的记述，也有含糊不清或存自相矛盾之处。如杜钟骏的《德宗请脉记》中谓，光绪帝临终前一日宫内并未传医入诊。伹事实上，当日有四名医生入宫诊病，其中之一就是杜钟骏本人(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光绪帝脉案)。又如，无论《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或《清史稿·德宗本纪》的记载，均说明载湉虽在光绪三十四年秋，即已病势危重，但仍经常参与政务活动，或陪同西太后接见王公大臣或外国使节等，或经常陪西太后看戏。据光绪三十四年《内起居注》载，直至载湉去世前两天，即
二
关于光绪帝之死这一疑案，无论当时或其后，虽有诸种传说，但因事涉清代宫禁秘密，人们无从知其真实内幕，故均缺乏可靠之立论依据。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官医案中，光绪脉案甚夥，尤其是临终前半年左右的诊病记录，保存颇为完整。这些珍贵的诊病原始记录，应是研究光绪帝生前病状及其死因的重要而可靠的依据之一。
笔者认真分析了这些脉案，并请教了有关专家，认为它至少可说明如下问题：
(一)从光绪帝早年的脉案及其自述之“病原”得知，他自幼多病，且有长期遗精病史，身体素质甚差。如光绪三十三年载湉自书之“病原’中称，“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
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瘘弱遗精之故。起初由于昼间一闻锣声即觉心动而自泄，夜间梦寐亦然。……腿膝足踝永远发凉。……稍感风凉则必头疼体痠，夜间盖被须极严密。……其耳鸣脑响亦将近十年。……其耳鸣之声，如风雨金鼓杂遝之音，有较远之时，有觉近之时。且近年来耳窍不灵，听话总不真切，盖亦由于下元虚弱，以致虚热时常上溢也。腰腿肩背痠沉，每日须令人按捺……此病亦有十二三年矣。……行路之时，步履欠实，若稍一旁视，或手中持物，辄觉足下欹侧荡摇。”据此分析，光绪年方弱冠即患遗精，且在大婚之前。至二十七八岁即患耳鸣脑响，并渐次加重。其腰腿肩背痠沉亦随之而发，可谓多病多灾者。另据光绪十年、十二年之脉案，知其经常患感冒及脾胃病，汤药、丸药鲜有不用之时。斯时载湉年仅十五、六岁，即已弱不禁风，这与外间传闻颇相一致．天嘏著《满清野史》云：“据烈宦寇连材官中日记曰：‘凡人当幼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出入，料理其伙食，体慰其寒燠，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无人敢亲爱之．’又曰：‘皇上每食三膳，其馔有数十品，罗列满案，然寓御座稍远之馔，半已臭腐，盖连日以原馔供也。近御座之馔虽不臭腐，然大率久熟乾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不能饱，有时欲命御膳房易一馔品，御膳房必奏明西太后，西太后辄以俭德责之，故皇上竟不敢言。’然则载湉自十余龄后，虽为天子，曾不及一孤儿，后之患痼疾，即由少时衣食不节使然。”太监寇连材之日记，不知有无其事，目前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尚未发现有关档案，故难成信史。然其内容，与《崇陵传信录》所述：“缅维先帝御宇，不为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阏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讜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大致相近。说明光绪帝孱弱多病之原由，实与自幼在西太后淫威之下，失于调养照料有关。
(二)据载湉脉案所载，自光绪二十四年末、二十五年初以后(亦即载湉二十八岁左右)病情突然加重，体质每况愈下。脉案记载其病状纷纭，至为复杂。如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脉案，
“正月初二日畫朱琨、庄守和、门定鰲、张仲元请得：
皇上脉息左寸关沉弦稍数，右寸关沉滑而数，两尺细弱，沉取尤甚。面色青黄而滞，左鼻孔内肿痛渐消，乾燥稍减，时或涕见黑丝，鼻下又起小疡。头觉眩晕，坐久则疼．左边颊颐发木，耳后项筋痰痛，腭间偏左粟泡呛破，漱口时或带血丝，咽喉觉搅，左边似欲起泡，右边微痛，咽物痛觉轻减，其味仍见发鹹。舌胎(苔)中灰边黄，左牙疼痛较甚，唇焦起皮，口渴思饮，喉痒呛咳，气不舒畅，心烦而悸，不耐事扰，时作太息。目中白睛红丝未净，视物矇矓，左眼尤甚，眼泡时觉发胀。耳内觉聋，时作烘声，胸中发堵，呼吸言语丹田气觉不足，腹中窄挟，少腹时见气憋，下部较空，推揉按摩稍觉舒畅。气短懒言，两肩坠痛，夜寐少眠，醒后筋脉觉僵，难以转侧，梦闻金声偶或滑精，坐立稍久则腰膝酸痛，劳累稍多則心神迷惑，心中无因自觉发笑。进膳不香，消化不快，精神欠佳。肢体倦怠，加以劳累，腰痠腿疼愈甚。下部潮湿寒凉，大便燥结，小水频数，时或艰涩不利等症。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阴不足，虚火上浮，炎其肺金，木燥风生而动胃火使然。宜用引火归元之法，惟水亏火旺，不受补剂，是以用药掣肘。今议用养心扶脾，润肺生津，滋养肝肾之剂而寓壮水清火之品，仍宜节劳静养调理：朱茯苓、神各二钱，柏子仁三钱，金石斛三栈，地骨皮二钱，南桔梗三钱，干地黄三钱，杭白芍三钱，元参四钱，霜桑叶二钱，甘菊三钱，木瓜二铁，麦冬三钱。引用竹茹二钱，鲜芦根一枝切碎。”此日脉案可谓详尽，而自此以后二三年之脉案，大抵与此相近，且病情有所加剧。至光绪二十六年，其脉案记载仍不见起色，斯时之中医辨证，脉案中有记述，知其五脏俱病，气血双亏，病势沉重。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可能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或骨结核，以及血液系统疾病。总之均属慢性消耗性疾病之范畴。当然，载湉病势转重，决非偶然，乃与其政治处境密切相关。光绪帝载湉，并非慈禧皇太后亲生，系皇室近支醇亲王奕譞之子。他之所以能继承大统，一则因西太后亲生儿子同治帝载淳早夭，无子嗣继承皇位，一则是因西太后权慾熏心，想立一幼主，以便再次垂簾执政，而后者更属重要。故当同治皇帝临终之际，由她一人作主，压制众论，使其胞妹(醇亲王福晋)的儿子载湉(四岁)即位为帝。载湉幼年、少年之时，西太后醉心弄权，无心
光绪十五年(1889年)，载湉举行大婚典礼，遂按清朝“祖制”临朝亲政。此时西太后年仅五十有三，掌权已逾二十年，权慾之心，与日俱增。表面虽退居颐和园养老，实则权势依然，裁决政事，一如既往。她一方面通过刚毅等在朝亲信大臣，随时直接了解朝廷大事，又通过自己的内姪女一一载湉的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暗中监视载湉举动。并规定载湉本人每隔一日需亲往颐和园向她面述政务，听候训示。每日奏疏亦须封送园中 (见恽镜鼎《崇陵传信录》)。载湉每次到园，均长跪于西太后寝宫之外候见。其间总管太监李莲英，每多刁难，以致载湉披星而来，戴月始去，饱受奔波。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示“慈命”，遵奉“懿旨”。凡一二品大员升迁降革，亦须请命而行。故载湉名为皇帝，实则傀儡。据翁同穌日记载：“中日甲午战时，一切大计，仍由西太后裁夺。”召见群臣时，她与载湉并排而坐，而问答之时，以西太后说话最多。此时光绪帝已亲政七年，仍是傀儡。显然，精神抑郁、情志不畅，是致病主要原因之一。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至八月的戊戌变法运动，使光绪帝与西太后之间的尖锐矛盾公开化。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及镇压之下，变法最终失败，光绪帝本人亦被囚禁瀛台，失去自由，所患疾病日渐加重。慈禧则以此为藉口，再次以训政名义直接掌握政权．光绪帝此时虽病，尚不致无法理政，而西太后于当年八月初十日用光绪名义征召天下名医，其上谕曰：“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 (光绪朝《东华录》)。这一着固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然就光绪二十五、六年的脉案而言，光绪帝之病情实无起色。据光绪二十六年三月载湉之脉案，其所述病状几与二十五年元月相同，且有加重趋势。可见西太后夺光绪帝之权，上台训政，无疑是光绪帝病情更为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从光绪帝三十四年自书之病原(即病情记录)及脉案，尤其是临终前一段时间之脉案分析，光绪帝之病确实己入膏盲，危在旦夕。恽毓鼎所谓：“戊申秋，突传圣躬不豫，征京外名医杂治之。请脉时，上以双手仰置御案，默不出一言，别纸书病状陈案间，或有所问，辄大怒，或指为虚损则尤怒”之说(见《崇陵传信录》)确有可信之处。据查，载湉于光绪三十三、四年自书之病状(宫中称“病原”)颇多，除述病及自行辨证用药之外，其间每多申斥指责之语，反映了他内心的焦急。如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自述之“病原”称： “近二日耳响觉重，其远声如风雨人声嘈杂及擂鼓之声，其近声如裂帛蝉声，终是喧聒，搅扰殊甚。复加头闷耳堵，闻声不真。腰胯偏右之筋牵掣痠痛见增，于低头俯腰蹲踞时尤甚，敢嗽时亦然。日日服药，迄今无少效。且因腰胯痠痛，夜寐亦因之不安。虚火上浮，头仍梢暈，喉间亦欠爽利。气体懒软，心烦口渴，大便不调诸症，无一见减者。其详细斟酌病情。妥慎用药，勿得敷衍了事!”这段叙述表明其可能患有较重的神经性耳鸣及椎间盘突出症，其余症状已逾多年，虽日日服药，仍无向愈之势．五月二十六日“病原”中有“近来耳响作堵，屡易方药，仍属加重。腰胯酸痛，亦未稍轻。总系药不对症!”及“治此疾必先明其病之原因，细按先后症情，乃可施治无差。岂可草率立方哉!”的记载，对御医颇不信任．因其病势深沉，故用药“对症”实亦颇难。五月二十七日称。“以上诸症似乎系肝木郁滞，若用舒肝之剂可否”，意欲用舒肝之法。至七月初八日又谓。“症势迁延，服何药总皆无效，且一症未平，一症又起!”七月十三日诸症又重一层：“腰胯疼痛更蒐，甚至举手洗面皆甚费力，不能双手并举”，“所用诸药，俱无效验”。七月十六日：“腰膀筋络痠跳疼痛增重，牵及少腹两旁皆作跳痛。早晨洗面手不能举，續不能俯，嘶右上下阶及行动坐立卧起，咳嗽用力时皆牵震作痛，早问寺间初起时尤重、甚至呼吸皆觉费力。屡用补肾除湿之药，非但无效，且近来每晚间睡时偶有心跳惊醒之候，宜另设法医治”。次日又有：“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等语。八月份两耳近聋，初四日谓。“耳聋则妨碍之事甚多，断不可迟延耽误”。至初七日则腹痛、耳堵、腰胯疼痛更剧，其馀诸症如故。光绪帝情急怒甚，所交“病原”，申斥有加：“所用诸药非但无效，而且转增诸恙，似乎药与病总不相符。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所交“病原”中还有：“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之类严责之语。至八月二十九日症状又增；“大便四次均溏，至酉刻便毕腰痛忽重，初卧时身内麻冷甚重，盖四层棉被犹觉寒慄。后即熟睡，子初方醒，醒时冷解，微热口乾。丑正一刻又见溏大便一次。今早腰跨痠痛比每日重，两边皆然，仍牵两腿木痛，脊骨两边痠痛，少腹两旁牵引作痛，不能俯腰。所有干咳嚏喷，鼻涕带血，外感各症，皆时或间作。口渴……等恙如旧”。九月三十日，除前所述之外，又增“夜间醒时冷解发热、口渴，乾咳、口舌喉嗓均极乾”、“耳响极重”，并“昨午食后舌左边起一紫泡，挑破复起者三次方止”。延及十月十二日，又述“时作干咳，卧下翻身时必嗽十数声，近数日昼间亦甚．身内屡作麻冷，亦有发热之时，每稍一行动，则气逆作喘，腿痠难步。因屡咳嗽，以致左边自胁间至肩下之筋皆作顿痛，左臂筋亦作痛。胸间紧窄，食物无味，消化迟滞。夜寐前半夜好，过子正即不能睡，醒时口乾。每日口渴殊甚。大便干燥秘结，小便频数。耳响更甚，堵闷难堪。腰胯疼痛仍系上下左右中边互为轻重，行动略松，坐卧稍久复重。手足鼻尖痼冷，温和时甚少。昼间不论何时，但一坐定或暂时卧下，即欲昏睡，遍身皆不舒惬。日日焦闷之至”。显见其病势之沉重已无可挽回。笔者所见最后之“病原”，为十月十七日者，其叙述又增“气逆，发喘，身颤”等症，且彻夜不眠，“气血日损一日”，医生更是束手无策。可知光绪帝彼刻之病势危笃已极、已濒于死亡之边缘。“病原”为光绪帝自书或自述之病情，当较可靠。从“病原”看，光绪帝病情自三十四年五月以后，日渐加剧，治疗效果极差，尤其是九十月份更属危重。屈桂庭所谓：．“余诊视一月有余，药力有效”等语，显然与事实不符。
究光绪帝病情自二十四年渐次加剧，终致不起之缘由，实与西太后之淫威与凌辱有关。自光绪帝被囚禁后，西太后曾欲废之而另立他人。光绪亦知其用心，故日夕惊忧。后此举虽未如愿，然光绪帝亦难脱囚禁之牢笼，明知岌岌可危，亦惟坐以待毙，故叹曰：“朕并不如汉献帝也”(见《崇陵传信录》)。因而病势日渐沉重，自不待言。至光绪三十四年春，宫中御医已均无良方起此沉疴。始征召江苏名医陈秉钧、曹元恒来京入宫诊视。延及五月份，病情仍无起色。军机处乃于当年五月八日向直隶、两江、湖广、山东、河南、山西等各督抚
发出电旨：“入春以来，皇上圣躬时有欠安。在京各医，诊治无效。希尊处精选名医，资送迅速来京，恭候传诊。此系遵旨电达。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档，
另据应召入宫为光绪诊病之江苏名医杜钟骏所撰《德宗请脉记》所述，杜于七月十六日初次为光绪诊病之时，光绪曾问：“予病两三年不愈，何故?”杜答：“皇上之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虚者由来渐矣……”。诊毕当日，杜钟骏参见尚书陆润庠时称；“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先求无过……”。可见早在载湉死前数月，杜已认为救治无望。对于光绪临终前几日之病情，杜于书中记载亦颇详尽。如其记十月十七日夜，“皇上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你有何法救我? ’予曰，‘……皇上大便如何?’皇上曰：‘九日不解，痰多气急心空’……复退出至军机处拟方，予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语。继大臣日：‘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予日：‘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险……此后变出非常，予不负责，不能不预言”…””。据杜钟骏之记载，光绪病危已早现朕兆，无须加害亦毙命无疑。
倘以为杜钟骏之《德宗请脉记》属事后之个人记述，难以为凭，則光绪之医疗档案内的原始记录更可以为证。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医官曹元恒治疗的医案称：“皇上脉左细弱带弦，右细软微数。右耳鸣响作堵，左足跟微肿作痛，饮食下行迟缓。良由营虚水亏，旰少滋养，气火未能下潜，脾虚气弱，转输窒滞，湿热遂致停顿。调理之法，寒凉则碍脾，湿燥易扰肝。谨拟潜阳疏利，以复肝脾升降运融之常，鳖甲心三钱，水炙，新会皮七分，云茯苓三钱，飞辰砂三分拌，石决明四钱，盐水煅，盐半夏一钱五分，粉萆薢三钱，杭菊瓣一钱，炒谷芽四钱，水煎服。”此案说明光绪帝在临死半年前，病势已相当沉重，病情复杂，有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的病情，在治疗上寒凉药及温燥药均不能用，医生亦束手无策，只好以平和之品调理。此后虽经多方治疗，病势仍每况愈下，险象日增。
至四月份，病症又加。如四月初四日，陈秉钧、曹元恒会诊之脉案：“皇上脉弦数较减，轻取重按皆虚弱无力。审察病由，耳响作堵，有增无减，足跟作痛，有减无增。现在腰痛不止，上连背部，下及胯间。考腰为肾府，封藏有亏，肝木上升，脾湿下陷。偏于右者，以左属血、右属气，气血不能流贯，风湿两邪，窜经入络。谨拟从上盛下虚调治，可顾诸恙：细生地三钱，川续断三钱，水炙鳖甲心四钱，金毛脊三钱，炙去毛，桑寄生三钱，九孔石决明四钱，生用。引用钩藤三钱，后下，路路通五个。”其脉虚弱无力，乃是气血两亏、脏腑虚损之象。体质本已虚衰，又兼风湿外侵，腰背等疼痛不止。内外交困，治疗更难人手，驱邪恐伤其正，扶正又虑邪留。五月上旬陈秉钩于脉案中写有：“惟调理多时，全无寸效．必由处方用药未能切当，不胜惶悚之至”等语。知宫中医生对光绪之沉疴已无能为力。
六月十四日，张彭年诊病脉案中也流露出难言苦衷：“皇上脉软数象平而未净，右部关中欠调。病本为气阴两虚，脾肾不足，但眩晕为风，便溏为湿，风湿合化，虚热自生。此皆标病所致。昨今腰胯尤觉跳痛，耳仍响而作堵。补则碍标，泻則碍本。恭拟标本双和法：生白术一钱，云茯苓、神各二钱，生大白芍一钱五分，厚朴花五分，秦艽八分，桑寄生一钱五分，白蒺藜二钱，去刺，扁豆皮一钱五分，炙甘草三分。引用荷叶边一圈，竹叶卷心七个。”补、泻均不可行，医生只有施平和之法而已。因之，六月下旬，病情再度加剧。
张彭年于六月二十二日的脉案中写道：“皇上脉数较甚，关中见弦，两尺较弱。腰跨瘦痛，牵及满腰，偏甚在右，因之睡不甚熟，有梦似遗未遇：肝主筋，肾主骨，肝阳强而肾阴虚，则精气易泄，不能布护于腰胯，而牵延反复，阴虚阳冒，则耳鸣头眩。木乘土位而困脾阳，胃虽能纳、运迟便溏，则水谷精华未易灌溉四旁，而肢倦懒步。上火下寒，肾阴脾阳，两两对待。谨拟养营以滋肝肾，运中以健脾胃，大白芍一钱五分，抱茯神三钱，川断一钱五分，土炒归身一钱五分，炒丹皮一钱五分，橘皮一钱，生于术一钱五分，制首乌三钱，炙甘草四分。引用石莲肉一钱五分，桑寄生一钱五分。”同日吕用宾脉案中有“遵法进方，毫无成效，时而加重，曷胜惶悚”等语，吕应召进京接手诊治光绪之病未久，已出此语，可知病重难治。
七月，光绪病又加重，“七月十六日臣陈秉钧请得皇上脉息于交秋后更见微软，关部略有弦滑之象，左右尺细弱如前。近日腰愈痠痛有增无减。昔贤云，凡痛久则为入络，所以走窜无定，行于腹胯之间，入于少腹两旁．手不能举，身不能俯。由于肾不涵肝，肝邪侮脾，皆在肝脾循经之处，大筋小络抽掣欠舒。论脉合证，从中生风郁湿，属虚实参半。仍耳响不平，头晕心悸，诸证纷至沓来。中气仍然不振，食物运迟，大便勿调。谨拟补气以化湿，养营以熄风，藉以和经隧而通脉络；西黄芪二钱，盐水炒，宣木瓜一钱五分，潞党参三钱，白粳米炒，广橘络七分，左秦艽一钱五分，杭菊花一钱五分，川续断三钱，酒炒，全当归三钱土炒，半夏一钱五分炒，引用十大功劳叶七片，去刺，嫩桑梗四钱，酒炒。”此日脉案与光绪帝七月十六日自书病原相印证。当知属实。
延及八月，病情非但毫无起色，而且败象已露。十二日“皇上脉两尺软弱兼数，关部右弦左滑。腰胯跳痛，偏右更甚，睡时转侧不利，行动牵掣震痛，俯腰至不能忍，病势日增，诸恙自难轻减。连日大便燥结不畅。窃思经络壅滞，亟须腑气通调，机竅之间庶有宜泻。通则不痛，仍主调和。谨拟方药上呈．炙白芍三钱，溏瓜萎一钱五分，火麻仁一钱五分，金毛脊一钱五分，宜木瓜一钱，云茯苓三钱，川贝母一钱五分，桑寄生一钱五分，油当归一钱五分。 引用丝瓜络一钱五分，橘络一钱。”尺脉现数知其虚火有上炎之势，且腰跨眺痛日甚一日，行动受限，痛不可忍。久病虚弱之躯，复添此症，病情更险。
九月中旬，光绪帝脉象屡有“不调”之记载，即心律不齐，脉有间歇，知其心病亦现重笃之候。九月十二日，张彭年，施焕诊病后记述：“皇上左关弦、尺数，右关尺带数不调，两寸弱。腰胯酸跳木痛，左右中间均重。……惟痛甚則气屡欲阻。……因久体虚，虚火上浮，温行恐燥，仍当从调气养血以通经络为治……”。此日脉案有关病情记述较简，侧重医理分析，似难看出其病势全貌。但光绪帝当日“病原”则十分详尽：“腰胯痠跳痛……自今年三月后日甚一日，至七月而大发，不能俯腰者已两月馀矣。先是胯右及中间觉重，近更窜及胯左钻痛，疼痛难忍，坐卧久愈甚。其中亦有稍轻之时，但虽稍轻，总不能俯腰，勉强俯之则
胯筋及两腿并足皆牵扯颤痛，极为难忍，甚至呼吸皆欲阻隔。所有行动咳嚏卧起坐立均牵震痛甚，现在背后中下部之筋几无不疼痛者，两腿亦甚木痛，行动为难。推其病源……诸症纷纷迭起，如左胁脊骨，左右胁肋、肩背胸腰皆作窜疼。又有食少运化，胸腹胀满，大便不调，睡时身颤，火冲发晕，目睛眼皮青赤，咳嗽寒热，足跟作痛，耳堵等症。加以平素本有耳鸣脑响，梦遗滑泄，虚火上冒，下部痿冷。又向来虚不受补，稍有熱性之物即不敢食，若食之则舌喉间必发紫泡。即如去年因服牛肉汁、鸡汁、葡萄酒以致梦遗频作，肾气愈伤。气(身)体虚寒，手足鼻尖时常作凉，恶风畏寒，不耐寒暑。总而言之，虚火冒于上，真水亏于下，攻补皆非所宜。……”从此段记述可见，光绪帝之病复杂多变，日趋恶化。其病状表明，光绪帝之心、肝、脾、肺、肾皆有亏损，脏腑功能失调，气血两虚，阴阳俱衰，病人膏盲。所以诊治无从入手，补之不可，泻之不行，寒凉之品不能用，湿热之剂不宜服，医官们无可奈何，仅对症施方，聊以敷衍。因此，他之
(四)光绪临终前的病情，人们更为关注，有无突发异常病症，乃是问题的焦点。兹将光绪去世前五天至临终之脉案抄录于后，并略事分析：
“十月十七日，周景涛，吕用宾请得皇上脉左寸关弦数，右细数，两尺略缓。所有腰痛腿痠等症，绵绵日久不愈，以致行步艰难，肢体倦软。现在咳嗽气逆发喘，日甚一日，夜寐每为咳嗽所扰，竟不成寐。饮食不易消化，种种病情，皆虚损见象。先宜止嗽定喘和胃，兼顾脾肾。谨按法拟方上呈；霜桑叶一钱，云苓二钱，乾芦根二钱，枇杷叶一钱五分，去毛炙， 川贝母一钱五分，去心，金石斛二钱，甜杏仁二钱，去皮炙，生穀芽三，淮牛膝一钱。引用胡桃肉三枚，去皮衣，荸荠汁半酒杯兑服”。
据此案分析，光绪帝之病，除原有症状外，“咳嗽气逆发喘”尤为突出，并影响了睡眠，以致“夜不成寐”，则更导致其他症状的加剧。从现代医学看，光绪当时似已出现了肺部的炎症及心肺功能衰竭的情况。
“十月十八日，杜钟骏请得皇上脉象左部寸尺濡数，右三部沉数带滑，按之无力。咳嗽无痰，动则气逆作喘。胸膈堵截，知饥不能食。大便燥结难解，小溲浑短。卧则咳作，口有热气，舌有水滑苔。腿软而痠，寒热麻痹，耳鸣头昏。种种见症，金水两亏，肺金失降，肝木过升。内经云：肝生于左，肺生于右，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今肺失清肃下降之权，肝有横逆上千之势，以致痰浊横亘胸中，上盛下虚，此喘咳之所由来也。为今之计，有虚不能补，实不能攻之难。何者，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谨暂拟微苦以降肺逆，咸寒以化虚痰，俾肺遂通调，膀胱得以气化，大肠得以传送，以冀痰浊降而咳喘渐平，然后缓商调摄；海浮石三钱，苦杏仁三钱，冬瓜子五钱，海蛤扮三钱，绢包，淡黄芩三钱，炒苡仁五钱，飞滑石三钱，薄荷叶三分，真云苓带皮，五钱，引用淡海蜇一两，水漂极淡，大荸荠四枚，打碎。另用大荸荠六枚，打碎，淡海蜇一两，煎汤代茶频频饮之。”
同日，吕用宾辨证为“元气大亏，阴阳失养”所致。周景涛辨证为“下元气虚，累及肺位”引起诸症加重。显见三位医官之辨证大致相同，那就是：上盛下虚，元气大亏。说明光绪帝之病势危笃已极。
十月十九日，症状虽无特殊增减，但病的程度则较十八日加剧。太医院院判张仲元及吕用宾、施焕、杜钟骏、周景涛等一同入诊，各具脉案及医方上呈。其中吕用宾之脉案为：“皇上脉今日两手寸关弦大而数，两尺细数无力。咳嗽不止，胸满气促不得卧，麻冷发热，饮食难进，夜不成寐，起坐雏艰，病势日渐加剧。合按病情，总由中气虚损，不能承领上下，以致上而逆满喘咳，下而大便不行。清气不升，浊气不降，而通体为之困乏矣。于棘手之际，求调摄之方，仍宜降肺胃上逆之气，滋肝肾浮越之火。谨拟地骨皮饮合清燥润肺汤加减上呈：地骨皮二钱，甘草水泡，肥知母一钱五分，淮牛膝一钱五分，苦杏仁二钱，去皮尖，霜桑叶一钱五分，炒枳殼六分，川贝母三钱，去心，枇杷叶一钱五分，去毛炙，云茯苓二钱，桑白皮一钱五分。引用荸荠汁、萝蔔汁各半酒杯，兑服。”
观此案所载，脉数、咳嗽不止、气促不得卧、麻冷发热等症候，仍民病势恶化之兆，故吕用宾甚感“棘手”。其余几位亦有同感。内杜钟骏切脉为“左三部轻按弦数而滑，重按无力，寸关滑数鼓指”，已示危象。论治时称。“论痰壅宜导，而正虚宜补，实实虚虚，均有顾忌，殊深棘手。”就光绪帝症状推测，其肺部感染已十分严重，呼吸道因痰贮留而不通畅，同时，心力衰竭亦较前加剧。
十月二十日，院判张仲元、御医忠勋，以及施焕、杜钟骏、吕用宾、周景涛等均来诊视，其记述病情辨证基本一致。其中施焕写道； “皇上脉象左尺退，右尺不退，关左无力，右濡涩，寸右小，左不小。大便鞭而迭见，气逆应平反觉气粗促堵。阳虚内灼，水不济火，胃汁胃气均受其亏。津液无滋，所以肺胃不降，气促不平，目睑微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肝脾肾阴阳两虚。总当纳肝肾气以顾脾，滋心肺液以顾胃为治。谨拟药味上呈：鳖甲四钱，醋炙，酸枣仁二钱，生一半，炒一半，玉竹三钱，海蛤壳三钱，牛膝一钱，桑螵蛸三钱，淮山药三钱，炒，山茱萸一钱五分。引用麦门冬三钱，天门冬三钱。”
吕用宾所书脉案称：“皇上脉两寸濡弱，两关弦数，两尺细数无力。呼吸之气不匀，喘息见粗，咳嗽未平，寒热未退。胸满，饮食减少，肺胃逆于上，肝肾陷于下，升降由是不利，输转因之失权。迭用清燥润肺滋肾养肝之品，而口干舌燥便结咳嗽气喘等症均未见减。……”与施焕两人辨证相同。杜钟駿谓；“今日恙情，火稍平而神益憊，喘不甚而气觉短，痰仍未降，胸仍堵截，火仍未平，口仍作渴。胸腹微响，气有欲通欲降之机，营卫未和，仍作寒热麻痹。头闷耳鸣如旧。上壅未开，痰热未降。肺虛不能纳气归肾，津液不能上承。……”认为光绪帝病情较昨日已加剧。周景涛述：“气粗、神倦、口渴，胸膈仍阻，睡不能安，大便结，小便短，周身时见麻冷发热。以症合脉，系属阳气阴液交见亏损，下元不固，真气上腾。猛攻不能，蛮补不可。”张仲元辨证为：“气血耗伤，热结三阳”，忠勋所述：“虚气上逆，热结阳分”，看法亦大同小异。总之，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第一，十月二十日之病情已十分危重，特别是出现“目睑微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等症状，属于肝风内动，热扰神明之情况，即现在所谓中枢神经症状，危在旦夕；第二，其症状均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加重，而无特殊的新症状(特别是中毒症状)出现；第三，从医官们的脉案中已流露出治疗无望，回生乏术。
迨入十月二十一日子刻，光绪帝已进入弥留状态。当即由张仲元、全顺、忠勋等御医诊视，脉案记载如下：“十月二十一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请得皇上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齿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人参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水煎灌服。”
这表明，光绪已进入昏迷状态。张仲元等开生脉饮灌服，亦仅是“以尽血忱”而已。
其后杜钟骏、周景涛二人亦入宫诊视。杜所书之脉案：“十月二十一日，臣钟骏请得皇上脉左三部细微欲绝，右三部若有若无。喘逆气短，目瞪上视，口不能语，呛逆作恶。肾元
不纳，上迫于肺，其势岌岌欲脱。谨拟贞元饮合生脉法以尽愚忱，而冀万一：人参一钱，五味子五分，大麦冬二钱，大熟地一钱五分，炙甘草五分，当归身五分．引用胡桃衣一钱。”杜氏认为其病势已“岌岌欲脱”，回生庶无希望。
午刻，周景涛诊视：“十月二十一日午刻，臣周景涛请得皇上脉左寸散，左关尺弦数，右三部浮如毛，若有若无。目直视，唇反鼻煽，阳散阴涸之象。勉拟补天丸法，以抒血忱：紫河车二钱，黄柏三钱，龟板四钱，童便炙，肥知母三钱，杜仲二钱，五味子一钱，广陈皮五分，人参二钱．”周氏认为病势已呈“阳散阴涸”之象。中医有“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理论．故光绪帝之病势在周氏看来亦是必死无疑的．
十月二十一日酉刻，光绪帝载湉终以病势沉重，医治无效，而“龙驭上宾”。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回事庆恒奉旨：皇上六脉已绝，于本日酉正二刻三分，龙驭上宾。著派乾清官总管李长喜，敬事房首领王庆寿，太监四名，散众首领四名，太监十二名，在檐前穿孝。所有应行一切事宜，著各该衙门照例敬谨豫备。钦此。差首领张永和传”。在光绪死后的第一道谕旨中，详细地记载了光绪死亡的准确时刻及应急安排。
光绪皇帝遗诏中，对其病情也有一段记述：“自去年秋间不豫，医治至今而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壅咳喘诸证环生迭起，日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不起，:岂非天乎？” (摘自军机处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现月档)。这段记录虽简，但对了解其病情及死因亦有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光绪帝自病重至临终之时，其症状演变属进行性加剧，而无特殊或异常症状出现，其临终时的证候表现，乃是病情恶化之结果。因之，笔者认为光绪帝是死于疾病。
三
综观光绪皇帝一生，乃在疾病与政治及生活上的失意中度过，疾病与失意两者互相影响，尤其是失意促使其病情日益加重，以致御医们多方设法，光绪帝频频服药，仍无起色。
究其罹病之原因，首责先天之不足，自幼身体孱弱，夙有脾胃虚弱之候。年及弱冠，即有滑精之症，且日甚一日。同时，长期咳嗽，盗汗、潮热，似为肺结核病之征象。政治上的失意，使其常期精神抑郁，出现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心悸、失寐、食欲不振、身体虚弱、易于感冒，头晕、耳鸣、健忘等症相继出现。迨至戊戌事败，身遭软禁，精神几近崩溃．。而病状纷来沓至，斯时精神痛苦更促使病情加剧。其后虽经御医多方调治，病情仍时轻时重，缠绵不已。身体的慢性消耗，精神的长期抑郁，慈禧的淫威，形势的险恶等等，是光绪帝病情日益加重的原因。御医们再有高明的医术，亦难起沉疴痼疾。至于光绪三十三年出现的以腰胯痠痛为主证的病情突变，乃是长期患病的结果。自此以后，症状无好转之时，病情有加剧之势。其间虽广征名医入宫诊治，亦因病重而无良法。晚期，光绪帝之病已属劳瘵范畴，非医者之不能，实病情之过重。
究其死因，乃为虚劳之病日久，脏腑功能过于亏损，心、肝、脾，肺、肾五脏俱病，阴阳两虚，气血双耗，终以阳散阴涸，出现阴阳离决而亡．以现代医学而论，由于长期慢性消耗性疾病，导致了抵抗力的下降，出现了多系统的疾病。其直接的死亡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合并急性感染所致。从光绪亲书病原及其脉案所载之病因、病状来分析，洵非暴亡，并无中毒或其它伤害性的征象。何况证诸文献记载，清廷对于筹办光绪帝丧事的措施，早在西太后患重病之前就有所准备，并非因西太后自知不起，必欲先制光绪于死命而临时仓猝之所为。此有西太后之脉案可证，不久亦将公诸于世。
当然，以上看法，仅是笔者根据现存之档案记载而作的常规论证，至于在档案记载之外，是否另有难以逆料之奥秘，则非笔者所能断言。但有关光绪帝之死的种种猜测之词虽然可以流布，却决不能取代档案记载而成为信史。好在光绪帝陵寝现已开启，笔者于前年曾往崇陵考察，得见光绪帝之遗骸及头发尚存。倘日后有人将之化验检查，或可为本文提供进一步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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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德宗实录}卷五十九。
3 转引自陈登原著《国史旧闻》第三分册，六六八页．。 按此条记载，也见于英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记》，词句基本相同，而后者更为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