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满洲入关后，统治中国历时二六八年，其间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1662—1722），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1723—1735），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1736－－1795），这三朝正好是一三四年，占了一半。就是所谓的盛清时期，其文治武功，可以说是远迈汉唐，光延史册。盛清诸帝在位期间，是清朝社会经济的上升时期，财政稳定，政权巩固，社会繁荣。但是，由于人口的急递增加，人口流动的频繁，对基层社会的变迁，造成重要的影响。
近年以来，中外学者对清代台湾社会史的研究，已经注意到早期台湾移垦社会的区域特徵，尤其对各种地域化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发展，产生高度的兴趣。在盛清时期，台湾的社会，已经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的多元关系。根据不同的认同、整合和分类原则构成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除了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依附式宗族、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合同式宗族、以神鬼祭祀圈为范围而形成的信仰团体外，还有盛行于城乡的秘密会党。各种共同体内部存在著共同的利益，并在认同和自我意识方面具有生命共同体的共识。
秘密会党是由基层社会里的异姓结拜团体发展而来的秘密组织，合异姓为一家，使其宗族化，模拟宗族血缘制的兄弟平行关系，彼此以兄弟相称，并藉盟誓规条互相约束，以维系其横向关系，秘密会党就是一种虚拟宗族。中外史家对这种组织，或称为秘密帮会，或称为秘密结社，甚至笼统地称为洪门或天地会，颇不一致。刘联河著《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一书叙述洪门、天地会、三合会、清门、理门的传说时认为“洪门就是人们所谓帮会的一种”，又说“人们所说的帮会，系指清、洪、理三教而言。”原书既将 “教”与“会”混为一谈，又将 “帮”与“会”合而为一。固然 “帮会”一词，沿用已久。但是，“帮”与 “会”的组织形态及其性质，却不相同。“会”是指由异姓结拜团体发展而来的秘密会党，“帮”是指由地缘性结合而形成的各种行业组织，有的是由船帮而得名。例如浙江商业组织绍兴帮、宁波帮、嘉白帮的形成，就是将社会性的组合有效地应用于商业上的产物。至于青帮、红帮则是以信仰罗祖教的漕运粮船水手为主体的秘密组织，都是由粮船帮而得名，亦即由行帮衍化而来的帮派，既不是由天地会分化而来，也不是哥老会的旁支，会党与帮派不能混为一谈。秘密结社一词，久为中外学者所习用，惟其范围较广：一方面给社的内容包括白莲教等民间秘密宗教及三合会等秘密会党：一方面使用“结社”字样时，较易与文人集会结社如复社、应社及各种诗社等相提并论，以致对异姓结拜组织的性质及社会功能较易产生误解，使用“秘密结社”字样时，并不能突显基层社会金兰结义的特徵，更无从反映民间结盟拜会的盛行。“洪门”一词，争议更大，它既非最早出现的名称，其范围亦不限于秘密会党，学者讨论“洪门”时，虽然包含帮派，但多未包含早期的台湾会党。至于“天地会”只是出现较晚众多会党之一，在“天地会”的名称正式出现以前，已经查禁多种会党案件，以“天地会”通称不同时期的各种会党，并不严谨。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包括天地会创自何人？始于何时？起于何地？其宗旨及性质为何等等一系列问题，截至八十年代末年，可以归纳为十二种之多，其中康熙初叶郑成功于台湾创立天地会的说法，长期以来，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天地会传说中的万云龙大哥是否影射郑成功？香主陈近南是否为陈永华所自托？天地会是不是延平郡王创立的？天地会是否起源于台湾？其宗旨是否反满或反清复明？朱一责领导天地会起事吗？诸罗县境内的添弟会是否就是彰化的天地会？林爽文之役的性质就是台湾典型的“农民起义”吗？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必要。
二、天地会起源于台湾的质疑
历史记载，最主要的是在人物，有人始有历史。在《史记》一百三十卷中，本纪、世家、列传共占一百一十二卷，年表与书合计仅占十八卷，可以说《史记》是以纪传为本体，而以八书为总论，十表为附录，亦即以人物为中心，从许多个别历史人物的记载，可以显露出当时的社会概况或特征。人类社会包含许多成员，各个成员在社会舞台上扮演著种种不同的角色。历史学虽然以人物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它的注意力不能只集中在少数社会菁英身上，而忽略了下层社会的广大群众。近数十年来，中外史家对我国历史的研究方向，已经逐渐由上层社会的帝王将相或缙绅名流转移到下层社会的市井小民，或贩夫走卒，尤其是明清时期秘密社会的问题，已经引起颇多学者的重视。
探讨秘密社会的起源、性质及其向前发展，是中外史家共同重视的问题。民国初年以来，坊间出版的帮会秘突，卷帙颇多，可谓指不胜屈，例如刘师见著《汉留大观》，陈培德主编《海底》，耕夫著《汉留全史》，雷发声著《汉留问答》，山逸编《袍哥内幕》，张宝集稿《金不换》，飞烈编著《洪门搜秘》，帅学富编著《清洪述源》，横磨编著《洪门探珠录》，刘膺遐编著《汉留组织研究》，群英社编辑《江湖海底》，张大聪编《洪门会概说》等等，其流传虽然甚广，但因各书的内容，多属于传说故事，可信度不高，对于重建秘密社会信史，并无裨益。
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大都利用帮会秘笈考证天地会或洪门的起源。民国二十一年（1932），萧一山赴欧考察文化史迹，于旅英期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发现晚粤人手抄天地会文件多种，原为英国波尔夫人（Mrs.Ball)在香港、广州所购得者。萧一山俱抄录成编，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由国立北平研究院排印出版，题为《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广西是太平军发难的地区，天地会文件流传颇多。民国二十二年（1933），贵县发现天地会抄本一帙。次年，经罗尔纲整理刊布，载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刊》，题为《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民国二十六年（1937），粤人罗汉将其家守先阁旧藏天地会文件发表于《广州学报》，是为守先合本天地会文件。各书所收《西鲁序》或《西鲁叙事》，都叙述康熙皇帝焚烧少林寺，劫馀五僧结盟拜会的神话故事，这种故事就是学者讨论天地会起源时所引用的主要资料。但因传说内容出入颇大，各文件所叙结会缘起，或详或略，有关人物、时间、地点，互有抵牾，以致推论所得结果，并不一致。
卫聚贤著《中国帮会青红汉留》根据《西鲁序》、《西鲁叙事》等故事论证天地会五祖的影射对象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参与彭春征剿准噶尔的福建藤牌兵劫馀分子[1]。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则称少林寺僧人征西鲁的传说，是指俄国于康熙年间入寇黑龙江。俄国在清初称为罗刹，鲁、罗同音，罗刹在极西，故称西鲁。建义侯林兴珠率领福建降人五百名，编组藤牌兵，随彭春征讨雅克萨，有功不赏，馀众一百二十八人于蓟县法华寺出家。后来又调征准噶尔，因怨望不服指挥，为清廷派人毒毙，只十八人逃脱，沿途死伤十三人，仅馀五人，在衡阳遇救，乃奔台湾，成立天地会[2]。民国十八年（1929），《南洋华侨通史》的作者温雄飞引述《西鲁叙事》传说故事后指出天地会流传的康熙皇帝焚烧少林寺劫馀五僧结盟拜会的传说就是以神话故事的体裁，描写当时郑氏的历史，于是认为天地会起源于台湾，正式成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传说中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大哥，就是郑成功，香主陈近南就是辅佐郑成功的陈永华[3]。学者甚至根据《汉留全史》等帮会秘笈所述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1661）在台湾开金台山，陈近南奉命往四川，于康熙九年（1670）开精忠山的故事，结合乾隆末年来台传布天地会的严烟供词中“天地会起于川省，年已久远”的传说，而断定天地会是“起源于清初郑成功的经营搞建台湾，再由福建台湾而转入广东、四川。”[4]
西鲁犯境，僧兵退敌，清帝火烧少林寺，劫馀五僧结拜天地会的故事，是长久以来学者讨论天地会起源时间所常引用的资料。翁同文撰<康熙初“以万为姓”集团馀党建立天地会>一文根据后世流传的故事，使用影射的方法，将天地会的起源时间上溯到康熙十三年（1674）。是年，吴三桂举兵反清，席卷七省，反清复明阵营远达中原，以“万”为姓集团成员如万五达宗与万二郭义都已出现反清，万七蔡禄降清后补授河南总兵，吴三桂单兵后，蔡禄率部谋叛，响应吴三桂，事泄以后，蔡禄与部下暨家属等若干人，皆为清军围捕遇难。所谓少林寺僧兵退敌立功，清帝负义遗兵放火焚寺，乃影射蔡禄率部降清，又与其部下在少林寺所在地的河南被杀。所谓少林寺焚馀五僧逃出与长林寺僧遇合结盟，当指蔡禄部下有残馀份子脱逃回闽与万五重聚。少林寺五僧与长林寺僧达宗两方都是“以万为姓”集团的人，天地会即由被等建立[5]。
根据《西鲁叙事》等帮会秘籍来论证天地会的结会缘起、创立时间和地点，诸家推论所得结果，并不一致。蔡少卿指出根据西鲁传说研究天地会起源，所得结论乃是“穿凿附会”[6]。戴玄之撰<天地会的源流>一文指出西鲁传说的内容，多神话而少史实，神话传说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所谓西鲁犯边，众僧退敌，火烧少林寺，五祖兴会，只能当作神话，不能视为信史。至于天地会起于康熙十三年（1674），起万云龙即郑成功，陈近南即陈永华的说法，更是神话中的神话，并无史实根据[7]。影射索隐的方法，过去曾被人用来从事《红楼梦》研究，但因其方法不妥，已受到大多数学者的批评，使用影射索隐的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穿凿附会，凭主观猜测，尤其不妥。秦宝琦著《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也指出按照西鲁传说的内容为蓝本，寻找一件历史上与之相似或相近的事例，说明传说中某人某事，便是影射了历史上的某人某事，人为地在二者建立起一种并不存在的联系，这种影射推求的研究方法，至少是不科学[8]。所谓吴三桂起兵反清，河南总兵蔡禄率部响应，从来与部下家属皆为清军围捕遇难一事即指天地会传说中清兵焚烧少林寺云云，系属推测，并无确凿的史料依据[8]。有清一代，并无西鲁其名，亦无西鲁入侵的历史事件，火烧少林寺是后人虚构的故事，并不能反映天地会创立的真实历史，用它作为研究天地会起源的根据，是值得商确的[9]。后世流传的天地会文件或会簿，只是一种传会的工具，会簿中所述神话故事，并非天地会创立的历史纪录[10]。仅仅根据神话传说内容就推论出天地会的创立时间、地点及人物，实难令人信服。索隐派最大的弱点，就是舍弃丰富的直接史料不用，而徒事影射推论的臆测，忽略了“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客观态度，以致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未能作进一步的研究，始终囿于单纯起源年代、地点的考证，一直无从得到较有说服力的宏观解释。
三、郑成功创立天地会传说的商榷
长期以来，由于郑成功一直被人们尊崇为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因此，郑成功在台湾创立天地会的说法，确实有它的时代背景。最早提出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欧乐甲、陶成章、章太炎等人。欧筑甲，字云樵，广东惠竹县善县人，是康有为的门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到旧金山，与旅美洪门致公堂唐琼昌等人创办《大同日报》自任总编辑，将所撰文章，以《新广东》为题，连续刊载。同年，日本横滨《新民丛报》又将其文章印成小册子公开发行，书名仍题为《新广东》。欧突甲在《新广东》中有一段文字说：
郑成功以兴复明宣，讨灭满洲为己任。在位二十年中，无岁不兴兵伐闽浙，迄不得意，还顾左右之人，既无雄村大略，断难以武力与满族争衡。嗣子非材，台湾亦难久据，不得不为九世复仇之计，乃起天地会焉。其部下多漳泉人，知满清根基已定，非有私会，潜通各省行之百年之久，乘其衰弊，不能克复汉家。乃私立口号，私立文字，私立仪式，重其誓愿，严其泄漏。入会者亲如兄弟：未入会者，父子亦如秦越。其所志在复明，故因洪武年号，自称洪家。旗帜服色，皆以红为尚，洪字三点水，故三合、三点等名目出焉[11]。
赫治清著《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指出欧璖甲的说法是中国人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首次提出的郑成功创立说，开创了中国人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的先河。郑成功创立说，不仅构成了辛亥革命时期舆论准备的一部分，对激发民族大义，发扬革命精神起了重要作用，对当时的革命党人产生过重要影响，直接影响了后来天地会起源研究的发展方向，特别是陶成章的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血。宣统年间（1909一1911），陶成章撰写<教会源流考>一文指出：
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凡同盟者，均日洪门。门，家门也，故又号曰洪家。既为一家，即系同胞，故人会者，无论职位高下，入古先后，均称曰兄弟[13]。
陶成章撰写<教会源流考>的宗旨，主要是为了宣传革命排满的思想。他认为白莲教的产生，都是为了反对“异族”的统治。白莲教是为了反元，天地会则为了反清。他在文中明确地指出郑成功是天地会的“始倡者”。章太炎也抱有强烈的反满思想，他曾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反满宣传。日人平山周著《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章太炎为其书中译本作序时指出， “讫明之亡，孑遗黄发谋所以光复考。是时，郑成功在台湾，闽海之滨，声气相应。熊开元、汝应元皆以明室遗臣祝发入道，故天地会自福建来。”[14]血后世多相信陶成章等人的郑成功创立说，将传说的故事，当作信史。其实，欧璖甲、陶成意等人对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研究，并不深入，他们所倡导的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说法，也没有提供任何历史依据。连横著《台湾通史》一书，于民国九年（1920）出版，原书中<朱一贵列传>记载说：“吾闻延平郡王入台之后，深虑部曲之忘宗国也，自倡天地会而为之首，其义以光复为归。延平既殁，会意犹存，数传之后，遍及南北，且横渡大陆，浸淫于禹域人心，今之闽粤尤昌大焉。”[15]
连横撰写《台湾通史》时已闻郑成功入台以后自倡天地会，并充会首。同书<林爽文列传>亦称，“天地会者，相传为延平郡王所创，以光复明室者也。”[16]连横并未提出原始资料，原书所述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说法，是得自传闻，不足采信。萧一山撰<天地会创始于郑延平> 一文认为郑成功是以拜盟结社来起义的，是天地会的创始人，后来陈永华才扩大组织为天地会[17]。郭廷以著《台湾史事概说》一书沿用了革命党人的论证，对郑成功在台湾创立天地会的说法，进一步加以发挥叫也认为内中国而外夷狄，与所谓夷夏之防，是民族意识的自然表现，蒙古的南侵，满洲的入关，为当时“异族”加予汉人的莫大灾难，因之汉人的反抗亦空前壮烈，此仆彼起。他在原书第五章论证台湾天地会的由来时指出。
为了某种目的，联合意志相同，情谊相投成为异姓兄弟的结义，由来已久。戏剧性的《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桃园故事，是一个有力启示，元代领导闽赣间大暴动的刘六十、蔡五十九，就他们的名号看来，应系结拜时的排行。来自中原的闽南人，仍保有其北方人的朴厚热忱与义侠之风，在国亡家破的患难中，他们更需要互助，更需要团结，为政治主张奋斗，为个人生存努力。福建遗清军的杀戮极惨，后来沿海通界，闽人又受祸最深，公愤私仇，亦因之特切。郑成功决定起义师之时，首先和他的朋友陈辉、张进、洪旭等九十馀人彩盟教血（黄梨洲郑成功传），张旗、郭义、蔡禄等亦相同盟，“以万人合心，以万为姓”，改姓名为万礼、万义、万禄，依照行次有万大、万二、万七之称（台湾外纪卷十一及小腆纪年卷二十）。后来的夭地会，则为其组织的扩大[18]。
郭廷以指出郑成功的大陆恢复事业虽然暂时受挫，而台湾反随之光复，不仅提高了原居台湾者的民族情绪，更加强了他们的民族信心。许多忠贞之土，义烈之民，以及所有心怀故国，不顾腼颜事虏的孤臣孽子，志士仁人，均先后景从，相继东渡，贡献他们的力量，共谋匡复大业。郑氏父子又力事招徕，优予礼待。于是台湾不仅成了对抗清朝的堡垒，又是近代中国民族革命组织及天地会的起源地。天地会的根本宗旨是“反清复明”，郑成功入台之后，天地会的组织、主义、精神，不惟随之而至，而且益加扩大加强。一则是台湾的民性相近，二则是时势的转变，革命运动项由直线而曲线，由公开而秘密，由上层而下层，而陈永华的关系尤大。陈永华原与郑成功一样的是位儒生，清军入闽，他的父亲陈鼎殉难，于是他参加了郑成功的恢复运动，郑成功父子对陈永华均深加倚重。《台湾史事概说》便说“他知道郑氏之祚不永，以他之深谋有识，他于将来的民族革命事业当有所安排。继述修整天地会，被拜为军师，尊为香主，地位仅次于万云龙大哥的陈近南先生，应该就是陈永华。”[19]郭廷以对天地会起源的这一论述。与陶成章等人的郑成功创立说，不仅同出一辙，并且进一步演绎其说，以致聚讼纷纭。黄玉斋撰<洪门天地会发源于台湾>一文，原载于《台湾文献》第二十一卷，第四期，原文共三个部分，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台湾郑成功论文选》节选原文一、二部分，题为<郑成功与洪门天地会>，文中归纳诸说后认为天地会创始于台湾郑氏。张礼等欢血为盟，原是闽南的秘密社团，郑成功起义时的欢血为盟，其性质亦极相似。郑成功来台后，这一秘密社团也跟著回来，并正名为天地会。因此，黄玉斋认为有理由相信万云龙大哥就是郑成功[20]。
赫治清著《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已指出顺治三年（1646）十二月，在郑成功的倡导下，抗清志士在厦门对面的烈屿会盟，决定联合抗清。会盟之后，郑成功便与陈辉、张进等缔盟歃血，愿从者九十馀人，乘二巨舰断缆而行，收兵南澳。萧一山、郭廷以等人首先把郑成功与张进等人在烈屿歃血订盟，誓师抗清之事，与南澳收兵混为一谈，继而又把张要、郭义、蔡禄拉进结盟，郑成功为之改作万姓，实在大谬。张要等化异姓为万姓，分别改名万礼、万义、万禄，依排行，又称万大、万二、万七，这是明末崇祯年间之事。入清以后，万礼等把斗争矛头转向清朝统治者。顺治七年（1650）五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斗争行列。其实，南澳收兵，哪有万礼等会盟之事？何况，郑成功与陈辉、张进等钦血结盟，乃是进行公开的武装抗清，并非秘密结社，更不是天地会。无论清朝文书档案、官书，还是清人文集、杂著、方志，都没有天地会起源于台湾的记载。即使叙述天地会缘起的会内秘密文件《西鲁叙事》等，也不曾涉及台湾一字。把台湾说成天地会的诞生地，是明显的错位[21]。诚如赫治清的论证，无论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还是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明清档案，都找不到任何资料可以证明天地会起源于台湾，郑成功是天地会创始人。其实，天地会起源于台湾，郑成功是天地会的创始人，陈永华继述而修整的说法，都是一种臆测或联想，可以说是神话中的神话。
郑成功是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革命党人塑造典型的汉族英雄人物，以激发反满情绪，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说法，具有时代的意义。台湾是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民国三十八年（1949），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台湾为模范省，台湾当局将“反清复明”的口号，更换成“反攻大陆”的标语，台湾史学界受到政治反攻的宣传工作的影响，几乎众口铄金地主张郑成功在台湾创立天地会的说法，郑成功遂成了天地会的创始人。随著政治反攻的号召的加强，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主张，亦相应盛行。《台湾史事概说》、<天地会创始于郑延平>等论箸，就是在这种政治环境里写成的著述，虽然具有符合时代意义的作用，但是，学术为政治服务，未能将学术研究工作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上，这是郑成功创立说泛政治化的严重错误。郑成功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他在台湾于自己统领的正规军队之外，还另创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的说法，显然与天地会本身的历史和郑成功本人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秦宝琦撰<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质疑>一文亦指出，在天地会档案史料和秘密文件中，皆无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记载。在郑成功一生抗清经历中间，既从未发现有创立天地会以扩大队伍的任何史料，认为郑成功在台湾于自己控制的军队之外，还另创一个以“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置信[22]。
天地会是清代史上重要秘密会党之一，在近代史上，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推翻清朝政府的过程中，产生过重要作用。一些著名的革命党人也曾经加入过会党，并自认是会党反满“民族主义”的继承者，所以颇为重视会党。民国三十八年（1949）以后，大陆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以及农民革命运动，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天地会的历史也受到肯定。在台湾方面，中华民国以台湾为根据地，效法民族英雄郑成功，积极准备收复大陆。当军事反攻的努力放弃以后，仍然宣传政治反攻的使命，以郑成功为楷模，致力于建设台湾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以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口号，郑成功的历史地位，日益提高，革命党人陶成章等所宣传的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主张，便受到台湾史学界的重视。在海峡两岸的政治环境下，郑成功作为一位中华民族杰出的历史人物与民族英雄，以他卓越的历史功勋，尤其是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的贡献，理所当然地受到海峡两岸人民的崇敬，因而将群众运动泛政治化，史学界也就很容易地接受了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说法。但是，依照学术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否定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说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丝毫不会损害郑成功作为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3]。
四、移垦社会的形成与秘密会党的发展
明末清初以来，随著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变动，各种地域化社会共同体，逐渐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多元关系。经过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探讨，清代地方社会构成法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已经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根据不同的认同、整合与分类原则所构成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大致被归纳为三类：一类是宗族：一类是属于市场体系的基本市集区；一类是所谓祭祀圈。这些地域化社会共同体或以固有的地缘和血缘关系，或以共同的利益关系，或根据共同的文化传统，而存在著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各种社会共同体内部存在著共同的利益，并在认同和社会意识方面具有共同感。也存在著或松或紧的组织形式，以及或强或弱的社会功能[24]。其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属于继承式宗族；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属于依附式宗族：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宗族，属于合同式宗族[25]。
由于理学泛家族主义的价值系统已经广泛的渗入基层社会，许多本来没有血缘联系的群体也利用血缘纽带的外观作为整合手段，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民间秘密宗教和秘密会党，就是清代下层社会相当引人瞩目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也就是泛家族主义普及化的一种虚拟宗族。民间秘密宗教是以宗教信仰作为群体整合的主要方式，各教派多为世俗化的佛道宗派衍生转化而来的新兴教门，同时杂揉儒释道的思想教义，并模拟宗族血缘纽带的父子关系，建立师徒纵向的统属关系。秘密会党则以异姓人结拜弟兄或金兰结义为群体整合的主要方式，各会党多为出外人基于互助的需要而倡立的自力救济组织，并模拟宗族血缘纽带的兄弟关系，建立兄弟横向的平行关系。由于社会分化的加深和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的分裂，在基层社会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愈来愈士绅化并纳入正统规范的轨道的同时，背离这一轨道的民间秘密宗教和秘密会党的普遍出现，就是清初以来基层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清初以来，闽粤地区的宗族组织，大都已从血缘纽带衍化成以地缘为纽带，进而衍化为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在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社会中，弱房依附于强房，小姓依附于大姓，强宗大姓对本地资源建立了地域性的支配圈，把附近的弱小宗支置于强宗大姓的保护之下，但对其他弱房小姓亦时相欺凌，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激起弱房小姓的强烈反抗，众小姓联合抵制大姓，异姓结拜的活动，蔚为风气。福建总督高其倬访查泉州、漳州等府宗族械斗及异姓结拜的习俗后具摺奏称：
福建泉、漳二府民间，天姓欺凌小族，小族亦结连相抗，持械聚众，彼此相杀，最为恶俗，臣时时饬禁严查。今查得同安县大姓包家，与小姓齐家，彼此聚众列械伤杀，署县事知县程运青往励，被吓潜回，隐匿不报[26]。同安县李、陈、苏等大姓结合为包姓，以“包”为姓，众小姓及各杂姓结合为齐家，以“齐”为姓，包姓集团与齐姓集团彼此聚众械斗。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具折时亦称：
其初，大姓欺压小姓，小姓又连合众姓为一姓以抗之。从前以包为姓，以齐为姓，近日又有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现在严饬地方查拿禁止[27]。
在“以万为姓”集团以前，已出现“以包为姓”、“以齐为姓”、“以海为姓”等集团。异姓结拜组织，一方面模拟血缘制的兄弟平行关系，形同手足，彼此以兄弟相称，藉盟誓约束成员，以强化内部的组织：一方面吸收佛家破除俗姓以“释”为僧侣共同姓氏的传统，藉以发扬四海皆兄弟的精神。各异姓结拜团体的成员，除本身俗娃以外，另以象征特殊意义的吉祥字为义姓，化异姓为同姓，以打破各家族的本位主义。各异姓联合后，或以“包”为义姓，象徵包罗万民：或以“齐”为义姓，象徵齐心协力：或以“同”为义姓，象徵共结同心：或以“海”为义姓，象征四海一家：或以“万”为义姓，象征万众一心。所谓以“包”为姓、以“齐”为姓、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等异姓结拜集团，都是虚拟宗族，亦即由传统宗族组织衍化而来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各异姓结拜团体，已经具备秘密会党的雏型，秘密会党就是由异姓结拜集团发展而来的秘密组织。闽浙总督王懿德等具摺时已指出：
闽省地势表延二千馀里，负山面海，外控台湾、澎湖，实为滨海岩强，故兵额之多，较他省为最，乃地多斤卤，民事畋渔，户鲜盖藏，力尤拮据，亦较他省为甚。且上游则山深箐密，村落零星，下游则聚族而居，民贫俗悍，往往以大姓而欺小姓，强房而凌弱房，纠众结合，持械互斗之风，几成锢习[28]。
福建下游即指泉州、漳州等府沿海地区，聚族而居，宗族矛盾，互相凌压，于是纠众结拜异姓弟兄，倡立会党，持械相斗。质言之，秘密会党的起源，有其社会经济背景，它与闽粤地区宗族械斗的频繁，异姓结拜风气的盛行，确实有极密切的关系。
文化人类学派解释文化的起源，大致可以归纳为两派：一派称为传播学派，又称为文化单源说。这一学派从地理上的分布，考察各种现象，凡是外形类似，不论其距离远近，都归诸传播关系，各种文化都由一地播出，不承认有重复的创造：一派称为进化学派，又称为文化复源说。这一派认为人类天性相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文化依照自然法则演进，不必一定起源于一地。过去研究秘密会党的学者多采纳传播学派文化单源说的论点，认为各种地域化的社会共同体都称为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小刀会、青帮、红帮等等都是天地会的支派或别名，他们所重视的问题，多局限于考证天地会起自那一年？创自何人？始于何地？其实，探讨秘密会党的源流，不必一定局限于文化单源说的理论，而忽略文化复源说的观点。有清一代，会党林立，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刘子扬撰<清代秘密会党档案史料概述>一文指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管著大量清代秘密会党的档案，时间起自雍正朝，迄于宣统末年（1723—1911），总计数万件，他依据这批档案列举秘密会党的名目多达一百馀个[29]。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现藏清代档案中所见会党名目，亦极繁多。因此，可知秘密会党是属于多元性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衍生转化，到处创生。
依据海峡两岸现藏清代档案，排比清代前期的秘密会党案件后，可以得知顺治、康熙年间并未破获或取缔任何会党案件，会党案件的正式出现，确实起自雍正年间，福建内地出现过铁鞭会、一线会、桃园会，安徽霍邱县出现铁尺会，广东海阳县出现父母会，台湾出现父母会、子龙会等等。铁鞭会是因会中成员所执器械为铁鞭而得名，铁尺会是因会中成员所执器械为铁尺而得名。一钱会出现于厦门，因会中成员遇事要各出一两而得名。桃园会出现于福建泉、漳一带，因桃园三结义而得名。子龙会出现于台湾，因赵云字子龙而得名。台湾诸罗县父母会成立的宗旨，是为父母年老身故筹措丧葬费用而创设的。乾隆年间（1735－－1736），福建邵武县先后取缔关圣会、铁尺会，漳浦县先后取缔子龙会、小刀会、北帝会、天地会，福安县取缔边钱会，长泰县取缔父母会，平和县取缔天地会，同安县取缔■点会，龙溪县取缔天地会。与福建邻近的江西宜黄县取缔关帝会，广东惠州、饶平县、南海县、顺德县等地取缔天地会。广东西宁县及其邻近的广西苍梧县取缔牙签会。台湾彰化县先后查禁小刀会、天地会，诸罗县即嘉义县先后取缔添弟会、雷公会、游会，凤山县查办夭地会。乾隆元年（1736），福建邵武县破获关圣会。乾隆十H年（1747）十一月，江西人萧其能在宜黄县加入关帝会。关圣会和关帝会都是因崇拜关圣帝君而得名。乾隆十二年（1747），福建福安县人何老妹纠众结拜边钱会，将制钱对半夹开，会中成员每人各给半边，以为入夥凭据，故称边钱会[30]。漳浦县破获的北帝会，是因会中奉祀玄武而得名。乾隆七年（1742），漳浦县查办的小刀会和乾隆三十七年（1772）以降台湾彰化等县查办的十数起小刀会案件，都是因会中成员各带小刀帮护而得名。诸罗县出现的添弟会和雷公会是杨光积、杨妈世兄弟因争夺家产而倡立的异姓结拜组织，添弟会取弟兄日添，争斗必胜之义。雷公会是因杨妈世以其兄杨光动凶恶不肖，必被雷公击毙，所以取名雷公会。广东西宁县的牙签会，是因会中成员佩带银牙签一副作为暗号而得名。就现存档案资料而言，天地会是较晚出现的一个秘密会党，其成立时间，最早只能追溯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地点在广东或福建漳浦，是由洪一和尚万提喜倡立的，他根据“人生以天地为本”之义而创立“天地会”这个名目。
秘密会党的起源，与闽粤地区异姓结拜风气的盛行，有著密切的关系，而秘密会党的传布发展，则与闽粤等省人口的向外流动，也是关系密切。清代社会经济的变迁，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人口的急递增加，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边陲地区耕地垄辟面积的显著扩大，以及基层社会的变迁，清代前期的台湾就是处于开发中地区的早期移垦社会。闽粤沿海地区，由于人口压迫日益严重，生计维艰的贫苦小民，多移徙开发中的移垦社会，随著闽粤人口的向外流动，移垦社会里结盟拜会的活动，亦蔚为风气。早期移殖到台湾的内地汉人，不仅同乡观念很浓厚，其模拟宗族关系的结盟拜会活动，亦相当盛行，台湾秘密会党的产生或出现，主要是内地会党的派生现象，人口流动是因，结盟拜会是果。严烟是福建漳州府平和县人，卖布为生。与严烟同村行医的广东人陈彪是洪二和尚的嫡传弟子之一。乾隆四十七年（1782），严烟听从陈彪纠邀，加入天地会。乾隆四十八年（1783），严烟渡海来台，在彰化开张布铺并传天地会。据严烟供种天地会的宗旨是：
天地会名目，因人生以夭地为本，不过是敬天地的意思。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会]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所以愿入这会者甚多[31]。
天地会的成立宗旨，主要是在强调内部的互助问题，“反清复明”不是各会党初创阶段的宗旨。此时，台湾彰化一带，因泉、漳分类械斗，并未平息，林爽文是漳州人，他为了凝聚漳州籍移民的力量，即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二十五日加入天地会，歃血盟誓，相约遇有事情，大家出力，公同帮助。由此可知台湾天地会是闽粤内地天地会的派生现象，它正式出现于台湾的上限时间是始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过去学者认为天地会创自郑成功，首先发源于台湾，然后传布于闽粤内地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连立昌著《福建秘密社会》一书已指出：
坚持康熙甲寅说的同志，认为缺乏直接史料是康熙时史料存留少的缘故，可是雍正至乾隆早期的史料已很多了，也未见天地会活动记载。如天地会早于小刀会创立，理该先流传，但是不但漳、泉地区和潮汕地区均未见踪迹，而传入台湾反在小刀会之后，这就难以解释了，因而天地会起于康熙甲寅说不能说服人[32]。
台湾小刀会案件始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但早在雍正六年（1728）台湾诸罗县已破获父母会。福建总督高其倬折时指出，“福建风气，向日有铁鞭等会，拜把结盟，好棍相党，生事害人，后因在严禁，且铁鞭等名，骇人耳目，遂改而为父母会。”[33]在天地会名称正式出现以前，官府破获的秘密会党，已是名目繁多，如铁鞭会、铁尺会、父母会、小刀会等等，如果天地会已于康熙初叶成立，何以其流传反而在这些会党之后呢？福建总督高其悼何以说父母会是由铁鞭会改名而来？而不说父母会是由天地会改名而来呢？易言之，康熙年间郑氏在台湾创立天地会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清代秘密会党的发展，经历过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天地会是清代秘密会党发展到成熟、完备阶段的产物，也是闽粤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探讨台湾秘密会党的源流，不能忽略闽粤内地社会矛盾的霉化，以及台湾移垦社会的特征。
五、台湾天地会起事的性质
天地会传入台湾彰化等地，虽然始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但在林爽文起事以前的父母会、小刀会、添弟会、雷公会等会党，并非以天地会为模式，不可视为天地会，各会党与天地会，并非一脉相承，或直线发展。诸罗县取缔的添弟会，与彰化所传天地会，虽然同音，但两者不当混淆。署请罗县知县董启挺查办原禀、北路协副将赫升额移文，俱书明“添弟会”字样。乾隆皇帝、大将军福康安、军机大臣等所称添弟会即系天地会，地方官改作添弟会，化大为小，希图规避处分的说法，并不足采信。《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称，“乾隆五十一年（1786）六月底、七月初，台湾诸罗县天地会首领杨光勋为争夺家产与其弟杨妈世反目。起意纠约七十五人结会树党，他希望今后兄弟日添，争斗必胜，故取名添弟会。”[34]作者认为添弟会就是天地会，是明显的混淆。作者认为只要具备天地会特征，不必拘泥是否出现天地会名称，就可以断定它就是天地会。作者将不同性质，不同名目的会党，统称之为天地会，既嫌笼统，亦不客观。
清代台湾结盟拜会活动，与台湾拓垦方向大致是齐头并进的。台湾南路凤山等地的地理位置，恰与福建泉州元漳州二府相当，早期渡台移民，多在南路立足，台湾南路遂成为早期的拓垦重心，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拜把结盟，聚众起事的地点，就是在南路凤山。萧一山撰<天地会起源的年代>一文认为“朱一贵在康熙六十年起义于台湾，七日即占领全岛，大半是假借天地会的力量。”[35]郭廷以著《台湾史事概说》一书认为“朱一贵之变不仅为台湾历史上一件大事，亦是近代中国史上一桩惊人的壮举，更系天地会恢复运动上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革命。”[36]赫治清著《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列举内证、外证，尝试根据档案文献对朱一贵假借天地会起事的说法，进行说明和论证[37]。然而，不能因为朱一贵等人曾经拜把结盟而推论康熙年间台湾已经出现天地会，朱一贵就必然领导天地会起事。也不能因为朱一贵等人曾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而联想朱一贵等人一定是天地会起义。检查现存清代满汉文档案资料及官书典籍，都没有朱一贯以天地会起事的记载。其实，拜把结盟是民闲金兰结义的共同模式，朱一贯等人以天地会拜把结盟的仪式，聚众起事，是官逼民反的一种群众运动，不能因此推论或臆测朱一贵是天地会起义或是假借天地会的力量有计划的革命。
雍正年间（1723—1735），由于台湾南部人口的自然增殖，以及内地移民的不断涌进，户口频增，南部开发日益饱和，拓垦方向已由南部逐渐向北延伸，诸罗一带遂成为移垦重心。蔡荫、汤完等人所结拜的父母会，就是出现于诸罗县境内。在台湾早期移垦社会的村落生活中，同乡观念极为浓厚，守望相助，彼此之间常有互助合作的活动，为了满足各种社会需要，于是就有许多民间互助团体的产生，父母会就是基于社会需要而自动成立的民间互助组织。入会时，每人出银一两，会中成员的父母去世时，即以其利息资助丧葬费用，具有保险的性质。这种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互助团体，是早期移垦社会常见的现象。
乾隆年间（1736—1795），彰化平原已成为拓垦重心，小刀会、天地会等案件多起，都出现于彰化。彰化地区，番汉杂处，泉州在、漳外底、广东客家住分而居，族群矛盾较为严重。彰化平原在郑氏时代，已由泉州籍移民开始拓垦。清朝领有台湾后，泉州籍移民在彰化平原更是占了绝对的优势，漳州籍移民颇受后虐之苦。又因地多僻径荒山，犯罪后易于藏匿，于是多设班兵，以便弹压地方。但因营伍废弛，兵了贪黩牟利，结夥肆虐，欺压百姓，以致兵民纠纷案件，屡见不鲜。乾隆年间，彰化小刀会案件，层出不穷，各起小刀会就是兵民纠纷期间的民间自卫组织。小刀会成立的宗旨，主要就是为了抵制营兵的凌辱。乾隆后期，拓垦重心继续北移，淡水厅移殖人口与日俱增，嘉庆年间（1796—1820），淡水厅境内开始出现小刀会。道光年间（1821一1850），淡水厅境内又开始出现兄弟会，亦称同年会。在移垦社会里，缺乏血缘为纽带的整合条件，而以祖籍形成聚落为主要条件。在台湾早期移垦社会里，由于人口流动性较大，人口组合复杂，地缘意识浓厚，土地竞争激烈，公权力薄弱，社会不稳定性十分显著，这些因素颇有利于结盟拜会的活动。
关于台湾天地会起事的性质，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有许多学者是从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的角度去探寻。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一书指出，“在台湾移民社会中，存在著四组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人民与官府的矛盾：不同族群的矛盾及汉族与土著民族的矛盾。这些矛盾既有区别，又互相交叉。成为台湾社会动乱的根源。”原书指出在以上四组矛盾中，“阶级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作者认为“清代前期台湾农民起义为数不多，引起起义的原因，虽有不同，但它们都是在社会阶级矛盾的基础上发生的。”作者分析台湾天地会成员的职业结构后指出，林爽文之役，“起义的领导者主要是农民、佃户、差役等下层社会人物，参加者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也有少数地主和商人参加。站在起义者的对立面的是以义民首为代表的地主、商人、武举、生员等等，二者的阶级界限是分明的。所以林爽文起义是由农民阶级领导的，受到官府和地主阶级镇压的起义事件，是一次典型的农民起义。”[38]作者撰<林爽文起义的性质>一文亦称，“通过对林爽文起义若干关键问题的考察，可以看出这次起义的性质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39]作者认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起义”就是这个矛盾的集中表现。其实，在天地会成员中也有地主参加起事，义民队伍中也含有大部分农民，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阵线并不分明。从林爽文起事后发布的告示中可以看出，这次起事并未提及土地问题，其起事性质既非单纯的农民起义，虽然是反对贪官污吏，但并非反满革命运动。从现存有关林爽文起事的大量档案资料、官书、典籍来看，实在不能把林爽文起事看作是一次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起事，把林爽文之役看作是一次比较典型的台湾“农民起义”，并不符合历事实。把林爽文所领导的天地会看作是台湾早期移垦社会分类械斗的产物，将林爽文之役看作是台湾早期移垦社会族群矛盾及人民与官府矛盾的社会案件，在实际上是较为符合台湾的历史事实。
在移垦社会或移民社会里，族群的矛盾与冲突，是一种不容易避免的现象。台湾天地会虽然是闽粤内地天地会传布的产物，但台湾天地会势力的膨胀以及林爽文的加入天地会，都与漳、泉分类械斗存在著密切的关系。乾隆四十七年（1782）八月二十三日，彰化县城西门外莉桐脚庄民张甘在庄演戏，居住在三块厝庄的漳州籍移民黄璇堂伯黄叫起意聚赌，令黄漩瑭带宝合，各出本钱一千文，在戏台前摊场开压。泉州籍移民廖老压宝，指输作嬴，输钱不给，互相争斗[40]，酿成命案，发展成为大规模分类械斗，漳、泉各任，彼此焚抢杀人，互相俘掠奸淫，无赖棍徒，乘机闹事，社会失控，与反叛无异[41]。在漳、泉分类械斗刚问，大里代林姓族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大里代东倚大山，距离水沙连等生界原主民部落约二十多里，南绕溪河，附近田地，长、宽各五里，可容万馀人耕种，其中漳州任林姓族人族大丁多，乡里侧目。林爽文就是大里柞漳州匠人，他为了凝聚漳州籍移民的力量，共同抵制泉州籍移民的焚抢，于是加入了天地会，并辗转纠众拜会。后来因官府查学诸罗县添弟会、雷公会逸犯，大里代窝藏逸犯，官府差并查学紧急，“就要烧正搜剿，在内人都害怕，林爽文就起意抗拒。” [42]天地会要犯杨咏等亦称，“今因彰化文武官同到大墩围擎林爽文，并杨光勋案内要犯，还说要放火烧庄。林爽文才起意纠集多人，劫了大墩营盘。”[43]林爽文被捕后供称：
我们虽远在台湾，大皇帝爱养百姓，我们原都是知道的。只因地方官查拿天地会的人，不论好歹，纷纷乱拿，我们实在怨恨他。原要想到衙门控告，因为隔著海面，道路遥远，不能前去呈控。若到道府衙门控诉，恐同城官府官官相护，不能替我们办理，反遗其殃。所以不曾控告，就纠众杀官。既已干出这样犯法事来，是以不得不趁势造反了[44]。
地方官查学会党逸犯，纷纷乱学，引起民怨。因此，台湾天地会走上叛乱一途，主要是由于地方官处理地方事件的不当所引起，官逼民反而酿成民变。过于强调反清复明的政治意味，或把天地会起事看作是一次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典型的台湾农民起义，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六、结语
秘密社会因其生态环境、组织形态、思想信仰及社会功能，彼此不同，各有其特殊条件，为了研究上的方便，学者多将秘密社会划分为民间秘密宗教与秘密会党两个范畴。民间秘密宗教是指正信宗教以外的新兴民间秘密教门，各教门杂揉儒释道的思想，藉教义信仰，师徒辗转传授，以建立纵向的统属关系。秘密会党则为由民间异姓结拜团体发展而来的多元性的秘密组织，各会党的倡立，主要是承继历代民间金兰结义的传统，藉盟誓规章的约束，以维持横向的散漫关系。秘密会党的起源，与闽粤地区宗族社会的变迁及异姓结拜风气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秘密会党的发展，则与闽粤等省人口流动的频繁，有密切的关系。盛清时期，台湾结盟拜会的活动，蔚为风气，就是闽粤会党的派生现象，亦即闽粤人口流动的产物。台湾会党案件始自雍正四年（1726），诸罗县境内在雍正年间取缔父母会三起。乾隆年间，小刀会案件计十起，天地会案件计十七起，添弟会、雷公会、游会等案件各一起。其地理分布，主要集中于彰化、诸罗两县境内，其次为凤山、淡水厅等地。各会党名称，或取其特征，或就其所执器械，或因其性质而得名，有的是自称，有的是他称。请罗县民蔡荫、陈斌等人为父母年老身放办理丧事预筹互助费，是父母会得名的由来。早期移殖到台湾诸罗等地的内地汉人，缺乏血缘基础，所以视同乡如骨肉，村邻中的婚丧喜庆，彼此热心相助，疾病相扶，成为移垦社会的共同习俗，诺罗县父母会就是在这种移垦社会的地缘村落中所形成的虚拟宗族。由于父母会具有明显的经济互济互助性质，吸引了附近的许多穷苦人民加入[45]。父母会并无政治色彩，亦无谋匪等情节。父母会并非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所谓父天母地而得名，不是天地会的别名，并不是由天地会易名而来。所谓“父母会活动地区正是洪门原始活动地区，具有悠久的反清复明传统”的论证[46]，并藉此断定父母会就是天地会的推测，都与历史事实不符合。彰化地区取缔的小刀会，是因会中成员各带小刀帮护，而被称为小刀会，或称王爷小刀会，都是他称。彰化小刀会的盛行，主要是由于军纪不良，兵丁欺凌百姓，百姓为求自卫，于是争相结拜小刀会，彰化小刀会就是兵民纠纷下的产物，其宗旨也是强调内部的互助，推就其性质及类型而言，则是属于抵制营兵的民间自卫组织。福建漳州小刀会案件的发生，始自乾隆七年（1742），台湾彰化小刀会活动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但彰化小刀会与漳州小刀会，并无统属关系，亦非一脉相承，彰化小刀会也不是天地会的别名或分派。乾隆四十八年（1783），漳州平和县人严烟渡海来台，在彰化等地传布天地会，台湾天地会就是福建内地天地会的派生现象。台湾天地会成员杨振国等被捕后供称：“凡入会者，令其对天跪地立誓，因取名天地会。”[47]以天地为本，敬重天地，异姓弟兄对天跪地盟誓，天地共鉴，这是天地会得名的由来。天地会的宗旨，主要是在于内部成员的互助问题，天地会的倡立及其发展，反映了许多社会问题，下层社会或早期移垦社会的普遍贫困，婚姻丧葬亟需资助；族群矛盾，民风好斗，雀角微嫌，动辄聚众斗殴，结盟拜会，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地人治安火全，公权力薄弱，盗窃成风，熟稔天地会隐语暗号，便不敢相犯。因此，探讨台湾天地会的活动，不能过于泛政治化，而忽略了早期移垦社会的生态环境。所谓天地会是为著特定的政治目的而成立的，它的创立宗旨是“反清复明”，而不是“互济互助”的论证[48]，有待商榷。天地会初创阶段，过于强调其政治目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添弟会和雷公会是同籍械斗组织，乾隆五十一年（1786），诸罗县人杨光勋欲乘秋收聚众抢割在田稻谷，于是起意结会树党，取“弟兄日添，则争斗必胜”之义，称为添弟会。添弟会案件虽然发生在严烟入台传授天地会之后，但杨光勋等人所倡立的添弟会，并非由天地会改造而来，添弟会与天地会虽然读音相近，但彼此各不相统属，并非地方官有心取巧，化大为小，以图规避处分。盛清时期，台湾移垦社会构成法则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已经逐渐为学术界所认识，探讨台湾秘密社会的起源及其发展，不能只注意到文化单源说的理论，而局限于天地会起源时间、地点和人物的考证，而忽略其他会党的产生背景。因此，发掘档案，掌握直接史料，结合区域史研究成果，分析社会经济背景，才是重建台湾会党信史的主要途径。
注释：
[1]卫聚贤著《中国帮会青红汉留》（重庆，说文出版社， 1949年）页18。
[2]萧一山著《清代通史》，第一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页901。
[3]温雄飞著《南徉华侨通史》，见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首，页8。
[4]胡珠生撰<天地会起源初探——兼评蔡少卿同志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历史学》， 1979年，第四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79年），页72。
[5]翁同文撰<康熙初叶“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建立天地会>，《中华学术与现代文化丛书》，第三册，《史学论集》（台北，中华学术，民国六十六年），页442。
[6]蔡少卿撰<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页47。
[7]戴玄之撰<天地会的源流>，《大陆杂志只学业书》，1970年，第三辑，第五册（台北，大陆杂志社，民国九十九年），页79。
[8]秦宝琦著《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84。
[9]秦宝琦撰<从档案史料看天地会的起源>，《历史档案》， 1982年，第二期（北京，历史档案杂志社， 1982年），页95。
[10]刘美珍等撰<关于天地会历史上的若干问题>，《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1025。
[11]赫治清著《天地会起源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22。
[12]赫治清著《天地会起源研究》，页23。
[13]陶成章撰<教会源流考>，见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上海，正中书局， 1947年），页63。
[14]平山周著《中国秘密社会史》（台北，古亭书局，），叙言一，页1。
[15]连横著《台湾通史》（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朱一贵刊传，页877。
[16]连横著《台湾通史》，林爽文列传，页914。
[17]肃一山撰<天地会创始于郑延平>，《畅流半月刊》，卷匕，第五期（台北，畅流半月刊社），页8。
[18]郭廷以著《台湾史事概说》（台北，正中书局），页117。
[19]郭廷以著《台湾史事概说》，页119。
[20]黄玉斋撰<郑成功与洪门天地会>，《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年），页260。
[21]赫治清著《大地会起源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年），页213。
[22]秦宝琦撰<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质疑>，《郑成功研究选集》，续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337。
[23]《郑成功研究选集》，续集，页337。
[24]《清代全史》，第五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年），页432。
[25]《清代全史》，第五卷，页9。
[26]《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九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页311。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福建总督高其倬奏折。
[27]《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四辑，页441。雍正七年十月十六日，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奏折。
[28]《月折档》（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咸丰五年二月初一日，闽浙总督王懿德奏折抄件。
[29]刘子扬撰<清代秘密会党档案史料概述>，（会党史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7年），页311。
[30]《军机处档·月折包》（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2772箱，10包， 1257号。乾隆十二年九月初九日，新柱奏折录副。
[31]《天地会（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0年），页111。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严烟供词。
[32]连立昌著《福建秘密社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64。
[33]《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一辑，页69。雍正六年八月初十日，福建总督高其倬奏折。
[34]赫治清著《天地会起源研究》，页2。
[35]萧一山撰<天地会起源的年代>，《畅流半月刊》，第七卷，第二期（台北，畅流半月刊社），页10。
[36]郭廷以著《台湾史事概说》，页125。
[37]赫治清著《天地会起源研究》，页205。
[38]陈孔立著《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年）
页213。
[39]陈孔立撰<林爽文起义的性质>，《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1990年，（厦门，厦门大学， 1990年），页152。
[40]《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76箱，145包，33439号。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福建巡抚雅德奏折录副。
[41]《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五十五辑，页380。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十四日，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折。
[42]《天地会（一）》，页251，高文麟供词。
[43]《天地会（一）》，页64。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初六日，闽浙总督常青奏折录副。
[44]《天地会（四）》，页400，林爽文供词。
[45]秦宝琦著《中国地下社会》（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4年），页189 。
[46]胡珠生撰<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中叶说驳议>，《会党史研究》，1987年，（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7年），页83。
[4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2辑，页821。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初六日，闽浙总督常青奏折。
[48]赫治清著《天地会起源研究》，页279。
（资料来源：庄吉发《清史论集》七文史哲出版社3003年 中华文史网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