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直隶、山东等省，发生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旱灾。这两年阴历属丁丑、戊寅年，时人称之为“丁戊奇荒”。有关史书，也常以“晋豫大旱”或“晋豫大饥”同称，认为这是清朝“二百三十余年来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实属“大祲奇灾，古所未见”。这次奇灾一是时间长，前后延续竟达三年之久；一为灾区广，波及长江以北九省，受灾最重的是山西、河南。

　　光绪二年（丙子），来势凶猛的自然灾害袭击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长江以南各省由于雨量过多遭罹水灾，福建尤为严重。长江以北各省则亢旱异常。旱灾之外，不少地方又有蝗、雹、疫等灾。不料在光绪三年来临之际，山西、河南、陕西继上年亢旱之后，自春徂秋，久晴不雨，天干地燥，赤地千里，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祲奇灾”终于发生。

　　是年山西受灾经过，巡抚曾国荃于九月（10月）曾作如下报告：“由春至夏未得透雨，麦收无望，省南荒旱尤甚。……因日久无雨，饬令改种荞麦杂粮，满拟雨泽沾渥，尚可稍资补救。无如自夏徂秋，天干地燥，烈日如焚，补种之苗出土仍复黄萎，收成觖望。兹据阳曲等七十六厅县先后禀报，被旱成灾”。“半年灾区既广，为日又长，省灾区粮缺，不特无树皮草根可挖，抑且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道殣相望，惨不可言。”文中所称受灾厅县，据 十月二十四日 （ 11 月 28 日 ）上谕，则列82厅州县。曾国荃在另一个奏折中称，饥民无奈，“且多掘观音白泥以充饥者，苟延一息之残喘，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州及附近各县约计，每村庄三百人中，饿死者近六、七十人。村村如此，数目大略相同”。王钖纶在《怡青堂文集》中称，“饥口入册者不下四、五百万，……而饿死者十五、六，有尽村无遗者”；“死者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脔如宰猪羊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子相食，较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为尤酷。”难怪奉命前往山西稽查赈务的前工部侍郎阎敬铭，在抵晋后报告视察灾情云：“周历灾区，往耒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目覩惨状，风夜忧惶，寝不成眠，食不甘味者已累月”。据阎敬铭、曾国荃估计：“待赈饥民计逾五、六百万之众”。继光绪三年奇旱后，山西转年再遭大旱，灾区甚广。故时人云：“光绪丙子、丁丑岁大旱，戊寅尤甚，自畿辅西迄秦晋，赤地数千里”。所谓“戊寅尤甚”者，并非指是年之旱情更甚于上年，而是指连续三年大旱，对农业生产和广大人民的生活造成非常严重的恶果。《申报》曾刊载一张光绪四年年初抄录的《山西饥民单》，单中详列各地饿死人的情况，读之令人毛骨耸然。

　　河南灾情与山西基本相同。 1878 年 1 月 11 日 《申报》刊载河南通讯云：据述本年（指1877年）豫省欠收者五十余州县，全荒者二十八州县。“即如汴城虽设粥厂，日食一粥，已集饥民七、八万人，每日拥挤及冻馁僵仆而死者数十人，鸠形鹄面累累路侧，有非流民图所能曲绘者”。清廷以河南巡抚李庆翱“赈荒迟延”，于 十一月十日 （ 12 月 14 日 ）下令降三级调用。据派往帮办赈务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统计，全省报灾87厅州县，待赈饥民不下五、六百万。及至次年春夏间旱情仍在继续发展，光绪十九年（1893）接任河南巡抚之鹿传霖在奏折中追忆：“光绪三、四年间，大旱奇荒，非常巨祲，逃亡过半，村落为墟，以致民气过伤”。问题严重还在于伴随旱灾而来的疫疠亦在省内流行。七月（8月）间，部分地区又倾盆大雨，前旱后涝，受灾地区十分广阔。

　　陕西、甘肃亦笼罩在旱荒之中，尤其是陕西省“旱灾与山西埒”。有关记载或曰“关中大旱，赤地千里，榆边饥民无虑数万，涂莩相枕藉”。官方统计自光绪三年九月初一至翌年六月，灾民共314万口有奇，86厅州县被灾。

　　直隶的灾情虽然比上述各省稍轻，但也既旱又蝗，“赈不胜赈”，以至直督李鸿章惊呼“亦数十年所未有”。

　　这次北方数省的大灾，到底有多少灾民虽无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据李慈铭在《姚叔怡墓志铭》中记：“光绪四年之春，畿辅旱灾，秦晋豫皆大灾，民之流亡以亿万计”，这个数字当然也包括光绪二、三年灾民在内。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估计灾民有一亿六千万到二亿，“直接由于饥荒和感染斑疹伤寒的原因而丧失的生命，总数总不会少于一千万人”。当时全国约四亿人口，灾民数目至少占1／4，死亡人数占1／40强，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未有的大劫难。

　　这次灾荒发生在太平天国、捻军和少数民族起义之后，清朝政府的统治力量已大为削弱。清朝政府为防止因天灾而引发的民变，力求社会稳定，渡过难关，对救灾工作颇为重视。一方面频频谕令蠲免或减轻灾区的赋税，采取“开仓平粜”、设立粥厂、“以工代赈”等措施，并要求其他省份调拨钱粮接济；一方面调派曾国荃、阎敬铭等赴山西，李鹤年、张瀛分别前往河南、陕西，负责赈务。直隶总督李鸿章在清廷的指令下，实际上负责指挥和协调各省的救灾工作，他与曾国荃等密切配合，并推荐吴大澂、丁寿昌、黎兆棠等洋务派官僚参与救灾事宜。南方省区的绅富、香港同胞及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华侨，纷纷解囊捐款，“合计已逾百万”。封建统治阶级几乎动员了十八行省的力量抢救这场巨难，经多方筹措，服务虽有些起色，但仍无法阻遏灾情持续发展。从客观上说，囿于条件限制，道路交通落后，各省调拨漕粮转运甚艰，“万难速到饥民之口”。从主观上言，清朝政权的腐败不仅使赈灾难以奏效而且加重了自然灾害的严重性。首先，拿报荒来说，很多地方大员不是“以丰为欠”，就是“以欠为丰”。虚报是为了贪污，匿灾或是为粉饰太平，或是为照旧催科，填饱私囊。光绪三年正当晋豫奇灾之际，清廷御史弹劾河南“大吏相率讳饰，吏治废弛”。山西情形，亦复如此，给事中王昕在奏折中称该省“州县流品不齐，巧于欺饰”。其弊一。在捐赈和放赈过程中更是黑幕重重。再以山西为例，王昕在同一奏折中又说：“有私贿者以富为贫，有素嫌者以贫为富，稍拂其意，从重苛派，以致各处富户争向地方官求情纳贿，避重就轻，罗掘之资率归中饱”。其弊二。至于放赈之弊更甚，官吏侵吞尅扣，以致实惠不能及民。其弊三。以上诸弊，使得“民困未纾，非转于沟壑，则逃之四方耳”。但是，正当灾民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时，某些封建官僚仍然穷奢极欲，花天酒地，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赈务大臣阎敬铭于光绪五年的奏折中揭露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在光绪四年冬奉使四川路过晋陕时的劣行，“合计一日尖宿之费，官供民派，需银千数百两”。这位赈务大臣惊呼，“民穷已极，大局可危”。在封建专制的淫威下，虽然有少数大臣辛勤赈灾，惩治贪官污吏，但毕竟于事无补。尤为甚者，清廷内部派系斗争不已。在慈禧太后的政治日程表上，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剪除异己，巩固已取得的权势。她此时深恐恭亲王奕势力坐大，借灾荒为名将奕及协办大学士沈桂芬等五人“并褫职留任”，在政治上引起很大震动。而各地之封疆大吏，也从本地利益出发，对中央政府支援灾区的命令，或拖延塘塞，或大打折扣，从不认真贯彻执行。如光绪三年曾国荃奏请借山东省库款银60万两，为转运山东漕米八万石及江、广漕米之需，山东巡抚文格以经济拮据只给十万两。这种情况连李鸿章也认为“曾国荃值此奇荒，无从罗掘。阎敬铭以客官督查赈务，更难为无米之炊”。为了不至于饿死，灾民们一方面四处逃荒，其人数竟达二千万以上，其中一半奔赴京师，致使外来觅食灾民，饥寒交迫，死亡日众，横尸京都。另一方面，广大灾民求生无路，起而反抗官府。慈禧太后也意识到此数省同被旱灾，“大为可虑”，严令镇压。但是，灾害带来的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以及清朝政府本身有加无已的腐败，内忧外患，清王朝一步步地接近倾覆的边缘了。

　　（资料来源：《百科知识》199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