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军事学家蒋方震（蒋方震一九○五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一九一二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抗日战争时，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赴校途中，病死广西宜山。他著有《国防论》、《新兵制与新兵法》等书。）论湘军有一段话说：“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虽然，书生之变相，则官僚也，民兵之变相，则土匪也，故湘军之末流，其上者变而为官僚，各督、抚是也，其下者变而为土匪，哥老会是也。”（蒋方震著《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载申报馆一九二三年编印的《最近五十年》专刊中。）
反革命的湘军，转变为反清革命的哥老会，果真是“历史上一奇迹”吗？
湘军是反革命首领曾国藩组织的军队。他们都是湖南农民，受曾国藩欺骗抗拒太平天国。后来觉悟了，转而投到哥老会来，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们就进行反清斗争。这正同乾嘉之间（1793－1802年），安徽农民被骗当乡勇去打白莲教，他们觉悟受了地主阶级的欺骗，到白莲教失败，解散回故乡后，就起来组织捻党，其后五十多年，便成为强大的反清革命的捻军，先后如同一辙。这说明了中国农民阶级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阶级，历史上即使有些农民曾经受过地主阶级的蒙蔽和欺骗，一旦幡然觉悟，就会以更仇恨的烈火去烧毁地主阶级，并不是什么“历史上一奇迹”。
二
曾国藩欺骗湖南人民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刮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曾文正公文集》卷二《讨粤匪檄》。）他号召湖南农民为保卫身家性命而战。
曾国藩欺骗了湖南农民把他们编为湘军。入营后，又骗欺他们说：“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曾文正公杂著》卷二《劝诫浅语十六条·劝诫营官四条》。）可是，他们年年月月卖命去打仗，自己并不曾得到什么，而做将领的靠他们卖命，升了官，发了财，却还要克扣他们的月饷，吃他们的血，受尽了剥削。
关于克扣，有发到军营后，统领、营官的克扣，有主管发饷的粮台克扣。清咸丰十年（1860年），胡林翼给管理粮台的阎敬铭信说：“各营放钱，……若算及兵勇便宜，若辈万事皆愚，独于切身之利，则至黠至慧，彼固为此而来也。”（《胡文忠公遗集》卷八十《抚鄂书牍》，清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复闾丹初农部》。）所谓“万事皆愚”，是诬蔑，但却说明了当初湘军士兵被骗。而所谓“至黠至慧”，正说明了湘军士兵对军饷被克扣反应的敏锐。他们从切身的利益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被欺骗。清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答曾国藩信述军中士兵反抗将领剥削的歌谣也说：“诸将擢至总兵，则位尊金多，自为之念重。军中所以有‘顶红心黑’之谣也。”（《左文襄公书牍》卷六，清同治二年（1863年）《答曾节相》。）“顶红”，就是红色的顶戴，是清朝一、二品高级官员的顶戴。“心黑”，就是坏心。“顶红心黑”，就是说将领官越高心越坏，吸士兵的血越厉害。湘军士兵在军营，比在家受地主剥削时还要惨。这个惨酷的现实，促使他们猛醒。所以，他们为了切身利益，为了反剥削，就加入了反清的哥老会来。
三
曾国藩的老家湘乡会党，在清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还未出广西时，就与衡州会党联络，同谋起义。当时曾国藩在北京兼署刑部左侍郎。他的父亲曾麟书起乡勇与官兵共同围攻，捕获会首熊聪一、王祥二等二十七人，解送到衡州湖广总督程矞采行辕。经程矞采议定下“首犯斩枭，从犯斩决”的严刑，上奏了清廷。曾麟书赶急写信给曾国藩，命他：“尔在刑部，禀告各堂官，照制军晴峰先生所议，万不可少减一等，并要早早就日行文来制军公馆及南省巡抚、藩、臬各衙门，使熊、王各会匪早早正法。”（曾麟书清咸丰元年十一月初九日《谕国藩男》两封信，见《中国史学丛书续编·湘乡曾氏文献补》。）第二年八月，曾国藩奔母丧回家。这年十二月，奉旨“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于是曾国藩一朝权在手，利用他的职权，对会党大肆屠杀，其杀戮的凶狠，人们叫他做曾剃头。湘乡等地会党得逃出他的魔爪的，都潜伏了起来。
湘军制度是经常遣撤、招募的。潜伏的会党就伺机应募混了进去。他们在军中，先以患难相助，祸福同当的会党义气播下了感情，打下了思想基础。到士兵感到受欺骗、被剥削的时候，他们就暗中结合那些士兵，秘密组织了哥老会。据曾国藩的批牍所记，湘军中的哥老会，在清咸丰末同治初（1860－1862年）间，已经是“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曾文正公批牍》卷三《批统带精毅营席臬司宝田禀军营纷纷哗噪诚为世变大忧未事之防管见所及数端缕陈察核由》。案曾国藩此批是清同治四年批的，而所论湘军中组织哥老会“结盟一事”，为“近年以来”的事。所谓近年，至少是两三年，即清咸丰末至同治初。）的了。到清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二十八日，时在攻陷天京前两个多月，湘军新仁、依仁两营，就有夺取粮台的事，曾国藩接到警报，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忧灼之至，兵事不振，变症百出，曷胜愧憾”（影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的哀叹。他知道从前给他欺骗为他卖命的湘军，今天就要走到他的对立面了。
四
清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藩定下了立即解散的决策。但有个欠饷大问题要先解决。原来湘军士兵的月饷，一般是只发五、六成，有时竟至一连几个月无饷可发。其发满饷的月份，一年是不会有几回的。到了攻陷天京后，曾国藩直辖的湘军“尚欠发各军银四百九十八万七千五百两有奇。”（《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五《补发湘军欠饷作第四案续报之款片》。）这笔巨款，难以筹措，只得分批遣撤。于是索饷事件发生。清同治四年三月，鲍超部奉命开往四川作战，行到武昌上六十里的金口，歃血饮盟，鼓噪索欠饷，由黄矮子、欧阳辉领导，登岸起义，攻入咸宁县，经江西、湖南，入广东，在兴宁加入太平军。十二月，驻防湖北的成大吉部在麻城宋埠起义，把成大吉打伤，迎接太平军从河南商城入湖北。其他驻防安徽休宁、徽州、石埭、湖北汉阳的部队，都相继鼓噪索饷，有的闭城索饷，有的欧打官员，迫勒写发满饷的期票。曾国藩在清同治五年（1866年）写信给他的朋友陈鼐表示他的感慨说：“幸鄙人见几尚早，……两年间，湘勇遣撤将毕，幸全体面，差强人意。否则变端尚多，岂仅微防之闹，成部之叛哉！”（《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五《致陈作梅》。）事实是更大的“变端”即将到来，可笑曾国藩的庆幸是要落空了。
当时解散回到家乡的湘军士兵，没有职业可干，用完得回的欠饷后，无法过活了。那些得到保举而无缺可补的官员同是受欺骗，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保举，到无法为生时，拿了饬知奖札到街上去沿门兜卖，一张花翎副将衔尽先候补游击奖札饬知只卖了三十元。（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回。）于是湘军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官员，一股儿都在哥老会领导下，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夏首先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起义。曾国藩采取了与当年对待会党不同的手法。他要用软一手来欺骗哥老会群众，用硬一手屠杀哥老会的骨干。他自称他这种手法为“外宽内严”，又叫做“刚柔互用”。其目的是使哥老会的群众和骨干同归于尽，来消灭掉哥老会。但不论他多么狡猾，多么狠毒，终归挡不阻革命的形势。同治六年夏这一次起义，虽被湖南巡抚刘崑调兵平定，而此后哥老会年年在湖南起义。其中如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湘潭之役，江西、湖北都戒严，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益阳之役，占领益阳，龙阳两县，震动尤大。哥老会的势力迅速地向长江流域发展，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哥老会便把长江上下三千里联为一气，一处起义，处处响应。二十年后，辛亥革命，哥老会就与同盟会共同推翻了清皇朝。
当年曾经挽回过清皇朝国运的湘军，如今竟做了清皇朝的掘墓人。不知者惊为奇迹，其实，湘军的变为哥老会，其转变的原因、经过和发展，在一部湘军史中，都是了如指掌的。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辑刊》19890203 本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