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史和中国海疆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事件，顺治十八年 ( 1661) 至康熙二十二年 ( 1683) 的迁海，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尽管其中仍有许多 “未发之义”有待进一步探究，但总的来说相关成果已极为丰富。①“迁海”是清初为应对郑成功父子领导的东南义师，在东南五省施行的大规模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法令。②该词较早见诸清初岭南学者屈大均的 《广东新语》。③后金政权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以毛文龙为代表的明海上抗金势力频繁侵扰黄渤海沿海地带，并不时勾结后金社会的辽人发动叛乱，为此自 1621 年开始努尔哈赤颁布一系列法令强行迁徙滨海官民于内地。后金时期所采取的上述政策与清入关后的情形相类，故本文亦将其称为 “迁海”。此次迁海历时较久，肇于努尔哈赤天命六年 ( 1621) ，至皇太极天聪六年 ( 1632) 始进行局部拓展，崇德三年 ( 1638) 推行有限的展界。东北地区全面开放海禁，则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后金时期的迁海作为清代海疆政策重要组成部分和海禁开端，④其深远影响不言而喻。然而，学术界对此问题却尚未见到专门、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就后金时期迁海的背景、历程、后金对迁移民众的安置，以及这一政策的推行对辽东局势的发展和后金社会的变革带来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以期完善清代迁海问题的研究，深入认识后金时期以来东北社会政治与民族分布格局的发展走向。文中或有不当之处，望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一、后金迁海的背景
① 赵轶峰: 《关于清初粤东迁海民生代价的思考》，《中国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
② 顾诚: 《清初的迁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 年第 3 期。
③ 屈大均: 《广东新语》卷 2 《地语·迁海》，中华书局，1985 年，第 57 页。
④ 李洵、薛虹主编: 《清代全史》第一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68 页。
天命六年 ( 1621，明天启元年) 是明清战争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年份。这一年，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政权对明王朝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该年三月，后金军队在攻陷明王朝辽东统治中心辽阳后，又陆续占领镇江、海州、盖州、复州、金州等大小七十余城，“水利土产既富且饶”的河东地区尽入后金版图。明王朝只能蜷缩在 “东西不满七百余里，南北或三五十里，或仅百十里”① 的辽西走廊狭长地带。后金政权对河东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带的占领，不仅颠覆了明朝在辽东的统治基础，阻断了明与朝鲜之间的陆路联系，同时也能够为后金政权提供盐、米及其他矿产等基本资源。② 然而在战争过程中，努尔哈赤推行的 “暴力强制下”的满汉 “一体化”③ 和 “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④ 的政策，在后金统治区引发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导致辽沈地区汉人大量出逃。相关研究显示，1621 年后金占领河东地区后，辽东汉人除部分落入后金外，更多的要么逃入关内，要么避入朝鲜，要么渡海逃入胶东⑤，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散居辽东各海岛上。⑥ 这一时期逃入海岛的人口数量，虽不至达 30 余万⑦之多，但应不在少数。明人陈仁锡记述: “辽人之散处各岛者，长山以万计，皮岛以三万计，广鹿、旅顺、石城、鹿岛以数千计，獐子岛以百计，登州不与焉。”⑧ 这些散居各海岛不肯降服的 “岛民”和逃入山东登莱的辽人成为威胁后金沿海地带统治的重要力量。其中，仅逃入山东登莱的辽人，就有三万人后来被编入水师。⑨
天启元年 ( 1621) 辽沈等地先后陷落，明朝为此一方面重新起用熊廷弼经略辽沈，以挽救辽东颓势，10 另一方面着手营建海上力量。11 实际上早在辽沈地区陷落前，明朝一些官员便已提出加强海上力量的建议。如时任山东登州海防道按察使陶朗先曾上书称: “登辽当相联络。欲令登州总兵于春秋二汛会同辽东总兵合操于旅顺、皇城之间，使登兵、辽兵技相习，貌相识，心相和，缓急可互相策应。”当辽东危急之时，又建议 “应设水兵三万，日习水战，并听辽东调援。以五千人驻朝鲜境上与朝鲜合兵夹鸭绿江而阵，以绝奴连和朝鲜之谋; 再以万人分布于镇江、宽奠、叆阳、海、盖一带，可陆可水，且战且防，使奴尝怀内顾后户之忧，不得悉力以与我争北关窥开、铁。而余下一万五千以守登、海或轮班而援辽左，与四卫相为犄角。”12
陶朗先水陆并举的抗敌策略并未获得明廷的认同。及至辽沈陷落之初，河东沿海尽失，陶朗先的策略已难施行。更有甚者，辽南四卫陷落后，登、津等地海洋屏障已失。时任辽东经略王在晋即说: “南卫未失之先，海我之海也。金、复、海、盖陷，而大海之险我与贼共之。”“彼如乘风破浪直捣津门”，“而天津危。天津危而登莱、而江淮浙直俱危。”13 为防止后金从海上威胁关内，明廷决定调集 “水兵数百艘，往来海上一以护运，一以声援”辽南四卫。14 应该说，此时明朝组建水师，仅是为拱卫登、津，以牵制后金为目的开辟 “海上抗清战场”的事宜尚未提上日程。
① 陈仁锡: 《陈太史无梦园初集》，《山海纪闻一·纪全辽形势建置》，《续修四库全书》第 138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1 页。
② 滕绍箴: 《努尔哈赤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72、306 页。
③ 朱诚如: 《论努尔哈赤时期的满汉一体化政策》，《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5 年第 2 期。
④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1，潘喆等编: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 1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
301 页。
⑤ 曹树基主编: 《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27 页。
⑥ 王景泽: 《明末的 “辽人”与 “辽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⑦ 陈涵韬: 《东江事略: 毛文龙生平事迹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58 页。
⑧ 陈仁锡: 《陈太史无梦园初集》，《海集二·辽阳道中》，《续修四库全书》第 1382 册，第 106 页。
⑨ 李洵、薛虹主编: 《清代全史》第一卷，第 171 页。
10 姜守鹏: 《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经辽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
11 参见魏刚: 《明与后金对旅顺的争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2 期。
12《明熹宗实录》卷 10，天启元年五月癸丑。
13 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卷 4，《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70 册，第 464 页。
14 《明熹宗实录》卷 10，天启元年五月壬子。
天启元年 ( 1621) 五月十二日，当辽东巡抚王化贞将镇江民众据岛反抗一事报知朝廷，① 明廷始认识到海上战场的重要。根据给事中霍维华的建议，明廷一方面决定海运米石救济岛民并授以官职，在各有险可恃岛中结寨抗击后金。另一方面，又命时任登州副总兵的沈有容 “悬重赏募奇人以往，相机行事。各岛有可置兵将以联络声援”②，伺机规取战略要地镇江。
镇江 “东渡朝鲜，南通四卫，北连宽叆”，“必经由之要路”③，因此明朝联络朝鲜，利用海上势力对后金进行牵制，收复镇江极为必要。在登州方面觅人赴辽东各岛进行联络的同时，五月二十日，王化贞委派都司毛文龙 “带沙船四只，装军士一百九十七名，规取镇江等处”。④ 七月二十日，毛文龙成功策反后金镇江城中军陈良策，使之率城内民众执献守城城主佟养元父子于明。与此同时，汤站堡、险山堡民众亦执堡主陈九阶、李世科反叛投降; 长甸堡守堡率众降。毛文龙亦攻陷永甸堡，俘获守堡。⑤
尽管后金统治层在接到时任新甸堡游击赵义和对镇江事件始末的详细汇报后，立即采取措施应对，收复了上述各堡。但经此一役，明朝海上抗清战场已初步形成。退守海岛的毛文龙鉴于后金军队 “长于陆，不长于水”⑥ 的特点，以海岛为依托，通过 “结属国”、“收离人”、“挫枭酋”、“牵其尾”、“捣其巢”，“无日不在贼巢之外顾扰之”。⑦ 后金辖区 “沿海处处受敌”，而不得不 “处处设备”，“分力于海”，⑧ 常常 “首尾相救，奔走疲命”。⑨ 尽管努尔哈赤已然意识到:
“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 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10 但受不善水战的限制，难以将明朝海上势力剪除。面对这一情况，后金政权始着手在 “南海”各沿岸地带陆续推行迁海政策。
二、后金时期“南海”沿岸迁界经过
“南海”各沿岸地带的迁界，大体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分别为天命六年 ( 1621) 八月至同年十二月和天命八年六、七月间。迁界范围涵盖了其时后金辖区内南起金州，东北抵 “六甸”11 镇江一带的黄渤海沿岸地区。黄渤海沿岸地带范围广阔，各地海疆形势、经济地位互不相同，故后金对上述地区的迁界时序、方式各异。
① 《明熹宗实录》卷 10，天启元年五月癸丑。
② 《明熹宗实录》卷 10，天启元年五月乙卯。
③ 《明熹宗实录》卷 3，泰昌元年十一月庚辰。
④ “天启元、二两年塘报”，毛承斗辑: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 1，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5 页。另，关于毛文龙此次镇江之行的原委，《中国历代战争史》认为，1621 年辽阳陷落后，毛文龙受王化贞委派，由辽西进入辽南对后金展开游击战失败，而不得不流亡海岛，进而伺机收复镇江。台湾三军大学: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 15 册，中信出版社，2013 年，第 106 页。
⑤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 年，第 223—224 页。
⑥ 陈仁锡: 《陈太史无梦园初集》，《山海纪闻一·纪八岛形势利便》，《续修四库全书》第 1382 册，第 54 页。
⑦ 《明熹宗实录》卷 39，天启三年二月甲寅。
⑧ 陈仁锡: 《陈太史无梦园初集·章集》，《续修四库全书》第 1381 册，第 727 页。
⑨ 陈仁锡: 《陈太史无梦园初集》，《山海纪闻一·纪八岛形势利便》，《续修四库全书》第 1382 册，第 54 页。
10 毛承斗辑: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 53 页。
11 “六甸”位于今辽宁宽甸县境内，分别为新奠、宽奠、大奠、永奠、长奠、社奠。参见王志国: 《“边墙”与
“六甸”》，《兰台世界》1999 年第 7 期。
辽南四卫为辽海交通要冲和门户， “登津之咽喉”， “切近登莱，”① “一蓬风便，朝夕可抵”。② 同时这一地区 “土肥人众”，③“实全辽膏腴之地”。④ 占领金、复、海、盖四卫，不仅可基本满足后金的粮食供应，解决 “盐荒”，⑤ 同时也可断绝各海岛和明军的粮食供应。“南四卫又有铜、铁、铅、银等矿，有利于发展手工业”。⑥ 故茅元仪认为: “辽之所以富，实以此。”⑦ 陈仁锡则称: “往者全辽半给于此”。⑧ 鉴于上述原因，后金政权首先在辽南四卫地区进行迁界。文献记载和相关研究显示，后金时期对辽南四卫地区的迁界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天命六年八月至当年十二月。在这一阶段，辽南四卫的迁界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划定辽东半岛东部沿海迁界区域和范围。八月初十日，努尔哈赤令大贝勒代善: “选爱塔部下之贤能官员一人，代爱塔为主将，统爱塔兵往金州。命沿海之黄骨岛、石嘴堡、望海埚、归化堡等处及其屯民，悉退居距海六十里之外”，⑨“移金州民于复州”。10 其二是对金、复二卫居民实施季节性迁徙。九月初八日，努尔哈赤在信中写到: 等到封冻 “海既不可行舟”， “再令金州、复州妇孺各归原土”。11
第二阶段的迁界徙民主要集中在天命八年六、七月间。首先是对金、复二卫进行大规模徙民。平定复州叛乱后，为彻底断绝来自旅顺、登莱和东江镇等地的 “奸细”从事策反活动，后金政权对金、复二卫展开了彻底的迁界移民。六月二十一日，后金政权下令: “盖州、复州所属南边地方之人”，皆 “迁居诸申所住之耀州、海州、牛庄、鞍山、穆家堡以西”。12沈国元 《两朝从信录》载: “其复州居民剿杀不尽者赶往北去，并将永宁、盖二城男妇尽驱北行”，13 而 “仅留西虏二万以守盖。盖亦东虏不复至止，辽民亦不复耕，弃地数百里”。14 其后，又对盖州、耀州、海州、牛庄等滨海之地居民进行迁徙。七月初三日，因有谍报称海上出现船只，下令: “将盖州城南至熊岳，所有海边人之妇孺皆收入盖州城内。男丁仍令耕田。耀州、海州、牛庄海边人之妇孺，亦皆收入耀州、海州、牛庄各该城内，男丁仍令耕田。”15
镇江一带不仅是辽南四卫的门户，也是 “扼守通往朝鲜王国的陆路咽喉”，努尔哈赤 “为逼迫朝鲜王国反明，必须夺取镇江这个重镇”，16 以剪除这一地带的反抗势力。另外，这一地区也是后金与朝鲜进行边市贸易，获取基本生活物资的重要通道，通过武力强化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极为必要。因此，镇江事件发生后，努尔哈赤试图通过使用武力稳定对当地的统治，迁界之事并未提上日程。然而，镇江一带是在占领辽阳后传檄而定之地，且毗邻明东江海上势力，后金在该地
① 《建州私志》中卷，于浩编: 《明清史料丛书八种》第 6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年，第 141 页。
② 陈仁锡: 《陈太史无梦园初集》，《山海纪闻一·纪合南卫广宁以复全辽》，《续修四库全书》第 1382 册，第
55 页。
③ 《明熹宗实录》卷 8，天启元年三月甲辰。
④ 周文郁: 《边事小纪》卷 1 《辽西复守纪事》，《玄览堂丛书续集》( 第十三册) 。
⑤ 高志超、冯璐: 《后金食盐获取方式变迁及其影响》，《渤海大学学报》2013 年第 3 期。
⑥ 滕绍箴: 《努尔哈赤评传》，第 306 页。
⑦ 茅元仪: 《督师纪略》卷 2，《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36 册，第 350 页。
⑧ 陈仁锡: 《陈太史无梦园初集》，《山海纪闻一·纪取三韩要地》，《续修四库全书》1382 册，第 69 页。
⑨ 《满文老档》，第 227 页。
10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3，潘喆等编: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 1 辑，第 371 页。
11 《满文老档》，第 235 页。
12 《满文老档》，第 520—521 页。
13 沈国元: 《两朝从信录》卷 19，潘喆等编: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 1 辑，第 305 页。
14 茅元仪: 《督师纪略》卷 5，《四库禁毁丛刊》史部第 36 册，第 350 页。
15 《满文老档》，第 520—521、534 页。
16 滕绍箴: 《努尔哈赤评传》，第 306 页。
区统治基础薄弱，易因内外勾结受到攻击。加之盘踞鸭绿江入海口皮岛的毛文龙势力频繁在这一地区进行骚扰，甚至突袭后金腹地鞍山、萨尔浒一带。为此，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 ( 1621) 十一月十二日命令: 险山、凤凰驻防游击 “将长甸、永甸、大甸、新甸、古河及沿江而居之各屯汉人，悉行移入就近各城堡”。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对该地区移民问题作出规定: 镇江、汤山、镇东堡、镇夷堡所属居民迁往萨尔浒; 伊兰博里库、双山、中固所属之人，皆视青苔峪、岫岩之容量移入; 新甸人迁往碱厂、一堵墙; 叆河之人迁往萨尔浒。此外告知镇江、汤山、凤凰、镇东堡、镇彝堡等五处居民: “倘不愿迁往彼处，则镇江、汤山之人，移至威宁营; 凤凰、镇东堡、镇彝堡之人，移至奉集堡。”①
三、移民安置、军事布防与边界划分
经过努尔哈赤时期的大规模移民，“南海”沿岸地带成为瓯脱之地。这一政策的推行，对后金来说不仅减少了人口大量外逃情况的发生，使更多的汉人从事农业生产，同时也最大程度地限制了明朝间谍与沿岸居民的勾结、反叛活动，对稳定后方具有重大意义。为进一步达成这一目的，在对沿海地带 “清空”后，后金政权又就移民的安置，该区域军事防御体系的营建和新的边界线的划定等问题进行了部署。
( 一) 移民安置问题。对于后金时期辽东汉族人口的迁移与安置问题，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后金如何处置俘获人口。② 然而，在迁海过程中对于 “新界”外未 “参与叛乱”的民众，后金政府的相关迁移和安置政策少有谈及。应该说，如何迁移和安置这部分居民，对于巩固后金统治具有较大影响。
在迁界移民过程中，努尔哈赤不断地加强舆论宣传，表明恩养之意。努尔哈赤首先明确告知迁界缘由是因为 “居南海沿岸之人竟不念养育之恩”，有些人 “叛逃而去，并接受书札，约兵前来，掠之以去”，“作乱不息”。而且，当地 “奸细络绎不绝。若大臣等受劄付，小人前来首告，则必致尔等身亡。长此居于彼处，尔等亦不安宁”。③ 为此，将尔等迁至“居有房舍、粮谷俱全，草木丰足且田土肥美”的 “清河以北，三岔以南”， “耀州、海州、牛庄、鞍山、穆家堡以西”之地。④
除舆论宣传之外，后金政权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居民迁移过程中的保障与安置采取了不同策略。镇江一带迁徙居民出发时间为天命六年 ( 1621) 十二月初，多数民众 “带米不多，不敷食用”，为此努尔哈赤命令沿途地方官吏送米接济。该年十二月初二日，努尔哈赤在给沈阳游击的上谕中说:
宽甸、叆河人之迁户已启程前来，抵达之处，无粮米迎之矣。著沈阳游击刘有宽，取沈阳仓米三百石，派出尔所辖沈阳地方之牛车，将米运至边外德立石。由此处遣泰珠守堡前往督运。著游击尔亲自出城至十里以外察视，直至队尾行完。⑤
除在迁徙过程中给予粮食补给外，对于移居 “客地”的居民基本生活亦作出安排。努尔哈赤要求，迁徙民众在新居住地与原居民 “房则同住，粮则共食，若有不足，由汗仓拨给仓粮。估计粮亦足食，田亦足耕种，毋庸尔等出价购买”。这种安排固然使移民在客地有房可居、有粮可食、有地可耕，但原住居民对汉人的欺压又引发了新的矛盾。因此，当天命八年六月后金政权
① 《满文老档》，第 250、259—261 页。
② 参见罗继祖: 《十七世纪初辽东人民抗后金的斗争》，《史学集刊》1981 年复刊号。
③ 《满文老档》，第 391、547 页。
④ 《满文老档》，第 265、520—521 页。
⑤ 《满文老档》，第 269 页。
对金复二地居民进行大规模内迁时，对上述政策进行了调整。首先在耀州、海州、牛庄、鞍山、穆家堡以西地区拨耕地三十万垧，同时将原住居民迁出， “返回沿辽河开边居住”，预先 “办给田舍”。其次，人口迁徙渐次进行，“迁来之人可先使父兄速来，以记取尔等所分配之田舍”。然后率领子弟家人对原住地作物 “妥为耕作及收获”。最后，迁徙居民的粮食仍归原主所有， “我不加干涉，听任尔等运食”。① 与天命六年的移民安置相比，此次迁移的民众在迁入地并未与女真人同室而居，同田而耕，而是保留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模式，这不仅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同时也促进了后金社会小农经济的发展。
( 二) 军事布防与边界划分。迁界移民之前， “南海”沿岸的军事力量主要为明朝的降将、降兵。镇江事件发生后，在继续重用 “忠顺”的 “汉军”的同时，亦开始在这一地区部署八旗军队。以镇江一带为例，天命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命令: “每旗各派副将之子一人，率游击、备御及每牛录甲士十人往镇江秣马。”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安排迁移新城、叆河居民事时，又令 “每牛录留甲士五人，居新城牧马”。② 按 1615 年后金 200 左右牛录计算，③ 迁界后长期在这一地区驻守的八旗军士已至 2000 人以上，守军数目共达13 540人。④
除增加沿江、沿海地带的军事力量外，后金政权又对 “南海”沿岸地区的海防驻军进行重新部署。其基本策略是，一方面加强交通要冲的监视，另一方面扩大防守军队的布防范围。如天命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 “命驻守南海沿岸之每旗二百兵，由金州之望海埚展至叆河之萨马吉，分驻十六处，每处一百人，由游击、备御内择一主将，率之驻扎”。⑤
经过上述部署，尤其是八旗军事力量对 “南海”沿岸地带的介入，强化了后金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南自金州望海埚，北至宽甸堡的军事防御体系，成为后金第一道海防防线。这条海防防线的基本走向是南起金州望海埚，经叆河萨马吉 ( 今辽宁丹东凤城市赛马镇⑥) ，又北经通远堡，东北至孤山堡。至天命八年 ( 1632) 前后，为加强对内迁民众的控制，后金政权又逐渐划定了军防区与居民区分界线。从清入关前满文文献记载来看，这条分界线东起孤山，经通远堡、⑦ 兰磐，西至盖州城。⑧ 由此，后金社会形成了 “汉人内耕，夷人外卫”⑨ 的政治格局。
四、辽东局势的变化与皇太极时期的展界
皇太极继承汗位后，辽东地区进入到明清于辽西对峙阶段。这一时期，后金政权通过对内外政策的调整，统治基础日渐稳固。从后金内部来看，皇太极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取得较大发展，民族矛盾渐趋缓和，中央集权日渐加强。从外部情况来看，皇太极调整了处理与周边各势力关系的政策: 以 “议和”为名迷惑明朝，10 借机完成对漠南蒙古的 “怀柔”; 11 两次用兵朝鲜，在制服
① 《满文老档》，第 265、261 页，第 520—521 页。
② 《满文老档》，第 230 页，第 259—260 页。
③ 王景泽: 《论早期满洲牛录》，《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2 期。
④ 《满文老档》，第 283 页。
⑤ 《满文老档》，第 424 页。
⑥ 杨旸: 《明代辽东都司》，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243 页。
⑦ 《满文老档》，第 432 页。
⑧ 《清初内国史院档案译编》( 上)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第 397 页。
⑨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 7，二年十二月丙戌。
10 王思治: 《皇太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4 年第 3 期。
11 王佩环: 《皇太极与长宁寺———兼谈其 “怀柔蒙古”的政策》，《北方文物》1986 年第 2 期。
朝鲜的同时，也 “切断明朝与朝鲜的联系”。① 在此情况下，辽东内陆局势逐渐向着有利于后金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后金政权所面临的海疆形势亦发生重大变化。
其一，觉华岛转饷引发皮岛危机。1627 年丁卯虏乱后，迫于军事压力，朝鲜不得不与后金建立兄弟之盟，这使其在接济毛文龙问题上顾忌重重。② 然而朝鲜与明朝间 “父母之邦”的关系仍在，加之毛文龙以 “皮岛”为中心，招揽山西、浙江一些商人前来贸易，③ 海上军事活动仍能维持。及至袁崇焕二次经辽，“东江”势力开始瓦解。崇祯二年 ( 1628) 三月，袁崇焕奏 “设东江饷司于宁远，令东江自觉华岛转饷，禁登、莱商舶入海”。④ 袁崇焕的这一决定，给朝鲜和东江带来巨大冲击。《朝鲜李朝实录》称: “袁帅以毛将之故，有疑虑之心，改定我国贡路，使下陆于觉华岛。水路之远，倍于登州，而且水浅舟大，常多致败。若不从前路，则非但使行难通，中原商贾，亦将阻绝。”⑤ 在此情况下，依赖粮饷和客商的东江士卒因饷匮粮乏不仅哗变不断，且 “饿死多命”。⑥ 而就在此时，于 1626 年从东江逃至宁远的徐敷奏⑦又 “乘海外饥疲”，将陈继盛等五人诱至袁崇焕麾下。⑧
其二，刘兴治与岛乱。崇祯二年 ( 1628) 六月初五日，袁崇焕以十二大罪诛杀毛文龙后，对东江军队进行重新布置，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瓦解进程，且由此开启了岛乱频发的序幕。⑨ 袁崇焕将东江军队分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禄、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10 这样的布置看似合理，但正如朝鲜方面所预见，袁崇焕对 “毛文龙亲信将官，将有易置之举”。11 果不其然，事隔不久，掌管东江一协军队的毛承禄移师广鹿岛。东江诸务 “属继盛暂领”，12 “而以刘海 ( 即刘兴祚，又称刘爱塔，刘兴治之兄) 副之。”然而，陈继盛 “其女为文龙之妾，故畏缩不敢自擅”，“威权皆归于海”。13
1629 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蒙古进犯北京，刘兴祚、徐敷奏被调往宁前，随军进京勤王，刘兴治留岛 “以统夷丁兼摄其兄前协事”。后东江军队分为二协， “继盛领东协，兴治 ( 刘兴治) 摄西协。”14 刘兴治 “向与署岛事陈继盛有隙”，15 及刘兴祚死讯传至皮岛，即以为 “兴祚设斋” 之机，“杀继盛以下诸将”。16 自此以后，东江岛乱不断，先是刘兴治为沈世魁袭杀，继沈世魁又囚禁新晋岛帅黄龙，东江势力名存实亡。17 就在东江镇因岛乱瓦解之时，明王朝另一海上势力基
① 徐凯: 《论 “丁卯虏乱”与 “丙子胡乱”———兼评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的战略》，《当代韩国》1994 年第 3 期。
② 参见石少颖: 《“丁卯之役”中金鲜间 “纳质”、“岁币”问题由来考辨———兼论后金首次征朝期间的外交策略》，《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 4 期。
③ 《明清史料》甲编，第 7 册，第 601 页。
④ 《东江遗事》卷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99 页。
⑤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 22，八年正月丁未。
⑥ 毛承斗: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 8，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30—131 页。
⑦ 参见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 14，四年八月丙辰。
⑧ 《东江遗事》卷下，第 201 页。
⑨ 郑炳喆: 《明末辽东沿海地区的局势———毛文龙势力的浮沉为中心》，《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 年，第 656 页。
10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 四) ，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463 页。
11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 21，七年七月乙酉。
12 《崇祯实录》卷 2，崇祯二年五月庚戌。
13《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 21，七年 ( 1629) 七月乙酉、七月壬子。
14 《明史》卷 271，《黄龙传》。
15 周文郁: 《边事小纪》卷 2，《抚变纪事》，《玄览堂丛书续集》( 第十三册) 。
16 李肯翊: 《燃藜室记述》卷 27，《刘海兄弟事》，潘喆等编: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463 页。
17 柏红: 《东江镇存亡与明清东北战局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21—22 页。
地登莱亦因在崇祯五年 ( 1632) “孔乱”① 中 舟舰 “尽为贼有”，② 而使其无力从海上对后金进行威胁。
在明朝海上势力日渐瓦解的过程中，后金方面适时采取政策，调整与海上各势力关系。努尔哈赤天命末期，因袁崇焕再次挑起 “移镇”风波，使毛文龙处境变得愈加困难，其对后金的直接军事骚扰已大为减弱。为谋求自保，毛文龙和后金之间出现 “使者和书信往来”。③ 宁远之战前，努尔哈赤借毛文龙 “得罪于帝”的传言，劝其要么 “取朝鲜之义州城，与我相倚而居”，要么归降，以为稳定之计。宁远战后，努尔哈赤断然拒绝了毛文龙议和的要求，并不无挖苦地回信称: “今明帝如愿担承兴兵之过而议和，并遣大员持盖御玺之书，经山海关前来，则可与之相议耳。岂可与尔看守南逃之人议之。”④
皇太极天聪二年 ( 1628) ，自知危急的毛文龙虽频繁遣使后金议和，但却将后金使节廓廓等四人押解至北京。⑤ 东江岛乱，刘兴治掌控皮岛后，遣何进忠等二人赴后金议和，皇太极极为高兴，立即响应，先后九次致书刘兴治，并承诺 “我与明两国为争帝业而构兵之时，尔等果能杀其官吏，率岛上众人归降，则天使尔等助我也。诚能照尔等所言为之，则尔等携来之诸申、蒙古、汉人等，不收为我民，悉归尔专主，可在边外，任尔择地居住，为我属国。”⑥ 在此情况下，天聪四年七月，皇太极派使者与皮岛刘氏兄弟订立盟词:
今海岛之刘兴邦、刘兴济、刘兴志、刘兴良、刘兴佩杀明国官员，率领诸岛人民与我合谋，为后日相安计，其岛中之人或居岛中，或登陆地，不进我国而为友邦。其由我国逃去之满洲、蒙古人，原系我之所有，我不夺取。若渝誓言，不以友邦相待而夺取逃去满洲、蒙古人，提及刘氏兄弟之往事，则我遭天谴责，寿命不昌，必致夭亡。若刘氏兄弟欺我，反向明帝; 或持有二心，模棱两可，则刘氏兄弟亦遭天地谴责，寿命不昌，必致夭亡。两国皆践誓言，相处以诚，则均蒙天地眷祐，年代久远矣。⑦
与刘氏兄弟订立盟约后不久，刘兴治等人被杀，不仅岛乱进一步加剧，分散各岛的辽人亦因后金军队不断进犯北京，对 “复辽”之事充满 “失望情绪”。⑧ 正如当时朝鲜君臣所见: “盖岛中之民，皆旧日辽东人也。十年海岛，宁无郁郁之心? 日望恢复辽东，还归故土，而今则贼入关内，还土之望永绝。”在此情况下，不但难以对后金海疆进行威胁，且 “因众心困苦之极，诱引而来，则无不乐从”，⑨ 海上抗清势力名存实亡。
鉴于上述情形，从天聪六年 ( 1632) 九月开始，后金政权开始着手第一阶段的展界活动。该年九月初，皇太极命令重新修复被弃的盖州城，派石国柱、雅西塔率兵六百前去戍守，并“移民居住”。九月十九日，又命户部德格类贝勒、兵部岳托贝勒 “将耀州旧界展至盖州以外”。
《满文老档》称: “遂开拓疆界矣。”10天聪七年三月初六日，遣济尔哈朗、阿布泰、阿济格、杜度重建沿边驻军的碱厂、兰盘、通远堡、岫岩等四城，11 为该区域的展界作准备。
① 《登州古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 年，第 189 页。
②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 27，十年七月辛亥。
③ 神田信夫著，刁书仁译，薛虹校: 《清太宗皇太极和毛文龙的议和》，《社会科学辑刊》，1987 年第 1 期。
④ 《满文老档》，第 624—626 页，第 702—703 页。
⑤ 《太宗文皇帝日录残卷》，天聪二年四月，于浩辑: 《明清史料丛书》 ( 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年，第 139 页。
⑥ 《满文老档》，第 1029—1030 页。
⑦ 金梁辑: 《满洲秘档选辑》，《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7 年，第 55 页。
⑧ 姜守鹏: 《刘兴治的归明与叛明》，《社会科学辑刊》1987 年第 3 期。
⑨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 22，八年五月庚寅。
10《满文老档》，第 1337、1338 页。
11 《清初内国史院档案译编》( 上) ，第 8 页。
天聪七年孔有德、耿仲明率兵二万、船百艘归降，这不仅进一步削弱了明海上势力，也使后金的军事活动能力向海上拓展。六月十九日，皇太极派遣岳托、德格类率领包括孔有德、耿仲明所属满汉军队万余人，攻取旅顺口。如此，登莱、东江、旅顺所属船只大部分为后金所有，足以 “用此船只，尽剿各岛”。在此背景下，广鹿岛副将尚可喜招抚 “长山、石城二岛”，于天聪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携民来归”。至此，“沿海各岛汉人，已皆为孔元帅携来，余者为尚总兵官携至。据知今在皮岛遗留者止数千人，势必不敢来。纵有敌来战，不过来侵外藩蒙古，不敢来侵他地。”崇德三年 ( 1638) 三月二十七日，明朝镇守东江总兵官沈志祥自石城岛率两千四百五十四人投降后金。①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②等人的归降，使后金辖区海岛 “肃清”③ 和滨海地带大体底定，更大规模的展界事宜提上日程。崇德三年四月初九日，皇太极命令: “户部承政英俄尔岱、马福塔等往凤凰城、碱厂、揽盘等处，均办开扩边境事宜。自凤凰城至碱厂，自揽盘至凤凰城新辟边界，较旧界各扩出五十里。此二百里，应用钉桩绳索，恐凤凰城人应用不敷，命沿边四城人均力协济。又自盖州旧界至熊岳，新辟边界八十七里，较旧界扩出四十八里，其钉绳索，令两城人均办。”④ 从新界拓展范围来看，此次展界尚只是在第一道海防线内进行，并未全面开放海禁。
五、结语
后金时期的迁海是顺应当时辽东局势而采取的迁界封海、移民固本政策。该政策的推行，在最大限度地弱化了明朝海上战场的牵制作用的同时，也为后金政权放手发动对明王朝的攻势和 “归化”蒙古各部提供了保障。沿海地带汉人大量迁徙至女真人聚居区，加快了后金社会农业发展的步伐。从后金时期的迁海对后世的影响来看，主要体现在为清初海疆政策的提出和施行提供了经验，奠定了清中期东北行政区域与民族分布格局。⑤
清初迁海，原定 “沿海省分”，“无许片帆入海”，⑥ 但及至迁海，七省海疆仅 “上自山东，下至广东”⑦ 迁徙。其中与山东 “相连而不可离”，居有自山海关 “转而锦州、金州、凤凰山、鸭绿江”⑧ 漫长海界的辽东却不在迁海之列。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皇太极崇德三年
( 1638) 并未进行彻底的展界，沿海地带的军防体制一直至康熙年间依然保留。如凤凰城一带，清初 “设官兵镇守附近城堡，俱城守章京专辖，不隶府县”。金州一带，康熙三年 ( 1664) 盖平设县后，曾 “县属巡检治之。”至康熙二十年，清廷将其地归旗，“附近城堡属城守所辖”。⑨ 因后金时期设立的金州至凤凰城的辽东沿海军事防线为后世承袭，故清初迁海之时并未涉及辽东。而后金时期迁海，无疑为清初统治者提供了历史经验。
后金时期迁海的另一重大影响是初步划定了清代柳条边东段分界线。学术界一般认为，柳条
① 《清初内国史院档案译编》( 上) ，第 9、10、22、28、29、59、81、284—285 页。
② 沈志祥系沈世魁从子。
③ 《平南敬亲王尚可喜事实册》，《明清史料丛刊八种》第 3 册，第 383 页。
④ 《清初内国史院档案译编》( 上) ，第 397 页。
⑤ 一般认为，清代以来东北的行政区域与民族分布是以柳条边为分水岭，形成 “边内”和 “边外”不同格局。
参见杨余练等编: 《清代东北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158 页。
⑥ 《清世祖实录》卷 92，顺治十二年六月壬申。
⑦ 康熙 《漳州府志》卷 33 《灾祥》。
⑧ 《清初海疆图说》，《七省海疆总论》，《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1996 年，第 10 页。
⑨ 康熙 《盛京通志》卷 10 《城池》。
边东段的修筑是在清顺治年间完成的。① 实际上，如前文所述，皇太极崇德三年的展界并非是对迁海弃地的全面拓展，仅是对凤凰城至碱厂，兰盘至凤凰城一线向外各扩出五十里。此界之外的 “六甸”之地，仍是禁止农牧、禁止渔猎、禁止采伐、禁止采矿的禁区。而这条分界线恰与该段柳条边碱厂门、叆阳门、凤凰城门的走向基本一致。因此，我们认为清代柳条边东段———凤凰城至碱厂边门一段的修建正是在崇德三年开始的。②
总之，后金时期的迁海作为清代海禁政策的开端，一方面不仅对明清之际辽东局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为顺康时期迁界令的推行提供了经验。另一方面，皇太极时期对沿海地带疆界的划分，使海防线和陆防线 ( 柳条边) 连为一体，奠定了清代前中期东北地区的政治地理格局。
① 张杰: 《清前期对鸭绿江封禁区的管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 年第 4 期。
② 杨树森: 《清代柳条边》，辽宁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 34—35 页。
主要参考文献
［1］ 赵轶峰: 《关于清初粤东迁海民生代价的思考》，《中国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
［2］ 顾诚: 《清初的迁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 年第 3 期。
［3］ 李洵、薛虹主编: 《清代全史》，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年。
［4］ 滕绍箴: 《努尔哈赤评传》，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年。
［5］ 曹树基主编: 《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6］ 《满文老档》，北京: 中华书局，1990 年。
［7］ 《清初内国史院档案译编》，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
［8］ 潘喆等编: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年。
［9］ 杨旸: 《明代辽东都司》，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
［10］ 毛承斗: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
［11］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北京: 中华书局，1977 年。
［12］ 周文郁: 《边事小纪》，见 《玄览堂丛书续集》( 第十三册) 。
［13］ 《太宗文皇帝日录残卷》，见于浩辑: 《明清史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年。
［14］ 金梁辑: 《满洲秘档选辑》，《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7 年。
［15］ 孔经纬: 《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
［16］ 王宏斌: 《清代前期海防: 思想与制度》，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17］ 杨余练: 《清代东北史》，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年。
［18］ 杨树森: 《清代柳条边》，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78 年。
［19］ 姜守鹏: 《刘兴治的归明与叛明》，《社会科学辑刊》1987 年第 3 期。
